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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住的日子,是生活;记不住的日子,也是生活

2022-09-13 18:3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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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简介 ·

肖复兴,当代作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出版小说、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两百余部。代表作有《蓝调城南》《我们的老院》《天坛六十记》等。曾获中国好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以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等。

·《肖复兴散文》导读 ·

文 | 王必胜

当代散文名家中,肖复兴是高产、执着、资深的一位。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数十部散文集显示了不凡实绩。可贵的是,长盛不衰的创作力,不断开掘散文题旨,文本多变并葆有相当质量,在南北报刊中,几近遍地开花,多篇作品入选高考选题,或在年度选本中常常露面。他是散文界的一棵常青树,一位劳模,他以执着的创作力,丰硕成果,装点了散文园地独特景致。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肖复兴散文》,遴选了作家的新作,虽时间跨度十余年,多以近年作品为主,书中有 《人生除以七》《京都之什》《北大荒断简》《音乐笔记》《父亲母亲》五辑。如题所示,感悟人生,旧事新写,听乐读书等,林林总总,风华有致,更为突出的是,以心灵剖白、烟火万象的真情书写,成为一本辨识度较高、有情感温度的作品。

散文,轻松自在,大小由之,无拘束,多真情,写俗世生活,是有我之文。这也是肖复兴本部作品的特色。世相万物,人生故事,生命自然,亲情友情,他以散文的名义书写。既有亲历故事,生活百态,也捕捉世道人心,文化万象。题旨丰茂,文心古雅,情怀幽幽,有如古人所言“日丽春敷,风云变态”(清·方宗诚)的韵味。

人生阅历是文学必修课,多样化文学历练,成就了大家手笔和深阔文气。肖复兴的散文,不拘题材,细节饱满,多有知识性、人文气,特别是于平凡事象中,描摹人生命运感,留下时代生活的记录。当年北京胡同的儿时过往,北大荒知青风雨人生,青葱时节的成长经历,京城大院文化,昔年花草,亲情人伦,世态人心,缔结为一份特别情感,成为有温度的文字,也是一代人的成长记忆。加之,多年从事编辑生涯,早期的诗歌创作,又有随笔杂感、小说等不同的文体历练,成就了肖复兴文字的繁复浑然。晚近,他在绘画素描,主要是水彩钢笔画上,研习精进,多部散文集的配图,都是他的手笔。经年累月,不同文艺样式操练,他的散文写作游刃有余,渐臻妙境。在小说方面,他著有系列长篇,在诗歌有现代诗和旧体诗,散文随笔则是近年主打,多卷本的散文系列影响广泛。本书问世,又有了新收获。

肖复兴画作

肖复兴执着于散文,拳拳文心,矢志不渝。散文不像其他文学体裁,比如诗、小说,专事者众多,散文多为业余或是文学家另一副笔墨。文学史上,专攻散文的作家不多,个中缘由,或被认为壮夫不为,不如小说诗歌风光。我以为,散文是一种智性文体,思考性文字,并不因为“姓散”,而成为随意文字,浅近文字。另外,中国散文传统深厚,对作者也有潜在压力。当代作家中,肖复兴的散文在数量和影响上,可圈可点。晚近,他的散文继续高产,在为数不多专事散文的作家中,他的持守、执着、实绩,令人感佩。

肖复兴散文近年呈主题性和专门化趋向。本书中,他的音乐札记、书写京城旧时风物、知青命运情怀等,一应为主题系列。这与一个成熟散文家的兴趣经历、学养识见有关,也是散文家的自我拓展。散文体量轻盈,内涵隽永,不是宏大建构,或高台大殿,但阅历、知识、书卷味,是优秀散文的基本要素,也是见其高下的关键。本书中,虽多轻简的生活画面,人生故事,却有对生命自然和人文的深挚思考。他写继母深情,胜过亲生,写父子之情,謦欬可闻;他写旧时故人故事,历历如昨,老城的瓦、故城的门、胡同的声音、门楼的楹联,或者果腹的菜食,柴米油盐,无不透视人文背景。鲜活的故事,韵味悠长的文字,形成鲜明的主题性,系列文字又增加了散文题旨的繁复丰饶。当前,散文主题性、专题性的出现,是一些作家的有意为之,成为文学园地一道胜景。

音乐笔记是肖复兴散文的“华彩乐章”,他很早就开始了这类散文创作。本书中专有一辑,将中外音乐经典进行了文学阐释。“音乐和旋律把灵魂引向奥妙”(柏拉图)。肖复兴以个人欣赏体验,开掘经典音乐的意境,从作曲家生命情怀,感知音乐无国界的艺术魅力,“人类共同语言”的博大精深,以及对人生命运的影响。他多方寻访大师故地,行走于音乐圣地,说贝多芬、莫扎特、威尔第、施特劳斯、德沃夏克等大师,也听罗大佑、蔡琴和崔健等人;从音乐与人生,与时代文化和文学,特别是中国诗文的联系上,多视角、多侧面地展示经典艺术的丰赡华美,大师的人物风采。他写道:“所有的音乐都指向心灵的深处……是对我们人生的救赎,对我们心灵滋润。”他品评名曲带给人生的精神力量,从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比照中,认知经典作品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他不是普及音乐知识,也不是专门欣赏经典解读大师,作为一个散文家,一个经年的“乐迷”,他解读艺术与人生的精神联结,高雅与平凡的共情共美。他以平视的文字,让音乐经典走进普通欣赏者心灵;或者,以虔诚的心态,感激文化经典对平凡人生的精神滋养,还有对有关史料和人物的独特理解。一段时间内,写音乐散文相当热闹,而肖复兴则是较早、较勤奋并有见地的散文家。

本书开篇《人生除以七》的题目,饶有新意,一个算术式,是作家对生命来路的回望、检视。人生如寄,来去匆匆,时间无情,人生被时间划分,为了回望,为了警示。或者,听听光阴的脚步,认识自己。这里有作家的自白、自省,也是对芸芸众生的启迪。岁月无情,回忆过往,与往事握别,坚韧前行。在这一命题下,他对生活的繁复冗杂,或者一些生活物事,平凡小事,投以极大情感。生活细琐,百姓行状,人生磨砺,悲欢离合,也有温情高义,欣喜与欢笑,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他以平实、隽永的文字,书写生活中的过往和不断变化的现实。这是鲜活的现实人生,繁复的生命图景。这是肖复兴散文的人文基调——题旨浑然,不乏沉实,文字清丽,却饶有情味。故人故事,繁复冗杂,平民生活,人文气息,或者,这正是我们领略本书的一个线索。

· 精彩篇目选读 ·

人生除以七

看罢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的电视纪录片《56UP》之后,心里不大平静。这部纪录片,拍摄了伦敦来自精英、中产和底层不同阶层的十四个人,自七岁开始,一直到五十六岁的生活之路。导演每隔七年拍摄一次,看他们的变化。七个七年之后,这些人五十六岁了,这么快就从童年进入了老年。一百五十分钟的电视片,演绎了人生大半,逝者如斯,让人感喟。

我不想谈论这部纪录片所要表达的主旨。让我感兴趣的是,它选择了将人生除以七的方式,来演绎并解读人生。为什么不是别的数字,比如五或六,而偏偏是七?不管有什么样对数字特别膜拜的深意或禅意,乃至宗教的意义,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让我也来一回这样的选择,将自己人生已经走过的岁月除以七,看看有什么样的变化。

不从七岁而从五岁开始吧。因为,那一年,我的母亲去世,我人生的记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记忆中那一年,夏天,院子里的老槐树落满一地槐花如雪,我穿着一双新买的白力士鞋,算是为母亲穿孝。母亲长什么样子,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姐姐带着我和两岁的弟弟一起到联友照相馆照了一张全身合影,特意照上了白力士鞋,便独自一人到了内蒙古修铁路去。那一年,姐姐十七岁。

七年之后,我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第一次用节省下来的早点钱,买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是本杂志《少年文艺》,一角七分钱。读到我人生的第一篇小说,是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马戏团来到了镇上》。马戏团第一次来到那个偏僻的小镇。两个来自贫穷农村的小兄弟,没有钱买入场券,帮助马戏团把道具座椅搬进场地,换来了两张入场券。坐在场地里,好不容易等到第一个节目小丑刚出场,小哥俩累得睡着了。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那样深刻,小说里的小哥俩,让我想起了我和我的弟弟,也让我迷上了文学。我开始偷偷写我们小哥俩的故事。

十九岁那一年的春天,我高中毕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初复试都通过,录取通知书也提前到达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学之门被命运之手关闭。两年后,我去了北大荒,把那张夹在印有中央戏剧学院红色毛体大字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撕掉了。

二十六岁,我在北京郊区当上一名中学老师。那时我已经回到北京一年。是因为父亲突然脑溢血去世,家中只剩下继母一人,才被困退回京的。熬过近一年待业的时间,得到教师这个职位。和父亲一样,我也得了血压高,医生开了半天工作的假条。每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叫《希望》。在那没有希望的年头,小说的名字恶作剧一样,有一丝隐喻的色彩。

三十三岁,我“二进宫”进中央戏剧学院读二年级。那一年,我有了孩子,一岁。孩子出生的那一年,在南京为《雨花》杂志修改我的一篇报告文学,那将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从南京回到家的第二天,孩子呱呱坠地。

四十岁,不惑之年。有意思的是,那一年,上海《文汇月刊》杂志封面要刊登我的照片,来电报要立刻找人拍照寄去。我下楼找同事借来一台专业照相机,带着儿子来到地坛公园,让儿子帮我照了照片,勉强寄去用了。那时,儿子八岁,小手还拿不稳相机。照片晃晃悠悠的。

四十七岁,我调到了《小说选刊》,参与该刊的复刊工作。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从大学老师到《新体育》杂志当记者,几经颠簸,终于来到中国作协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自以为这里是文学的殿堂,前辈作家叶圣陶和艾芜的孩子,却都劝我三思而行,说那里是名利场,是是非之地。

五十四岁,新世纪到来。我自己乏善可陈。两年之后,儿子去美国读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硕士,后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都有全额奖学金,是他的骄傲,也是我的虚荣。

六十一岁,大年初二,突然的车祸,摔断脊椎,我躺在天坛医院整整半年。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说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相信他们说的,我相信命运。福祸相依,我想起在叶圣陶先生家中,曾经看过的先生隶书写的那副对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

六十八岁,正好是今年。此刻,我正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旁边儿子的房子里小住,两个孙子先后出世,一个两岁半,一个就要五岁,生命的轮回,让我想起儿子的小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人生除以七,竟然这么快,就将人生一本大书翻了过去。《56UP》中有一个叫贾姬的女人说:“尽管自己是一本不怎么好看的书,但是已经打开了,就得读下去,读着读着,也就读下去了。”人生除以七,在生命的切割中,让人容易看到人生的速度,体味到时间的重量。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漫漫人生路,能够有意识地除以七,听听自己,也听听光阴的脚步;看看自己,也看看历史的轨迹,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2014年7月23日于布鲁明顿雨中

肖复兴

记不住的日子

作家愿意语出惊人。马尔克斯说:“记得住的日子才是生活。”这话说得有些苛刻,也有些绝对。起码,我是不大信服的。

记得住的日子才是生活,那么,记不住的日子就不是生活了吗?不是生活,又是什么呢?显然,马尔克斯所说记得住的日子,是指那些不仅有意思甚至是有意义的日子,可以回味,乃至省思,甚至启人。他将生活升华,而和日子对立起来,让日子分出等级。

细想一下,如我这样庸常人的一辈子,所过的日子就是庸常的,不可能全都记不住,也不可能全都记住。而且,记得住的,总会是少于记不住的。就像这一辈子吃喝进肚子里的东西很多,如果按照以前我的每月粮食定量是三十二斤,一辈子加在一起,不算水和菜,就得有上千乃至上万斤,但真正变成营养长成我们身上的肉,不过百十来斤。如果所过的日子全部都能记得住,那么,会像吃喝进的东西全都排泄不出去,人也就无法活下去了。

马尔克斯将记得住的日子,当成一杯可以品味的咖啡或葡萄酒。普通人乃至比普通人更弱的贫寒人的日子,只能是一杯白水。

人的记忆就像筛子,总要筛下一些。筛下的,有一些,确实是鸡零狗碎,一地鸡毛,但其中一些不见得比记住的更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只是不愿意再像磐石一样压迫在心里,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让它们尘逐马去,烟随风散。人需要自我消化,让心理平衡,才能让日子过得平衡。这或许就是阿Q精神吧?有些鸵鸟人生的意思,不会或不敢正视,只会将自己的头埋在土里。不过,如果要想让有些事记住,必须让有些事不记住,这是记忆的能量守恒定律,是生活的严酷哲学。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所谓拿,就是记得住;放,则是那些没必要记住的事情吧。

在北大荒的时候,我见过一位守林老人。我们农场边上,靠近七星河南岸,有一片原始次森林。老人在那里守林一辈子。他住在林子里的一座木刻楞房中,我们冬天去七星河修水利的路上,必要路过那座木刻楞,常会进去烤烤火,喝口热水,吃吃他的冻酸梨,逗逗他养的一只老猫,和他说会儿闲话。他话不多,大多时候,只是听我们说。附近的村子叫底窑,清朝时是烧窑制砖的老村,那里的人们都知道老人的经历,从前清到日本鬼子入侵,前后几个朝代,是受了不少苦的,一辈子孤苦伶仃一个人,守着一只老猫和一片老林子过活。

我一直对老人很好奇,但是,你问他什么,他都是笑笑摇摇头。后来,我调到宣传队写节目,有一段时间专门住在底窑,每天和老人泡在一起,心想总能问出点儿什么,好写出个新颖些的忆苦思甜之类的节目。可是,他依然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不说,不等于没记住,只是不愿意说罢了。我这样揣测。和老人告别,是个春雪消融的黄昏,他对我说:不是不愿意对你唠,真的是记不住了。我不大相信。他望着我疑惑的眼神,又说:孩子,不是啥事都记住就好,要是都记住了,我能活到现在?这是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次。

守林老人的话,说实在的,当时我并没有完全听懂。五十多年过后,看到马尔克斯的这句话,忽然想起了守林老人,觉得记忆这玩意儿,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笔财富,记得住的东西,都可以化为妙笔生花的文字。对于历尽沧桑苦难的普通人来说,记得住的东西越多,恐怕真的难以熬过那漫长而跌宕的人生。我读中学的时代,经常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过去要是真的都记住了,过去的暗影会压迫今天的日子,也可以说是压迫今天的生活,会如梦魇般缠绕身边不止,也是可怕的。

前些日子,读到英国诗人莎拉·蒂斯代尔的一首题为《忘掉它》的短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忘掉它,永远永远。/时间是良友,它会使我们变成老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已经忘记,/在很早,很早的往昔/像花,像火像静静的足音,在早被遗忘的雪里。”觉得诗写的就是这位守林老人。

生活和日子,对于普通人,是一个意思。有学问的人将“一”写成美术体的阿拉伯数字1,或者法文UN英语ONE,不过是居高临下唬人而已。记得住的日子,是生活;记不住的日子,也是生活。实在是没有必要给生活镀上一层金边,让日子化茧成蝶,翩翩起飞。

2021年3月1日写毕于北京雨雪之后

肖复兴画作

正欲清谈逢客至

正欲清谈逢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这是放翁的一联诗。很多年前,在一家客厅的中堂对联读到它(后查《剑南诗稿》,句为“正欲清言闻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但觉得还是对联更好),很喜欢,一下子记住,至今未忘。

偶思小饮报花开,是想象中的境界,正要举杯小酌,花就开了,哪儿这么巧?这不过是文学蒙太奇的笔法,诗意的渲染而已。但是,正要想能有个人一起聊聊天的时候,这个人如期而至,或不期而至,尽管不常有,总还是会出现。过去有句老话,叫作说曹操,曹操到。也有这层意思,只是没有这句诗雅致,而且,说曹操,可能只是一时说起,并没有想和曹操有交谈的意思。

正欲清谈逢客至,这样的情景,是生活温馨的时刻,是人生难得的际遇。

读高一那年,学校图书馆的高挥老师,突然来到我家。上小学以来,读书九年,没有一位老师家访。高老师是第一位。

图书馆学生借书,填写书单,由高老师找好,从窗口借给你。高老师允许我进图书馆挑书,在全校是破天荒的事情。为此,有同学和高老师大吵,说她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由此,我对高老师感到亲切,她比我姐姐大一岁,心里很想和她说说心里话,没想到她突然出现在我家的时候,竟然说不出什么话了。

高老师知道我爱看书,特意到家来看我。她不是我的班主任,没有家访的任务。当然,这也不是家访。家访不会让我感到那样亲切,想让我和她说好多的话。

在窄小的家里,她看到我仅有的几本书,塞在一个只有二层的小破鞋箱上,委屈地挤在墙角,当时并没有说话。五十多年过后,前几年,我见到她,她才对我说起。我知道日后她破例打开图书馆有百年历史藏书的仓库,让我进里面挑书;我去北大荒前,从她手里借的好几本书再未归还;都和这个小破鞋箱有关。

父亲去世后,我从北大荒困退回北京,待业在家,无聊之极,整天憋在小屋里。母亲说我跟糗大酱一样,都快糗出蛆,劝我出去走走,找人聊聊天。找谁呢?我是回来很早的知青,大多数同学还都在全国各地插队的乡下。白天,大人上班,小孩上学,大院格外清静,我家更是门可罗雀。

一天,有一个小姑娘来我家,她是邻居家的小孩,叫小洁,六岁,还没有上学。她手里拿着一本硬皮精装的书,把书递给我,打开一看,里面夹着的都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糖纸。她从书里拿出几张不同颜色的玻璃糖纸,对我说:你把糖纸放在你的眼睛上,能看到不同颜色的太阳!然后问我:“好玩吧?”我知道,她是想和我一起玩,一起说说话。

我问她,你怎么有这么多的糖纸呀?她一仰头说:“攒的呀!我爸我妈过年给我买好多糖,吃完糖,我把糖纸就都夹在这本书里了。”说着,她让我看她的这些宝贝,书里面好多页之间夹着一张或两张玻璃糖纸,快把整本书夹满。每张糖纸的颜色和图案都不一样,花团锦簇,非常好看。我一页一页认真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从头看到尾。

好多天,她都跑到我家,和我一起翻这本书,看糖纸,还不住指着糖纸问我,这种糖你吃过吗?我逗她,摇头说:“没吃过。”她就说等下次我妈再给我买,我拿一块给你尝尝。

几年以后,我搬家离开大院前,小洁跑到我家,要把这本夹满糖纸的书送给我。我连忙推辞。她却很坚决:我爸我妈总给我买糖,我的玻璃糖纸多的是!再说,我看出来了,你喜欢这本书里的诗。说完,她俏皮地冲我诡谲一笑。

这是一本诗集,书名叫《祖国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父亲是清早到前门楼子后面的小花园里打太极拳,一个跟头倒下,突然走的。那时,我在北大荒,弟弟在青海,姐姐在内蒙古,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束手无策,正想找个人商量一下怎么办理父亲的后事,焦急万分的没着没落。就是这么的巧,老朱恰逢其时地出现在我的家里。

老朱是我的中学同学,一起到北大荒同一个生产队。他回北京休探亲假,假期已满,买好第二天回北大荒的火车票,临离开北京前到我家来,本是想问问家里给我带什么东西,没有想到母亲一把抓住他的手,面对的是母亲泪花汪汪的老眼。老朱安慰母亲之后,立刻到火车站退了车票,回来帮助母亲料理父亲的后事,一直等到我从北大荒赶回北京。

是的,这一次,不是我在家里正欲清谈而恰逢客至,是我的母亲,是比清谈更需要有人到来的鼎力相助。那一天,老朱如同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母亲的面前,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比书中或电影里的巧合还要不可思议。但是,就是这样:一触即发之际,才显示客至时情感的含义;雪中送炭,才让人感到客至时价值的分量;心有灵犀,才是放翁这句诗“正欲清谈逢客至”的灵魂所在。

2021年12月16日于北京大风中

肖复兴画作

味美思

如今,洋桥在十号线地铁有一站,已经属于三环内的市区。以前,这里是一片农田。为什么地名叫洋桥?因为此地有一个村子叫马家堡村,清末西风东渐,建起北京的铁路,最早的火车站就在这里,附近的凉水河上自然也得建起能通火车的水泥桥梁,便把这块地方取名叫了洋桥。这个有点儿维新味儿的地名,透露这样一些信息,便是如果火车站真的在这里长久待下去,便会带动周围明显的变化,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现代化标志的火车,肯定会让这一片乡村逐渐向现代化迈进。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据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逃离北京,从皇宫跑到这里坐火车;而后坐火车返回北京,还得从这里下车,再坐轿子回金銮殿,一路颠簸太远,才将火车站很快从这里移至前门。这里原来是乡村,徒留下一个洋桥这样维新的地名,还有老站台的一块水泥高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铁道兵在北京修建地铁后,集体转业留在北京,在这片农田建立起他们的住所,取名叫地铁宿舍,从此这里开始了从乡村到城市化的进程。如果看这一个多世纪北京城市的变化,洋桥是一个活标本,慈禧太后上下火车的一截老站台遗迹还在。1975年下半年到1983年初,我从前门搬家在这里住了近八年的时间,图的是这里的房间宽敞一些,而且,每户有一个独立的小院。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在小院里种了西红柿、扁豆、丝瓜、苦瓜好些蔬菜,自成一道别致的风景。

做饭也在小院里。朋友到家里聚会,是我大显厨艺的机会,小院里,便会烟火缭绕,菜香扑鼻。那时,兜里兵力不足,不会到餐馆去,只能在家里乐呵。艰苦的条件和环境,常能练就非凡的手艺。那时,在北京吃西餐,只有到动物园边上的莫斯科餐厅,谁有那么多钱去那里?我拿手做的西餐,便常被朋友们津津乐道。说来大言不惭,说是西餐,只会两样,一是沙拉,二是烤苹果。

沙拉,主要靠沙拉酱,它是主角。其他要拌的东西可以丰简随意,只要有土豆、胡萝卜、黄瓜、香肠就行,如果再有苹果就更好。这几样,都不难找到。沙拉酱,那时买不到,做沙拉酱,是为首要,最考验这道凉菜的功夫。事过四十多年,我已经忘记,做沙拉酱是我自己的独创,还是跟谁学得的高招了。要用鸡蛋黄(最好是鸭蛋黄),不要蛋清,然后用滚开的热油一边浇在蛋黄上,一边不停地搅拌,便搅拌成了我的沙拉酱。有了它,沙拉就齐活了。每一次,在小院里做沙拉酱,朋友都会围着看,像看一出精彩的折子戏,听着热油浇在蛋黄上呲呲啦啦的声音而心情格外欢快。有好几位朋友,从我这里取得做沙拉酱的真经,回家照葫芦画瓢献艺。

烤苹果,我是师出有门。在北大荒插队,回北京探亲,在哈尔滨转火车时,曾经慕名到中央大道的梅林西餐厅吃过一次西餐,最早这是家流亡到哈尔滨的老毛子开的西餐厅,烤苹果是地道的俄罗斯风味的西餐。多年之后,我到莫斯科专门吃烤苹果,味道还真的和梅林做的非常相似。要用国光苹果,因为果肉紧密而脆(用富士苹果则效果差,用红香蕉苹果就没法吃了,因为果肉太面,上火一烤就塌了下来),挖掉一些内心的果肉,浇上红葡萄酒和奶油或芝士,放进烤箱,直至烤熟。家里没有奶油和芝士,有葡萄酒就行,架在篦子上,在煤火炉上烤这道苹果(像老北京的炙子烤肉),关键是不能烤煳。虽然做法简单,照样芳香四溢。特别是在冬天吃,白雪红炉,热乎乎的,酒香、果香交错,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和感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吃,都觉得新鲜,叫好声迭起,让我特别有成就感,满足了卑微的自尊心。

1978年春节,我结婚也是在这里的小屋,没有任何仪式的婚礼,只是把几位朋友请到家里聚会了一次,我依然做了这两道拿手菜,外加了一瓶味美思酒。这种酒,是在葡萄酒里加进了一些中草药,味道独特。

最难忘的一次聚会,是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专程回北大荒一趟,重返我曾经插队的大兴岛二队。因我是第一个返城后回北大荒的知青,队上的老乡非常热情,特地杀了一头猪,豪情款待。酒酣耳热之际,找来一个台式录音机,每一位老乡对着录音机说了几句话,让我带回北京给朋友们听。回到北京,请朋友来我家,还是在这间小屋,还是在这座小院,还是做了我拿手的这两道菜,就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六十度的北大荒酒,听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这盘磁带的录音,酒喝多,话说多,直到深夜依依不舍散去。送大家走出小院,望着他们骑着自行车迤逦远去的背影,真的很难忘。那一夜,星星很亮,很密,奶黄色的月亮,如一轮明晃晃的纸灯笼,高悬瓦蓝色的夜空,是我在洋桥住过的近八年时光最难忘的夜晚。

前些日子读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里面也提到了聚会。小说从1972年逐年次第写到2016年,他们的聚会便也从1972年到2016年。这中间四十年来每年大年初三,在小说主人公周秉义家破旧低矮土坯房的聚会中,彰显普通百姓赖以支撑贫苦生活相濡以沫的友情,让人如此心动。快到小说的结尾,2015年大年初三周家的聚会,没有了原先的风光。尽管周秉昆已经搬进了新楼,不再是贫民窟的土坯房。曾经亲密无间的那些朋友发生了变化,有的死亡,有的疏远,有的隔膜,下一代更是各忙各的,不再稀罕旧日曾经梦一般的聚会。来的有限的人们,在丰盛的年饭面前,一个说自己这高,一个说自己那高,得节食,得减肥,让聚会变得寡趣少味,曾经在贫寒日子里那样让人向往的聚会,无可奈何地和小说一起走到了尾声。

2016年的大年初三,周家的聚会彻底结束,梁晓声只用了一句话写了这最后的聚会:“2016年春,周家没有朋友们相聚,聚不聚大家都不以为然。”不动声色、轻描淡写的这一笔,却让我的心里为之一动,怅然良久。四十余年已经习惯磨成老茧的聚会无疾而终,曾经那样热衷、那样期盼、那样热闹、那样酒热心跳、那样掏心掏肺的聚会,已经让大家觉得“不以为然”。

我想起在洋桥我家小屋的聚会。1975年到1983年,将近八年时间的聚会,也到此画上了句号,比周家四十年的聚会要短得多。

当年,大家下班后,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各个角落奔到我家,蒜瓣一样,围着台式录音机听录音的情景,恍若隔世。如今,很多人自己开着小汽车,没有小汽车,也可以打的或网约滴滴车,但很难再有这样的情景了。

如今,西餐厅在北京再不只是莫斯科餐厅一家,西餐也不再那样稀罕,沙拉酱更是品种繁多,不再用热油浇蛋黄土法炮制,烤苹果更是贻笑大方。也就是1983年初从搬离洋桥起,这样的聚会已经渐渐稀少直至彻底消失,大家再聚会,会到饭店里去了。我的武功尽废,曾经那两道手艺,便再也没有露脸的机会。

记得搬家的那天,是朋友开着一辆大卡车帮忙的。因房子要留给弟弟一家住,他们在青海柴达木一时还没有回京,洋桥小屋,便荒芜了一阵子。但家具一些东西还在。夏天,我回去取一些旧物,推开栅栏门,居然发现小院长满一人多高的蒿草,一下子,仿佛走进北大荒的荒草地一般。后来,一个朋友结婚无房,暂时借住这里,大概嫌放在屋角的一个破旧铁皮箱子碍事,便将其搬到小院里。后来,我发现铁皮箱子的时候,由于雨水的浸泡,已经沤烂。箱子里装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是我中学时代和在北大荒写的几本日记,还有回北京后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厚厚一摞一千多页的稿纸,连魂儿都不在了。

那间小屋,那座小院,连同洋桥那片地铁宿舍,和马家堡村那一截火车站老站台遗迹,全都不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高楼大厦。

味美思酒,也买不到了。

2020年12月10日于北京

肖复兴画作

饺子帖

又要过年了。又想起饺子。饺子,是过年的标配,是过年的主角,是过年的定海神针。不吃饺子,不算是过年。

五十三年前,我在北大荒,第一次在异乡过年,很想家。刚到那里不久,怎么能请下假来回北京?那时候,我在北大荒,弟弟在青海,姐姐在内蒙古,家里只剩下父母两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天远地远,心里不得劲儿,又万般无奈。

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年三十的黄昏,我的三个中学同学,一个拿着面粉,一个拿着肉馅,一个拿着韭菜(要知道,那时候粮食定量,肉要肉票,春节前的韭菜金贵得很呀),来到我家。他们和我的父母一起,包了一顿饺子。

面飞花,馅喷香,盖帘上码好的一圈圈饺子,围成一个漂亮的花环;下进滚沸的锅里,像一条条游动的小银鱼;蒸腾的热气,把我家小屋托浮起来,幻化成一幅别样的年画一般,定格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

这大概是父亲和母亲一辈子过年吃的一顿最滋味别具的饺子了。

那一年的年三十,一场纷飞的大雪,把我困在北大荒的建三江。当时,我被抽调到兵团的六师师部宣传队,本想年三十下午赶回我所在的大兴岛二连,不耽误晚上的饺子就行。没有想到,大雪封门,刮起了漫天大烟泡,汽车的水箱都冻成冰坨了。

师部的食堂关了张,大师傅们早早回家过年了,连商店和小卖部都已经关门,别说年夜饭没有了,就是想买个罐头都不行,只好饿肚子了。

大烟泡从年三十刮到年初一早晨,我一宿没有睡好觉,早早就冻醒了,偎在被窝里不肯起来,睁着眼或闭着眼,胡思乱想。

大约九十点钟,忽然听到咚咚的敲门声,然后是大声呼叫我名字的声音。由于大烟泡刮得很凶,那声音被撕成了碎片,断断续续,像是在梦中,不那么真实。我非常奇怪,会是谁呢?这大雪天的!

满怀狐疑,我披上棉大衣,跑到门口,掀开厚厚的棉门帘,打开了门。吓了我一跳,站在门口的人,浑身厚厚的雪,简直就是个雪人。我根本没有认出他来。等他走进屋来,摘下大狗皮帽子,抖落下一身的雪,才看清,是我们大兴岛二连的木匠赵温。天呀,他是怎么来的?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莫非他是从天而降不成?

我肯定是瞪大了一双惊奇的眼睛,瞪得他笑了,对我说:赶紧拿个盆来!我这才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大饭盒,打开一看,是饺子,个个冻成了邦邦硬的坨坨。他笑着说道:过七星河的时候,雪滑,跌了一跤,饭盒撒了,捡了半天,饺子还是少了好多,都掉进雪坑里了。凑合着吃吧!

我立刻愣在那儿,望着一堆饺子,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知道,他是见我年三十没有回队,专门来给我送饺子来的。如果是平时,这也许算不上什么,可这是什么天气呀!他得多早就要起身,没有车,三十里的路,他得一步步地跋涉在没膝深的雪窝里,走过冰滑雪深的七星河呀。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和赵温用那个盆底有朵大大的牡丹花的洗脸盆煮的饺子。饺子煮熟了,漂在滚沸的水面上,被盛开的牡丹花托起。

忘不了,是酸菜馅的饺子。

齐如山先生当年说,他曾经吃过一百多种馅的饺子。我没吃过那么多种馅的饺子。我也不知道,全国各地的饺子馅,到底有多少种。不过,我觉得馅对于饺子并不重要。饺子过年,其中的馅,可以丰俭由人,从未有过高低贵贱之分。过去,皇上过年吃饺子,底下人必要在馅中包上一枚金钱,而且,金钱上必要镌刻上“天子万年,万寿无疆”之类过年的吉祥话,讨皇上欢喜。穷人过年,怎么也得吃上一顿饺子,哪怕是野菜馅的呢。

曾听叶派小生毕高修先生告诉我这样一桩往事:他和京剧名宿侯喜瑞先生同在落难之中,结为忘年交。大年初一,客居北京城南,四壁徒空,凄风冷灶,两人只好床上棉被相拥,惨淡谈笑过残年。忽然,看到墙角里有几根冻僵了的胡萝卜,两人忙下地,拾起胡萝卜,剁巴剁巴,好歹包了顿冻胡萝卜馅的饺子,也得过年啊。

馅,可以让饺子分成价值的高低,但作为饺子这一整体形象,却是过年时不分贵贱的最为民主化的象征。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花边饺》,后来被选入小学生的语文课本。写的是小时候过年,母亲总要包荤素两种馅的饺子。她把肉馅的饺子都捏上花边,让我和弟弟觉得好看,连吃带玩地吞进肚里,自己和父亲则吃素馅的饺子。那是艰苦岁月的往事。

长大以后,总会想起母亲包的花边饺。大年初二,是母亲的生日。那一年,我包了一个糖馅的饺子,放进盖帘一圈圈饺子之中,然后对母亲说:“今儿您要吃着这个糖馅的饺子,您一准儿是大吉大利!”

母亲连连摇头笑着说:“这么一大堆饺子,我哪儿那么巧能有福气吃到?”说着,她亲自把饺子下进锅里。饺子像活了的小精灵,在滚动的水花中上下翻腾。望着母亲昏花的老眼,我看出来,她是想吃到那个糖饺子呢!

热腾腾的饺子盛上盘,端上桌,我往母亲的碟中先拨上三个饺子。第二个饺子,母亲就咬着了糖馅,惊喜地叫了起来:“哟!我真的吃到了!”我说:“要不怎么说您有福气呢?”母亲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其实,母亲的眼睛,实在是太昏花了。她不知道我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用糖馅包了一个有记号的花边饺。

第二年的夏天,母亲去世了。

在北大荒,有个朋友叫再生,人长得膀大腰圆,干起活来,是二齿钩挠痒痒——一把硬手。回北京待业那阵子,他一身武功无处可施,常到我家来聊天,一聊到半夜,打发寂寞时光。

那时候,生活拮据,招待他最好的饭食,就是包饺子。一听说包饺子,他就来了情绪,说他包饺子最拿手。在北大荒,没有擀面杖,他用啤酒瓶子,都能把皮擀得又圆又薄。

在我家包饺子,我最省心,和面、拌馅、擀皮,都是他一个人招呼,我只是搭把手,帮助包几个,意思意思。

他一边擀皮,一边唱歌,每一次唱的歌都一样:《嘎达梅林》。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首歌情有独钟。一边唱,他还要不时腾出一只手,伸出来,随着歌声,娇柔地做个兰花指状,这与他粗犷的腰身反差极大,和《嘎达梅林》这首英雄气魄的歌反差也极大。

每次来我家包饺子的时候,他都会问我:“今儿包什么馅的呀?”

我都开玩笑地对他说:“包‘嘎达梅林’馅的!”

他听了哈哈大笑,冲我说:“拿我打镲!”

擀皮的时候,他照样不忘唱他的《嘎达梅林》,照样不忘伸出他的兰花指。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再生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儿子北大西语系毕业,很有出息,特别孝顺,还能挣钱,每月光给他零花钱,出手就是五千,让他别舍不得,可劲儿地花,对自己得好点儿。他很少来我家了,见面总要请我到饭店吃饭,再也吃不到他包的“嘎达梅林”馅的饺子了。

孩子在美国读博,毕业后又在那里工作,前些年我常去美国探亲,一连几个春节,都是在那里过的。过年的饺子,更显得是必不可少,增添了更多的乡愁。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邮票。在过年的那一刻,乡愁就是一顿饺子,比邮票更看得见,摸得着,还吃得进暖暖的心里。

那是一个叫作布鲁明顿的大学城,很小的一个地方,全城只有六万多人口,一半是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全城只有一个中国超市,也只有在那里可以买到五花肉、大白菜和韭菜,这是包饺子必备的老三样。为备好这老三样,提早好多天,我便和孩子一起来到超市。

超市的老板是山东人,老板娘是台湾人,因为常去那里买东西,彼此已经熟悉。老板见我进门先直奔大白菜和韭菜而去,笑吟吟地对我说:过年包饺子吧?我说:“对呀!您的大白菜和韭菜得多备些啊!”他依旧笑吟吟地说:“放心吧,备着呢!”

那一天,小小的超市里挤满了人,大多是中国人,来买五花肉、大白菜和韭菜的。尽管大家素不相识,但望着各自小推车中的这老三样,彼此心照不宣,他乡遇故知一般,都像老板一样会心地笑着。

2022年春节前于北京

原标题:《记得住的日子,是生活;记不住的日子,也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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