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罗登︱文艺作品中的伊丽莎白二世

依照惯例，大部分媒体讣文的主体内容在传主过世前早已备好，发表时稍加润色即可。本文亦不例外，主体在2017年夏天已经完成，彼时女王九十一岁，爱丁堡公爵九十六岁，刚刚退休。《地铁报》的头版头条是“向您脱帽致敬！”，配图是头顶日渐稀疏的菲利普王子戴着波乐帽站在雨中。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9日，英国伦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被安置在伦敦市中心的西敏寺，准备举行葬礼。

等到女王真的安息时，我至少得看她的葬礼两次，一次是西敏寺的现场直播，还有一次是2014年在西区舞台，迈克·巴特利（Mike Bartlett）的话剧《查尔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开头。巴特利这出无韵诗体的话剧可以视作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现代版，2017年5月在电视上播出时，开头的场景引发了争议。“最最敏感的问题是如何呈现女王的葬礼，”导演了话剧版和电影版的鲁珀特·古尔德（Rupert Goold）说，“以及对在现实生活中要直播葬礼的BBC意味着什么”。

差不多也是那时候，观众还可以在网飞平台一口气看完彼得·摩根（Peter Morgan）编剧的《王冠》第一季，从伊丽莎白公主和菲利普·蒙巴顿结婚说起。摩根的时间线从中间回到最初再到中间。《王冠》是从他2006年编剧的电影《女王》中衍生出来的，海伦·米伦饰演女王，麦克·辛饰演刚上任的首相托尼·布莱尔，要面对戴安娜王妃去世的棘手局面。这部电影还衍生出了话剧《女王召见》（The Audience），最初也是米伦出演，后来在2015年的重演版中换成了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

《王冠》第一季海报

我2017年为写此文做准备时，《王冠》才播出一季，当时尚不清楚是女王的真实人生会先结束还是文艺虚构故事先结束。现在我们知道了。《王冠》第五季将于今年11月播出，讲述的是女王六十多岁时的愉快生活，第四季中饰演女王的奥利维娅·科尔曼会交棒给艾美达·斯丹顿。女王真实人生的结局是一个好心肠的编剧不忍心写下的：她在一场全球疫情中失去了相伴七十三年的丈夫，只能独自哀悼；她被迫看着爱子当众出丑；在英国重启之际感染病毒；九十五岁高龄还要在康复后立刻恢复工作；她没有等到一场更大更重要的故事收尾（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如何收场）就离开了。

那么，在电影里看你自己的死到底是什么感受？不光是你自己的死亡，还有你的童年（2010年的《国王的演讲》）、你的少女时代（2015年的《公主夜游记》）、你的垂暮老年（2016年的《圆梦巨人》中，佩内洛普·威尔顿饰演的女王在喝了巨人的自制饮料后放了一个绿色的屁——“噗噗炮”）……所有这些伊丽莎白们在荧幕上飘来荡去，几十年的光阴被压缩在一起。坊间传闻女王看过电影《女王》和电视剧《王冠》，而且挺喜欢。很显然，这是坊间传闻，因为王室的官方立场永远是无可挑剔地不表达好恶，就连“无可奉告”也不说。“女王陛下是个好姑娘，但她没什么话要讲，”披头士在《艾比路》专辑的附赠歌曲中唱道，“女王陛下是个好姑娘，但她一天一个样”。这些特质让她成为艺术作品无法抗拒的呈现对象：一个活生生的神话，一个可供无限猜想和重释的公有之谜。

不过伊丽莎白二世应该更倾向于1970年代之后的文艺作品对她的刻画。荧幕上最早出现的女王形象之一是喜剧短片《翠莎的婚礼》（Tricia’s Wedding）中男扮女装的斯蒂芬·瓦尔登，该片讽刺了翠莎·尼克松和爱德华·考克斯的婚礼，嘉宾伊丽莎白二世、查尔斯和查尔斯那长得像米克·贾格似的黑人情人都参与了婚礼滥交派对。另一早期“致意”是斯坦利·巴克斯特男扮女装的系列小品“布兰达公爵夫人”（灵感可能来自《私家侦探》的布兰达？译注：《私家侦探》杂志曾经给英国王室成员起过各种平民名字的外号，讽刺他们努力显得亲民的举动，女王叫“布兰达”，威尔士亲王叫“布莱恩”，爱丁堡公爵叫“基斯”，玛格丽特公主叫“伊冯”等等），“她”在“盖伊·福克斯日的广播”中发表了恶搞版圣诞祝福：“城堡里的富人、农舍里的佃农、养兔场里的兔女郎都从很久以前的火药阴谋（译注：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地下室放置炸药企图炸死国王）中获得了灵感，点燃各自的烟花，享受了一声巨响的简单快乐。”

《翠莎的婚礼》

这些还都是无伤大雅的乐子，但在1977年（女王登基的银禧庆典年），性手枪乐队发布了真正爆炸性的单曲《天佑女王》：“天佑女王/法西斯政权/他们让你变成蠢货/潜在的氢弹/天佑女王/她不是人类/在英格兰的梦中/没有未来。”反君主制情绪明显俘获了当时的民心，尽管被BBC禁播，该单曲冲上了金曲排行榜的第二位，据说有权势人物插手，否则本来是要登上榜首的。十年后石玫瑰乐队的“伊丽莎白我亲爱的”化用了中世纪苏格兰民歌“斯卡布罗集市”的曲调，诡异地将披头士“女王陛下”的甜美旋律和性手枪的暴力歌词融为一体：“撕碎我煮我的骨头/她不丢王冠我便死不瞑目/我的目标实实在在/我的讯息清清楚楚/你该落幕了/伊丽莎白我亲爱的。”

很少有人对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前的时代还有记忆。她伴随我们长大，泛泛地说，过去六十年中君主与艺术的关系好比典型的母子模式：从1970年代的青春期叛逆，再到世纪之交十年的温情和幽默（《王牌大贱谍》《憨豆特工》《辛普森一家》），等到她九十岁以后，人们就只有对曾祖母辈的尊重和奉承了。也许这一轨迹也反映了社会的总体变迁，从为所欲为的无政府倾向、直白的实验精神转向了今日以尊重和正确为重的更为小心翼翼的文化。

让我们比较一下艾伦·贝内特（Alan Bennett）两次描写女王的不同——前一次是话剧《归属问题》（A Question of Attribution，1988），后一次是喜剧中篇小说《非普通读者》（The Uncommon Reader，2007）。《归属问题》是一次对真与假的相互作用的天才探讨，其中涉及表演、艺术、苏联间谍安东尼·布朗特的国族忠诚问题，还有女王，作为一个永远生活在媒体注视下的人物。布朗特的审讯官查布描述了他太太碰上女王巡视萨里：“有人听到女王陛下说‘多么华丽的购物中心’。我好奇她是真心的么。”话剧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布朗特在白金汉宫和女王讨论假画和肖像画，但也许是在讨论布朗特本人的“造假”，他对女王说：“它们没有一个真正捕捉到了您。”针对布朗特对那些肖像画的评估，女王的回应是：“我不认为人们想被捕捉，不是吗？至少不是完全捕捉……我不知道人还有秘密的自我，虽然人人都假设人会有。如果能证明人没有秘密自我，某些报纸就没啥可做文章的了。”不过她也与其他人的真实自我保持了距离：“麻烦在于，不管我见谁，他们永远特别有礼貌。一个人特别有礼貌的时刻并不总是他们最好的时刻。”

《非普通读者》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

《非普通读者》也有相同主题：“她知道自己的约束性，她让别人害羞，没有几个仆人能在她面前表现得自在。”贝内特的再现部绝对是大调的（译注：古典音乐中大调明朗开阔，小调阴柔沉郁），女王本人并不神秘，甚至像一张白纸：“嗜好隐含了偏向，偏向是必须避免的；偏向会让一些人感到被排斥。她必须不偏不倚。她的工作是表现出对别人的兴趣，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有趣。”在这张白纸上，贝内特淡淡地谱写了自己对女王“真正”自我的狂想曲。一只任性的柯基拖着女王来到王宫里的一间图书室，她借了一本书，开始成为一个读者，在大作家的作品中摸索前行，许多作家她都接见过。“她有点儿惊喜地在E.M.福斯特的传记里读到他说过如果她是个男人的话，他就会爱上她。”

小说里，不少内廷官员并不鼓励女王多读书，但她的新嗜好得到了一个年轻厨子的怂恿，这个叫诺曼的小伙子对她没有过度的惧怕，令她感到耳目一新。“不过女王如果知道诺曼不怕她的原因是她如此老朽，她的年老已经冲刷掉了王室威严，可能就没那么高兴了。”金笼子里的孤老君主被不敬的平民打动的故事套路屡试不爽——朱迪·丹奇和比利·康诺利主演的《布朗夫人》（1997）里的维多利亚女王，还有朱迪·丹奇和阿里·法扎勒主演的《维多利亚与阿卜杜勒》（2017），后者的导演斯蒂芬·弗雷斯也是《女王》的导演。也许《非普通读者》开启了终章，伊丽莎白二世尚未离世就已获得了历史人物的虚构性。过去十年里文艺作品中的女王形象丰富又舒适，再也没有性手枪乐队那种恶意满满的政治评论。

苏·汤森（Sue Townsend）的小说《女王和我》（1992）想象了一个被潜意识操控广告洗脑的不列颠选出了一个激进的共和政府。新任首相杰克·巴克迅速把女王从白金汉宫搬到诺丁汉Hellebore Close（看上去很像“接近地狱”）的公住房，让她领养老金过活。王室成员都跟着女王搬了家，汤森大写特写他们对改朝换代的反应。戴安娜看到新居所时浑身发抖，“但查尔斯王子笑了。在这里终于可以过上简单生活了。”爱丁堡公爵卧床不起，女王迎难而上，在“接近地狱”的团体精神中寻找安慰。汤森为笑话留了不少空间，温莎一家人努力想把价值连城的中国地毯铺进他们狭小的新公寓里，还有一幕是女王努力赶时间去社会服务部领取一笔紧急救济金，这样家人们才能吃上饭用上电。

女王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人借糖，交流DIY小技巧，这都是绝无可能发生的空想。但在全国范围内，第四堵墙已经碎了两次。第一次不是空想而是噩梦，我们这一边打碎了玻璃，导致了可耻的悲剧后果。马丁·艾米斯在1997年写道：“必须承认，是我们把他们逼进了那个隧道，只为滋养我们自己那些偷偷摸摸的需求。”他说的当然是戴安娜之死。当女王照本宣科发表悼词，公众不依不饶，直到白金汉宫降了半旗，王室成员回到伦敦公开表达哀悼。《独立报》的头条是：女王屈服于臣民的力量。彼得·摩根编剧的《女王》讲的就是这一段故事，其公映的2006年距戴妃离世不到十年，以饱受折磨的女王（“我从未被如此仇恨过”）对托尼·布莱尔的警告作结：“你看那些报纸头条时会想，有一天这也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确如此，布莱尔先生。它发生的时候就是如此突然全无预警。”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由丹尼尔·克雷格饰演的007詹姆斯·邦德护送女王。

接下来是2012年——女王真正的后现代时刻，她走出镜子，走进了自己的叙事。丹尼尔·克雷格扮演的邦德躲过两只柯基的夹击，大步走上红毯楼梯来到女王住处，女王正坐在书桌边等待享受五分钟大名，她转过身说了台词：“晚上好，邦德先生。”当她出现在奥运体育馆时，两千七百万观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女王的可爱之处在于，在这么多年的历练后她依然是个糟糕的演员。她听上去就像在读台词，你还能看出她在努力保持不笑场。然后直升机飞去体育馆，女王的替身和克雷格一起乘着降落伞从天而降，而她的真身出现在皇家包厢里，穿着宣传片拍摄时的那身连衣裙。整个事件如此蠢萌、如此夸张又如此可爱，怪异得恰到好处，仿佛一座雕像朝你眨眼。（今年初为她的钻禧庆典拍的宣传片中，她和帕丁顿熊喝茶，立刻被做成了表情包。）

女王的脸是雕像，是象征，胜过千言万语。《女王和我》中，当她准备离开王宫时问杰克·巴克：“那么您会四下寻找一位新的挂名首脑喽？一位总统？”杰克回答：“不。英国人民会成为自己的主人，五千七百万人民。”女王说：“很难给五千七百万人一起拍照呢。”伊丽莎白二世一生拍过无数照片，但她的姿态有更深的意义。伦敦女王广场花园里的纪念花坛一面刻着菲利普·拉金为银禧庆典写下的诗句：“在万物无常的时代/事情要么变坏要么变怪/只有一样恒久美好：/她不会变。”另一面刻的是特德·休斯的诗：“一人即一轮/一国即一人/一王冠换一枢纽/保持其整全。”这比拉金的要晦涩多了，肯定也不如拉金随诗寄给费伯出版社的打油诗那样让人过目不忘。拉金写道：“特德肯定比我写得好……天空恶意分成两半/星星像挂架上的平底锅般嘎啦作响/乌鸦在白金汉宫顶上拉屎/上帝尿湿了裤子。”

克雷格·布朗（Craig Brown）在八卦书《卿卿夫人：玛格丽特公主的九十九个瞬间》（Ma’am Darling: 99 Glimpses of Princess Margaret，2017）中说女王“肯定是古往今来见过最多人的人。然而神奇之处在于，女王努力避免对任何人说出任何不同寻常或值得铭记的话。这是一种成就，而非失败：她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要沉闷，要像一张邮票一样有用而不露感情，她一生致力于完成这项几近不可能的任务：不说有意思的话”。女王如白纸，我们作为读者就可以任意解释，不用纠结作者意图。不过任何过度揣摩她心理的行为都会显得有些傻——比如马丁·艾米斯2002年给《纽约客》写的《伊丽莎白二世的精细情感》。“伊丽莎白知道自己要找个丈夫，找个力量源泉”，艾米斯写得好像他刚跟伊丽莎白喝过早茶。《王冠》第一季好就好在你很难确认年轻的女王到底在想什么。

艾米斯写到伊丽莎白公主二十一岁生日在南非的演讲（1947年）就好多了。她宣布，“很简单，我在此郑重宣布，我的整个人生无论长短都将全心为你们奉献，为我们的伟大帝国大家庭奉献”。艾米斯机敏地反驳：“一点儿都不简单，不是吗——同意成为一个隐喻？”披头士唱道：“我想告诉她我很爱她/但我得用酒把肚子填饱/女王陛下是个好姑娘/总有一天我要让她当我的女人/哦是的，/总有一天我要让她当我的女人。”当然她一直都是我们所有人的。

她真的是吗？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1955年给《新政治家》写了一篇引发争议的檄文，“事实上对王室的无聊吹捧对他们和对公众都毫无益处，最终会损害君主制本身……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尽管我怀疑他们渐渐开始喜欢抛头露面，理论上说他们应该反感才对”。在我看来这错得离谱。无论我们怎么想象，女王都不会一早起来就在谷歌上搜自己，或是花时间看新一期的八卦杂志。有些公众人物就是不会读自己的新闻。

我们的着迷是我们的，不是女王的。有时别人会建议她读报纸（比如戴安娜去世后），了解国民的情绪。不然，你干嘛要去看你自己被公众想象的哈哈镜扭曲成什么样了呢？在现实中，她的生活和你我一样，一地鸡毛。她身处的世界是真正丰富、多变、有趣的，而她周围最显眼的那些元素——子女、孙辈、马、狗，只是我们对伊丽莎白二世及其无聊工作的扭曲迷恋的道具而已。你我都可以列出一张挚爱之人的名单，我爱的人名对你而言毫无意义但对我却是一切。现在你试试王室名单，查尔斯、安德鲁、爱德华、安妮。听上去耳熟吗？我们觉得熟悉，但他们是陌生人。千真万确的陌生人。

（本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9月16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由作者授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