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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杰谈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2022-09-11 11:51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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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杰(章静绘)

首都师范大学宋杰教授长期从事秦汉史及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著有《先秦战略地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秦汉卷》《中国货币发展史》《两魏周齐战争中的河东》《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等。其中《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于2009年出版之后,尤为受到中国军事历史爱好者的青睐。今年4月,《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修订重印。在《上海书评》的专访中,宋杰谈及这本书的写作由来与研究方法,也为后起的研究者如何继续深化研究提供了思路。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宋杰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736页,138.00元

一看到您的书名《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就不禁想到麦金德那本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您自己也提到,大学时代在博士生导师宁可先生的推荐下读了《历史的地理枢纽》。能否请您谈谈从中受到了哪些启发?

宋杰:麦金德的著作根据地缘政治的特点把世界分为三类不同的区域,并且提出了“枢纽地区”或者叫“心脏地带”的概念,认为它处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其位置和地形有利于草原民族的机动作战,因而掌握着对其他地区的某种优势,占有中心战略地位。他所说的“枢纽地区”与军事地理学的枢纽区域不同。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麦金德的结论,而是研究问题的思路和角度——他从地理环境的特点出发去研究世界历史,把全球看作是一个由不同性质的地区组成的系统整体,其中“地理枢纽”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对世界政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先秦到明清数千年的发展过程里,地理环境的状态相对稳定,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枢纽却经常发生明显的转移,它对战争的影响在前后阶段也有盛衰之分,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要探索的主要内容。正如麦金德所说:“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能找到既可用于过去历史,也可用于当前政策的公式。”

您写《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具体运用了哪些理论和研究方法?

宋杰:历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综合性,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法律、文化无所不包,因此它涉及的理论方法也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除了掌握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之外,还需要涉猎一些和具体研究课题有关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举例来说,如果你研究的是法制史方面的问题,又是宏观研究,并非微观考证,那么最好再学习掌握一些法学理论,这会对提高研究的深度有所帮助。我在《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中研究的是历史军事地理领域的问题,对我帮助较大的是军事地理学方面的理论著作,特别是它的一个重要分支,即战略地理学方面的论著,例如陈力的《战略地理论》,董良庆的《战略地理学》和雷杰的《战略地理学概论》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作品,书中的理论阐述和技术方法对我的研究往往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尤其是论述政治形势与战略格局的演变,战争发生的地理背景,战略方针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战略进攻和防御的基本方向、交通路线及战场的设定,交通枢纽与军事基地的关系,各方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的配置以及和战争的联系等等。它们的作用和《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不同,麦金德的理论对我的研究具有启迪、即打开思路的功效,但是它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指导思想和技术方法。

关于“枢纽”这一概念,您引用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的“国土的锁钥”,以及孙武在兵法十三篇中提出的“衢地”,然后将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分为边境战争和内地战争两类,指出内地战争的枢纽是豫西、淮南和荆襄等地区。您这种定义的依据是什么?

宋杰:我在书中所说的“枢纽地区”是现代军事地理学的一个概念,主要是由几条道路交汇的地点或区域,占据该地便于向敌方区域投放兵力,以及向前线运输物资和人员的补给。孙武和克劳塞维茨很早就强调了此类地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秦以后统一国家的防御战略都要考虑如何应付“外患”和“内忧”,这是因为它们同时面临着两类不同性质的战争威胁——前者是对付境外民族的,主要是应对北方长城之外游牧狩猎民族的“入塞”劫掠侵扰;后者是镇压境内首都之外不同区域可能发生的叛乱(例如七国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长期分裂割据时期,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的各个国家,大多同样要面对境外民族侵扰和内地敌国的攻掠,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我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战争分为边境战争和内地战争的客观依据。

内地战争如果是东西对峙,那么通常是关西(关中)与关东势力的抗衡,双方的经济重心分别是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豫西丘陵山地介于两者之间,地形条件较为复杂,可以利用来阻滞敌方的兵力运动,所以往往在那里设防,布置关塞,像秦朝与西汉著名的函谷关、成皋(虎牢关)和荥阳就在豫西,而传说中的“过五关”(《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封神演义》中的黄飞虎过五关到达西岐)也是在这个区域。如果是南北对抗,那么双方往往利用长江与淮河、汉水作为天然防线,那么江淮之间的淮南与江汉之间的荆襄地区就成为两国交兵的中间地带,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明显。

秦进军豫西通道和晋南豫北通道进攻六国示意图

您特别关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军事枢纽所带来的影响。那么,随着历史上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冷兵器向热兵器的演变,军事枢纽的作用是否也在减弱?您在书中将时间下限定在蒙古灭宋的襄阳一战,是否也考虑到了此后军事枢纽的作用被大幅度减弱这个因素?

宋杰:唐代后期到宋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完成了从北方到南方的转移,而关中地区由于战乱及自然生态结构的破坏,经济实力大为衰落,失去了基本经济区的独立地位。此后中国政治、军事斗争的地理格局完全演变为南方与北方的对抗,东西抗衡的态势一去不返,介于关西、关东之间的豫西走廊因此丧失了在战略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元明清三代,北方和南方的政治中心分别设在北京和南京,连接两地的大运河中段的淮南东路因此增加了它的战略价值,成为北伐、南下的必经之所。而襄阳、江陵因为偏离主要交通干线,对战争的影响也明显减弱了。

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可以说逐渐缩小了枢纽地区的广度,而它在深度上影响的下降,则与火药、火器在战争中的普遍应用具有密切联系。我在书中把“枢纽地区”的研究下限划在南宋末年,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政治向心性的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与统一国家的巩固,元朝建立之后,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其次,元朝末年以来火药和火器在军事上得到广泛的使用,采用火药爆破和火炮轰城的攻垒战术相当有效,使城垒的防御作用大大降低。因此,蒙古与南宋的襄樊之战以后,内地战争中再没有出现过较弱的一方可以凭借几座城垒的险要地势来长期抗拒强敌,并且最终获得成功,使自己国家的统治得以延续的战例,从而大大减弱了枢纽区域对战争的影响。

蒙古南宋襄樊战役经过示意图(公元 1271-1273 年)

您之前曾长期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出版了相关专著,又对三国时期的军事历史深有研究。这些研究对您最终完成《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起到了怎样的促进作用? 

宋杰:我在秦汉史领域研究的课题先后集中在经济史、法制史和宫廷制度等方面,只有《敖仓在秦汉时代的兴衰》一篇收入了《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书中。对这部书促进最大的是我的博士论文《先秦战略地理研究》,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收录在《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当中。自己最初的计划颇为宏大,想以《先秦战略地理研究》为开端,下边分别对秦汉、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和隋唐等时代的战略地理问题分别写成专论。但是身不由己、事与愿违,至今只是对三国一个时期作了系统的探讨,也就是《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发表后十年,我写作完成的《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春去秋来老将至,限于身体条件已然无力再去完成,那些设想只能留待后人去做了。

中国历代也不乏研讨军事历史的著作,您在书中多次引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是不是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视作古代版的《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宋杰:中国古代研讨军事思想和兵制、战史的著作很多,除了《武经七书》收录的名篇之外,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陈傅良编著的《历代兵制》、许洞的《虎鈐经》、陈规的《守城录》、王彦的《武经龟鉴》、张预的《十七史百将传》、王弥大的《青溪弄兵录》、戴少望的《将鉴论断》、何去非的《备论》、茅元仪的《武备志》、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等等,不胜枚举,是一座兵学宝库,值得后人详细探究。

顾祖禹终毕生精力完成的《读史方舆纪要》,共有一百三十卷,二百八十万字,上至先秦,下讫明代,是一部可以比肩《史记》《汉书》的宏伟巨著。它虽然是历史地理著作,但是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非常注重战争方面的记述。该书论述了历代州域沿革及山川形势、关塞险隘,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因此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把它列入兵家,评论说:“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这部书里包含了各个省州府县的兵争要地,详细记述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对战争的影响以及附近的地形和水文条件,为研究古代的枢纽地区提供了丰富的线索与资料,还汇集了他本人与历代学者对地理环境与战争关系的真知灼见。对我来说,这部书就像是一口深不可测的宝井,只要放下汲桶,就会提取上来甘泉。

您的著作都围绕地理展开,通常是从某地的地理形势切入,先论述其山川之险、经济资源、交通位置,然后再进一步展开讨论,乍一看似乎有一种“地理决定论”的意味。您是怎样避免踏入“地理决定论”的陷阱的?

宋杰: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又不具有绝对性,还有一些因素能够对它产生制约作用,这些因素都是避开“地理决定论”的必要条件。

第一,是人事的作用。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认识到人事对地理条件具有制约影响。险要的关塞,还得在能征善战的将领统率之下,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战术,才能抵御强敌的进攻。顾祖禹说诸葛武侯兵出剑阁,威震秦陇,谋攻关中;而他死后刘禅虽然据有剑阁之险,却连成都也保不住。所以纵然有金城汤池,要是没有适当的人来把守它,连低矮的小山、地面的浅水都比不上。有了适当的人,纵使是枯木朽株,都可以用来给敌人造成困难。如果统帅决策失误,那么枢纽地区在战争中就发挥不了重要的作用。像刘备、王平据守汉中险要,就能使曹操和曹爽的大军被迫撤退。而姜维放弃秦岭峡谷中的诸座要塞,想要诱敌深入,结果弄巧成拙,使钟会的大军长驱直入,进入汉中盆地内部,顺利攻下关城,引起了蜀国北部边防的崩溃。唐朝哥舒翰手握重兵,镇守潼关天险,却顶不住朝廷的压力,非要开关找强敌求战,最终一败涂地,被安史叛军攻进潼关,占领首都长安,都说明了这一点。统帅违背了防御作战的常理,也可以说是一种偶然,却使他们原本拥有的“地利”优势丧失殆尽,以惨败告终。

第二,是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三国王昶说“地有常险,守无常势”,就是指的这种情况。秦朝和西汉统治者以关中平原为经济、政治重心,建都在咸阳、长安,视关东诸侯、豪强、民众为假想敌,因而在临晋、函谷、武关、郧关、江关等地设置要塞,布置兵力,严格检查、限制关东人众西行,不让关西地区的马匹、黄金、铁、重型弓弩出关,借此造成关西地区的经济、军事优势,采取“以关中制山东”的政策来防卫中央政权,上述情况延续了二百余年。但是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关中残破不堪,光武帝刘秀主要依靠关东豪强的支持与物资供给,因而定都洛阳,临晋、函谷、武关、郧关、江关等地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地位,不再设置都尉,派遣重兵把守。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也使豫西、荆襄等枢纽地区偏离主要交通干线,逐渐丧失了对战争的重要影响。

第三,是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进步。在中国古代,枢纽地区能够产生重要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控制它的一方能够把当地有利的地形、水文、交通条件和城垒防御工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难以摧毁的阵地。守军如果拥有充足的粮草、兵员和士气,往往能够坚守很长时间。进攻一方虽然在兵力上有绝对优势,但因铁兵器对城池、壁垒的破坏力有限,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所以常常师老兵疲,难以攻陷。中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之所以特别重视对枢纽地区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铁制兵器的落后性能以及作战技术的局限造成的。元朝末年以后,火药和火炮在攻城战斗中的普遍运用,则使坚固的城垒在久轰之下灰飞烟灭,坍塌殆尽,枢纽地区和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因此大大降低,不再具有过去坚不可摧的神威了。

在《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里,我是通过对这三个因素的阐述来否定“地理决定论”的。

您提到,还有许多价值颇高的内地军事枢纽,如上党、晋阳、徐州、邺城、开封等未能付诸研究,期盼后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在您看来,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开展研究?

宋杰:首先,是确定研究对象的时代。上党、晋阳、徐州、邺城、开封等地点对战争的重要影响只是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某个或几个特殊时期,并非是亘古不变的。例如上党的战略影响主要存在于战国后期,晋阳主要是在北朝后期。确定了研究对象的时代,也就把资料搜集工作划定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

其次,是找出研究对象对战争施加重要影响的具体表现,即上述地点附近发生过哪些战争?据有上述地点的一方是否获得了某种优势或利益,企图夺取上述地点的一方是出于何种作战目的?结果怎样?

再次,作战双方处于何种战略态势?它们各自的根据地、后方和都城设置情况怎样?军队主力的进攻或防御方向以及交通路线怎样?上述地点是否处在其中?驻防部队和对方的攻击部队各有多少?

又次,上述地点的地理环境具有什么特点?附近的自然资源是否丰饶?地形和水文条件是否利于防御?水旱道路的通达性怎样?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对战争能够施加何种影响?

另次,作战双方对于进攻及防守上述地点采取了哪些策略和措施,它们的具体收效如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最后,在确定的时代范围内,上述地点对战争的影响以及战略地位是否发生过变化?如果前后出现变化,那么导致变化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若是能够完成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解答,那么,对某个军事枢纽历史作用的探讨可以大致明了,论著的基本框架就能呈现了。

您的《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深受三国历史爱好者的喜爱与好评,最近您又出版了《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接下来您还有其他关于三国史的写作计划吗?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3月版

《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中华书局2022年4月版

宋杰:近期我将在中华书局出版《三国人物风云录》一书,这部著作包含了一百零一篇综论、考证和读书札记,共分为“曹魏雄风”“魏晋风云”“蜀汉英烈”“东吴豪俊”“用兵之道”“外交谍影”“乱世庸才”和“巾帼贤淑”八个专题,记录和点评了汉末三国不大为人知晓的珍闻轶事,与《三国演义》传统叙事有所不同的真实史迹,并从特殊的角度揭示了曹操、曹丕、司马懿父子、刘备、诸葛亮、孙权等诸多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平经历,以及当时战争、文化、制度的某些重要方面,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三国的历史事迹。

目前正在写作《三国战争与兵要地理新探》,此书是《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的补编,内容包括董卓与关东诸侯的战争、逍遥津之战杂议、刘备攻取益州的经过与谋略、刘备重返荆州作战的两次失利、三国的战略要地关中、公安和阴平、“天时”与三国的战争等等,可以在年内完成。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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