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王蒙：六经责我开生面

原创 王蒙 世纪杂志

世纪 CENTURY

六经责我开生面

王 蒙

著名作家、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

曾任文化部部长

图 |王蒙先生

在新时代，回眸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船山（1619-1692），时而令人感到仍然如此切近、悲壮、振奋。我们同样希望不断地从精神上文化上丰富和充实自己，鞭策和鼓舞自己，完善自己，扩展精神资源，增强文化自信，做到思想、学术、创造性思维上的“脱贫”，提高我们的精神素质，发展我们的精神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我常常想起孔子喜欢说的一句话：“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虽然是几千年前讲的，但也是现在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人民所关心的，我们在精神上应该有更丰富、更充盈、更有力的建树，在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上，我们应该有更大的成绩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重要的提法。我们讲的中国梦，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这也使我想起类似的说法，过去周扬同志最喜欢讲的，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东方的文艺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守正创新这四个字，王船山也讲过类似的意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思路来讨论借鉴昨天的王船山。

首先，王船山的那种忠贞与悲情意识，那种对朝廷的忠贞，与对中华文化理念的忠贞，是非常感动人的、是悲壮的、也是正义的。从今天来说，我个人希望不要太强调它当时的华夷之辨。王船山所忠贞的是前朝。他正好赶到前朝的没落、前朝的灭亡，而这个灭亡是在民族战争中出现的败绩，所以，他有很多沉痛的情绪，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角度对满族入主中原和清朝在发展中国上的伟大贡献的肯定 。

王船山还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有担当的人。就是说，他要发展继承儒家的正道。这个正道，按照中国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正统，或者说叫道统。中国既讲传统、法统、权统，也讲文统、道统，它既是继承、弘扬的，同时又是要突破、启蒙的。孔子讲：“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就是说，用行政引领，用刑罚规范，可以减免犯罪混乱，但百姓还缺少自觉与尊严。而用道徳礼义治国，民人才能有尊严与较好的格调。这是古代中国对于文化、软实力、道统文统治国平天下的强调。

王船山希望总结历史中所有的经验教训，而且犀利地指出，这中间应该纠正一些东西。所以，他提出一个非常动人、也前所未有的说法：“六经责我开生面”。他的职责、他的使命就是要学习六经、发扬六经，同时要创新——开生面。越是认真学习传承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信仰与基本目标，越是要别开生面，有所创新突破。因为我们所传承遵循的经典，其精神气质正在于它们的时代性、实践性与创新性。

“七尺从天乞活埋”——他所忠实的朝廷灭亡，他只求隐居做学问，著书立说，弘扬正道。他说：“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这句话特别接近今天的说法，就是继承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图 |2019年10月29日王蒙在湖南衡阳举行的“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演讲

同时，王船山是革新的代表，他反对禁欲主义，他提出“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他提出了君天下，反对专制主义，反对人生而知之的论点。他要求理势合一，即三观、天地人三才与政治军事权力实力经营的合一。

王夫之强调的正道，包含着正确的逻辑的意思，而他所讲的理势合一，还有一个将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统一起来的意识。他还提出了人性的变化论，人性并不是绝对固定的，不是僵化的，这就给一切有志者作出更大贡献、挽狂澜于既倒、使社会不断往前发展以勇气与信心。

他讲理和气的关系，讲道和器的关系。器者，非道之器也；道者，器之道。道是各种物质世界的道，可是器并不是由道造出来的器。当然，这个和理学分歧比较大。他讲道在器中，器变道迁，日新变化；讲经世致用，提倡哲学不仅是认识世界，更是改变世界。这方面，甚至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接轨。

在行与知上，王船山在思考着一个实践论的课题。他提倡的是历史进化主义与乐观主义，并不是要求复古。他既强调原旨与原理，又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与时俱进，王船山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引用谭嗣同的话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矣。”谭嗣同又说过：“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章太炎指出：“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20世纪初，毛泽东受到了杨昌济的影响，对王船山也非常有兴趣，追求和阅读《船山遗书》。当时湖南有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毛泽东常到船山学社听讲，对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极其推崇——这是《萧三回忆录》中写到的。现在保存的毛泽东学生时代的笔记中，对王船山著作多有抄录，并对“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进行了阐发。就是说，圣贤必大格局，大勇气，大担当。

毛泽东一生读书甚多、甚广，王夫之是他一直都在阅读的思想家。他曾说：“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他在延安给抗大讲哲学课时，研读了《船山遗书》，在写作《矛盾论》《实践论》时，参考了王船山的著作。1959年出京视察时，他开列的书单中，包括了二十多种古今中外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书籍；作者的名单中，就有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等。

新中国对王夫之一直是非常推崇的。习近平同志曾经引用王夫之的话：“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在提到五千年大家的时候，提到王夫之，提到“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王船山也是一个天才的学人，他具有多维立体、承前启后、返本拓新的特色。不管是在哲学上、史论上、诗学上，他都与众不同，这在中国是非常少有的。他的涉猎广泛，从不隐瞒自己的见解。如他并不怎么喜欢杜甫，甚至我们看着都有点过分；他也批评苏东坡，为什么？因为王船山那种对社会、对人生、对政治、对亡国之憾的一些体会和用心，与苏东坡的潇洒风流劲儿是两回事。可是他谈起诗来，他就要求以诗来谈诗，他又不希望把道德、人伦、仁义放在诗学里并变成主体，所以，他对杜甫也不满意。

作为这样的一个学人，他显得太可贵了。因为在学人里，有的人博闻强记，知道得非常多，但是你看不出他自己的风格和人品来；有的人见解非常高明，甚至非常吓人，但是又没有凿实的理论和知识基础。要在中国的历代学者里，想再找一个王船山这样的有着多方面的真知灼见的人，还真是不太容易。

今天王船山对我们的感染、对我们的魅力，会让我们更加关注自己精神能力的全面茁壮成长，关注自己精神空间的拓展，关注自己在精神活动上，能够给社会实践、给人民、给学术发展，给历史，作出更多的贡献。

原文刊于《世纪》2022年第4期

责任编辑 | 周峥嵘

新媒体编辑 | 杨之立

编辑助理 | 尹佳佳

原标题：《《世纪》杂志 |王蒙：六经责我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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