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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华专栏:实现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社会实践

何建华
2022-10-13 11: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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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全民共识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深入人心。发展起来以后,共同富裕也是硬道理,也应当成为举国上下的全民共识,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做大蛋糕”基础上更重视“分好蛋糕”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在“做大蛋糕”基础上更重视“分好蛋糕”,建立健全“先富带后富”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而实现“分好蛋糕”?

有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学界讨论、社会关注的话题。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效率是创造财富、实现公平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公平是社会正义、促进效率的保证和优化;没有效率的公平是平均主义或普遍贫穷,没有公平的效率难以持续,最终损害效率。

从1993年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经济界、学界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讨论可谓仁智互见。赞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认为它符合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现在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改变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就是要坚持效率优先。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认为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过大,原因是讲效率多了而不重视公平,这与我国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及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相抵触,妨碍社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也有人提出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今天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全局看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共同富裕是由“共同”和“富裕”两个关键词组成的复合词。“富裕”是前置条件与基础保障,这就需要继续把蛋糕做大,做大蛋糕就需要发展,这就对效率提出一定要求;“共同”则是目标追求与价值实现,这就需要体现社会公平,就要求把蛋糕分好。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应当是富裕基础上的“共同”,“共同”追求下的“富裕”,必须坚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双管齐下,找到一条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协调发展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传统社会主义中汲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借鉴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合理成份,比如市场经济、资本效率、资源配置、产业变革等,同时坚守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以公有制为主体、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促进共同富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制度保障。这就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资本与劳动、生产与分配、效率和公平等多重关系,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不断做大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同时在继续“做大蛋糕”基础上更重视“分好蛋糕”,在社会财富分配中体现公平原则。应当建立健全“先富带后富”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注重提高收入分配质量,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整个社会形成正确的公平观,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浙江创建共同富裕省域范例“先行示范”

去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的重任。不是试验、不是试点,而是示范区,“示范”意味着浙江要树起共同富裕的标杆,没有退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一年多来的实践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7月,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浙江省委网信办、中国经济网主办的“大国之重@共同富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实地采访,丰富多彩地报道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与有益经验,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与好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改革提升省域治理效能,共同富裕探路扎实开局。据权威信息,10年来,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连跨4个万亿台阶,突破7万亿元,稳居全国第四。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1万元。一般预算收入达到8263亿元、从全国第五提升到第三。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浙江在中国率先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绝对贫困现象;有较高的均衡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连续多年居全国省区第一;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近半,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数十载大踏步向前发展,同时持续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在城乡差距指标、区域发展指标以及富裕程度等各项指标上都走在全国前列,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

浙江在努力创建共同富裕省域范例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先行示范”,从而为全国提供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据我的个人观察研究,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浙江始终把改革作为关键一招,从“最多跑一次”到数字化改革持续深化。391项国家改革试点全面落地见效,“标准地”改革、特色小镇、河长制等改革经验全国推广。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率先出台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民营经济发展领跑全国,营商环境保持全国领先。浙江全面推进创新引领经济变革,“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重大跃升。

二是体现社会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浙江围绕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建设,出台“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与“提低”即提高低收入人群行动方案,核心指标是到2025年,浙江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万元群体比例达到80%,20~60万元群体比例达到45%,目标是推动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三是着力持续缩小“三大差距”。浙江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上,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为主攻方向,促进均衡发展。浙江提出,到2025年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2.1以内,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这三项目标,分别与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三大主攻方向一一对应,重在解决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

四是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单单局限于物质世界,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裕同样重要。浙江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尤其注重持续推进文化发展模式变革,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比如8090和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成为特色品牌,“浙江有礼”省域文明实践品牌加快打造,文明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全国领先,礼让斑马线等文明行为蔚然成风,一批又一批“大爱”的“最美浙江人”持续涌现,浙江成为文明有礼、暖心有爱的社会。

五是打造“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省域品牌。浙江在全国率先创新打造省域品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人的健康,可持续推动生活、生产、生态“三生融合”,既不为经济发展舍弃环境,也不为环境放弃经济发展,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色彩,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路越走越精彩。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共同富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共同富裕,重在脚踏实地、听微决疑,在实践中切实解决好财富怎样分配、如何避免两极分化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逐步共富。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结合浙江的有益实践,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一是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更不是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整体谋划布局、全面推动促进。高质量发展应当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使这一鲜明主题成为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应当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经济大循环动态平衡,使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更加明显,经济增长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应当始终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重点破解“卡脖子”难题与“天花板”制约,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二是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面对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不确定性局面,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等关键节点,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低成本劳动力为代价,靠资源—资产—资本的高杠杆、泡沫化、内卷式循环,来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亟待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是要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起来以后,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同时应该肯定,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普遍从发展中获益很多,不容忽视的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日益凸显,其中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两极分化的风险依然存在,共同富裕成为人民群众的期盼,应当通过高质量发展增强他们对发展成果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是要坚定新时代新发展信心信念。应当看到,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和发展与安全环境发生一些超预期变化,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没有变。面对世界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的复杂严峻国际环境,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切实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关键在于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积极应对困难挑战,集中力量“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五是要切实做好风险防范预期管理。应当以底线思维应对潜在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尤其是亿万市场主体与企业家面对难题风险,气可鼓而不可泄;应当结合各地实际,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所面临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挑战,做到心中有数,及时梳理并化解存量风险,特别是应当加强对资本的监管,给资本设置“红绿灯”,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转型升级拓展增量空间,应当结合国家与区域未来发展的战略布局,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用高品质的产品培育新消费、创造新需求、拓展新空间。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此文系接受中国经济网在线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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