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岁的中华书局如何面向未来

作者/张竞艳

“陆费逵先生留给中华书局的精神财富就是历史使命、社会责任。我们虽然是企业，但也要坚守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今年年初，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重张开业。这家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第一任总经理金灿然先生名字命名的书屋焕发新颜，向新老读者敞开怀抱。“灿然”生辉，对于志系千秋的中华书局而言，这一天又何尝不是一个更加青春蓬勃的新时代的开始。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百余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的这席话，至今犹在耳畔回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书业同人。在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周绚隆看来，陆费逵先生当年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投身书业，通过书业之进步去推动社会之进步、提升人民的文化素质。“陆费逵先生留给中华书局的精神财富就是历史使命、社会责任。我们虽然是企业，但也要坚守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百年再出发，创新向未来。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周绚隆

从1912年创立之初扛起“教科书革命”大旗，到1958年制订“二十四史”点校本规划，再到如今奋进在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传播第一品牌的新征程，站在110周年的起点上，面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面对变化中的读者、市场乃至行业，中华书局如何让百年老店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近日，周绚隆接受了《出版人》专访。

坚持守正创新之路

《出版人》：“守正出新”是中华书局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宗旨，请您谈谈中华书局这些年是如何坚持守正创新之路的。

周绚隆：“守正出新”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中华书局在当时市场化的大环境下，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基于中华人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作为全国最大的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出版平台，中华书局怎么才能做到既保持传统优势又能顺应时代变化，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文化？

这些年，中华书局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其一，经典文本的普及。过去，大家对中华书局古籍图书的印象通常是繁体直排、全式标点、厚重难读、高高在上，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早在20多年前，中华书局就开始探索，如何在保持高端古籍整理出版高水平的同时，为专业人士之外的普通读者开辟亲近传统典籍的门径？这些年，中华书局在传统典籍的普及方面做了很多创新。其中，代表性的就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系列丛书（简称“三全本”），我们通过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全本全注全译的方式，使经典名著更能被大众读者所接受。这条产品线是目前业内做得最成功的，每年发货码洋超过了一个亿。除了“三全本”，中华书局还有“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文白对照本”丛书、“中华国学文库”丛书等多条产品线，差异化的产品给读者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系列丛书

其二，新技术的跟进创新。这些年中华书局通过技术手段的创新在古籍数字化方面也走在了前列。我们的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古联公司)开发了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华善本古籍数据库、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等专业的古籍数字化产品。和一些民营公司不同，古联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产品突出的特点在于整理，即整理过的古籍的数字化，而不是传统古籍刻本的数字化。此外，我们的中华经典古籍数据库不仅仅限于中华书局自己整理出版的古籍，而是把除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外的所有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古籍，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进行集中运营。这些年，古联公司还申请了自动标点等多项技术专利，2018年推出了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籍合网，在古籍数字化的服务培训和传统文化的普及方面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其三，阐释转化的努力。如何让传统经典里的经验和其中秉承的价值为当代社会所接受，除了文本的普及，中华书局这些年在经典的阐释转化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为大众所熟知的《于丹〈论语〉心得》《姥姥语录》等就是通过阐释经典中的智慧，给今人以启示。

这几年，中华书局在产品线规划上强调调整产品结构。虽然说中华书局是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出版的最大平台，但以前产品过度集中于传统文化领域。文化不应该仅仅是传统文化，而应该有多个组成部分，我们一方面肯定要继续保持和扩大自己在传统文化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应该丰富其他板块的内容构建。我希望中华书局能有一个更丰富的多层面的自我展示，而不是大家提到中华书局就只想到“古籍”。就产品线而言，我们目前在大众市场上主要向两个方向布局和发力：一是学生读物领域，我们做出版就是传播一种价值观，传播一种审美意识，如果不从学生抓起，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未来的读者；二是当代化的写作领域，我们希望中华书局能有所表现。

传统文化无论怎么做，都应该纳入当代生活才有价值，需要和当代世界建立一种联系，否则就完全是一种知识性的存在，我觉得意义不大。

确保古籍整理高质量

《出版人》：今年“古籍保护”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是否意味着古籍工作的开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中华书局的古籍工作有何影响？

周绚隆：“两办意见”的出台正当其时，应该说是政府对古籍工作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未来的工作肯定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上有两个特殊事件体现了政府对古籍工作的高度重视。一是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二是这一次“两办意见”的出台。其实，国家这些年对古籍工作一直非常重视，在其他很多专项资金被砍掉的情况下，一直保留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这几年支持力度还在持续加大。

“两办意见”的出台，不仅体现了政府对古籍工作的重视，还提供了具体实施方面的指导，包括人才培养、政策扶持等方方面面的配套政策都顾及了，可操作性大大提升，我对此寄予厚望。令我鼓舞的还有其中对古籍分类的指导，因为有些古籍需要整理，有些不需要，有些需要深度整理，有些数字化就行，完全没必要印成书。“两办意见”不是一刀切的方案，而是就此提供了周密可操作的指导。前些年，我们在古籍专项资金方面确实有一些浪费，比如影印项目占比过大，这可能会在若干年后，让未来的读者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做的很多工作就是把古人的书攒了一下，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给这些古籍赋予更多的价值。

“两办意见”还提到古籍的深度整理，这一点很好。2000年前后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明清别集丛刊”时就在呼吁做深度整理， 为此呼吁了20年。为什么过去古籍整理长期在学术评价体系中不占优势或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很多项目没有做深度整理，只做了简单整理，很难和高端学术论著的价值做对比。而学界对古籍整理重视不够，就造成了出版社面临很大的压力——来稿质量不好，编辑的压力就很大。此次“两办意见”对古籍整理项目的考评体系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还提到对承担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社的经济指标该如何考核，这对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是有好处的。出版企业上市后被资本所左右，而古籍出版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的行业，坦率地讲，现在全国的古籍社日子好过的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对这些出版社进行考核？“两办意见”在这些方面都谈得比较具体，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希望，未来能通过配套政策的出台把对古籍工作的支持落到实处。“两办意见”还提到人才培养，整个出版业确实都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需要我们一步步改善。

中华书局的古籍工作一直在常态下推进，古籍工作本来就是我们题中应有之义，不可能不重视。“两办意见”出台后，我们一直在思考，中华书局要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看待古籍整理？答案就是：我们一定要做高质量、高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我们曾经因为重速度而影响了书稿质量，现在一定要练好内功，真正站到一个名实相符的高度。我特别强调要加强规划，做好标准的制定和落实，还有就是抓好队伍的培养。这是我目前投入较多心力的一件事。最近，我们有几部稿子本来早都签了协议要出版，后来专门做了排查处理，有问题的坚决拿下。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对自己负责，要对社会负责。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现修订版)

坚守自己的社会责任

《出版人》：在您看来，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留给了中华书局怎样的精神财富？给了您怎样的影响和启发？

周绚隆：陆费逵先生留给中华书局的精神财富就是社会使命、社会责任。我们虽然是企业，但也要坚守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

中华书局做出版，至少要践行四个方面的责任：其一，政治责任。我们的导向要正确。其二，社会责任。我们做出版要恪守底线，诲淫诲盗的出版物不能出，要坚守我们的价值观，提升大众的审美意识。其三，文化责任。图书是文化产品，不能粗制滥造。其四，质量责任。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的内容质量、文字质量、印装质量，书局正在加强内容管理，提升质量是我们目前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出版人》：如何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站在110周年起点上的中华书局肩负着怎样的使命？

周绚隆：110周年的中华书局其实经历了好几次时代的变迁。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以书业推动文化教育发展，所以中华书局从1912年创办时就编教科书，从教育出版起家，后来慢慢出版了《四部备要》等大型丛书。1954年因为国家对出版机构的业务进行调整和分工，中华书局成为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出版的主要平台，从此被赋予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使命。过去几年，我们在“守正出新”局训的指导下已经在此领域做了很多努力，未来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至少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继续坚持在高水平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做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普及。这里的普及有两个层次：一是选本的多层次开发，二是做好经典的阐释转化。我们一定要把传统文化用当代话语表述出来，和当代生活产生一定的关联，而不是仅仅把古籍拿来进行翻译做个注释就行。

第二，让传统文化出版尽可能走向市场，为大众所用，被大众所接受。没有市场的出版没有前途，传统文化出版同样如此，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靠政府资助和各种资金支持。仅仅靠政府资助和各种资金支持，就等于说没有市场，就没有跟大众建立起必要的联系。

《出版人》：学者型编辑是中华书局的一大传统。请您谈谈这个传统在中华书局是怎样形成和延续的。

周绚隆：学者型编辑这个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提出的，中华书局其实是在1958年以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的出版平台，聚集了全国各地一大批知识分子，当年的杨伯峻等人本来就是学者，是学者做了编辑。后来中华书局的员工在这些学者的引领下，慢慢就形成了学者型编辑的传统。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大社都有。

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专业性很强，就要求我们的编辑本身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才能帮助作者在原来书稿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升。编辑最后是要替作者把关的。编辑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回过头看我们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各方面的能力都不行，尤其是文献功夫，这么多年我提升最大的是文献处理能力，就是在编辑实践中逐步提高的。学者型编辑跟出版内容有很大关系，中华书局出于对质量和出版品质的追求，要求我们的编辑必须在某个领域有所耕耘、有所成长，才能更平等地与作者进行交流。

薪火相传以局为荣

《出版人》：“与有荣焉”是过往和中华书局编辑们打交道时常常听到的四个字，这四个字的背后是动力也有压力。您对此有着怎样的感受？您对中华书局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

周绚隆：中华书局多年来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特色，也取得了一定的行业地位。中华书局的编辑大多是文史哲专业毕业的学生，求学过程中就读了很多中华书局的书，这种阅读的经验和记忆让他们对中华书局产生了美好的向往，来这儿工作后自然就对这个牌子特别在意。“与有荣焉”的背后，就是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一是这个平台很适合自身的专业和职业发展；二是到了中华书局以后接触到很多过去接触不到的学者；三是到中华书局以后经自己手编发了很多重要的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从而获得一种成就感。

就我而言，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让大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强烈。“与有荣焉”，如何“荣”得起来？就需要我们继续保持一个高水平的出版状态。

中华书局过去在大众心目中是一个“老古板”，后来我们出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论语〉心得》《记一忘三二》等图书，打开了大众出版之门。之后，我们怎么能让自己一方面在大众出版领域做得更加蓬勃，另一方面在专业出版领域继续保持高水平和高质量？这几天我还和编辑在谈，我们有些古籍整理的图书很早以前在其他出版社出过，书本身质量不错，但是近些年乏人问津。如今我们中华书局的编辑拿来要再版，需要有一种追求——经过我手的图书就要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和过去不一样。我们能做什么？不能简单拿来重新排排版就算是我的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出编辑提升的作用。我当时用了很俗的一个词，“我们中华人做这种书就要有一种自信，我觉得我们很‘牛’，你们现在敢吗？如果不敢，现在就得好好地练内功”。

《出版人》：“人才流失”是出版业的一大难题，中华书局是否有这样的困扰？您觉得如何才能让百年老店更好地薪火相传？

周绚隆：现在高校扩招，出版社还是能招到一些好学生，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更安心地工作，让他们有成就感。具体就招聘编辑而言，我们的要求一是一定要有文史哲专业背景，二是有广泛阅读兴趣，三是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交流能力。

所谓成就感，就是人回头来看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否喜欢、是否有意义，这很重要。人才队伍建设则要做到两点：第一有合适的待遇，第二有成就感。如果老在一个低层次上重复出版，编辑做得也没劲。我们很关注编辑队伍的培养，中华书局这些年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老编辑退休较多，而年轻编辑进来较多，年轻编辑的经验和业务能力的提升非常关键，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提升他们的能力，并通过一定的制度和办法来提升他们的待遇。

《出版人》：您过去给读者们推荐过很多好书，请分享几本对您个人影响最大的书。

周绚隆：阅读是一种很个人化的行为，首先我不能拿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就个人阅读经历而言，有几本书对我影响很大。

一是影响了我的专业选择的图书。当年我读大学时和很多中文系的学生一样，读得更多的是文学作品，并一度因为很喜欢英文而想做比较文学研究，后来看了钱锺书先生的《旧文四篇》《七缀集》等著作，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学者看问题应该具备哪些素质，钱锺书先生的“中西会通”让我望尘莫及，我因此放弃做比较文学研究的念头，选择了从头学习古典文学的治学之路，硕士期间学的就是先秦两汉文学。

二是作为文化人始终不能忘却的是对人的关注，让我印象深刻的愿意反复读的有这样三本书：一是卢梭的《忏悔录》，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到了一定时候要敢于回头看自己的人生，要敢于直面过去，清醒地反省自己。这本书我是在一个新年夜晚的鞭炮声中读完的，很受震撼。二是《红楼梦》，这是人类小说史上的杰作，能超过它的不多。年轻时我是看情节，有了一定人生阅历考虑的是形而上的问题，现在更多看它的写作技术。三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对问题的思考方式对我的影响很大，前不久我还在推荐这本书，希望大家多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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