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伊阿因“网络攻击”断交，伊朗为何屡陷断交危机？

阿尔巴尼亚已要求伊朗外交官和使馆工作人员在 24 小时内离开。

2022年9月7日，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突然宣布，因遭到伊朗网络攻击，阿决定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要求伊朗驻阿外交官及其他工作人员24小时内离境。伊朗外交部称阿方指控“毫无根据”，其断交决定显然受到了第三方的影响。一国以遭网络攻击为由与他国断交，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尚属首例，这也使长期受困于西方制裁和孤立的伊朗面临陷入新的断交危机的风险。

在阿尔巴尼亚发表对伊朗断交声明后，美国立即对北约盟国阿尔巴尼亚的决定表示支持，并威胁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伊朗媒体分析称，阿尔巴尼亚“断交”举动本质在于阿方完全听命于美国，美方长期支持阿尔巴尼亚收留伊朗反政府组织，并且试图利用所谓网络攻击事件，在伊核协议谈判中向伊方施压。

尽管阿尔巴尼亚与伊朗断交看似突然，其理由也较为独特，但断交危机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唇枪舌剑表明，此次断交危机背后最深刻的根源仍在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与美国和西方的深刻对立，特别是长期影响美国、法国、伊拉克与伊朗关系的“人民圣战者组织”问题，在近几年来又成为影响美国、伊朗、阿尔巴尼亚三方关系的重要因素，并成为导致阿伊断交危机的重要原因。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自1979年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四十多年历史上，伊朗多次陷入断交危机：1980年，由于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外交人员的人质危机，导致美国与伊朗断交，双方的冲突、对抗、敌视也延续至今；1989年伊朗因英国作家拉什迪《撒旦诗篇》亵渎伊斯兰教事件与英国等欧洲国家断交；2016年，沙特处决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士引发伊朗不满，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受到冲击，引发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伊朗断交。在数次断交危机中，伊朗的地位或主动或被动，但其根源都在于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美国、西方以及地区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现实利益方面的深刻矛盾，当前阿尔巴尼亚与伊朗的断交危机仍然是这种矛盾的延续。

“网络攻击”和“人民圣战者组织”：阿伊断交危机的虚与实

根据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发表的视频声明，阿指认伊朗于7月15日发动网络攻击，试图瘫痪阿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功能，并从阿政府内部网络窃取数据和电子通信内容，在阿国内制造混乱。

根据拉马的说法，伊朗发起的网络攻击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相比攻击者的目标，损失可以说极小。所有系统恢复正常运转，没有数据被彻底抹除”。但阿部长会议仍决定与伊朗断交，并“立即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阿方断交决定“短视”，阿方说法“毫无根据且未经核实”；“伊朗反对并谴责任何利用网络空间攻击他国基础设施的行径”。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曾多次遭受网络攻击。

笔者无法判断阿尔巴尼亚遭受的“网络攻击”是否为伊朗所为，但既然阿方网络系统和数据并未遭到严重破坏，阿方仍异常果断、“先发制人”地与伊朗断交，其深层原因显然并非如此简单。表面看来，阿方的断交理由为“网络攻击”，但背后原因实为长期在国外活动、近年来进入阿尔巴尼亚的伊朗反对派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问题。

“人民圣战者组织”成立于1965年，其前身是“伊朗人民战士组织”。成立之初，该组织主要由一些反对国王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组成。“人民圣战者组织”是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伊朗最大的反政府组织，在推翻巴列维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人民圣战者组织”因为反对神权统治遭镇压，并成为伊朗反政府组织的主要武装力量。1981年，“人民圣战者组织”因策划造成74人死亡的德黑兰爆炸事件被伊朗政府取缔，其领导人马亚姆·拉贾维夫妇流亡法国。1986年，法国为了与伊朗发展关系，以换取伊朗帮助解救9名被黎巴嫩真主党扣押的法国人质，将“人民圣战者组织”领导人马苏德·拉扎维驱逐出境。

两伊战争爆发后，“人民圣战者组织”转而在伊拉克寻求发展，1986年其总部转移到伊拉克，并在伊北部建立了阿什拉夫军事营地。在萨达姆政权庇护下，“人民圣战者组织”开始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并频频越过两伊边境对伊朗发动偷袭行动。1988年，“人民圣战者组织”向伊朗本土发动攻击行动，但以失败告终。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伊朗和美国关系出现缓和，美国曾于1997年将该组织认定为国际恐怖组织。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人民圣战者组织”一度成为萨达姆用来对抗美国的一支武装力量。2003年4月，美英联军占领伊拉克后，曾向“人民圣战者组织”营地发起进攻，并敦促该组织成员投降；同年5月，驻伊拉克美军与“人民圣战者组织”达成解除武装的协议：美军宣布不对“人民圣战者组织”采取打击行动，而“人民圣战者组织”则允诺停止对美英联军的敌对行动。但是，“人民圣战者组织”在法国的处境却截然相反，2003年6月17日， 1300名法国警察突然对“人民圣战者组织”在巴黎市郊的欧洲总部采取行动，逮捕了该组织165名成员。

西方世界对“人民圣战者组织”是否属于恐怖组织存在较大争议。欧盟和英国都不主张把“人民圣战者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美国则前后摇摆，1997年，美国同伊朗关系缓和时期，把“人民圣战者组织”列为恐怖组织。2002年，“人民圣战者组织”指认伊朗秘密开展核项目，美国意识到可以利用该组织制衡伊朗，因此对该组织态度又发生变化，后来将其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

2005年伊拉克政府建立以来，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政府多次强调，“人民圣战者组织”一直干预伊拉克内政，并在伊拉克各政治派别之间挑拨离间，必须将其驱逐出境。2013年，“人民圣战者组织”在伊拉克的阿什拉夫营地遭到了伊拉克安全部队攻击，其在伊拉克的处境日趋艰难。在联合国和美国支持下，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份协议，接收了这些流亡的反对者。

2013年，阿尔巴尼亚给予伊朗境外反政府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约3000名成员难民身份，允许该组织在阿境内设立营地。此后，伊朗与阿尔巴尼亚关系急转直下。阿方在2018年和2020年先后驱逐4名伊朗外交官，包括伊朗驻阿大使，理由是他们威胁阿国内安全。伊朗驻阿使馆降为临时代办级别。2021年1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抨击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奸诈的欧洲国家”，因为它收容“叛国贼”。

近年来，伊朗方面不仅强烈谴责阿尔巴尼亚收容“人民圣战者组织”，而且指责“人民圣战者组织”从其在阿方的营地向伊朗发动网络攻击。有分析人士认为，7月15日发起网络攻击的黑客“旨在支持伊朗打击境外反政府组织的行动”，网络攻击针对的对象是“人民圣战者组织”。

因此，阿尔巴尼亚与伊朗的断交危机表面看来是由于“网络攻击”，但深层原因是双方围绕“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矛盾，而美国迅速支持阿方、反对伊朗的反应不仅表明美国与阿伊断交危机难脱干系，而这一事件发生在围绕伊核协议博弈更趋复杂之际，也反映出美国正在把操控其他国家与伊朗“断交”作为孤立和打击伊朗的手段。以“网络攻击”为由断交不仅开创了国际关系中断交的一种新方式，反映了网络冲突影响国际关系的新特点，而且其短期内难以取证查实的特点也更令伊朗百口难辩，并有可能成为美国和西方孤立、打击伊朗的新手段。

伊朗与美国、欧洲和沙特的数次断交危机及其根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阿尔巴尼亚与伊朗的断交危机并非孤立的事件，断交危机背后的“人民圣战者组织”问题，无疑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与美国、欧洲及地区国家矛盾的缩影。了解历史上伊朗与美国、欧洲和沙特的三次断交危机，无疑有助于认识阿伊断交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复杂性。

（1）1980 年伊朗与美国的断交危机

众所周知，“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和“输出革命”构成了1979年革命后伊朗内政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反美和反西方无疑构成了这一战略的核心。伊斯兰革命的领袖、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就认为，美国是剥夺与压迫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今天美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他强烈谴责美国对巴列维王朝的支持和控制，抨击美国从伊朗运走石油，并在伊朗建立军事基地；他还把反对美国视为所有穆斯林与所有不信教者之间的斗争。

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帮助伊朗抗击美国，告诫所有穆斯林对抗美国不仅是伊朗的使命，也是所有穆斯林的使命。因此，伊朗应该割断与美国的关系，肃清美国对伊朗的一切影响。

事实上，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即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任伊朗临时政府总理期间，具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倾向的巴扎尔甘并不想推行与美国全面对抗的外交政策。他甚至“试图在伊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这种内外政策引起了霍梅尼的强烈不满。

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并扣留使馆工作人员为人质，历史上著名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爆发，霍梅尼借机迫使巴扎尔甘政府集体辞职，并利用人质危机激起的反西方情绪，通过了确立伊斯兰共和国神权体制的伊朗宪法，为伊朗内政外交的全面伊斯兰化扫清了障碍。霍梅尼自己将1979年11月4日占领美国大使馆和巴扎尔甘辞职称之为“第二次革命”，足见这一事件对伊朗内政外交伊斯兰化产生的深刻影响。有学者评价指出：“第二次革命引入了伊朗外交政策的两个孪生原则，即‘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和‘输出革命’，这两点实际上被写入了不久被批准的共和国的新宪法之中”。

伊朗通过了确立伊斯兰共和体制的宪法后，于1980年举行总统选举，正式进入伊斯兰共和国时期。1980年4月，美国决定与伊朗正式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随后，伊朗政府挫败了美国卡特政府通过军事行动营救人质的努力，令美国颜面扫地。

1980年9月，霍梅尼正式提出了释放美国人质的条件：把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财产归还伊朗、取消美国对伊朗的财产要求、取消对伊朗财产的冻结、保证不干涉伊朗内政。1981年1月，关于人质问题的阿尔及尔协议获得通过，其内容满足了霍梅尼上述绝大多数要求。“作为给倒霉的卡特最后一个侮辱，人质一直拖到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时刻才获释放。”

由此可见，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和伊朗尚存在继续维持、甚至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但这是为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理论所不允许的。霍梅尼也正是利用“二次革命”，彻底断绝了伊朗国内温和派和美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全面展开并延续至今。

（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伊朗与欧洲的断交危机

1979年后，伊朗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与法国的关系多次发生摩擦，并最终导致两国于1987年断交。

1988年9月，英国伦敦企鹅出版公司出版了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诗篇》，不仅引发了全球范围内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众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引发了伊朗与西方关系中最具宗教文化色彩的冲突。霍梅尼将“撒旦诗篇事件”定性为西方“反伊斯兰的国际阴谋”，它反映了西方“反伊斯兰、反先知、反《古兰经》”的本质。

1989年2月14日，霍梅尼“法特瓦”（宗教法令）中指出：“我谨以真主的名义通知全世界虔诚的穆斯林，《撒旦诗篇》一书的作者已严重冒犯了伊斯兰教、先知和《古兰经》，必须将他们处死。我要求每个穆斯林不论在何处发现他们就立即执行其死刑，旨在使任何人都将不再敢亵渎穆斯林的神圣价值。无论谁因此而牺牲都将成为光荣的烈士，并将直升天园。”

在霍梅尼发布教令要求严惩拉什迪的同时，伊朗政府宣布判处拉什迪死刑，同时悬赏数百万美元追杀拉什迪（杀死拉什迪的穆斯林的赏金为260万美元，外国人的赏金为100万美元）。伊朗的行为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英国当即宣布与伊朗断交外交关系，其他西方国家也以召回驻伊朗外交使节的方式表示抗议。

伊朗对“撒旦诗篇事件”的强烈反应，既与伊朗借此彰显和宣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和“输出革命”的外交理念密切相关，也与伊朗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有重要联系。当时正值两伊战争后伊朗内外交困，温和派和务实主义者试图与西方缓和关系之际，“实用主义营垒倾向于采取一种国家重建和寻求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的政策”。1989年2月22日，霍梅尼发表讲话，借“撒旦诗篇事件”对试图与西方改善关系的务实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

霍梅尼以及持强硬路线的激进派对“撒旦诗篇事件”的强烈反应，既有利于打击伊朗国内的温和派势力，也有利于向国际社会宣示伊朗坚持走伊斯兰主义道路的意志和决心，同时也是伊朗树立和扩大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在伊朗应对“撒旦诗篇事件”的过程中，霍梅尼的既定继承人蒙塔泽里辞职，伊朗政府内一大批温和派务实主义者被解职，都使得伊朗伊斯兰主义的内外政策得到了强化。

对此，美国著名的伊斯兰问题专家埃斯波西托评价指出：“拉什迪事件为激进营垒提供了一个问题，借以抵消实用主义派别的上升势头，促使霍梅尼在国际上重新肯定其伊斯兰领导作用，动员战斗激情以捍卫伊斯兰教，并分散了对伊朗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愈益增长的社会不满的注意力。”

总之，霍梅尼既利用“撒旦诗篇事件”实现了打压温和派势力、转移民众注意力等国内目标，也使伊朗基于伊斯兰价值的反西方外交方针得以强化，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伊朗与西方的冲突。

（3）2016年以来伊朗与沙特的断交危机

2016年1月2日，沙特以“犯有恐怖主义罪行”为名处决了47名囚犯，其中包括什叶派教士尼姆尔，引发以伊朗为代表的中东国家什叶派的大规模抗议。当晚，伊朗抗议者冲击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和驻马什哈德领事馆，打砸使馆门窗并纵火焚烧使馆建筑物。1月3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并责令伊朗外交人员48小时从沙特离境，沙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沙伊断交事件不断发酵，引发了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断交潮。在沙伊断交后的数日内，巴林、苏丹、索马里、科摩罗、吉布提相继宣布与伊朗断交，科威特和卡塔尔宣布召回驻伊朗大使，阿联酋宣布降低与伊朗的外交关系等级。

沙特与伊朗断交危机是1979年以来伊朗输出革命引发沙特与伊朗教派矛盾、民族矛盾不断加剧的结果。伊朗与沙特关系走向对抗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11以来“阿拉伯之春”导致的地区格局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对抗。

客观而言，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采取的反对沙特君主制、向海湾阿拉伯国家“输出革命”的做法，是导致沙特与伊朗关系恶化的初始原因。双方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缓和与改善，这与伊朗降低“输出革命”调门、改善周边环境有关，但进入新世纪后又随着伊朗内贾德政府的激进外交和伊核危机的出现而中止。

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阿拉伯之春”、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等事态，使伊朗崛起势头日趋突出，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影响的增强使沙特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导致沙特对伊朗政策日趋激进，双方都运用教派主义进行对抗，导致双方对抗陷入敌意不断加深的恶性循环。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沙特与伊朗双方围绕阿拉伯国家转型，以及地区热点问题如巴林问题、也门问题、叙利亚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事件和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事件导致双方对抗公开化、阵营化、教派化。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三：

第一，中东国家的阵营化。围绕沙特与伊朗断交、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以及反恐等问题，有多个阿拉伯国家选择追随沙特与伊朗、卡塔尔断交，并参加沙特领导的反恐同盟，使中东国家日渐分化成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导致海合会和阿拉伯国家的分裂都进一步加剧。

第二，中东地区矛盾的教派化。沙特通过强化海湾地区伊斯兰教逊尼派同盟，对伊朗和什叶派势力进行打压和孤立；伊朗也把教派作为其政策工具，以此介入巴林危机、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

第三，地区热点问题的代理人化。在沙特、伊朗两个阵营的对抗中，沙特、伊朗本身有美国和俄罗斯代理人的色彩，沙特、伊朗在中东内部又各有代理人，形成双重代理人格局。2011年以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卡塔尔、黎巴嫩等国家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博弈。

2021年以来，沙特与伊朗的关系才出现缓和迹象，并且经历了从彼此释放善意到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举行对话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伊朗与沙特已在伊拉克举行了5轮双边会谈。沙特与伊朗关系缓和既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有关，也与双方长期激进外交导致的国力透支密切相关。但到目前，伊朗和沙特的矛盾尚未彻底解决，双方关系缓和的动力尚不够强劲，尽管双方在寻求复交，但仍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和猜忌。

通过回顾和分析伊朗与美国、欧洲、沙特的三次断交危机，可以发现伊朗频繁陷入外交危机有复杂而又深刻的根源，前文也有部分分析，这里再略加总结和拓展：

首先，伊朗国内政治需要特别是对内建立和巩固伊斯兰革命政权、对外输出革命的内外政策，是伊朗多次陷入断交危机的内部原因。1980年伊朗与美国断交、1989年伊朗与英国断交以及2016年伊朗与沙特断交，都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根源。

其次，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美国和西方、沙特等地区国家对伊朗崛起为“地区霸权国家”充满忧虑，并寻求遏制伊朗，是导致伊朗多次陷入断交危机的外部因素。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危机以及当前阿尔巴尼亚与伊朗的断交危机，都与沙特、美国对抗和遏制伊朗政策密切相关。而1980年伊朗与美国断交、1989年伊朗与英国断交则凸显了西方与伊朗深刻的意识形态矛盾。

最后，伊朗伊斯兰革命思想对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的独特认知，是伊朗频繁陷入断交危机的特殊原因。在国际体系问题上，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革命，最终建立伊斯兰的世界秩序。因此，霍梅尼并不承认民族国家疆界和民族国家主权，甚至把大使馆这种现代外交机构视为违背“真主主权”的产物。因此，伊朗不仅为输出革命建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扶植用来进行革命的伊斯兰主义组织。

总之，伊朗多次深陷断交危机，既有其出于国内政治需要的主动所为，也有针对西方和地区国家压力的被动应对，但无论是何种情况，都导致伊朗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从本质而言，这种困境既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与国际体系矛盾的产物，也是伊朗与美国、西方及地区国家恶性互动关系的产物。而阿尔巴尼亚与伊朗断交则凸显了网络信息化时代美国和伊朗博弈的一个新领域，这不仅是伊朗面临的挑战，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