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为什么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这场发布会回应公众关切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运行，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10月13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疾控局传防司司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出席。

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与病毒‘共存’？”“为何我国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方针？”“为什么中国不能像国外那样‘躺平’？”等热点问题，专家们予以详细回应。

我国为什么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从五个方面予以阐释。

梁万年首先阐释了“动态清零”的概念和核心内涵，他表示，中国政府所施行的“动态清零”是基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理念所决定的。每个国家的抗疫方针、抗疫策略是基于抗疫理念提出来的。“动态清零”是我们国家抗疫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的核心是要把疫情阻断，而不是消灭病毒，也不是不容许出现一例病例。

梁万年介绍，阻断疫情的核心就是要快速发现、快速扑灭，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动态清零”的核心是阻断疫情的持续性社区传播，防止疫情形成规模性流行或者规模性疫情反弹。

做到“动态清零”，两个关键词最重要，一是“快速”，快速发现、快速处置；二是“精准”，精准识别疫情、精准划定疫区范围、精准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精准进行密切接触者的判定和管理、精准进行临床救治，最终精准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梁万年表示，第二，衡量一个疫情危害性大小有两个不同的视角。国际上通用的公共卫生的视角是站在群体角度，使用死亡率、超额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而不是以病死率、个体的视角来衡量。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来说，它的病死率和以往的变异株和原始株相比确实是在下降，但是由于它的传播速度快、传播更隐匿、免疫逃逸现象在逐渐增强，所以总发病率是高的，这意味着在人群当中会有大量感染。较多的感染人数乘以个体病死率，死亡人数也会相对较多，群体死亡率就会高于流感，且不低于原始株和其他变异株，可见其对人类的危害性总体上并未见明显下降，这一点恰恰是世界卫生组织、各个国家在判断它危害性的重要指标。

另外，超额死亡率，也就是说这种疾病出现以后影响的不仅仅是感染了这种疾病的这些患者的重症和死亡，它可能导致医疗资源挤兑。医疗资源一旦被挤兑，就会影响其他正常医疗服务的需求，就可能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在正常状况下的一些死亡的出现。在科学上来说，衡量这种由于疫情的冲击所带来的额外死亡，可以称之为“超额死亡”。计算方法是把今年死亡总数和去年或者前三年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的死亡总数相比，多死了多少人，如果没有其他可解释的因素外，就归致于是疫情引起的超额死亡。目前情况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无论是原始株、还是以往的变异株，特别是奥密克戎变异株导致的超额死亡还是比较高的，经研究在10万分之100以上。

第三，我们国家人口的总数是大的，老年人口的比例是高的，老年人口2.67亿，这是非常大的基数，同时还有大量基础病患者，这些人是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感染以后得重症甚至发生死亡的概率比一般人群高。再加上前一段时间防控的效果，我国人群新冠病毒感染率总体较低，获得的自然免疫不强，尽管我们通过免疫接种获取了一定的免疫力，但新变异株对这种免疫力的逃逸在加强，所以如果我们放松，不“动态清零”，势必会造成大量感染，导致老年人群、导致有基础病的人群，有可能造成大量重症乃至大量死亡。这种大量的重症和大量的死亡是不能够容忍的，所以必须要尽力防护。

第四，现在科学上对新冠病毒的变异，今后向什么方向变，变异以后它的毒力、致病力、危害性的大小仍然没有办法完全掌握。但是有一点科学界是肯定的，这个病毒始终会变，变是它的常态。另外奥密克戎变异株肯定不是新冠病毒的最后一个变异株，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现有防控策略，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我们近三年防控证明是有效的、是可行的、也是科学的，所以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们就应该用确定性的策略、确定性的方针来对抗这种不确定性。

第五，要考虑这个疾病的长期危害。现在国际上，各国科学家非常关注和担忧感染新冠后的后遗症问题，有研究表明有一定比例的感染者会出现诸如疲劳、呼吸困难、神经认知障碍等多种后遗症，对这种情况的致病机理、最终持续时间，科学上也不完全了解，不像一般流感和已知疾病，科学上对它的后遗症、对它的有关情况是清楚的，新冠还有很大未知。

“基于以上考虑中国当前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是必须的。”梁万年强调。

我国是否会成为疫情洼地被漫灌而被迫放开？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回应称，“动态清零”是控制急性传染病的总原则，也是新冠防控的总方针。过去近三年时间里，我国先后发生了三百多起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地疫情，这些疫情都得到了很好控制。实践证明，“动态清零”总方针是科学的，防控效果是显著的，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目前，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

他强调，疫情从高流行的地区向低流行的地区蔓延扩散，就像水从高位向低位流动一样，是传染病流行扩散的一种自然规律。武汉疫情控制后，我国又出现了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地疫情，所以我国确定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防控总策略。

“实践证明，我国的新冠防控总策略是科学的、是有效的。”吴尊友说。

我国为什么不能像国外那样“躺平”？

梁万年表示，从全球视角来看，我们分析了一下，当前绝大多数国家的防控策略确实已经由以往的防感染，转向重点防重症、防死亡和防止医疗资源的挤兑方面来。

梁万年分析称，大概的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个国家普遍放松或者取消了入境限制；二是部分国家在国内的社交上的限制进行了放松甚至取消；三是一些国家不再实施强制性的集中隔离措施，也有一些国家不主动的通过核酸检测来发现感染者，相关密切接触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全球绝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强化必要的个人防护措施，比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同时加强疫苗接种。

这些选择是有多种原因，一些策略的调整，措施的优化和调整，一个方面是基于各个国家的防控理念，一个方面是基于防控的能力和条件，一个方面是基于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快速传播有没有相关的机制、组织的保障和动员能力的保障等。所以我个人感觉，有些可能是被动地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说从美国、日本的一些国家进行放松和调整的情况来看，带来的可能是疫情的几波冲击，甚至会出现超额死亡。我们国家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还是要强调是由我们的防控理念“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所决定的，也是秉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现在具备“动态清零”的条件和“动态清零”的能力。总体上看，我们国家本土是“干净”的，我们的疫情主要还和输入有关系，我们外防输入把住，即使有输入，只要快速发现，我们还是能够做到的。

梁万年指出，近三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国家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有制度优势，中国老百姓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利用信息化的优势，以及中国卫生健康系统相应的防控和救治能力，同时我们的物资保障、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这些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锤炼，有强大的基础，这些是中国的优势。具备了这些条件和能力，应该坚持“动态清零”，最终战胜疾病，用最少的生命损失和代价来换取最终胜利。

梁万年强调，如果说我们完全学习国外所谓的“躺平”，那么结果肯定是中国人群将会有大量的感染，大量的感染势必会造成大量的重症和大量的死亡。这和中国的文化，和我们的抗疫理念是不相容的。

我国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各项措施现在是否依然行之有效？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表示，病毒的变异是一个自然现象，首先我们认为目前不存在因为不断出现病毒的变异株而进行防控方案修改的证据或者压力。第九版防控方案对于疫情防控中的各个环节，比如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宣传教育、疫苗接种、爱国卫生运动以及疫情监测、疫情处置、实验室检测、境外输入疫情的防控、重点环节防控等等都做出了详尽科学、操作性很强的要求。

董小平表示，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证明，主要的技术手段和措施可以有效应对各种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疫情。所以在不出现新的大变异株，比如德尔塔、奥密克戎的情况下，不出现明显导致致病能力改变的情况，不出现现有疫苗保护效力明显下降的前提下，现行的第九版防控方案仍然可以适用，并且仍然可以满足我国新冠疫情防控的需求。

如何来计算疫情防控造成的成本效益？

今年散发疫情对于社会经济带来一定程度影响，就疫情防控的成本效益方面，梁万年称，全球各国都会受到疫情的影响，特别是疫情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疫情防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和减轻疫情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但是由于新冠疫情持续了近三年，这在人类的疾病，尤其是大流行的疾病史上也是罕见的，持续时间这么长，而且病毒在反复变异，传播速度在加快等这些特点，疫情的防控措施就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和调整，也难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梁万年提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坚持我们“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下，特别强调要科学防控、依法防控、精准防控，目的是通过科学、依法、精准的防控来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减少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他表示，实践证明我国的防控是科学有效的，从全球比较来看也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无论在防控效果还是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效在全球是领先的，同时有效平衡了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衡量防控成效其实是有不同的指标，如果从成本效益的视角来衡量防控成效，如何来算效益？如何考虑成本？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比如说在算效益的时候，怎么算？应该用动态的视角来看效益，应该算整体的效益账，总体的成本账。我们考虑效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得与失，还要算健康账，特别是民生账、社会账，要用动态眼光来算账，简单的说算大的成本效益账，因为这是人类面临的大流行疾病，必须是这种视角来算。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在大流行的疫情面前，保障更大范围、更长远、更大人群的利益，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各国都在努力平衡这种成本和效益。在这种情况下，权衡是要基于各国的文化、防控的理念和条件来做出。

怎样更好敦促地方政府杜绝层层加码、一刀切等行为？

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司长雷正龙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群众投诉工作，前期组建多部门组成的整治“层层加码”工作专班，专项整治疫情防控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按照整治“层层加码”工作机制，专班每天及时转办、督办地方核查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他提到，下阶段，我们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群众反映问题，对发现地方违反“九不准”等疫情防控要求的，坚决督促整改到位，既要抓好疫情防控，更要服务好群众，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同时，积极充分发挥整治“层层加码”工作专班作用，快速转办，核实群众举办投诉，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曝光，确保“层层加码”问题及时得到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