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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第一次看清了月亮

2022-09-08 17: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按：四百多年前，月亮在人们心中还是纯洁无暇的完美存在，美得如梦似幻。因此，当伽利略第一次用手制望远镜看到月球表面时，内心的落差和惊讶可想而知，毕竟，那都是坑啊。四百多年后，回溯漫长的艺术史和宗教史，回望伽利略审判的真相，我们才终于了解，当人类第一次看清了月亮，究竟意味着什么。

伽利略看见的那颗月亮

《伽利略肖像》，奥塔维奥·里奥尼绘，1624年。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1609年5月，时年四十五岁的伽利略，还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正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帕多瓦大学，教授几何、机械和天文。他听说最近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新奇的小玩具，在一个管子里装上凹透镜和凸透镜，就能把远处的物体放大，看起来就像在身边一样。

作为一名好奇心强烈、知识储备丰富、动手能力极强的技术宅，伽利略仅靠听来的原理，就成功复制了这个发明。甚至着手改良设计，制造出一台八倍数望远镜，并将它进献给威尼斯元老院。

《伽利略展示望远镜》，朱塞佩·贝尔蒂尼绘，1858年。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元老院马上意识到望远镜的军事价值，伽利略也因此得到嘉奖，不但工资翻倍，还拿到了帕多瓦大学的终生教职待遇。

同年十月，他再次改良望远镜，将倍数增大至三十倍，并用它来观测星空。难以想象，当伽利略第一次通过这根小管子，清晰地看见月亮时的心情。

十七世纪初，大多数人对宇宙的认识，还停留在古希腊先贤的哲学文本和诗歌之中。月亮在他们的描述中是纯洁无暇的完美存在。而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但丁诗歌的伽利略，也许在年轻时便熟识《神曲天堂篇》中对月亮这颗“天国第一星”的描写：

致密、坚稳、光滑，皓辉静舒，

与阳光照射的钻石相若。

这颗永恒的珍珠，把我们接入体内，

就像一滴晶莹的水，

接入一线光芒后仍完整如故。

美得如梦似幻。

可如今，第一次亲眼望见那颗真实的月亮，灰暗粗糙，表面布满黑色的斑点，如同麻子脸一样坑洼……伽利略是以什么样的心情面对诗意与现实的落差呢？

我猜，他大概兴奋不已，一把拍响脑门儿——嗨，这黑乎乎的坑，我熟啊！

从此，月亮才真正有了形状

虽然伽利略用望远镜取得的天文成就人尽皆知，但他并不是第一个使用望远镜仰望星空的人。

在他首次观测月亮之前的四个月，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已经率先用望远镜观测过月亮，并画下了一幅相当简陋的“月亮肖像”。画技拙劣的哈里奥特只能用文字在纸张背面补充他看到了月亮上有斑点。

托马斯·哈里奥特的月面图，绘制于儒略历1609年7月26日（公历1609年8月5日）。

后来他还画过一幅月面图。我们将其与哈勃望远镜拍下的月球表面图对比就会发现，托马斯画的位置相当精准，但总觉得好像差那么点意思。再加上这位学者并没有将他的月面作品收集起来出版发行，这一发现就这样被淹没在历史卷宗之中。

左：托马斯·哈里奥特的月面图，绘制于1609年；右：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月面照片，拍摄于1991年。

伽利略在观测月亮取得成果的第二年，就发表了著作《星际通信》，正式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发现。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没有照相技术的年代，想要精准还原望远镜中的世界，只能靠观测者手绘。而伽利略，是个不折不扣的绘画高手。

伽利略在《星际通信》手稿中手绘的月亮水彩。

左：《星际通信》出版时使用的素描稿；右：《星际通信》书籍扫描页。图片来源：©Wellcome Images

伽利略的父亲是一名小有成就的鲁特琴手和音乐理论家，再加上出生在文艺复兴后期的佛罗伦萨，我们不难猜测伽利略从小便深受艺术熏陶，学习演奏鲁特琴的同时，也接受过绘画训练。毕竟，在那个时代，艺术与数学关系密切，艺术教育中强调的透视学与几何学更是不可分割，对于热爱数学的伽利略来说，将这两门学问融会贯通只是顺其自然。

1588年，他还曾在当时的意大利艺术设计学院担任讲师，教授透视和明暗对照法。伽利略能画出这样清晰、精准的月球地貌，应该说和这两种技巧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尤其是明暗对照法。这项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技艺，通过强烈的明暗对比，营造三维立体的人物和形象。通俗来讲，用这种方法画出来的作品，看起来“好真啊”，人物仿佛要从画中走出来一样。知名艺术家达芬奇、卡拉瓦乔和伦勃朗均是使用明暗对照法的大师。

《纳西索斯》即采用了明暗对照法，卡拉瓦乔绘，1600年。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擅长明暗对照法的伽利略，很快便明白了月球表面的黑色斑点意味着什么，那是只有当物体表面凸凹不平、深浅不一时，才会呈现出来的阴影。伽利略就这样凭借着手制望远镜，推测出月球表面的地势差，看到了环形山和陨石坑的存在，并将它们通过精准素描，记录在纸页之上。

从此，月亮第一次在人间留下了真实的模样。

圣母踏月而来，然后升天了？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

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怀了孕，

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新约·启示录》第12章

基督教艺术中有一类经典题材名为“圣母无染原罪”（也称圣母无玷始胎，Immaculate Conception）。画面通常根据《启示录》的文字，描绘圣母玛利亚头戴十二星冠冕，脚踏月亮的场景。

大部分画作中的月亮都会被描绘成洁白无瑕、晶莹剔透的圆月或弯月，象征圣母玛利亚的纯洁。

《圣母无染原罪》，弗朗西斯科·里西绘，17世纪。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圣母无染原罪》，穆立略绘，1660年-1665年。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与现在艺术家们随心所欲放飞自我的创作不同，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大多来自“定制”。委托人的意志或多或少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

基督教艺术更是如此。这些作品多是画家受教堂邀请创作，目的是通过画面向普遍不识字、无法阅读《圣经》的信徒们传达基督教教义和《圣经》故事。教堂画作要接受严格审核，忠实还原《圣经》的意志。

当年卡拉瓦乔曾受神职人员的委托为教堂绘制《圣马太与天使》，委托人要求他画出圣马太被天使赐福的时刻。而卡拉瓦乔递交的初稿并未被采用，教会的人认为，他笔下的形象似乎对圣徒不太尊重。的确，初稿中的圣马太，翘着二郎腿，还被一个孩子指导阅读，看起来就是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无奈的卡拉瓦乔只能很不情愿地重画，全面升级了圣马太的智商、气质和穿衣品味。

方案通过，可喜可贺。

左：初版《圣马太与天使》；右：最终版《圣马太与天使》，1602年。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艺术史学者们才会惊讶，在波林教堂的穹顶上，竟然能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完整留下一幅特殊的圣母画像吧。在这幅壁画里，圣母脚下的月亮不再光洁完美，而是直接使用了伽利略观测到的真实形象。放在今天，你可能觉得不过就是画了一些斑点罢了，又能如何呢？

《圣母升天》波林教堂壁画，洛多维乔·卡尔迪绘，1610年–1612年。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但在那个基督教权力鼎盛的时代，一切对宗教故事的阐释都必须围绕《圣经》，破坏了圣母神圣、完美、纯洁意向的细节处理，照理来说是不太可能通过教会审核的。这幅画最终能被保留下来，应该也是经过一些“商量”，看看这幅画最终的名字便知一二。

尽管从画面来看这幅画描绘的就是“圣母污染原罪”的情节，但在后世有记载的文献里，这幅画一直都被称为“圣母升天”（Assumption of the Virgin）。圣母升天也是基督教艺术的常见主题，一般有自己特定的范式和元素，比如棺材、送葬的人群，接引圣母的天使等等。当然也有例外。

《圣母升天》，鲁本斯绘，1626年。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圣母污染原罪”（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题材的关键，就是Immaculate（完美无暇），玛利亚以纯洁的处子之身蒙受圣恩，诞下救世主，这才是上帝神力的体现。而现在代表完美无瑕的月亮已不再完美，那这幅画自然也不能命名为“Immaculate Conception”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层顾虑，最后作为委托人的教皇保罗五世授意教堂修改了名字。

画还是那个画，但名字不同，自然也就不必纠结细节，这不就合理了吗？（妥妥掩耳盗铃的典范了）

这位在神圣领地上搞小动作的大胆画师不是别人，正是伽利略的好朋友卡尔迪（Ludovico Cardi，昵称Cigoli）。

《卡尔迪自画像》，年份不详。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他们在艺术设计学院相识，卡尔迪本人也是天文和数学爱好者。伽利略离开艺术学院之后，两人也一直保持通信，分享各自的发现和尝试。他的画作创作于1610年，完成于1612年，正是伽利略完成伟大发现，出版《星际通信》的前后。卡尔迪便将好友的成果呈现在自己正在创作的委托中。相信这次突破性的尝试也为卡尔迪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在和伽利略的通信里，卡尔迪向他抱怨那些神父不肯相信月球上还有山脉。

在基督教过往的解读中，上帝在宇宙中心创造了地球，并在此创造了人类，两者都因为上帝的神力成为独一无二的奇迹。在那些虔诚的、不关心天文学的信徒心中，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另一颗星球，还和地球一样有山脉。

伽利略在《星际通信》中发表的研究成果，也远比月亮上的地形图更加危险。

有了望远镜的加持，他还观察到金星的盈亏现象。如果像基督教宣扬的那样，金星和太阳应该都围绕着地球转动，金星绝不可能运行到太阳的背面，自然也就不会发生盈亏，正是金星的盈亏让他确信被教会禁止的哥白尼“日心说”才更接近真理。事实上，金星盈亏现象只能说明金星围着太阳转，并不能说明地球也围着太阳转，不足以支持“日心说”的理论。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它们有自己的特定轨道，围绕着木星旋转。这意味着基督教传统中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切星球都是围绕地球转动的言论已与事实相违背。

看完了月亮和星星，伽利略又将望远镜对准了太阳，他观察到太阳黑子，继月球表明有坑之后发现了太阳长“斑”的事实，他将自己和德国耶稣会修士沙伊那来往书信中关于太阳黑子的讨论集结成册，出版了《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上一次他出书，代表圣母玛利亚纯洁无暇的月亮一去不复返，这一次，象征耶稣完美力量的太阳也落山了。

接二连三的学术成果，虽然给伽利略带来了巨大声誉，但也埋下了暴风的种子，而伽利略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真正将他推向宗教审判法庭的，竟然是自己曾经的拥趸。

“这里不是讨论月球的场所”

1615年，伽利略因《星际通信》和《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的出版引发争议。他隐约感觉罗马方面正在进行对自己的审判，急忙赶到罗马试图向教庭申辩，尽管有人善意地提醒他“这里不是讨论月球的场所”。

一提起宗教审判，人们都会联想到在罗马鲜花广场上被施以火刑的布鲁诺。残忍的刑罚，对科学真理的镇压，数百年文献历史的渲染仿佛尖叫着告诉你教廷就是如此愚昧黑暗。人们也习惯于将科学和宗教放在对立面去看待争端。

尤其是布鲁诺也坚定地反对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推崇哥白尼的日心说，这自然也让人联想到伽利略可能会面临的危机。

一直以来，关于伽利略审判的表述，都离不开“异端”二字。人们习惯于看到作为真理捍卫者和科学先驱的伽利略，观看他如何坚守科学的信仰，最终在残酷的拷问面前，不得不屈服于强权，做出违心的誓言。人们津津乐道那个戏剧性的画面——在审判结束做出异端弃誓之后，伽利略宣布放弃日心说的观点，签字之时还喃喃自语：可是，地球还在转动。

尽管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资料能显示伽利略曾经真的说过这句话，但大家爱看这样喜闻乐见的剧情：浪漫之中带着哀伤，哀伤背后又有愤怒，愤怒之后又仿佛被打满鸡血。

日本学者田中一郎在《四百年后的真相：伽利略审判》中如实地梳理了伽利略受审的前因后果，时间上甚至精确到天数，文献引用更是细致到文件的签名、教皇的私话和各方来往信件的字句，你会发现伽利略的处境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

虽然同为日心说的支持者，伽利略却是一名虔诚的教徒。《星际通信》出版后，他深受美第奇家族的青睐，担任托斯卡纳大公国的宫廷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教会中也不乏他的支持者。

罗马教廷并非如传说中那般保守，特别是耶稣会设立的罗马学院，这里创办的目的就是以最新的科学知识为武器，在世界各地，甚至日本和中国展开传教活动。

甚至对于日心说的看法，教皇乌尔巴诺八世的原话也是：“教会从未谴责哥白尼的学说是异端，他只是过于轻率罢了。”

从诸多枢机与伽利略此前的通信中不难看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钦佩伽利略的学识，支持他的研究，甚至抱着类似粉丝心态的敬仰。

1613年，《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出版之前，伽利略谨慎地请教了巴尔贝里尼枢机，并将书稿送给他阅读。这位枢机就是后来的教皇乌尔巴诺八世，日后将伽利略送上宗教审判台的始作俑者。此时，他在给伽利略的回信中，落款还是“亲密的小弟，枢机巴尔贝里尼”。

伽利略，这位多产的科学家，从1610年开始到1631年5月，先后出版了《星际通信》《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试金者》《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四本书，为欧洲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几本书中大多暗戳戳地提到了有关日心说的内容，但都没有给伽利略带来太大的伤害。前文提到1615年，罗马教廷曾对他进行过秘密审判，并在次年结束。那一次他仅仅被处罚接受训告，要求他将来，无论是口头或书面，不得以任何方式持有、拥护和教授日心说的观点。

真正引发那场知名审判的，是他在1632年出版的《对话》一书。

记录表明教皇起诉伽利略的原因是因为《对话》的出版，“信仰正在面临着极大危机，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数学问题，而是在讨论《圣经》、宗教和信仰”，因为如果地球真的在动，“就必须将之视为行星，这与神学的真理大相径庭”。

田中一郎情真意切地在书中写下了详细的解释：

如果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将之降格到与其他行星同等的地位，那么住在其上的人类的地位同样会下降。人是特别的存在，以上帝的形态创造出来，位于宇宙中心，由天上的神永恒守护；有信仰者可以升天，违背信仰者会落入地底深处的地狱。面对这样的危险和不安，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获得救赎。在地心说展示的地球中心的宇宙模型中，这一观点显然具有说服力。日心说却要抽掉基督教的这一根基，抽掉历经许多世纪、被每个人信仰的安身立命之所。

确实是信仰危机啊，如若站在教皇的立场上去思考伽利略的发现，就是如此危险和严峻的事态，我都被说服了。

但当我仔仔细细读过这本《四百年后的真相：伽利略审判》之后，我突然觉得也许整件事情并没有教皇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伽利略审判》，克里斯蒂亚诺·班蒂绘，1857年。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当教皇决定设立特别委员会审议《对话》之前，曾经由他人之口表达了对本书的怨念，这些质疑比起担忧信仰的陨落，更像是自尊心受挫之后的恼羞成怒。

比如“三尾鱼图案是印刷厂加上的，还是伽利略画的？请妥善调查其意图”——注意，他特别指出是不是伽利略画的。只因巴尔贝里尼就任教皇后不久，便将弟弟和两个侄子共计三人委以教廷要职。他怀疑伽利略是在揶揄自己任人唯亲。结果调查发现，这个图案是《对话》一书的出版商迪尼书店的商标。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扉页（1632年）图中的三尾鱼图案即是出版商迪尼书店的商标。

比如在写作此书之前，教皇曾经回应了伽利略两三条能驳斥哥白尼观点的论证，想必是自己颇为满意的观点，然而在书籍出版后，他发现这些观点出现的时机和位置都非常有问题。

《对话》一书如标题所示，使用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对话体来表达作者的观点，伽利略在书中设置了三个人物，描述了这三个人聚在一起讨论新学说的场景。一位是代表先进科学思想，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萨尔维奥蒂（Salviati），一位是中立的倾听者和讨论者沙格列陀（Sagredo），还有一位是旧知识的代表，支持地心说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辛普利邱（Simplicio）。通读全文对话便知，虽然作者尽力营造一种“三个人都只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并非支持哪一个，或认为哪个就是正确”的氛围，但和前两位的发言相比，辛普利邱的言行及观点明显处在被批判和被否定的位置上。而教皇精心撰写给伽利略的观点，就是通过辛普利邱之口在全文最后提了一嘴，如此设计，再加上辛普利邱这个名字（Simplicio）和“头脑简单的人”（simpleton）实在太过相似，很难不让教皇怀疑这其中的嘲讽。

尽管不能鲁莽地将严肃的宗教审判归结于教皇的私怨，但显然，对于写了四本书来阐释日心说理论的伽利略来说，这一次如果不是踩到了玻璃心，也许不至于沦落到宗教审判的地步。如果不是教皇的愤怒问责带来的一系列蝴蝶效应，也许也不会有教会内部势力的角力争斗，促成了这桩留名历史的审判。

毕竟从伽利略最终的判罚结果来看，前面教皇苦大仇深的说辞也更像“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严惩不贷”的场面话。

1633年6月22日，伽利略在官方事先准备好的异端弃誓文书上签了名，审判正式结束，《对话》被禁，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第二天，下狱减刑为软禁放逐。

而软禁地点是位于罗马山上天主圣三堂大道上的美第奇家族别墅。

养老了，属于。

尾声

经历了审判风波，七十岁的伽利略，身体已大不如前，早年在无保护情况下观测太阳也让他的视力严重受损。但他的精神并没有随着宗教审判消沉殆尽，这之后伽利略仍然勤勤恳恳地继续科学探索，1638年他委托朋友出版了最后的著作《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总结了他对物理学的全部研究。

这部书和《对话》一样，通过三个人的对话讨论，娓娓道来他的研究成果，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萨尔维奥蒂（Salviati），沙格列陀（Sagredo）和辛普利邱（Simplicio）。

没错，还是《对话》里那仨人。

我给不少朋友分享了《四百年后的真相：伽利略审判》这本小册子，被回应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读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了想也回答不上来。

田中一郎事无巨细地还原了伽利略审判的前因后果，用文字“绘制”了这份伽利略审判的“素描”，一如伽利略当年忠实地记录下月球的样貌。也许只是因为作为学者，对真知的渴求，驱使他们不得不去这么做。每一根线条，每一处阴影，每一个求证的瞬间，都只是遵从内心最原始的冲动，慢慢走下来便留下了这样的轨迹。他们也许从未想过这些记录会产生什么意义，又会在读者手中产生何等回响。只是人生的际遇向来是因为许多细小的相遇瞬间而发生波动，谁又能说那偶然的阅读，没有在人们的心里埋下不知名的种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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