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的美洲：从美国率先承认巴西独立看门罗主义的演进

编者按：再过几天，巴西大选就将揭开大幕，外界对左翼卢拉重返巴西政坛充满期待。而在此之前，哥伦比亚首次迎来了左翼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拉美的“向左转”可以看作是对美国200年门罗主义的一次打击。本文试图从门罗主义的演进，来揭露美国如何将“美洲人的美洲”变为“美利坚的美洲”。

自1823年美国时任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美洲人的美洲”主张后，门罗主义便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性原则之一被确定下来。尽管其初衷是为了反抗欧洲殖民力量，但它在随后的若干世纪中却被不断地重释和延伸，乃至在罗斯福时代成为美国在拉丁美洲行使“国际警察权力”的注脚。而巴西于1822年宣告独立，1824年获得美国率先承认，透过这一过程及美巴两国的关系变换，能够清晰地看出美罗主义的演进过程与背后逻辑。

2022年9月7日，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名小贩在庆祝巴西独立200周年的阅兵式上出售巴西国旗。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自负而虚伪的美国”：门罗主义的诞生与困境

站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下回看门罗主义，其暗含的扩张意图或许不足为奇。但若将门罗主义放回其产生的语境中加以考察，便会发现那时的美国远不如当下这般强大，更无法与英法等传统力量相比。门罗总统和时任国务卿亚当斯当然清楚这一事实，因此他们在提出该主义时，并无意将它作为一项军事政策，而是希望借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划清与欧洲“旧世界”的界限。

这一动机的直接来源是1823年神圣同盟在殖民地问题上对西班牙的援助。对于西班牙而言，随着阿根廷和智利等国纷纷独立，其在美洲的统治已处在土崩瓦解的边缘，此时来自神圣同盟的支持无疑是雪中送炭。然而，这一联合却触动了英国的利益，因为神圣同盟介入拉丁美洲事务会增强法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此，时任英国外长坎宁主张英美联合，以抵抗法国对美洲潜在的军事干预。但美国虽担忧神圣同盟对新世界的威胁，却对坎宁的动机存疑，并担心被卷入欧洲事务的牵扯之中，因此并未采纳英方的提议，而是由国会单方面发布了一则咨文，即后来的门罗主义。

在1823年的一封信件中，亚当斯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如此评价道：“与成为英国战舰身后的一条小船相比，公开宣布我们的原则显然更为坦诚且有尊严。”由此不难发现，门罗主义的诞生与美国的野心密切相关：通过这份单方面声明，美国不仅挑战了英法等国的利益，更是在未经与拉美国家协商时便以“美洲代表”自居，以便为后续的进一步扩张奠定基础。

这份单方声明并未获得英法和大多数拉美国家的重视，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美国在对拉丁美洲政策上的摇摆不定，即总展现出一种左右逢源的企图：它既想塑造其作为美洲领导者而受到拉美诸国自发追随的伟岸形象，又不愿因为过于激进而展现出对欧洲的敌意，因此总是徘徊于两极之间。

这种态度在美国一以贯之，也解释了为何拉美人民会用“自负而虚伪”来形容美国。早在1816年拉普拉塔联省宣布独立后，美国就意识到自己无法像此前一样置身事外保持中立，因此开始将政策中心转向美洲，但实际效果却是雷声大而雨点小。一方面，是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亨利·克雷的优美说辞：“西语美洲[…] 将被一种美洲整体的感情所激励”；另一方面，却是美国因《亚当斯-奥尼斯条约》的谈判，而一再推迟承认委内瑞拉和智利等新兴拉美国家独立。因此玻利瓦尔才会在1819年抱怨道：“美国人在冷漠无情方面比欧洲人丝毫不差[…]他们赏鉴着我们的痛苦。”

由此可以看出，在其诞生的早期阶段，门罗主义在美洲并不具备足够的民意基础：一方面，由于历史和国力等原因，美国较之英国等传统欧陆强国在拉美国家中的影响力先天不足；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自身外交政策摇摆不定，拉美诸国对美国的信任亦呈现出逐渐消解之势。

“善良且无私的朋友”：门罗主义的实践

针对上述诸多外交困境，美国政府决心采取一系列战略行动来破局，其中就包括美国在1824年5月26日首先承认巴西帝国独立的问题。

事实上，美国决策层对于承认巴西独立一事的讨论早已有之。自1815年巴西的地位被提升至“联合王国”后，“巴西永久独立”的字样便出现在美国驻巴西葡萄牙宫廷公使致美国国务卿的信件中。在此之前，两人通信的内容较少涉及巴西，而更多关注阿根廷等西语美洲国家事宜，但自巴西地位改变之后，美国方面开始意识到，其与巴西的联系将具备相当的价值和正当性。

但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在采取实际行动方面总是犹豫不决，且由于巴西问题的特殊性，美国面临的利弊权衡相较此前西语美洲更为复杂。从1824年4月到5月底，门罗总统共组织了三次内阁会议来商议这一问题，国务卿亚当斯更是多次与巴西代办雷贝洛直接会面，相关谈话内容均被详细记录在亚当斯的回忆录中。

在困扰门罗政府的诸多因素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巴西的政府形式：巴西实行的是帝国体制，与此前拉美宣布独立的各共和国均有本质不同，而门罗总统1823年声明的基础亦是一个“共和体制的美洲”。引用司法部长威廉·沃特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中的表态，美国担心的是“立即承认巴西会使自己表现得支持神圣同盟且偏袒君主制”。对此，雷贝洛圆滑地回应称，“帝国”只是一个说法，仅仅指涉巴西领土广阔和其获得独立这一事实，而巴西政府实质上是共和制的，“皇帝陛下比他的人民更倾向于共和主义”。

其次则是巴西的独立在事实上是否稳固的问题。门罗在会见雷贝洛时指出，“从伯南布哥近日的叛乱中可以看出，依然有许多巴西民众并不支持现行的政府形式”。美国进一步怀疑佩德罗一世仍在与其父若昂六世暗中合作，其最终目的乃是要“重建葡萄牙在巴西的统治”。听闻此言，雷贝洛“显得十分失望”，并一再重申“任何对巴西并未彻底从葡萄牙独立的怀疑都是毫无依据的”。至于伯南布哥暂时的不稳定，雷贝洛认为只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可通过重新任命当地政府人员来解决，而不指向任何涉及帝国整体的问题。

再者便是彼时美国国内颇为敏感的奴隶制问题。尽管这是美国方面的谈判筹码之一，但身为坚定废奴主义者的门罗和亚当斯似乎并未在此问题上对巴西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原因或许在于以下两点：首先，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自身也未在全国层面以官方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因此其尚不具备指摘其它国家的道义正当性；其次，彼时美国已经承认了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多个西语美洲国家独立，而后者于1853年才废除奴隶制，故美国并无理由在此问题上对巴西开启先例。因此在亚当斯的回忆录中，废奴问题直到门罗承认巴西帝国的前夕才被正式提上议程，且亚当斯使用的词汇是“确认”（ascertain）而非“协商”（negotiate），即他意图探明“巴西是否将连带履行葡萄牙此前与英国订立的废止奴隶制条约”并明确皇帝本人对此问题的态度。对此，雷贝洛积极地表示将把佩德罗一世给自己的指示节选寄送给美方——“皇帝陛下在其中以最坚定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全面废除奴隶贸易的倾向”。尽管站在今日的角度看，这一承诺直到1888年才姗姗兑现，原因在于佩德罗一世和时任首席大臣博尼法西奥（José Bonifácio）都认为在短期内废除奴隶制对彼时巴西的冲击过于巨大，但雷贝洛此举无疑有力减轻了美国的疑虑，从而推动美国将初步允诺转化为最终承认。

诚然，除上述三个因素之外，亚当斯和郝贝罗还探讨了巴西1824年宪法的有效性以及佩德罗一世是否对其宣誓效忠等问题。但正是凭借对这三点争议——尤其是对第一点即政府形式问题——的克服，门罗主义得以从此前困境中“突围”的关键，真正展示出其“战略性”。

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中，时任战争部长卡利昂（John C. Calhoun）就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即要将“独立问题与政府形式问题区别开来”，因为门罗主义以及美国长期以来对拉美政策的核心乃是考虑实质的独立问题，并承认“事实上的政府”。这一点在此前鲜少被强调，并非因为它不重要，而是由于彼时已经独立的西语美洲国家均采用共和体制，唯一例外的墨西哥第一帝国政府也仅维持一年多的时间，因此政府形式的重要性问题在此前从未被正式讨论。但此时的门罗政府业已意识到，尽管从表面上看，巴西的帝国体制似乎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但其事实上却提供了一个契机，使美国有望扭转此前给拉美各国留下的“不良印象”。正如前文所述，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原本对美国存在一种天然的不信任，雷贝洛还曾警告说：“鉴于全欧洲都采用君主制，‘全美洲都应采取共和制’的想法已在美国根深蒂固”。而通过承认巴西帝国，美国实则传递出一个信号，即美国并不像巴西所想的那样只希望把自身的政府形式强加于他国，美国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巴西是否获得独立和解放”。

因此，美国此举或可被理解为一种友谊的表示，即门罗政府希望通过放大美国与巴西的差别来强调这种承认的“无条件性”，从而巩固“美洲团结”旗号在拉美方面的民意基础。在此基础上，门罗总统进一步指出，此举或许还有利于改善美国与神圣同盟的紧张关系，因为美国借此表示了对君主制的包容，从而有望减少来自君主制欧洲的敌意。

美国同样以类似的思路回应了上文所述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争议，即独立的稳固和奴隶制问题。通过观察其中的共性，我们可以这样概括美国这类做法的一般模式：先为自己所付出的“牺牲”唱诗，并有意强调美国所需克服的困难，从而强化其传递出的友好信号。克雷致时任美国驻巴西代办雷格（Condy Raguet）的信便是该模式的典型一例：“（美国）克服了所有的潜在风险，有意忽略了这一政权的新生属性，还包容了其与美洲大家庭不相和谐的怪异政府形式[…]”。显然，彼时巴西国内的社会动荡和奴隶制度的不确定性就包括在克雷所言的“潜在风险”之中。

此处需要补充的是，美国率先承认巴西独立不仅与上文所述的“向巴西表示友好”有关，还来自英法两国现实压力的推动。在1824年4月，即美国还在犹豫不决时，雷贝洛给亚当斯寄了一封带有强烈敦促意味的信，表示英法两国业已提出要承认巴西，并显露出要在巴西政府中施加影响的意愿；“一旦（英法）提出的条款符合平等互惠的原则，巴西政府就将对此予以积极的考虑”。从寄出时间（4月20日）看，这封信与美国最终承认巴西的时间仅相隔一个月，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对后者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

然而，无论过程如何，美国最终顺利赶在欧洲各国之前承认了巴西独立。这一事实足以给美国带来话语权上的巨大优势——在1825年的一些信件中，美国已经开始以“善良且无私的朋友”自称。至此，门罗主义已通过这一战略行动顺利突破发展瓶颈，美国也在此后数年对巴西提出的更多利益主张。

“无与伦比的影响力”：门罗主义的发展

在美国宣布承认巴西独立5个月后，时任美国驻里约总领事雷格向亚当斯如此描述巴西国内的变化：“（美国接受巴西外交官）这一事实已经切实减少了巴西人民对美国原本的冷漠感。”为巩固这一成果，他建议美国随即推进相应的配套措施，不要给英法等国以可乘之机。

在这一系列措施中，与该时间点（1824年10月）最为切近的是1828年12月美巴两国订立的《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其中，该条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款，即“美利坚合众国和巴西皇帝陛下[…]相互承诺在商业和航海方面不给予其他国家任何特殊的优惠”。尽管这一条款在短期内并无法改变英国作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这一事实，但巴西1821至1850年间主要出口品的价格变化显示，它确实给予了美国实实在在的利益。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巴西的经济支柱咖啡出口到美国的价格一路走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消费者在该过程中持续获益的过程。但在1840年代，由于巴西单方面终止协议，咖啡价格又逐渐回升至1830年代初的水平。

关于巴西停止履行该协议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可以重新回到政府形式的问题。尽管两国关系在1830年代一度回暖，但美国人对君主制政府天然的深恶痛绝使其无论如何都无法放下戒备——即便到了1840年代，美国依然在就20年前巴西在封锁伯南布哥时捕获美国船只一事索求赔偿，时任美国总统约翰·泰勒甚至不惜在信中提出威胁。与此同时，美国还数次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持了19世纪巴西国内推翻君主制的叛乱。因此，当美国于1843年向巴西施压要求后者恢复履行协议时，佩德罗二世很难不怀疑美国有颠覆巴西政府的企图。

从那以后直到20世纪中期，即使是在巴西于1889年成为共和国后，美国和巴西这两个美洲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再未能达成经济或政治领域的官方合作。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美国与巴西在19世纪中后期国力差距不断拉大使然。

换言之，在美国与拉美诸国实力差距尚不太大时，美国仍愿意保持友善的姿态，以温和的形式推进门罗主义的扩张。而随着其不断拉开与后者的差距，曾经那副友好的面孔似乎不再那么必要，取而代之的是“北方巨人”式的震慑形象。至此，门罗主义开启了更为暴力的扩张，“美洲大团结”的构想转变为追求“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的企图，“美洲人的美洲”也愈加变为“美利坚的美洲”。

（本文作者就读于北京大学葡萄牙语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