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德勒退役：他是一个懂得战斗的艺术家

编者按：

2022年9月15日，费德勒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在拉沃尔杯后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正式退役。

他面向所有人说，网球带给他的一切已经超乎了他想象，这一路上的朋友、对手、一切热爱网球的人们，都是他遇到的最好的礼物。经过三年的体力康复，他最终放弃与时间和身体对抗，接受了身体给他的“明确信息”，宣布退役。

日后，他还会继续打球，但不再出现在大满贯或巡回赛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自己的热爱，但不执著于永远站在高点。把传奇留在身后，潇洒转身，是对时间赠予的天赋最好的敬意。

以下内容摘自浦睿文化的《弦理论》：

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所有喜爱网球运动以及在电视上观看男子网球职业比赛的人都经历过所谓的“费德勒时刻”。

在这样的时刻里，观看这位年轻的瑞士人比赛，会让人下巴掉落、眼球凸起，发出的声音会让隔壁的夫妻前来核实你的情况是否还行。你如果打网球的次数足够多，就会理解，你所看到的他的打法对你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费德勒时刻”因此显得更为刺激。

我们都可以举出各自的例子来。比如，在2005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中，第四盘一开始，由罗杰·费德勒向安德烈·阿加西发球，双方在中等偏多的回合数里相互击落地球，这种打法依靠的是现今底线强攻型比赛中特有的蝶翼型走位。费德勒和阿加西从各自的区域拉球，都想打出底线直接得分球……到最后，阿加西突然间打出一记势大力沉的反手对角线击球，将费德勒远远地拉到他的反手区（他的左边）。费德勒接下球，却削出一记伸展性的反手短球，将球打到越过发球线约1米远的地方，这当然是阿加西扬名立万的一招，而当费德勒奋力往回奔跑、重新回到场地中央时，阿加西却已移动到位，在球上升时回打了那记短球，将球正好重重地打到同样的反手角，企图打乱费德勒的脚步。

这一招生效了——费德勒依旧站在底角附近，但向中线附近跑去，而球此刻正朝他身后的某个点奔去，这个点就是他刚刚所在的位置，他已经没有时间转过身体了，而阿加西则在打出这记短球之后，从反手侧的角度朝球网奔去……费德勒此刻的打法在某种程度上瞬间扭转了危机，他向后跳了三四步，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从反手边角击出一记正手球，全身的重心都往后移。正手打出的那球是一记快速上旋球，完完全全地越过了网边的阿加西，后者突然朝球奔去，但球已经越过他，朝边线直直地飞落下去，正好落在阿加西右边的角落里——直接得分。费德勒在球落地之后，依旧在往后跳步。

纽约的球迷同往常那样，在突然爆发出声响之前的几秒里被震惊得一语不发，而约翰·麦肯罗戴着他那副黑人耳机在电视上说（多半是自言自语，但听起来貌似是在说）：“怎么可能从那个位置击出直接得分球？”他说的没错：考虑到阿加西的位置以及他世界级的移动速度，费德勒不得不把球压低到5厘米的空间里，以便使球超过他。他做到了！快速往后移动，没有准备时间，身体没有一丝重量压在这记击球后面。简直不可思议，此举就像是《黑客帝国》里的动作。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说，但我的妻子说，她赶过来时，爆米花已在椅子上落得到处都是，而我单膝下跪，眼球看上去就像在新奇玩具店里出售的假眼球。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所谓的“费德勒时刻”的一个例子，而这还只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事实上，电视上播出的网球比赛让网球运动充满现场感，非常像色情电影赋予了人类情爱可感受到的现实感。

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说，罗杰·费德勒没有什么热点新闻。他25岁，是现今活在世上的最出色的网球运动员之一——或许是迄今为止最棒的。市面上充斥着他的传记和报道。《60分钟》在去年刚对他进行了专题报道。有关罗杰·费德勒先生更多的信息——他的背景；他在巴塞尔的故乡；他父母对他的才华明智且不加剥削的支持；他的少年网球生涯；他早年间因脆弱和脾气所招惹的麻烦；他深爱的启蒙教练于2002年的突然离世，如何既打击又磨炼了他，并助他成为现在的自己；39个单打冠军；8个大满贯头衔；对陪他参赛的女友（这在男子比赛中实属罕见）做出的慎重承诺，与之保持着罕见的稳定关系，以及对各种艳遇的从容处理（这在男子锦标赛中闻所未闻）；他那老一套的禁欲主义、钢铁般的坚硬、良好的运动员精神、显而易见且全面的正直、深思熟虑、慷慨解囊——都可以在谷歌上搜到。

费德勒在上海训练 

如果你从未在现场观看过这位年轻人的比赛，那么就亲自看看神圣的温布尔登的草地赛吧。在2006年该赛事进行的14天里，天气先是名副其实的灼热，然后风雨交加，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就会明白某个媒体的巴士司机所说的“残酷到近似宗教体验”是什么意思。起初听到类似的表述，你或许会怀疑它有蛊惑人心之嫌，仿佛它和人们描述的对“费德勒时刻”的感受一样，不过是另一番夸大其词的形容罢了。不过，那位司机的话确实不假——确切地说，是靠心醉神迷的瞬间感悟获得的——尽管需要花点时间，并认真地观看比赛才能明白。

美感并不是竞技体育的目标，但是高水平的运动却是展现人体之美的首要渠道。美之于高水平运动，大体与勇气之于战争相似。

我们在此谈论的人体美感是指某种特定的美感类型，或许可以称之为“动态之美”。其能量和感染力无处不在。它与性或者文化范式无关。真正与之相关的，其实是人类与拥有躯体这一事实的和解。

当然，从来没人在男子运动中谈论美、优雅，或者身体。男人或许会公开声称他们对运动的“爱”，但是那种爱势必被投射并且体现在战争的象征中：淘汰或晋级、排名和排位的等级制度、不厌其烦的数据和技术分析、部落和（或）民族主义的狂热、制服、大量的噪声、横幅、怦怦直跳的心脏、脸部涂绘，等等。出于一些不是很好理解的理由，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战争的符码比爱的符码更安全。

世博期间，费德勒来到上海

我们可以在拉菲尔·纳达尔身上发现战争的符码，这个西班牙人天生具有运动员的体质，外加百分之百地争强好胜，在你看来就是人中豪杰——挽起袖子露出的二头肌，以及歌舞伎般的自控力。再加上，纳达尔也是费德勒的天敌，拥有一具躯体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如果说需要一些例子才能明白这一明显的事实，我们可以很快地列举出伤病、疼痛、气味、恶心感、衰老、重力、脓血病、笨拙、疾病、极限——所有这些我们躯体的意愿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对立例子来。难道没有人曾怀疑过，我们在与拥有躯体这一事实和解时需要帮助吗？我们渴望和解吗？毕竟，死去的是你的躯体。

很显然，拥有一具躯体还是有很多不错的地方，只不过在现实中感受和体会起来更难。就像是某种罕见的、高峰体验般的感官顿悟（“能有眼睛看到此番日出之景真让人开心！”等），伟大的运动员引领我们意识到去触碰、感知、穿过空间以及与物体接触时是多么值得称道的事儿——假定，伟大的运动员用身体能够办到的事儿是我们这些人只能在梦中做到的。但是，这些梦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弥补了许多。

并且是2016年温布尔登锦标赛的最大惊喜，尽管他最擅长打红土场，没有人指望他通过此地比赛（草地赛）的最初几轮。相反，费德勒则通过了半决赛，并没有制造任何惊喜或者缠斗的情景——他将每个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电视和纸媒都担心他的比赛会无比沉闷，根本无法与足球世界杯体现出的民族主义的狂热相比。

不过，7月9日那场男子决赛却是每个人的梦境。纳达尔和费德勒之间的对决是对上个月法国网球公开赛决赛的重演，在那场比赛中，纳达尔获得了胜利。截至现在，费德勒在一整年里只输掉了四场比赛，但都是败在纳达尔手下。大多数比赛都是在慢速的红土场地上进行的，那是纳达尔最擅长的区域；草地则是费德勒最擅长的比赛场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第一周的热浪已经将温布尔登场地里的水分烘烤出来，干燥的场地使选手们更慢了。另一个事实是，纳达尔已经调整好了，将基于红土比赛的优势转移到草地上——通过击落地球，移动到更靠近底线的位置，克服对网前球的不适应。第三轮，他将阿加西打得狼狈不堪。有线电视媒体已经陷入疯狂。开赛前的中心球场里，穿着崭新拉夫·劳伦牌制服的裁判正走入场地，这套打扮看起来就像孩子穿的海军服。从南边后围栏上方的玻璃缝隙里望去，广播评论员正在椅子里上蹿下跳。

温布尔登锦标赛的决赛围绕着复仇性的叙事展开，国王对峙弑君者的情节塑造出鲜明的角色对比。这是欧洲南方激情四射的男子气概与北方心思缜密、冷静客观的艺术气质之间的对决。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之间的较量。屠夫刀和手术刀之间的碰撞。左撇子和右手运动员的相遇。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一之间的决战。纳达尔，这位将现代底线强攻型比赛发展到极致的选手，遭遇了改变现代比赛的人，而此人的准确性和多样性就如同其步伐和速度，都是他的撒手锏，但是此人也有可能尤其害怕前者，并在心理上对之有所避讳。一位英国体育记者与搭档一起，在媒体席里激动地重复了两遍：“这将是一场战争。”

费德勒在上海地铁与人交谈

再加上，这里是中心球场的主赛场。而且，男子单打决赛总会在为期14天的比赛中的第二个星期天举行，温布尔登锦标赛总会弱化首个周日的比赛，以此突出第二个周日比赛的重要性。乱头风刮了一早上，吹倒了停车标牌，吹得遮阳伞翻了面，但在比赛开始前一个小时突然停止。太阳出来时，中心球场的防水布已经被卷起来，固定球网的架子也被收了起来。

费德勒和纳达尔在掌声中走入场地，例行公事地对着豪华包厢鞠躬。瑞士人穿着一件奶黄色的运动外套，就是耐克公司指定他在今年温布尔登锦标赛网球赛上穿的那件。费德勒，也许只有费德勒，穿起短裤和运动鞋来并不显得太奇怪。西班牙人照例什么热身装备也没穿，所以他的肌肉会立马暴露在你眼前。

他和瑞士人全身上下都穿着耐克的装备，头上戴着几乎一样的头巾，那上面的耐克钩正好落在额头正中的位置。纳达尔在头巾下面把头发扎了起来；但是费德勒没有，他梳理和撩拨披散在头巾之外的头发的样子，在电视观众看来就是他的招牌动作。同样，纳达尔在局中得分的间隙则会强迫性地向球童要毛巾。不过，在现场看球，还可以看到一些招牌性的、习惯性的附带小动作。

极为细心的罗杰·费德勒会把运动上衣挂到场地边缘的备用椅的椅背上，这样一来，衣服就不会皱了——每场比赛开赛前，他都会这样做，此举有某种稚气和古怪的舒心感。抑或，他总会在比赛进行到第二盘的时候时不时地更换球拍，总会把新的球拍放在同一个用蓝色带子封口的透明塑料包里，并且总会小心翼翼地将这个包拿下来交给球童看管。

纳达尔在发球前拍球时，总会习惯性地不停地将长短裤从臀部往上提。他在底线边游走时，总是恶狠狠地来回盯着别人看，就像一个等待挨鞭子的罪犯。你如果近距离观看，还会发现瑞士人发球时也有其古怪之处：他在开始做动作之前，会把球和球拍引到身前，精准地把球放在拍面下面、球拍颈部的“V”字形格槽前，只放一会儿。如果位置不够完美，他会不断调整球的位置，直到正好为止。这一举动发生得特别快，但每次都会上演，一发和二发时都会。

纳达尔和费德勒此刻正利用宝贵的10分钟互相击球热身。裁判控制着时间。这些职业网球选手在热身时有明确的秩序和礼节，电视工作者认定，观众是不会对这些感兴趣的。中心球场可容纳1.3万多名观众。另外还有几千名观众，就和那些每年自愿做类似事情的人一样，先在门口购买一般入场券，然后聚集起来，带着食品篮子，喷着防蚊喷雾，在1号场地外的大屏幕前观看比赛。在这里，你只能和其他人一样看个大概。

开打前，在靠近拦网的地方，正在举行仪式性的投硬币环节，该环节将决定谁先发球。这是温布尔登锦标赛的另一项礼节。今年获得投掷硬币殊荣的是威廉·克里斯，他将在裁判和赛事监督的帮助下完成这项使命。威廉·克里斯，17岁，来自肯特，两岁就罹患肝癌，在手术和可怕的化疗的救治下幸存至今。他是代表英国癌症研究会来这里的。他皮肤白白的，脸蛋是粉红色的，身高差不多只到费德勒的腰间。

球迷高声呼喊，表达对名誉性的投掷硬币环节的赞许。在整个过程中，费德勒脸上都挂着冷漠的微笑。在球网的另一边，纳达尔像拳击手那样一直在原地跳步，并来来回回地挥舞着手臂。我不知道美国广播电视网是否会直播投掷硬币的环节，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剪掉这项仪式来插播广告。随着威廉·克里斯在别人的陪伴下退场，观众发出一阵稀稀拉拉、杂乱无章的欢呼声，大多数球迷并不知道该怎么做。仿佛这项仪式一结束，为什么请这个孩子进行这项仪式的真实情况就被人了解了。请一个身患癌症的孩子，在梦幻般的决赛中投掷硬币，给人一种突出某件事的重要性的感觉——让人觉得这件事既令人不舒服又正常。这种感觉，要想说出它意味着什么，话在嘴边但说不上来。这种难以说清的感觉会在最初的两盘比赛中持续。

费德勒温网现场观赛

其实，这不是费德勒在温布尔登锦标赛进行到第二周时第一次遇上患病的孩子。就在距离男子单打决赛还有三天时，在位于媒体中心三楼的国际网球联合会（ITF）的一间狭小、拥挤的办公室里，举办了一场与罗杰·费德勒先生一对一的特别采访。采访一结束，费德勒就在ATP球员代理人的护送下，从后门走出去，去参加下一场安排好的义务性活动。

ITF的一个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一直在大声嚷嚷着打电话）现身，短暂地询问罗杰。这个人就和ITF的其他所有人一样，用不太浓重且常见的外国口音说：“听着，我一般不喜欢这么做。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邻居。他的孩子生病了。他们想要筹款，都计划好了，所以我想问你是否可以在一件T恤衫或者什么东西上面签个名，你知道——什么东西都行。”他看上去很窘迫。那位ATP的球员代理人朝他微笑。不过，费德勒点了点头，耸了耸肩，说道：“没问题，我明天带来。”

第二天就是男子半决赛。其实，ITF的这个人是在向费德索要他自己的T恤衫，或许还是比赛时穿过的，沾着他本人汗水的。（费德勒在比赛结束后把他用过的头巾丢给球迷，接到的人不是恶心到吐出来，而是很开心。）ITF的那个人以很快的速度谢了费德勒三次之后，摇了摇头说：“我讨厌做这件事。”费德勒依旧半个身子在门口，说：“没问题。”确实，这没什么问题。

就和其他所有职业运动员一样，费德勒会在比赛时换好几次衣服，并且给某人留一件，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费德勒倒不是想成为甘地一样的人——他没有停下脚步询问这个孩子的病情。他不会超过限度，装出很关心别人的样子。这个请求对他而言，只不过是另一件不得不去面对、会让他当下稍许分心的微不足道的应酬罢了。不过，他确实答应了，而且会记得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并且，这件事之后不会让他分心，他不允许自己分心。他非常善于处理这类场外的事情。

考虑到办公室的空间，还有最基本的信念，我才不会去完整地记录这样一场涉及安保难题的一对一采访。简单说来，这次采访就像那种古老的故事：一个人登上一座高山，去和一个坐在莲花上的老者谈话，只不过在当下的情况里，这座大山完全由体育界的一些官僚组成。的，还是见证他比赛时展现出来的美感和天赋。你更想间接地去弄明白一些与美学相关的事物，或者据此聊上几句，又或者——如同阿奎那处理他自己那些不可言喻的事情——试着用它不是什么来定义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