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族群·国家：新文科时代历史人类学的基调、深入与拓展

2022年8月21日至24日，由《学术月刊》编辑部、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以及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区域·族群·国家：新文科时代的历史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来自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南昌大学、安徽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国内20余所高校以及多家学术媒体六十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发言、讨论。

就学科背景与研究领域而言，与会学者的研究方向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人类学研究，近年来他们走进百姓生活世界，搜集、整理了大量民间历史文献；二是将现代分子生物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历史进程中的“芸芸众生”，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书写，在理论和方法上力图促进历史人类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发展和成熟。研讨会主要有奠定基调的主旨发言、深入专题的分组讨论、拓展新领地的主题发言和头脑风暴的圆桌讨论四个环节。为让学界了解研讨会的相关信息，现将研讨会侧记如下。

线下部分与会学者合影

基调：作为关键词的区域、族群与国家

在主旨发言中，郑振满、常建华、赵世瑜、刘志伟和梁洪生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如何深入理解区域、族群、国家提出新见。

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作了题为《永泰山区开发中的族群与国家》的发言。他强调区域、族群、国家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前提，在具体研究开展前就需追问研究对象处于哪个区域，其中生活着什么样的人群，国家在当地的存在形态以及当地人如何跟国家互动。接着，他以近年主编的《庄寨密码：永泰文书与山区开发史研究》一书为例，讨论永泰山区开发过程中区域、族群及国家间的关系，郑振满认为永泰文书的发现、收集和庄寨关系密切，借由收集、整理民间文书的契机，学者得以有机会从庄寨建筑发展演变的相关研究，深入到与庄寨有关的山区开发史研究。

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描绘，郑振满指出庄寨作为永泰县特殊的历史建筑，其发展演变背后与当地民众在明清山区开发过程中的族群冲突有关。根据文献整理，其族群关系大致有三种：里甲编户、屯田军户和周边地区的外来移民。由于外来移民没有开发与利用山地的合法权利，引发了族群间的冲突。面对山区开发的权利问题，各群体有着不同的策略应对。虽然编户里甲负担的山税极少，但是在里甲体制的背景下，纳税入籍表明他们享有山林开发的合法权益。作为屯田军户，因为在地方动乱的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地位逐渐跃升，日渐从屯田转向了山区开发。而作为外来移民，早期通过入赘等手段意图入籍获得山区开发的权利，后期则利用乡约保甲制度参与开发。就此，郑振满强调，族群区分的关键是其与国家制度的关系，即在制度机制下，各个族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不同，并且族群问题还会随着国家制度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理解当地族群问题离不开对国家制度的研究。

郑振满从三个方面梳理了在动乱与流动的山区开发过程中“国家”的存在形态。一是产权制度，政府采取编户里甲承担赋役的方式，赋予各个族群在山区开发的合法权利。因此，面对山区开发，各族群产生了多种利用和经营山地的方法。二是乡约保甲，虽然乡约保甲在当地具体如何实行，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毫无疑问，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永泰山区具体表现为“里甲保甲化”。三是司法调解，当地很多契约文书就是争夺山地产权过程中生产、使用和保留下来的诉讼文书。最后，他强调在明清永泰山区的开发过程中，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权力真空或制度不全，但是国家的存在、象征与隐喻仍然非常重要。

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围绕《明人夏良胜的族谱学》进行了发言。明人文集中的族谱资料记载丰富，常保存着谱序等散件资料，甚至个别文集还保留了族谱的基本内容或其他重要文献，这些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呈现族谱面貌，可以弥补现存明代江西族谱罕见的缺陷。例如明人夏良胜文集《东洲初稿》的“家谱略”就完整保留了《旴江夏氏家乘序》《修谱凡例》《家规辑略》。

常建华根据这三卷文本论述夏良胜的族谱学。首先，从《旴江夏氏家乘序》了解夏良胜的谱名谱法思想。第一，该序不是泛论修谱意义或修谱经过，而是以论述谱法与史法关系为特色。夏氏谱序首先从谱名入手，解释何为“家乘”。第二，提出大异已有谱学之处，即夏良胜修谱既不同于林宝氏作《元和姓纂》，也不同于欧、苏二谱。第三，指出夏谱与欧苏谱的“大同”之处，所谓“隐而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四者。第四，从谱与史的关系概括夏谱与欧苏谱的异同，并认为择善而从是创新修谱的追求。夏谱与欧苏谱谱法相异而史法相同，以史法修谱则谱亦史乘也，故其族谱命名为具有史学特质的“家乘”。从以上四个层次的论述可知，夏良胜对于谱法、史法有深入钻研，他不同于许多明人强调谱法与史法的差异，即谱法书善不书恶，史法善恶并书，而是强调以史法修谱。因此，夏良胜对于欧苏族谱并不只是一味借鉴，更倾向于吸收创新。

其次，从《修谱凡例》了解修谱体例，夏良胜的《修谱凡例》计有18条，其内容大致上可以分成谱图、谱系记载、称谓以及宗族管理与公共事务四个方面。常建华认为《修谱凡例》有助于了解明代中后期的族谱书例，其对于欧苏族谱的调整，适应了明中期宗族规模扩大的现实。

最后，从《家规辑略》认识夏良胜彰善为范的编纂思想。夏良胜作《家规辑略》，主要辑录族人嘉言懿行，内容分上、下两部分，分别记录男女族人。相较于一般家规列有劝惩条款，常建华认为夏良胜的《家规辑略》以祖先的善行美德教育族人，依靠道德感化的力量，这在家规中并不多见。常建华还将明初曹端的《家规辑略》与夏良胜的《家规辑略》作对比，认为二者虽然均属规训，但内容旨趣颇有不同。常建华总结道，《旴江夏氏家乘序》是明代后期江西特色突出、体例完备的一部族谱，而明人文集是研究明代族谱学与宗族议题的重要文献来源。通过细致解读一部地域性的族谱，也能展现出群体活动与国家身影。

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以《区域、族群、国家：主题抑或尺度》为题作了发言。他首先抛出提问：区域、族群与国家，除了作为区域社会史或者历史人类学的主题之外，是否还有可能从其他角度思考？换言之，我们是否需要对区域、族群、国家，这些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信手拈来的概念进行反思？对此，赵世瑜从研究主题和尺度两方面进行了相关阐述。他认为历史人类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不应该只在历史学科内部思考问题，这需要研究人员秉持学科自觉，在研究开展前就认识到历史人类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差别，同时客观看待历史研究主题随着历史观的变化而发展。就国家概念而言，相对于传统史学，当下的国家概念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概念；至于区域概念，不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形式的史学书写基本都没有涉及，从《汉书》开启的《地理志》传统来看，也更偏向于政区概念，并不是空间或者区域概念；而族群不仅仅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还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反动有关，是对殖民话语的一种反动。

从尺度层面来说，赵世瑜认为在历史人类学中，被作为主题的“国家”常常是与“人”相对的，或者是与“社会”相对的，但“国家”在地理学中是一种尺度，因此，地方、社区、政区、流域都是不同的“区域”尺度，“国家”甚至“全球”也必然是一种尺度。他进而提醒，作为区域社会史或者历史人类学方法论的区域，在具体研究中到底是作为主题还是作为尺度？对于族群，赵世瑜认为人类学家巴斯一开始就将族群理论和族群边界联系在一起，并试图从社会-文化意义上来界定族群边界。因此，当民族-国家成为一种地理单元的时候，着意冲击民族-国家理论的“族群”也可以是一种地理单元，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族群”地理单元，所以“族群”也可以是依据社会-文化意义界定其边界及其“族群性”的尺度。

为进一步深入理解“尺度”， 赵世瑜还分享了阅读（Andrew Herod, Scale：Key Ideas in Geography, Routledge, 2011）的心得。该书将区域研究中不同空间尺度的意义比作阶梯式、同心圆式、俄罗斯套娃式、树根式、蚯蚓洞和蛛网式。阶梯式和同心圆式尺度，都是由个体的身体出发，而后呈等级式地发展到全球，其权力关系越往上越大。俄罗斯套娃式尺度下，单个尺度必须相互适配，每一尺度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内部各尺度之间不能够跳跃，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树根式尺度则越来越不被视为是一种空间性的区域概念，“全球的”“身体的”或“地方的”日益被当做区别较小的或较疏远的与区别较大的或者较密切的关系的术语。蚯蚓洞式尺度相对具有随机性，在土中蚯蚓洞的深度和在地表上的广度可以用不同的尺度方式来理解，这些蚯蚓洞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其他。如果“全球的”尺度体现为最接近地表，那么其他就向土/社会/自然里走得更深。反之亦然。阶梯和同心圆显示的是一个二维世界，树根和蚯蚓洞则展示的是三维世界。蛛网式尺度是非线性、非等级结构、去中心的，与地表各部分间的联系纵横交错。与强调网络关系的隐喻不同，蛛网式将世界视为高度的内在关联，在此网中，尺度并非由区域性等级结构，而是由网中不同节点的联系所呈现，短一点的线可以被认为是“地方的”，而长一点的则是“全球的”。

最后，赵世瑜检视了21世纪以来区域史研究的多次反思，认为无论这些反思是否自觉，都是在尺度意义上进行的。具体来说，关于区域史研究不同于地方史研究的第一次反思已经完成。从区域到超区域的第二次反思正在个案层面实践，但基本上还是在“跨区域”意义上的，而不完全是“超区域”意义上的。区域史到全球史的第三次反思也已在个案层面上实践，比如“海洋史”研究，但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自觉。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以“漫谈”的方式讨论区域、族群与国家几个范畴。他一方面对近年来历史人类学在史料发掘、具体研究上的推进表示欣喜，但另一方面也提出要思考新时代历史人类学的学科关怀是什么，如何进一步突破现有研究范式，形成新的历史解释，进而为建立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有所贡献。

基于以上这两方面的思考，刘志伟回顾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以此明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历史人类学的学术追求是改变将国家视为既有惯性概念的认识，摆脱将国家看成不言而喻的、与社会、地方同时并存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强调历史人类学研究要在国家产生、发展及其与族群相互影响的脉络下进行。由此，刘志伟重点谈到“族群”，他指出“族群”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本是一个奇怪的概念，但却被广泛应用于东南汉人的研究，很多研究中的族群划分，其实是生计或生活方式的差别。他还提出族群问题的实质是身份和等级的问题，要警惕“族群”的滥用和泛化，以江西的客籍和棚民为例，虽然族群标签与社会群体间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社会结构等都有所联系，但是族群的背后仍然是国家秩序的问题。

刘志伟认为，通过族群理解国家与社会，需从族群标签的制造、使用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角度入手。使用类似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王朝历史，这并非意味着不关注王朝，而是在研究取径、研究切入等方面由以国家作为活动的主体，转而关注人的历史、人的活动范围、交往空间及交往形成的边界。由此，区域不再局限于王朝、国家的固定视角上，可以随着问题的转变调整，关注区域、人群成为多角度理解国家的尺度。这一尺度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制度与民众生活、交往等形成的社会秩序间的互相渗透。最后，刘志伟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在学术理念上继续推进，挑战原有的历史范式和解释，从而在不同区域深入推进整体史的认识。

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的报告以《地图、天地图、村落文献：雩山山脉考察与思考》为题。根据多年来与地理学、建筑学等多学科合作的田野经验，思考在历史上频频动乱的雩山山脉到底该如何定位以及这一区域对于明清直至近代革命的各类人群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他首先从地理要素着手，利用纸本地图以及现代地理制图技术，归纳雩山山脉形成及其走向。接着对以山脉为名的本体山进行探讨，因赣南东部最早的神山名为“雩山”，故可能受民间信仰的影响；抑或与雩都的行政区划关联。通过对雩山神祇初步考察得知太祖庙与其他祖庙相距较远，每年的祭祀仪式、游神等活动，从农历七月十三日开始，一般要延续半个月之久，并且存在一个“十案”的祭祀系统。之后梁洪生对雩山生活的族群进行“落地”阐述，通过对畲族村落文献的整理，从文本生成的角度对获得的族谱分析，梳理了修谱人群的空间分布，认为不同时期的族谱显示修谱人群向东南方向进行了迁移。

接下来，他将目光放在了雩山山脉对革命群体的影响上，思考雩山山脉视野下的反“围剿”，他指出前三次反“围剿”在雩山山脉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扩展到抚河平原，因为孤军深入被迫撤回。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失守高虎脑后，开展战略转移。这说明地理因素以及当地的各类传统在近代革命当中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通过对某个区域内一座山脉数百年历史的考察，梁洪生为我们展示了微观尺度内的族群与国家。

深入：新文科时代历史人类学的诸面向

在分组讨论环节中，为方便与会学者报告、评议，设有“人群与族谱”“水域与社会”“区域与地方”“契约与碑刻”“问题与视角”“制度与实践”“语言与文字”“科技与人文”八个专题。这些专题又可归并为：“理论与方法”“区域与族群”“国家与地方”几个议题。

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是既有新技术带来的新方法，也有对旧议题转换视角带来的新思考。复旦大学文少卿、生膨菲将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相结合，复原了汉代石城子居民的日常生活，他们还尝试从多学科角度揭示汉朝在丝绸之路北道屯田城址的发展策略与人群互动模式。复旦大学生膨菲、朱思媚还利用同位素分析技术，对考古出土的古代人、动物个体的身体组织样本分析，试图重建先民及动物食物结构和生存方式。同时，对同位素分析在农作物演变、农牧人群互动、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史以及个人生活史等方面的运用进行了介绍。复旦大学魏偏偏从自然身体的研究角度出发，通过三维虚拟技术，开展先民生活、族群演变等相关研究。复旦大学蒙海亮利用古DNA技术探讨古匈奴与匈人间的关系，他认为在族群迁移的复杂过程中，到达欧洲的“匈人”是否仍以“匈奴”为主导，值得进一步探讨。内蒙古师范大学韦兰海、王懿冰也将现代技术运用于族群谱系与权力关系的论证中。他们通过生物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文献史料对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谱系考证，认为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谱系的构建是在从部落向国家转变的过程中，用新方式对明末建州女真部落的统治权进行了重新整合。

与会学者还尝试寻找新视角，赋予历史新解释。江西师范大学王刚利用出土文物及历史书写、文化场域理论，对孔子出生问题进行了再考证，认为从“野合”到“野居”的变化，要在汉朝谶纬学说盛行的环境下从知识场域的角度去理解。赣南师范大学李晓方提出，若从环境史视角重新审视赣南社会，或许可以在传统赣南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实现新突破。南昌大学张芳霖设想利用数位人文技术将湘鄂赣三省商会档案放在长江中游整体区域的视域下思考，进而在近代长江中游流域的经济、革命等研究方向上取得新进展。江西师范大学石嘉则对满铁在长江中下游的调查进行了介绍，认为满铁的经营活动、情报活动是日本侵华战争行为的重要表征。内蒙古师范大学乌木花从语义学的角度对“骨”在藏族与蒙古族的语义进行对比，进一步揭示藏族观念与蒙古族观念间的共性。

区域、族群作为本次研讨会的关键词，也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学者们在山区开发、水域社会的权力归属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厦门大学黄向春认为山区开发的历史脉络，要从经济发展、社会交往、制度变迁、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等诸多方面综合把握，他从史籍中的“山都木客”切入，将目光延伸到宋朝，认为宋至明清的山区开发背后体现出从以道法为轴心，转变为以制度身份为轴心的社会转型，他还进一步利用畲族传世科仪本及其仪式操演，深入研究山区山鬼、巫法与边界的结构和流动以及“文字上山”的影响。厦门大学郑鹏程则关注明清山区开发的产权制度变化，依据新发现的契约文书，梳理明清时期永福县山场产权制度的演变过程。他认为明清永福县山场产权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是从国家财政赋役体系规制到市场机制，最后回到再分配框架。这种变化可视为山区经济发展中法律权利弱化，经济权利凸显的过程。南昌大学黄志繁则从地权与租佃关系角度，尤其留意赣南地区的“约契”，观察清代赣南的地权交易与社会关系，他认为赣南地区形成了地权抵押的借贷交易。在晚清的赣南以土地金融化为标志，呈现出“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乡村经济凋敝并存的局面。

在山区之外，水域社会也是研讨会的热点。武汉大学徐斌、边璟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湖北省水产流通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思考新政府如何以一套新的国营体系为基干，取代了旧的传统市场。华南农业大学戴汉廷、衷海燕报告的题目《水权与惯习：明代以来番禺东部陂水纠纷机制研究》与南昌大学廖艳彬的《明清水利开发与地方族群和社会生态演变——以江西潦河灌区为中心》都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南方地区水利开发中，水资源分配下的族群关系上。区别在于戴汉廷、衷海燕从明代中叶以来的水利纠纷及其解决的历史入手，探讨了水利纠纷中蕴涵的机制问题，关注社会治理与水利纠纷的动态关系。廖艳彬则从明清潦河灌区三座陂堰的历史演变切入，研究南方丘陵地区水利开发背后的人地、族群以及国家关系，认为三座陂堰水利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人地矛盾以及水利开发与地方族群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无论是山区开发，还是水域社会，主体都是“人”在区域的流动及其与区域的互相影响。江西师范大学晏雪平从流域内水文条件、国家制度、贸易格局等方面分析清末鄱阳湖流域水运呈轻型化、不平衡化与互补化特点的原因。厦门大学梁勇则通过碑刻对清代四川的大禹崇拜进行研究。他认为湖广移民崇祀大禹，既是大禹代表的乡土归属，也是湖广籍移民在四川移民社会与不同省籍移民竞争中的现实选择。清代四川大禹信仰的复杂化，反映了民间信仰不断被建构的过程。

国家制度与地方实践，是历久弥新的话题。复旦大学冯贤亮透过江南支氏族人的生活记忆、在地声望、家世传承等，认为晚明社会读书进学一直是家族发展的核心追求，藉由科举的成功以及姻亲的联接，推动家族的成长、促进家族生活形态的转变。另外家族生活空间的变化与选择中，还有明晰的乡居与城居的移动问题，也可以折射出家族发展的内在要求。江西师范大学游欢孙则通过梳理徽州府婺源县田源与菊径两支何氏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乾隆间一系列的统宗会谱活动，认为可以从统宗会谱参与者的个体生命史出发，更好地理解不同时代徽州地方家族统宗会谱的内在动力与社会机制。重庆大学廖涵以闽西石壁地区不同宗族的张氏族谱及其联宗族谱为基本史料，从地域社会的角度，考察清至民国时期石壁张氏宗族的组织形态演变及其相应的社会功能，探索宗族组织与同姓联宗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各种宗族组织实质是由于地方自治范围扩大而引发宗族职能不断拓展的现实需求。地域社会中的实体性宗族与同姓联宗本质上并无区别，均是基层社会为应对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而组建的宗族组织。

还有学者把重点放在地方精英与政府在公共空间上的博弈。山西大学曾伟以明清之际滕王阁的重建和《滕王阁集》的编纂为切入点，关注地方社会各阶层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滕王阁的重建，是清代恢复统治秩序的标志，而《滕王阁集》的结集，象征着清王朝对江右地区控制的实现，并宣示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存在。安徽师范大学刘道胜利用《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梳理明清易代徽州府县官府恢复钱粮体制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集中体现了清初徽州社会转乱为治的努力和实践，体现了明显的清承明制的特点。而且，新王朝在基层行政方面取得的成效，亦离不开以生员为主体的地方绅衿的积极参与。萍乡学院凌焰与重庆师范大学刘露利用新发现的萍乡图甲文书，阐述袁州府均图实行的历史过程以及均图之下萍乡图甲对赋役的应对。

近代以后，各群体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多元努力，也是学者的研究方向。江西师范大学林秋云梳理了在上海围绕“新舞台”的人际关系网络，关注“新舞台”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她认为“新舞台”是一个深度嵌入清末上海地方社会并有力推助自治在地方铺展的社会枢纽。地方精英将梨园舞台作为媒介不断拓展着自身的社会资源，为地方自治做好了前提，部分梨园群体也因此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安徽大学董乾坤从安徽省立二师教育理念的转变出发，关注民国初期社会思潮、地方传统与地方教育的复杂关系。厦门大学吕珊珊从经费和人员两个角度考察温台地区道教会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展的基层管理手段。她认为特殊时期国民政府颁布一系列法规来规范宗教团体，地方道教会承担更多团结、组织道教徒的责任，使得它逐渐向基层宗教管理组织蜕变。

国家制度、地方实践，还与基层社会秩序、管理有着密切关系。厦门大学陈博翼从明代南直隶卫所军与民兵在布防和追剿上的分工，探讨在海防受到剧烈挑战时，王朝国家如何应对挑战，在军、兵分立格局下通过募兵、调客兵、练乡兵等办法来解决卫所军防守以外对倭作战和追剿的问题。他认为，明代基本的军、兵布局，在应对战争统一调度的过程中渐次发生变化：权力向监察和营兵系统方向强化——兵备道、海防道和御史、操江领兵作战成为主流。募练乡兵也在兵备道、海防道属地方行政系统的职官，以及巡按、巡抚等既有监察之权，又赋予军事权力的体系下，获得进一步发展。安徽师范大学张振国则从日常生活视角，将道府私人日记与官方文献对照，观察清代请训的日常运作。他认为这一研究方式不仅可以弥补官方记载和日常行政运作之间的间隙，还能强化官员召见的历史感和现场感，进而促进我们对清代日常政务运作模式的认知。揭阳职业技术学院欧俊勇认为明清潮州地区里社制度的演变对于基层社会组织影响颇深，三山国王庙宇分社而祀形式的出现，既体现了基层社会权力格局的变迁，也呈现了基层社会组织再分化过程。厦门大学张侃、肖振楠通过梳理上海县在民国初年发行官契纸机构的演变和基层实践，指出官契纸发行权一直掌握在地方绅董的手中。官方和绅董就官契发行权的争夺，实际上是民国初年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的真实写照。江西师范大学李平亮、阙伟康对民国后期公款公产清理在安远县的实践进行了制度性研究，认为清理公款公产行动带来的结构重组，只是围绕“新”“旧”势力和地方派系之间权力文化网络的利益调整，不会真正带来产权变革。邯郸学院冯小红、刘子元利用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大量契约，对根据地村庄管理组织承担的职能进行分析，认为抗日根据地的村庄管理组织监管农村日常经济事务是“隐性经济职能”，这些职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缔造的乡村治理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讨会还有学者关注到区域、国家中的知识社会史。天津师范大学罗艳春从知识生成的角度对吴汝纶“北人不重氏族”进行考证与分析，他认为吴汝纶这一看似绝对化的论断背后，隐含着时间、空间层面的对比。在时间层面，明清北人的不重氏族，是相较于汉唐时期的世族传统而言；空间层面北人之家无谱牒参照的，但南方有谱其实亦无谱。吴氏父子其所感慨的谱牒之有无，背后深层的学术观照，有待探究。江西师范大学温海波则梳理了中共革命过程中认读杂字的过程，认为中共对乡土社会识字传统的改造，经历了一个从偏离到回归的过程。他认为从编新教材回到对古旧字书的利用改造，延续了明清以来的“文字下乡”传统，缓解了原先中共激进的扫盲举措带来的紧张。

研讨会主会场

拓展：深化旧议题与扩展新领地

在主题发言环节，科大卫、刘永华、贺喜和谢湜四位教授做了发言，意在对区域、族群、国家相关问题进行拓展。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报告了《轮房管理宗族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成立》。他从一直关注的宗族的架构如何发明和推广的关怀出发，认为各区域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将华南的宗族管理模式套用到其他地区。正因如此，科大卫认为意图在华北寻找华南模式的研究思路是有问题的。应该思考的是，当华北宗族要面对华南宗族类似的问题时，他们要如何进行运作，这意味着历史人类学研究要注意区域的特殊性。他继而从轮房管理方式探源，通过族谱对比，展示浙江山区自宋至元，从分户、经界到各房轮管的过程。接着对江南地区是否会出现轮房管理的发展形态提出疑问，通过对族谱的阅读，他认为在江南，从宋到明很难找到浙江山区那一类控产的办法。在分析地理环境差异的基础上，科大卫还联系江南的地域特殊性，认为江南作为宋朝实行抽买公田的主要实施地区，地方家族为了减少财产损失，主动将财产析分而不是轮房集体管理。最后，通过浙江山区与江南地区族谱记载的对比，科大卫提出不同地区宗族管理族产的方式差异背后可能是区域环境以及国家权力影响的综合结果。

北京大学刘永华教授报告了《明清以降的文本与读写问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首先，他申明不用“书籍”而用“文本”，是因为跟文本相关的不仅有书籍，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文字材料，特别是民间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它们多是写本。接着他对欧洲史和中国史中的读写问题研究的优势与困境进行了对比，在欧洲史上有保存完整的书商档案、遗嘱中系统的签名，而中国史面临书坊资料匮乏、画押签名零星散落。不过，得益于中国史有大量民间历史文献的留存，且这些文献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因此，中国史上的读写能力研究也能开展。在此前提下，刘永华从三个理路谈到读写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是文字下乡、文字上山的历史过程，即文字如何推广应用普及，各种类型的民间文献如何下渗到乡里世界；二是文字的功能效用，即文字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文字的进入怎么影响和改造了社会原有的结构；三是民众识字率的认识，在家庭层面（分关文书等）、在社区层面（徽州议墨，整个村落成年男性签名等），将不同民间文献中的签名画押与族谱资料对接，落实到具体地域、社区、家庭，寻找不同文献的系统性得出特定群体的识字率数据。从这几个层次出发，形成对传统中国读写能力的多元立体认识。最后，刘永华也提示，要抓住现代化所带来的对田野与文献冲击的尾巴，期盼更多学者参与传统中国识字率这一社会文化史的基本问题研究中。

香港中文大学贺喜教授分享了《再谈〈秘密社会的秘密〉》，她首先谈到秘密社会的构建，认为多线性系谱不只是存在宗族中，在秘密社会中也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架构，即血缘在天地会中间的运用。但相对于宗族而言，秘密社会对血缘更多的是借用。在此基础上，贺喜指出在宗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中，依靠的不论是“实在”还是“虚拟”的血缘关系，但在秘密会社中，共同体想象依据却是秘密，而秘密的特质是只要说出来它就不是秘密了。那么，秘密社会如何维持并扩大规模呢？

贺喜从仪式、文本等角度，剖析秘密社会建构的过程。她认为仪式在秘密社会中不断生长，它从原来非常简单的天地人的祭拜方式，慢慢发展到有步骤的祭拜系统。具体来说，以天地会祭拜的祖师，其在早期的仪式中并不是作为被祭拜的对象为例，指出这一仪式上的分野对秘密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作用，随着仪式越来越复杂，会册或会簿类复杂的文本会被制造出来。而复杂化的文献流传后，又会使得即使没有发生过的行动，也会被想象出来。贺喜总结道，想象是虚的，但是想象带来的后果是实在的，实在的后果又加深了我们对虚幻的想象，所以，文本、仪式、想象、想象带来的惩罚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最后，贺喜以萍浏醴起义切入，思考秘密社会如何通过想象影响社会。她认为萍浏醴虽是三省交界之地，但在如此狭小和局促的地方发生的一次治安事件，受到多方关注的背后是秘密社会的想象与地方势力博弈、近代企业的开办、新闻媒介的发展等合力造就的结果。

中山大学谢湜教授结合GIS技术应用展示了《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研究的初步进展》，尝试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城市研究中。他通过研究并出版《汕头：近代的城市地图集》，深入了解汕头通商前后城市景观，人群聚落的变化，进而从关注城市景观转向研究建筑营造过程中制度性因素如何作用于城市空间。他以汕头骑楼的修建为例，分析香港和汕头修建骑楼的不同原因，认为汕头骑楼的修建不是地方势力的违规建筑，也不是政府预期的规划效果，而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为解决土地产权和修筑马路之间的矛盾所提出的。谢湜认为马路修筑的过程中，各方在骑楼地产权划分、畸零地产权归属、社会风俗习惯等问题上不断博弈，多重因素作用下城市从平面展开向立体化发展转变。

在此基础上，谢湜进一步分析市政管理领导层的学术背景、骑楼建筑的报建制度，提出近代城市空间的更新和街道格局的变化，除了商家跟政府谈判和妥协的影子外，还有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博弈过程。整个骑楼的发展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官方力量加强之后，现代市政运行机制对城市空间的管控。政府渐渐掌握城市空间开发的主导权，而民间则利用符合当时市政运行机制的话语体系和新的协商、公示手段，甚至某种信息传播的方式跟官方进行博弈或展开协作，这塑造了中国近代城市新的街道建筑景观。除了关注官方因素，他还注意到民间组织等背后的人群关系以及华侨等移民因素对城市的作用。最后，谢湜希望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去观察近代城市，转变传统研究理路，通过跨区域、立体的视角，观察城市中建筑景观、人群流动，研究城市中的人居关系。

主题发言结束后，还进行了“新文科时代历史人类学的机遇与挑战”的圆桌讨论，与会学者就新文科的理解，历史人类学的关怀、研究路径，跨学科、多角度研究的可能性等方面提出感想和展望。这方面的具体内容，拟另文详述。

总体而言，本次研讨会在新文科的指引下，历史学、人类学、分子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齐聚一堂，切磋问学。一方面，与会学者不断开拓，注重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深度挖掘，利用现代技术拓宽史料范围。在运用新方法探索新史料的同时，还试图转换研究尺度，将目光从区域研究延伸到跨区域研究，从内陆乡村、山区开发延伸到水域社会、城市建筑，试图将内地、山区与水域拾缀成片，不断寻找总体理解中国历史的新方法与新视角。另一方面不忘初心，对历史人类学一直以来关注的区域开发、族群关系、国家认同等主题的探讨贯穿始终，同时，对田野调查方法、以人为本的追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