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论文摘编 | 实践所信 再造中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

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首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大红楼举办。与会者围绕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孕育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了富有新意和值得借鉴的学术观点。本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学术界、理论界、文博界的高度关注，半年时间共收到130余篇学术论文。现精选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以飨读者。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早年就梦想“再造中国”、创造“青春之中华”；他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他将马克思主义与救国救民道路结合，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他组织革命力量，最早沟通与俄共（布）及共产国际友人的联系，与陈独秀一起承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任。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个理想付诸实践，正如他在自供状中所言：“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李大钊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的坚守、对信仰的坚定，充分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李大钊为之奋斗的“再造中华”的理想已变成现实，他的革命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一、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从宣传十月革命、介绍其性质和意义开始的。李大钊从十月革命找到了出路和力量，深信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出路，他以敏锐的眼光和大无畏的精神热情宣传十月革命，不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取向，指出了正确的道路，而且使得正在探求真理、寻求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亲切感。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了新的意义，给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全新的质量，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从1899年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如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此外通过日文的翻译和转译，也有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这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都是作为国外思潮的一种，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潮没有区分开，也没有把它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更没有与中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中国处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6年后，期间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的反动逆流，随后是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争斗。正如鲁迅所言：“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在思想文化上，国内国际形势的动荡，激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索，以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十月革命的消息是三天后由欧洲传到中国的，1917年11月10日，北京的《晨钟报》、上海的《申报》《时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刊登了下面这段简短的电讯：“八日伦敦电，俄国公报云，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从1917年11月11日起，中国各报都分别在“要闻”“国外大事”“电讯”等栏目以大量的篇幅连续报道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

北洋政府追随各协约国政府的政策，拒绝承认苏俄政权，并宣布召回驻俄公使。派军队封锁与苏俄接壤的东北边境，阻断中俄交通。当时中国各报都还没有驻外记者，国际新闻几乎全部依靠外电。关于十月革命以及稍后一个时期的俄国国内情况的消息，大部分根据英国的路透社和日本的东方通讯社的来稿编发。在报道俄国十月革命情况时，无论是《大公报》还是《申报》，国内报刊称呼布尔什维克多为“乱党”“暴烈党”“过激党”“过激派”“激烈派”或“极端派”。报道苏维埃国家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如“各处运输均已停止”“生活之困难已臻极点”“国家滥发新纸币民间全无信用”等等。1917年末，《大公报》刊出的《送民国六年》这样写道：“溯此一年世界之政局与国内之政潮，胥足使吾人怵目惊心”“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以是观之，私也者直世界穷极凶恶之恶魔，可以乱全球害国家戕无数无辜人民之生命财产”。由此可见，国内大部分报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都缺乏正确的了解。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关注，起始于1917年2月俄国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后，李大钊于1917年3月19日到29日先后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三篇文章，文章高度重视“二月革命”对“中国政治前途之影响”，期待其“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三册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针对当时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混乱报导和种种疑虑，对比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和二十世纪俄国革命的不同，阐述了俄国革命的本质和它对世界将会发生的影响。李大钊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他进一步指出，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过去，法英等国已无力再向上发展，只有俄国革命才代表了整个世界一种新的向上的力量。“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在新生苏维埃政权还处在国内外敌人夹攻中的困难形势下，李大钊这种认识，不仅需要有非凡的勇气，而且需要有卓越的见地。

不久，李大钊在1918年1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5卷5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欧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较深入地分析了十月革命，指明了其指导思想、革命目的和革命的依靠力量，指出指导这一革命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这个革命的目的是要“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即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阐明这个革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力量，认定这种20世纪的群众运动必将战胜一切反动势力而取得胜利。这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十月革命所蕴含的基本内容。李大钊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对于历史时代发展的正确说明，表明中国革命开始有了新的取向。这相当大程度上启发了一批先进分子，帮助更多的人开始将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进而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

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编的《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李大钊为这个刊物的第三期所写的社论《新纪元》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的是“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洗出的一个新纪元来”， 生产制度将要起一种“绝大的变动”，而全世界无产阶级将要联合在一起“去打破国界，打破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黑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李大钊热情称赞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激动人心地预言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这对当时尚处于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革命鼓舞。虽然李大钊的文章并没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是介绍了个别观点，甚至还有不甚恰当的论述，但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传播的开始。在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中，除李大钊外，没有第二人。

陈独秀对俄国二月革命抱有很大兴趣，认为这是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利。但他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却是困惑不解，对苏维埃俄国持保留态度。随着十月革命影响在中国的逐渐扩大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介绍，陈独秀的思想起了变化。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18号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明确指出：“十八世纪法兰西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这可以说是陈独秀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明确的表态。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

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李大钊的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以后一直热情颂扬社会主义，不间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此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通过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艰难环境中，李大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1919年2月，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进行改组，改组后增加“自由论坛”及“译丛”两栏，以广泛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此后李大钊利用《晨报》副刊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它对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思潮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给革命青年指明了道路，对广大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月1日至4日，发表渊泉《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专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日本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译），这篇译作被当时的报刊广泛转载。至1919年年底，《晨报》副刊连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雇佣劳动与资本》，食力译）、《马克思唯物史观概要》（译自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马氏资本论释义》（考茨基著《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渊泉译）等著作。同年8月7日至11日，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副刊在1919年至 1921年，开辟了“五一纪念专号”，发表了李大钊、渊泉、一湖、 若愚、陆沉等的署名文章15篇。其中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的“五一纪念专号”，是中国报界第一次刊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号。

作者：曹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研究馆员

原标题：《研讨会论文摘编 | 实践所信 再造中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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