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记︱行走在黔东南的山水间——山地社会的结构过程

气质各异的民族群体生息于西南地区的山河之间，区域历史记忆中沉淀着他们的生存智慧与生命思索。明清以来，因应王朝国家的经略和治理，这片区域内的多元社群共同经历了从“化外”到“新疆”的政治转换与秩序重构，在经济交往、人口流动、信仰融汇和权威消长中逐渐形成一个共生共融的区域整体。西南山地社会这一结构性的变动，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地理单元的独特风格，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化中国”之形构的重要经验。

2016年以来，在大规模民间文书和长期深入田野研究的支持之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凯里学院民族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举办“清水江研究”系列田野工作坊，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2022年7月8日至20日，“山地社会的结构过程”田野工作坊（2022）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举行。来自多所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带领一批青年学子，以黎平西北部乌下江流域为中心，从具体的村寨历史和日常生活入手，考察山地社会的人群结构、社会组织、生产生活及精神信仰等的整合与运作，希冀从“过程”中发现“整体”。

一、寻迹山水之间

乌下江是清水江下游的南岸支流之一，发达的水系穿梭于黎平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这里是历史上区域内外财货和人员流动的通道，也勾连起苗乡侗寨间的联盟与竞争、军政文教的施受及沿革。乌下江两岸的村寨之中因此保存着大量的民间文书，多元民族的共生共处也构成此一区域结构化过程中基本的人文语境。本次田野工作坊对这片区域的9个乡镇30个自然村寨开展走访考察。在考察路线设计时，综合考虑乌下江流域历史时期的官私通道和当下的交通条件，溯江而上，翻越多个分水岭，游走在不同的流域和聚落群之间，力求在勾连古今的时空脉络中建立起对“区域”的整体性认识。

考察路线：

前半程（7月9-14日）：以黎平县城为起点，沿西南-东北向的“官道”，溯亮江支流至坝寨乡（寨头、寨母、流芳、高近）、茅贡镇（地扪、登岑、腊洞、樟洞），而后进入西北侧的分水岭，过坝寨乡（蝉寨、高兴），进入乌下江流域，行至孟彦河沿线的孟彦镇（罗溪）、罗里乡（罗里）、大稼乡（大稼、邓蒙、高架、岑努、岑趸、平笋）及平寨乡（岑同、腊亮）。

后半程（7月15-19日）：自尚重镇始（尚重、宰蒙、盖宝、育洞），溯育洞河（属都柳江流域）往东北方向，至德化乡（高洋、岑纪、德化）；最后经锦屏县固本乡、启蒙镇（婆洞、腊洞、偶里）及平略镇，翻越“青山界”，至锦屏县城。

田野工作坊（2022）考察路线图（孙旭、吴晓美根据1985年黎平县地图改绘）

考察期间，工作坊师生白天访问乡民、观察记录、寻碑录文，且行且议，晚间围绕具体话题组织多场报告-研讨会，并特别设计了由资深教授领衔的理论座谈，以及拓碑、“在田野中读文书”等实训专题，由经验丰富的青年学者对研究生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分享与教学。11天的密集考察与研讨，不仅让大家丰富了对于这片区域的知识积累和理解，也在体力和脑力上挑战自我，充分感受“清水江研究”学术共同体的活力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魅力。

工作坊合影（谢景连 供图）

“清水江研究”系列田野工作坊开展的基础，是对“清水江文书”的长期整理与研究，以及不同研究者对区域内重要节点的长时间深度田野调查。将不同地点的研究经验置入一个整体性视野之中，在比较和交流碰撞中达成对区域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山河一体”“内生共治”和“文字意识”等核心概念，共同构成清水江研究的主要视角，也是本次田野工作坊的基本实践指导。

开班仪式（谢景连 供图）

7月9日，在凯里学院举行开班仪式后，工作坊全体成员启程前往黎平，考察了集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为一体的历史街区“翘街”，并在孙旭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已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的侗族研究专家邓敏文先生创办的公益型地方文化图书馆——“侗人文库”参观学习。之后，“清水江研究”团队的老朋友、原黎平县史志办主任石干成先生为工作坊师生作了一场关于黎平地区的土司制度及明清两朝“府卫同城”历史沿革的讲座。

石干成先生为工作坊师生介绍地方历史（吴晓美 供图）

黎平境内的土司之设可追溯至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福禄永从长官司，元明时期几经增设或裁废，至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土司数量达14个。洪武年间，黎平地区不断发生社会动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洪武十一年（1378）的吴勉起义。洪武十八年，在镇压了起义之后，明廷在靖州卫的基础上设置了五开卫，隶属湖广都司，众多屯军移民进入黎平。永乐十一年（1413）设贵州布政司，黎平府为贵州八府之一，宣德九年（1434）府治迁入五开卫城，直至清雍正五年（1727）改五开卫为开泰县并划归贵州，黎平“府卫同城”的历史延宕了293年。土司、府县、卫所三套制度的交互塑造，使得黎平地区形成族群构成复杂、文化多元的区域面貌，也为本次田野工作坊铺开了一个基础性的历史文化语境。

二、山河一体中的多元文化

黔东南秀丽的山水之间，错落着规模不一的村寨，苗族、侗族、三锹人等交错杂居，形成侗寨居水边、苗寨坐山坡的大体格局。然而，由于河流的贯通作用，历史上频繁的人口流动有效推动了这片区域内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和交往，形成了多民族交融的区域文化格局。

7月10-11日，正在茅贡镇地扪村开展田野调查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李泳锜带领工作坊全体成员考察当地所谓的“天甫”和“千三”地区。自黎平县城往西南方向，沿亮江上游一条支流延伸的明清古官道（亦即今天的国道356），依次经过寨头、寨母、流芳、高近，这四寨即属于“天甫”地区。翻过分水岭，在地扪安顿之后，工作坊继续考察了包括腊洞、地扪、茅贡、登岑和罗大五个村寨的“千三”地区，这些寨子亦沿一条发源于腊洞的河水分布，经地扪、登岑、罗大、罗溪、孟彦，最后汇入乌下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天甫”地区曾因夫役、交通等问题出现过不同的村寨联合，“千三”之名则来源于当地口头传说。相传地扪的人口曾经一度繁衍较快，人多地少，于是迁徙至腊洞、茅贡、登岑和罗大落户。“千三”和“天甫”仅一山之隔，田土相依，作为空间概念的“天甫”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作为人群概念的“千三”则相对稳定。

乌下江流域沿河村寨（朱忠飞 供图）

7月10日晚间，李泳锜同学对“千三”款与“天甫”款所作的报告引发热烈讨论。刘志伟教授认为，“天甫”作为一种村寨联合处在变动之中，因为人是流动的，社会组织不断分分合合；“千三”则是用历史记忆去界定他们结盟关系的一套话语结构，所以是稳定的。不过，结构层面出现的联合机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反倒是这类结构的多元性，才构成西南研究的最大魅力。刘志伟与张应强两位教授还提醒大家，我们在任何地方做田野都需要明白过去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走这些路：他们通常是步行翻过一座山，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坐车绕一个大弯。

现场研讨（雷宇 供图）

“天甫”地区的腊洞村是侗戏鼻祖吴文彩的故乡，也被认为是侗戏的发源地。据村里的侗戏传承人吴必胜老先生介绍，侗戏实为传统侗歌与汉戏、桂戏、阳戏等汉族戏剧的融合。清代嘉道年间，吴文彩出游黎平、王寨（今锦屏）、古州（今榕江）等地，接触到汉族戏剧，因而开创了侗戏。如今周边侗寨皆前来学习侗戏，在节日时表演。显然，侗戏亦是人的流动和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

腊洞村吴文彩墓（吴晓美 供图）

来自大稼乡邓蒙村的姜通益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硕士生。在他的带领之下，工作坊全体于7月13-14日到访他的家乡邓蒙，以及高稼、岑努、岑趸、岑同、腊亮等村。13日晚间，姜通益同学介绍了有关邓蒙和岑趸两村的历史沿革、人口、节日及族源迁徙等，引发大家强烈的兴趣。“邓蒙”即侗语“山塘多”之意，不过，邓蒙并非侗寨，而是一个汉、侗、苗共居的多民族村落。类似的命名方式在乌下江流域十分普遍，除了展示人们如何在观念上把握山川形胜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用以表述地名的语言。岑努村的老乡告诉我们，他们原是苗族，迁到这里来以后改成了侗族，村寨周围的山头地名都是侗语，因为侗族先到这里起了名字，也有的地方既有侗语地名也有苗语地名。

在邓蒙村访谈（孙旭 供图）

至此，乌下江流域民族文化多元交融的面貌已经呈现在眼前，除苗、侗外，这里还居住着未识别民族的三锹人。三锹人社区一般较小，岑努和岑趸属于较大的村寨，因为也有其他民族居住其中。颇为有趣的是，这些以锹族为身份认同的人们关于语言的区分，他们称自己讲的是锹语，而山下的其他社区讲的不是锹语，以此强调身份边界。7月14日晚，邓刚老师就其长期研究的三锹人与三锹社会相关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三锹人的祖源记忆指向湖南靖州，其民族文化特征也反映在语言和姓氏上。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在三锹人社区也听到了和邓蒙村类似的传说，即他们的牛跑到此处不肯离去，于是便在此定居。这种讲述自身与所居地方关系的方式，实际上反映出在高度流动的人群中非常明确的地权观念。明清时期，清水江木材贸易使得这一区域的人群流动进一步加强，三锹人也参与其中，有关地方、历史和文化的表述因此被不断调整。到了1980年代，这一切又因三锹人族属问题的讨论而被再次激活，并得到重新表述。

邓刚所著三锹人研究著作（吴晓美供图）

三、地域社会中的村寨联盟

黔东南复杂的山地形貌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并没有将不同的人群相隔离，栽岩、议款、斗牛、祭萨、吃牯藏、跳芦笙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跨村寨或跨地区的社会共同体。

7月15-17日，工作坊考察尚重、德化地区。在尚重镇宰蒙村，我们听到了四寨（宰迫、宰舟、宰海、宰虎）关于联合与竞争的讲述。宰海、宰舟、宰迫三寨全部姓杨，自称是从江西迁到榕江的三兄弟，宰海是老大，宰舟和宰迫是老二和老三。三兄弟一起过牯藏节，由老大宰海主持，内容依次有斗牛、祭社稷坛和踩歌堂。三兄弟的牛不能互相打架，他们的牛和竞争对手都是宰虎。据说宰虎的村落鸟瞰呈虎形，宰海、宰舟、宰迫三个寨子呈猪型，虎和猪相克，因而只要宰虎发展好了，其他三个寨子就会发展很差，反之亦然。于是宰迫寨门前有一把剑射向宰虎以克制它，仅相距数米对面的宰虎则立了一个石碑在寨门口去克制其他三个寨子。

宰迫寨门（左）和宰虎寨门前的石碑（右）（朱忠飞 供图）

斗牛是黔东南人民最热爱的传统活动，除活动本身充满激情外，其背后的“斗牛圈”也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一种地域社会联盟。因此，各个参与斗牛的村寨都极为重视牛的养护，往往配有一位或数位专人负责喂牛，有些村寨还形成分工，分别负责喂养和放风洗澡等。在乌下江流域各村走访期间，斗牛成为大家十分关注的对象。喂养斗牛一般以村寨为单位，有的大房族也会自己独立喂养（如高洋村的相团房族）。斗牛是村寨中的“英雄”，须由专人将草整理好塞入口中喂食，日常饮料为用当地一种植物特别熬制的茶水，还可以饮酒。为避免吃草时牛头乱动，喂牛人通常会将之暂时固定，待喂饱后再放开。

高洋村相团房族轮流饲养牛王名单（吴晓美 供图）

正在接受喂食的高洋村斗牛（吴晓美 供图）

“款”是黔湘桂交界地区苗侗民族跨村寨的地域组织，组成同一“款”的多个村寨在依山沿河的自然地理限定基础上，通过节庆仪式、民俗活动、婚姻缔结、协定规约和历史传说等形成了紧密的共同体认同。在王朝国家经略西南的历史过程中，“款”也和土司、保甲、团练等结合，成为了苗侗社会参与国家基层治理的主要形式，并反映在丰富的碑刻、文书和方志资料中。

7月16日，德化乡高洋村的吴绍平老人为我们介绍村落概况以及本区域的“高洋大款”。大约600年前，吴氏先祖自尚重迁来高洋定居。“高洋大款”设立于明末清初，所辖范围东有东束、尚重两保，南有育洞、明义两保，西至今天的榕江属朗洞，北面剑河属南加一带为高洋西款。民国时期这片区域曾联合办团练乡兵，设团防局于高阳寨。由于外姓迁入高洋只需加入某一个房族而不需要改姓，目前村落内部姓氏较多，共有16个，分布在5个房族之内，同房族和不同房族的异姓都开亲。

位于半山腰的“高洋大款”碑 （傅育繁 供图）

吴绍平老人讲述村落及高洋大款历史（杨发文 供图）

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生龙宁东近三年一直在朗洞镇开展田野调查。16日晚间，他以《家、户、款》为题，介绍这片区域内村寨之间以通婚缔结的关系，以及文献中原用以指代户数的“千三”“千五”在当地人观念中都属于高洋大款，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在空间中理解时间”的主要观点。在附近寨蒿镇开展田野调查的中山大学博士生王政就“款”与苗侗社会的自组织问题展开商榷，他认为“款”不应被放在空间层面去理解，而应当放在人群层面去理解。

除了上述传统地域社会联盟，还值得一提的是近来火遍全网的黔东南篮球联赛“村BA”，其基础正是黔东南地区跨村寨联动的集体活动，篮球也是乡村青少年最热爱的体育运动。黎平的乡村每逢节日便组织各种联赛，据曾在田野调查期间作为水口乡镇篮球队员参加过区域联赛的孙旭老师介绍，登岑这片的乡村篮球队实力颇强，本次工作坊走访该村时也见到了古楼里该村所获得的多面奖状。

登岑村古楼内悬挂的篮球联赛奖状（吴晓美 供图）

四、从文字进山解读山地社会

乌下江流域是明清时期外来移民进入黎平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汉文字进入较早的地区。当地的村寨之中不仅文书存量巨大，碑刻也众多。“清水江研究”范式之下，文字被视为理解山地社会的钥匙，因此，对文字的寻觅和解读亦为本次田野工作坊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不断的行走中，工作坊自动形成了“寻碑队”和“访谈组”，白天分头走村寨，晚上相互分享和研讨。

认真工作的寻碑队员（朱忠飞 供图）

华南研究的田野工作方式被戏称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在黔东南，村寨里的古碑常常位于村口花桥头、村内水井旁，或是立于古楼旁，这是因为花桥、水井和古楼皆为村寨重要的公共标识物，对于村民的日常生活有着特殊的意义。由此可见，镌刻着汉文字的碑铭在村寨传统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公共价值。一些款约碑甚至并不立在村寨之内，而是立于只有当地人才能找到的山间或地头，这个平日属于私人的田土空间在议款之时便成为区域性的公共场域。

罗溪村善缘桥头善缘亭内的土地庙与碑群（吴晓美 供图）

腊亮村古井及清代古碑（朱忠飞 供图）

师生合力拍摄高架村附近梯田坡上的款约碑（孙旭 供图）

十余天以来，寻碑队的同学们提着面粉跟着村民翻山越岭，有时甚至为了一块碑铭步行一两个小时，为工作坊收集到了数以百计的碑刻。最为激动人心的是14日，上午在邓蒙村寨老的许可之下，大家和村民合力拔起一块半截埋在地下的清代古石碑，下午又在腊亮村民的带领之下于水田边挖出一块清代古碑。

工作坊师生与邓蒙村民合力拔碑（吴晓美 供图）

解锁腊亮村被田土掩埋的古碑（黄瑜 供图）

在12日的讨论会上，寻碑队的伍应滔同学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过去村寨里认识汉字的人极少，对看不懂碑文的村民而言，这些立在村寨里的碑有什么意义呢？对此，张应强教授回应，在碑文中我们总能读到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说明立碑的人是了解政策的，碑文的内容是大家经过协商、妥协并协调了各方关系之后一致通过了的。我们读这些碑文并不是要完全回到过去去讲一个那个时候的故事，而要透过这种“物化”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去把过去与现在建立起某种联系，以此获得对当下的人们和社会文化逻辑更多的认识。杨正文教授则点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文盲时代文字的神圣性”。他说，没文字的乡规民约村民记不住，有文字的乡规民约他们也不认识，不论是文字书写还是口头传达，只有乡村里那些能够读懂的人讲得清楚，但在村民心目中，模糊的乡规民约是神圣的，大家都敬畏它。

在走访的村寨中，我们常常看到村民将碑铭作为祭拜对象，偶里村口的古碑上还贴着许多用红纸书写的“寄拜帖”，人们将那些多灾多病的孩子寄拜给古碑。可见，在村民心目中，碑铭具有灵性，而这种灵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字的神圣性。

偶里村口贴满寄拜文书的古碑（吴晓美 供图）

除碑刻之外，乌下江流域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文献是村民的家藏文书。7月14日晚，邓刚老师以三锹人为中心，讲述了明清以来乌下江流域人口流动的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带领同学们解读文书。大家先是将文书逐字逐句读下来，之后再依据文书所传递的信息开展讨论。整场研讨参与度高、气氛热烈，此间，长期从事“清水江文书”和“赣南文书”研究的吴才茂、朱忠飞两位老师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朱忠飞老师强调，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时间，帮助我们在田野中找到一个坐标，进而找到一个过程性的东西。相对于族谱之类私藏性质的文献，碑刻是公开的，在田野中相对容易找到。在“赣南文书”与“清水江文书”解读体验的比较中，朱老师还指出，不同地域的地方文献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些差异化的结构性的东西。吴才茂老师认为，研究一个地方，时空的序列很重要，“清水江文书”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研究的难度很大，还是应将研究落实到每一件文书、每一个村落，这也是我们工作坊的意义所在。

《黎平文书》与《锦屏文书》

7月18日，工作坊进入锦屏县固本乡，一路行走于酷暑之中的大家终于迎来第一场雨。特地从锦屏县城赶来的锦屏文书特藏馆王宗勋馆长带领大家在烟雨中翻越美丽的青山界，走访了腊洞、婆洞、偶里等村寨。19日上午，王馆长邀请工作坊一行参观了位于清水江畔的“文书楼”和正在建设中的碑林。在地方政府和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之下，王馆长与张应强教授二十余年通力合作整理出版和研究清水江文书，碑林是其近几年投入大量心血的新项目，期待早日建设完成，以飨学林。

王宗勋馆长为大家介绍青山界十四八寨（张应强 供图）

五、在田野中涵养学问

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清水江研究”系列田野工作坊大体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实践理念和操作方式：

人员构成 不同资历和年龄段的研究者组合，依据每年的主题邀请相关领域研究专家共同参与，在行走中不断发问和研讨，相互刺激、相互启发，尤其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发言和发问。

资料共享 由有研究基础的成员共同整合与行走路线相关的资料，汇编成文献读本，作为活动期间的基础读物；在考察过程中，大家将自身所见所闻在微信群内分享，形成对考察点的整体性感知。

线路设计和日程安排 综合考虑区域内既有研究的状况，选择有深入田野研究基础的村寨或城镇为主要考察点，在相应研究者的指导下开展考察，并在每日晚间围绕考察内容进行集体研讨。

积极进入田野情境 工作坊的田野考察虽时间短暂，却要尽量避免走马观花，成员须积极接纳和融入当地文化氛围，不仅仅是听故事、找资料和拍照片，而要真真正正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

在思维启发方面，本次田野工作坊重要的理论基础来自几场由资深教授领衔的座谈。7月11日，地扪生态博物馆任和昕馆长关于生态博物馆与社区融合的专题报告之后，谢景连老师以访谈的形式请刘志伟教授对“结构过程”概念进行了阐述和解析。

刘教授指出，“结构过程”（structuring）所要强调的并非“建构”，也不是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而是结构的持续形成。也就是说，人们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因此结构本身也在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此外，“能动性”（agency）是理解“结构过程”不可忽视的概念。“能动”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是既有结构下的行动者。人类学研究“结构”，不应将其看作是固定、僵化的，或者可以简单地贴标签分类的，它们都是“过程”；历史学也不能单纯地将能动性理解为个人的主动性。我们只有力图走出这样的思维惯习，才能够避免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甚至利益诉求而使用好或不好、应该或不应该之类的标准做出评判，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认识研究对象。这两个概念都要在哲学层面来理解，而非仅限于技术性的和操作性的方面。长期以来认为的历史人类学“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这是一个形象的概括，但远远不是研究工作的全部。

刘志伟老师阐析“结构过程”（伍应滔 供图）

12日晚间，杨正文教授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了富有地方感的论说。他认为，国家和地方的互动应是一个“互构过程”，亦即本次工作坊“结构过程”之题；既然有“结构”，就会有对结构的“游离”，游离的部分可能是添加、延续或新生产当中的渐变。从“国家-地方”的理解范式出发，中国国家疆域的逻辑就是基于“五服”“九族”所形成的阶序关系。我们在田野中看到的“社会”如“社稷”、萨坛、土地庙等，都是地域空间中地方社会和国家共构的基础。国家治理的核心逻辑之一是“教化”，历朝历代的边疆拓展都强调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并举。在苗疆社会层面，“建寨始祖崇拜”是能够与国家同构的文化基础。此外，文字进入无文字社会的过程始终与国家权力相勾连，如果说开辟之前的苗疆社会是一个平权社会，那么文字的进入就推动了它的阶序化和等级化，文字成为一种权力的表述，其公共性使用反映出文字的生态性和权力问题，地方社会也出现了口传记忆与文字记忆的并存和分野。最后，杨教授提示，国家如何通过乡绅宣讲乡约以渗入苗侗社会，口头传统中的民族“史诗”“道路”，以及两次苗民起义后社会差异等问题也应纳入苗侗社会结构过程的研究之中。

杨正文老师论说“中华之国家与地方的结构过程”（伍应滔 供图）

7月11日晚间，杜树海老师通过对人类学家泰勒经典著作《原始文化》的导读，从早期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出发，探讨人类学如何处理“时间”与“文化”的关系，也即如何沟通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学理脉络。这一历史人类学研究者始终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引发在场青年学者的热烈讨论。在此基础上，张应强教授提醒大家注意如何在田野中把当下跟过去连接起来，在理解当下的研究的对象时要带一点历史进来，同时培养一种田野的敏感性，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这种能力，还要关注人，回到人类学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中去。

这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研讨，为田野行走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和理念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田野技术训练方面，除邓刚老师指导的“在田野中解读文书”外，工作坊还在尚重镇进行了由李斌教授、朱忠飞、谢景连、吴才茂等老师指导的拓碑实训，带领同学们学习碑刻收集的专门技术。

拓碑实训（黄瑜 供图）

接纳异己、尊重多元是田野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积极融入田野情境不仅是研究需要，也是将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热爱的重要一步。工作坊行至尚重，恰逢集市，大家在集市中观察商品、访谈赶集之人，感受区域社会的生活气息，也不忘购买一些喜欢的物品。7月15日，在盖宝村支书和村民的热情邀请之下，主客共同举办了一场临时晚会。夜幕降临，盛装的村民表演婉转动人的琵琶歌和热情奔放的舞蹈，工作坊成员也表演了多个节目，并同村里的篮球少年进行了两场友谊赛。最后，篝火燃起，全场一起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将气氛推向高潮。

盖宝村民演唱琵琶歌（谢景连 供图）

工作坊师生与盖宝村民共同起舞（谢景连 供图）

11天的考察行程紧张而充实，7月20日，工作坊全体成员返回凯里。在总结会上，老师和同学们发表了诸多感想，也对工作坊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十几天来的奔波与脑力轰炸，不仅带来知识和思想上的收获，也让师生们在同甘共苦中建立了纯粹而美好的友谊。期待青年学者的成长和“清水江研究”学脉延绵，期待黔东南更加美好的未来。

工作坊合影二（傅育繁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