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集萃】张掖大佛寺概览（三）法器秘宝

作为地方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物展示了大佛寺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文物，真实地反映了张掖先民精湛的艺术水平和相关时代的建筑、绘画、雕塑、版刻等艺术史发展历程，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西北、尤其是古代张掖地区有关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政治斗争、民族关系、对外交流、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生产技术、建筑服饰、典章制度等发展演变的形象资料，具有珍贵的艺术、历史和考古价值。

寺藏元五股金刚杵，象征摧灭烦恼之菩提心之意，为诸尊之持物或修法之道具。主杵中央有凸起的抽象化佛头装饰，杵铃两端粗圆如伞，两头分别为八根扁棱状伞骨呈弧状连接于中心杵，伞骨下收，集于圆形莲座之上。整器造型清新流畅，在循从法器的规范尺度外，亦不失器物的小巧精美。

清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经版，是寺藏795块佛经雕版中最具特色的经版实物之一，它与大佛寺佛经扉画中的说会曼荼罗、降魔曼荼罗、涅槃曼荼罗等，共同组成了曼荼罗艺术在张掖传承发展的清晰脉络。这种独特的佛教艺术形式，所阐释的佛界法会的诸多仪规，使其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佛教气息。

明漆绘描金人物铜镜，原为大佛寺卧佛殿卧佛腹内装藏之法物，意寓佛心心如明镜，光洁可鉴。镜纽周围以朱漆为底，中间用金泥描绘游园图，为全国独有。

明甘州左卫僧纲司铜印，正面数刻朱文九叠篆:“甘州左卫僧纲司印”，印背左侧刻有楷书“甘州左卫僧纲司印”，真实反映出大佛寺在明代甘肃佛教事务管理中的历史地位。

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卧佛记事铜牌，填补了张掖大佛寺的敕建时间只存方志记述而无实物证明的空白;从落款处的僧职名单中发现蒙古族主持和藏族侍佛督纲姓名，也进一步证实了藏传佛教对大佛寺佛教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和明甘州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大佛寺藏明代永乐佛曲，均为蓝绢包背装，分两种版式，大本名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小本名为《诸佛如来菩萨名称歌曲》。质地白宣，墨本楷体竖排，内容有明成祖《御制感应序》《神僧传序》、曼荼罗画、曲牌目录名称、曲牌正文和《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后序》等，无曲谱，仅有汉字填词。从资料来看，内容相同的佛曲，在北京西郊觉生寺(俗称大钟寺)永乐大钟的铸文中有部分收录，年代稍晚，且单行本的永乐版佛曲仅张掖大佛寺留存，这对于研究我国明代佛教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英宗御赐之《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共收经1621部，以《千字文》为序，起“天”字号、止“石”字号，每字1函、每函1帙、每帙10卷:计636帙，6361卷。内容涵盖经、律、论，可谓集佛家各教派经律论之大成。篇目浩瀚、洋洋大观，远远超过了规模巨大的北宋《开宝藏》，堪称古代雕版印刷的珍品，是目前国内保存数量最多、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明代藏经。

佛经连同原经橱、裹函布袱、补经雕版，一起被专家学者鉴定认肯为极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尤其是与佛经同时雕印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4卷，专家们一致认为是全国孤本。

1970年大佛寺金塔殿地宫出土的元代玉雕纹纽，一组共四件，和田玉镂雕而成，雕刻题材以珍禽异兽、祥瑞植物为原型，手法清奇，匠心独具，表达了创作者寓意吉祥、富贵安康的思想内涵，可谓元代玉雕中完美绝伦的经典作品。同时舍利石函内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不仅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古代佛教文化的地宫瘗埋制度，也有力地证实了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是承载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兴盛之路。

原标题：《【文研集萃】张掖大佛寺概览（三）法器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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