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要写作，就必须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这句名言出自英国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在女子学院的讲稿《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篇长文问世已近百年，而伍尔夫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依旧大胆深刻、一针见血。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摘得诺奖之际，重读此文，想必大家会有一些新的体会与思考。

▲ 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 — 1941）

01

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02

但若想去证实，还必须先敲定何为风格、何为意蕴，这个问题——刚想到这儿，我已经走到直通图书馆的大门口了。

我准是把门推开了，因为，立刻出现了一个守护天使般的人影挡在入口处，但他没有天使般的纯白羽翼，而是披着一袭纯黑色的长袍；这位银发苍苍、面目和善的绅士不以为然地挥挥手，把我挡在门外，略有歉意地低声告知：只有在本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之下，或持有介绍信的女士，才得入内。

举世闻名的图书馆被一个女人咒骂，丝毫无碍于它依然是座举世闻名的图书馆。庄严肃穆，备受仰慕，带着安全无虞、深锁于心扉的所有珍宝，它志满意得地酣睡着，对我来说，它将如此沉睡到永远。我恼怒地走下台阶时默默发誓：我决不会惊扰它的清梦，决不会再来请求它的优待。

03

我想到那些女人年复一年辛勤劳作，要凑齐两千英镑都很难，最终却竭尽所能地筹来了三万镑，实在忍不住蔑视我们女性群体的贫困，这是理应被谴责的状况。我们的母亲都做什么去了，为什么没给我们留下一笔钱？忙着涂脂抹粉吗？盯着商店的橱窗吗？在蒙特卡罗的艳阳下招摇摆阔？

壁炉台上摆着几张照片，玛丽的妈妈——假定照片中的人就是她——或许会在闲暇时挥霍享乐（她为教会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倘若真是这样，那些享乐的日子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多少骄奢欢愉的痕迹。她看上去平淡无奇，只是个披着格子披肩、别着雕花大胸针的老太太。她坐在藤椅里，逗着一条长耳猎犬看向镜头，表情喜悦，也有点紧张，因为她知道，快门按下去的时候，猎犬肯定会动成模糊的一团。

如果她当初投身实业，开办人造丝工厂，或是从商，成为玩转证券市场的富豪；如果她能为芬汉姆学院留下二三十万镑，我们今晚就会何等安逸啊，话题也将是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探讨原子、数学、天文、相对论或地理学的奥妙。

要是西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都学会赚钱这门伟大的艺术，并像她们的父亲与祖父们先前做的那样，把她们的财富留下来，专为女同胞们设立研究员和讲师职位、设立奖金和奖学金，那该多好啊！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单独享用一顿像样的珍禽和美酒，也可以用算不上奢望的自信，去憧憬愉快而体面的一生，在某个慷慨捐赠的职位里尽享荫庇。我们可以去探险，也可以写作，在古迹和胜地信步游荡，坐在帕台农神庙的阶梯上沉思，也可以早上十点准时去办公室，下午四点半悠闲地回家，写一首小诗。

只不过——麻烦就在这里——如果西顿太太们从十五岁起就经商或从事实业，那就不会有玛丽了。

04

既要赚大钱，又要生养十三个孩子——没有任何人能兼顾这二者。

我们要说的是，应该好好思索一些事实。首先，十月怀胎才能生下孩子。其次，孩子出世后，需要三到四个月的哺乳。哺乳期过后，又要花上大约五年的时间陪伴孩子。总不见得放任孩子们满街乱跑。有人在俄国见过孩子们四处乱奔，回来就跟我们说，那场面一点儿都不招人爱。

人们还说，人的心性是在一岁到五岁之间养成的。我问道，如果西顿太太一直忙于赚钱，你记忆中的嬉戏和吵闹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所知的苏格兰又会是什么样的？还会有清新的空气、美味的糕点和别的美妙之处吗？

不过，问了也白问，因为在那样假设的前提下，你根本不可能被生下来。更何况，就算西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积攒了大量财富，全部投入学院和图书馆的地基之下，我们这样追问也仍是白问，因为，首先，她们不可能赚到钱，其次，即便她们赚到了钱，法律也不承认她们有权利把自己赚来的钱归为己有。只是在最近的四十八年里，西顿太太才能保有属于自己的一便士。在此之前的千百年里，那始终是属于她丈夫的财产——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西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一直都在证券交易所门外裹足不前；她们可能会说，我赚到的每一分钱都被拿走，任由丈夫处置，钱怎么花，全凭他们见仁见智，搞不好就拿去给贝利奥尔学院或国王学院设了个奖学金，或是添个研究员的职位；所以，就算我可以去赚钱，我也没什么兴趣；还是让我的丈夫去赚吧。

无论如何，不管该不该归咎于那位盯着猎犬看的老太太，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我们的母辈都无疑把自己的事情搞砸了。没有一个子儿可挪用于“安逸舒适”：用在鹧鸪和美酒、学监、草坪、书籍、雪茄、图书馆和闲暇项目。

能在这片荒芜之地建起徒有四壁的院墙，她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05

你们知不知道，一年之中，有多少关于女性的书被写出来？你们又知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男性的手笔？你们知道吗，自己很可能是全宇宙被人谈论最多的生物？

我自备纸笔来到这里，本以为读个一上午，就能把真理转录到笔记本上了。但现在我想的是：我得有一群大象和一窝蜘蛛的本领，才能完成这件事，因为众所周知，大象活得够久，蜘蛛的眼目够多。另外，我还需要铁爪和钢牙，才能凿开这厚厚的坚壳。卷帙浩繁，堆积如山，我怎么可能找到深埋其中的真理之核？

在默默的自问中，我开始绝望地上下浏览那长长的书名列表。单单是书名，就给了我思索的动力。性别及其本质，想必会引发医生和生物学家的兴趣；但令人吃惊且无法解释的是，性别——确切地说，就是女性——也吸引了好些讨人喜欢的散文家、妙笔生花的小说家、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还有一些不学无术的男人：除了不是女人外，别无过人之处。

06

当时，我写到这儿忍不住深吸一口气，还在空白的页缘添了一笔：为什么塞缪尔·巴特勒说“聪明的男人绝口不提对女人的看法”？但聪明的男人显然也不谈别的话题。

我继续思索，一边向后靠在椅背上，仰望恢宏的穹顶，一个念头已扩张为一团乱绪；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女人这一点上，聪明的男人们历来都没有一致的观点。

蒲柏这样说：

女人大都没有个性。

拉布吕耶尔却这样说：

女人爱走极端，不是比男人好，就是比男人坏。

两个同时代的明眼人却得出针锋相对的结论。

女人有没有能力接受教育？拿破仑认为她们没有；约翰逊博士正好相反。

她们有没有灵魂？有些野蛮人说她们没有；另一些人正好相反，还认为女人的一半是神，因此膜拜她们。

有些哲人认为她们头脑浅薄，另一些却认为她们的感知力更深奥。歌德称颂她们，墨索里尼鄙视她们。

……

我的怒气很快就找到根源，发作完了也就消气了，但好奇还在。该如何解释那些教授的愤怒呢？他们因何而怒？

只要对这些书留给人的印象稍作分析，就必然能觉察到书中涌动着一种激烈的情绪。这种激烈，假借或讽刺，或伤感，或好奇，或斥责等方式表露出来。

不过，常常涌现出的还有另一种情绪，而且很难被一眼看出来。我称其为：愤怒。但愤怒是暗中涌动的，混杂、隐没在其他各种情绪之中。从它引发的反常效果来看，这种愤怒得到了伪装，错综复杂，决非简单外露的直白怒气。

我审视着桌上的一大堆书，心想，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对我想要达成的目标而言，这些书全都没有价值。虽然这些书极尽人情，不乏训诲、趣味和无聊，甚至还附有斐济岛民的怪诞风俗，但就科学的意蕴而言，它们毫无价值。它们写出的都是红色的情绪，而非皓光般的真理。所以，必须把它们归还到屋子中间的大桌上去，回到巨大蜂巢里的小隔间里去。

那一上午，我辛苦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有关愤怒的真相。

07

我猜想，只要拾起这份报纸，哪怕是匆匆光临本星球的外星人，哪怕只是瞄几眼零星片段，就不可能看不出英国处于男性统治之下。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感觉不到那位教授的绝对优势。

他的优势，就是权力、金钱和影响力。他拥有报业，及其总编和副总编。他是外交部长，也是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拥有几匹赛马和几艘游艇。他是大公司的总裁，能让股东赚足百分之二百。他给自己名下的慈善机构和大学院校留下百万英镑。他把女影星悬在半空。只有他才能决断那把斩肉刀上的毛发是不是属于人类；只有他才能宣判凶手有罪无罪，是该施以绞刑，还是当庭释放。除了起雾这件事，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却很愤怒。而且，我知道他很愤怒。阅读他写女性的那些高谈阔论时，我思忖的并非论点，而是他本人。

当论述者不动私情、冷静地据理力争时，只会专注于论点，读者也会一心不二，关注论点本身。如果他谈论女性时心平气和，并且举证出一些不争的事实作为论据，让人看不出他有刻意坚持某种结论，读者也不会为此动怒。人们会欣然接受事实，就像承认豌豆是绿的、金丝雀是黄的那样。那样的话，我恐怕只能承认那是真的。但正是因为他有怒气，所以我也变得恼怒。

我随手翻着晚报，想到如此大权在握的男人竟然还要动怒，未免太荒谬了。我开始思忖，也可能，在不明就里的状况下，怒气就是权势的附属品，好比鬼怪附体？譬如说，有钱人时常动怒，因为总在担心穷人要夺走他们的财富。

但那群教授，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群男权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有怒气，除去这个原因外，还有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深层原因。

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动怒”，实际上，他们在与女性的私人生活中常常不吝美词，充满博爱，堪称楷模。也许，他有点过分地强调女性之低劣时，他在意的并非她们之低劣，而是自己的优越。那才是他急于强调、过分捍卫的东西，因为这才是他的无价之宝。

08

的确，如果女性只存在于男人所著的小说中，必然会被认为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千姿百态，有的高尚，有的卑鄙，有的华丽，有的丑恶，有天姿国色，也有丑陋至极的，有的和男人一样优秀，也有的让人觉得比男人更优异。

但这都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现实却如特里维廉教授指出的那样：女性被关进屋里，饱受拳脚，被推搡得东倒西歪。

于是，出现了一种杂糅出来的、异常奇特的造物。在想象中，她无比尊贵；在现实中，她根本无足轻重。

她充斥于诗集的字里行间；却在历史中无迹可寻。她主宰小说中的帝王和征服者的人生，却像奴隶般听命于现实中的未成年男子，只要那男孩的父母能强使她套上婚戒。文学作品中，多少富于灵感的动人词句、最隽永深刻的思想都由她说出，而真实生活中，她认不得几个字，更别提读写，只能算是丈夫的私有财产。

09

然而，再次仰望书架时，令我深觉可悲的是：我们对十八世纪前的女性竟然一无所知。我在脑海中搜寻不出一个典范可供我左思右想。

现在，我口口声声追问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女性不写诗，却连她们受过怎样的教育都无法确证：她们是否学过写字？有没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女性在21岁前就已生儿育女？简而言之，她们从早八点到晚八点，这整整一天里，究竟做了些什么？很明显，她们没有钱，按照特里维廉教授的说法，不管是否心甘情愿，她们未等成年就得嫁人，甚至很可能不满十五六岁。

不过，每当读到某个女巫被溺毙，某个女人被魔鬼附身，某个聪明的女人叫卖草药，甚至某位杰出男士有位贤母，我都会意识到：沿着这些线索寻觅下去，我们就能追踪到某位被埋没的小说家，某位怀才不遇的诗人，某位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简·奥斯汀，某位因才华被压抑而被折磨得在荒野上跌跌撞撞、头破血流，或在路边迷离游荡、蓬头垢面、紧锁眉头的艾米莉·勃朗特。

其实，我甚至敢说那位写下如许多诗作，却从不曾署名的“无名氏”，多半是女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爱德华·菲兹杰拉德曾暗示说，是女人创造了民谣和民歌，因为她要边纺线，边低声哼唱哄孩子，也要以此度过漫漫冬夜。

10

在此，我们还是没能绕出那个非常有趣且隐蔽，但对女性运动极具影响力的男权情结；那种根深蒂固的愿望——与其认定她该低人一等，不如认定他该高人一筹——使得他不管在什么领域都要招摇自己的伟大形象，不仅横在艺术之路上，还要阻断政治之路，哪怕被其阻挠的前景只会带给他微乎其微的风险，哪怕哀求他放行的人谦卑又恭敬。

我记得，就连对政治满腔热情的贝斯伯勒夫人也必是屈身低头地给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夫人写信：

尽管我对政治极有热忱，也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女人不应干涉政治或其他严肃的事务，顶多（在别人问起她时）说说自己的见解。

如此表态之后，她才将一腔热情毫无阻碍地投入更重要的话题，也就是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说。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女性解放本身更有意思。要是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年轻学子去搜集例证，演绎出一套理论来，准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不过，她得备好厚手套，还要有金块打造的栅栏，以便保护自己。

文字 | 选自《一间自己的房间》，[英] 维吉尼亚·伍尔夫 著，于是 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

图片 | 电影《时时刻刻》剧照

编辑 | 白夜

原标题：《女人要写作，就必须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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