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加速主义与右翼加速主义

大约四年前，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与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在“法律批判思想（Critical Legal Thinking）”平台上发表了“一种加速主义政治的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一文。该宣言的核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一度解放了技术生产力，但如今它的制度已成为技术生产力的桎梏；左翼应及时地发明并建立起自己的“智识平台”，提出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型、改革媒体、重建阶级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配置已有的科技成果（包括数学建模等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未来的解放。宣言在当代信息技术的语境下，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解放生产力的观点，并对传统左翼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满足于过程性的民主，而忘记了民主是只有通过现实地重建生产关系才能实现的结果。

加速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倾向，早在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运动那里就已经萌生了：未来主义者们把现代技术看做是一股强大、高速的力量，他们主张加快技术革命的速度，甚至将技术的毁灭性维度（如战争）当做美来赞颂。这种对科技（作为单纯的力量）的推崇，在政治立场上是模糊的，他们似乎愿意追随同时代的任何颠覆性的政治阵营——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拥抱了法西斯主义，俄国未来主义者则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加速主义”这一说法自从在2010年后被广泛使用以来，也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右翼加速主义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他的思想启发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拥护现代技术，但认为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由专制集权的机构和少数技术人员掌握。威廉姆斯和斯尼斯克则将加速主义左翼化；在德勒兹哲学的启发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去辖域化”的同时，也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将生产力重新规制了，我们需要重新改造现有的经济基础，以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城与邦”(ID:Polis2016)，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一、什么是加速主义

Roger Zelazny的小说”Lord of Light” （1967）描述了一群革命者。他们改变社会的方式是改变社会对技术的态度。Zelazny称他们为“加速主义者”。这可能是这个概念的第一次出现。之后的陆续几十年，一些可以被称为加速主义的思想陆续出现。不过直到2010年这个概念才开始被大规模使用。加速主义的反对者Benjamin Noys从Zelazny的小说中借用了这个概念来批判这种思潮。

传统意义的加速主义现在被认为是一种右翼思潮。加速主义者对技术的态度有两种层面。他们高度重视技术（特别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价值，认为对人类最好的选择就是加速这种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这种价值能最大化的发挥作用。全球化资本主义则是加速技术的最好体制。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如今的技术社会条件下，人类没有第二种道路可以选择。传统的控制技术进步的方式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欲的。最关键的是，加速主义者认为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自己的价值。人类不应为了保持人类组织结构的稳定性而减速技术的发展。

加速主义的特点使将其放入传统的左－右政治意识形态光谱充满了困难。从对待这个飞速变化的技术世界的态度来看，右翼意识形态的态度比较保守，它们想要缓和或者减慢这种变化的速度。左翼意识形态则更多看到的是这个技术世界带来的不公正，从而想要改变这种变化。只有加速主义认为，这种技术变化本身就是好的，我们应该不做任何改变的加速它。

加速主义并不是思想史上对技术的第一次崇拜。一个世纪以前，在见证了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后，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对机器以及机器对社会的作用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但是他们的思想走向也暗示了对技术和速度崇拜的风险。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成为了法西斯主义者。

加速主义的思想来源可以追随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面对“六八学运”的失败，以及似乎是无休止的战后经济繁荣， 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1972）中提到，左派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在解放被压迫者中的作用，并且强调加强这种自发倾向的意义。利奥塔在《力比多经济》中也提到，对于那些生活被资本主义改变和加速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的压迫是一种“享受”。这两本书的争议性一直被它们的作者所承认。利奥塔直接称《力比多经济》是一本“邪恶之书”，并且很快转向了别的研究领域。德勒兹和加塔里则转向了对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加速会将人类社会吸入法西斯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黑洞。

这些法国思想家的著作在八九十年代开始引起一些英国年轻学者的注意。华威大学是他们的大本营。他们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Nick Land。Land认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被完全的释放，反而总是被政治阻碍。每一个文明都在加速冲向最终的大灾难。政治组织总是在试图阻挡这个进程，但并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自己主动加速冲向这个大灾难的结局。

一些更加激进的哲学家加入华威大学最终形成了加速主义。在九十年代中期，Sadie Plant从伯明翰大学著名文化研究系来到华威哲学系，并在这里指导了她的博士生，Mark Fisher，一位激进的文化研究学者。与Land不同的是，他们都是对新科技着迷的人。他们认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能带来巨大的力量。他们与Land一起，形成了加速主义的内核：资本主义+技术。为了观察这种力量，他们三人与另外两位华威的学生一起成立了控制论文化研究所（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研究所关注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然而，他们并没有产生任何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在华威哲学系的排挤和成员沉迷于迷幻药、电子音乐等种种体验后，几位关键成员陆续从华威的离职。两三年后，这个组织消失了。

二、加速主义的左翼化

2003年，一个叫K-Punk的博客开始获得人们的注意。这个博客由Mark Fisher创造。在继承了华威加速主义的一些思想后，他的博文表现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更加左翼的态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和加速主义者的期待是矛盾的。但是他也对传统的左翼很失望，因为他们对正在剥削他们的新技术毫不关心。这个博客引起了Nick Srnicek，一位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政治学硕士生的关注。Srnicek很快与Fisher成为了朋友，并逐渐发展出自己对加速主义的一套理解。在2013年，他与Alex Williams一起发表了左翼加速主义的宣言书“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在宣言书里，Srnicek和Williams展现了左翼加速主义者对当今世界的理解。他们认为，如今的资本主义系统在一些全球性危机（环境系统的灾难，资源匮乏，战争威胁等）面前无能为力。同时这个系统也很难产生新的观念和组织模式，从而转向新的系统。另一方面，当今的左翼理论也是瘫痪和无效的。他们的政治想象仍然局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新社会运动也没有产生真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反而走向了一种新的地方主义。Srnicek和Williams认为，一种新的左翼思想需要一种对未来想象的回归。这就是他们转向加速主义的原因。

Srnicek和 Williams认为，Land看到了资本主义速度下技术的发展，但是混淆了“速度”（speed）和“加速度”（acceleration）。资本主义速度，一方面消除了技术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创造了新的障碍。左翼加速主义则保持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成果，同时超越了其价值系统的政府结构。

为什么我们需要左翼加速主义？Srnicek和Williams的看法很有趣。他们认为，这是每一个人希望工作份量减少的需求。而这就要求技术的进一步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资本寻求垄断从而摆脱竞争的倾向，使得资本主义开始成为了技术发展的阻碍。加速主义可以解放潜在的生产力。它不寻求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物质平台，而是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解除对技术发展的阻碍。

虽然对技术发展的追求是左翼加速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它并不等同于技术乌托邦主义。左翼加速主义者绝不认为技术本身足以拯救我们。政治经济结构方面的行动同样也是必须的。对于这方面的思考，左翼加速主义者认为有三点是需要做到的。首先，他们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项技术和科学进步。其次，对社会的任何改变都必须首先进行实验（他们提到了智利的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 ）。另外，他们必须打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对观念和物质平台的垄断，建立起左翼的社会技术霸权（hegemony）。

左翼加速主义者并不认为传统的一些左翼活动，比如游行、标语或者乌托邦自治社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合法安全的）是实现目标的好手段。这些行动更大的可能是创造出一种心理舒适区，“我们至少在做一些什么”，却不能真正推动改变的进行。同时，左翼加速主义者提倡一种对民主的新想象。民主不再只是一个过程（投票等），而是一种结果（集体的自我管理），甚至不需要一种特定的形式。不同背景下的集体自我管理完全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形式。

在宣言的最后，Srnicek和Williams提出了三点具体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理论上的，建立起一种左翼加速主义的智识基础设施，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政治经济模型。第二个目标是建立大范围的媒体改革（同时包括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第三个目标是重组阶级权力，建构一种新的无产阶级身份。他们再次重申，左翼加速主义的出现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同时，他们倡导重现一种失去的梦想，一种人类对超越地球和自身限制的渴望。左翼加速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它是对资本主义“伪现代性”的拨乱反正。

三、右翼加速主义的结局

在经历了2000年的精神崩溃后，Land离开了英国。在台湾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他选择来到上海定居。在一篇2004年发表在《上海英文星报》（Shanghai Star）的文章里，他认为，中国对未来的迷恋和高速的发展使其已经成为了一个加速主义社会。Land重新出现公共生活是在2013年，他成为了美国极右翼运动Neoreaction（NRx）的导师。这场运动的成员相信民族国家，民主，和官僚制政府都会被一种专制城市国家所取代（类似新加坡）。Land发表于2013年文章“the Dark Enlightment”成为了Neoreaction运动的纲领。他认为，为了加速到达这样的政治状态，加速主义者应该支持特朗普当选或者脱欧这样的政治事件。从某种角度来说，右翼加速主义成为了硅谷技术主义的一种专制变种。但是它的内核（技术+资本主义）仍然是没有变的。

剑桥大学政治系的博士生Vincent Garton是一位加速主义的研究者。从思想史的角度，他认为加速主义是无法在概念上进行总结的。思考加速主义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将它看作一系列的观念。加速主义是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冲动”。如果将这种冲动揭示出来，加速主义的大多数部分将会消失。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无数的无名加速主义者。它的核心，是一种避免了任何概念形成的前意识（preconscious）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