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生活从来不是需要去加工的材料

近期，评论家张新颖随笔集《不任性的灵魂》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书中，张新颖从布罗茨基眼中的奥登、奥登眼中的歌德谈起，牵引出但丁、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卡佛、博尔赫斯等世界文学史上的响亮人物，以此来讨论一个有创见的发现，即不任性的天才灵魂。任性与不任性，原是天才灵魂的两面，这些拥有超常天赋的人，理当任性；然而，他们意识到人生与自我的有限，选择了以不任性的方式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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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回望，我们会发现，所谓文学天才，懂得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在现实的细事上。正如歌德交给年轻写作者的那个命题，“如何描绘置身其中的城市？”歌德发现，年轻人写起内心体验总是精彩万分，可对客观世界漠然无知。于是，歌德建议，面面俱到地观察汉堡这座伟大的城市本身，再写内心的感情——那样就成功了。

赋予普通事物以准确的感知与悠长的凝视，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情绪中超拔而出，才能真正看见世界。今天夜读，从一部捍卫生活的书《日瓦戈医生》谈起，张新颖看到了“大自然、世界、宇宙，不只是生活的场所，它们就是生活赖以发生和展开的根源；甚至不妨把它们就看作生生不息的生活本身”。

夜 读

生活从来不是需要去加工的材料

文 / 张新颖

一九八七年二月，我在五角场新华书店买到了《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召开的第八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还提出要及早在苏联国内出版；中文本当年年底就有了。我读的是漓江出版社那套影响很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中的版本，力冈、冀刚根据早年巴黎俄文本翻译的。我还记得，为译本写前言的薛君智曾来复旦讲座，在二教的一个小教室里，听的人不多。

▲ 力冈 冀刚 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二〇一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出《日瓦戈医生》，是白春仁、顾亚铃旧译（一九八七年出版过）的修订本。我重新读了一遍。当年读这本书时二十岁，能体会多少东西？那个年代一下子涌进来那么多新奇的、异样的、感受千差万别甚至于互相打架的文学、艺术、思想，令人应接不暇不说，年轻的心灵过于迫切，急匆匆地从甲到乙到丙到丁，一路风景扑面，一路呼啸而过。过后细想，不能说只是一个时代的兴奋，兴奋过后两手空空，实际的收获还是有，而且不能说少，但体会得不够深切，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融会化合，却是显然的。也许青春就是这样？二十五年后再读《日瓦戈医生》，注意力不由自主地放在了一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东西上：生活。我要说，这是一部捍卫生活的书。

▲ 白春仁 顾亚铃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人来到世上是要生活，而不是为生活做准备。”日瓦戈对拉拉谈到变革的混乱，谈到有些人喜爱变革的混乱局面，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无休无止地准备—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平庸。“生活本身，生活现象，生活的恩赐，都十分诱人却又非同小可。既然如此，干吗要用幼稚杜撰出来的蹩脚喜剧，去冒充生活呢？就像让契诃夫笔下天真无邪的人们出逃美洲这种荒唐的事儿。”

在他们杜撰出来的剧本里，生活只存在于未来，当下不仅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做牺牲，而且更要改造从过去绵延到现在的生活。日瓦戈本来赞同“革命”，认为“革命”是一次漂亮的“外科手术”，但在亲历为了“崇高生活的理想”而血流成河的现实之后，而且看到这样的现实还将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之时，他不能自抑地向游击队长激烈抗辩道：“每当我听到改造生活，我就失去自制力而陷入绝望。”“改造生活！能讲出这种话的人们，即使很有生活阅历，也是从来没有认识生活，没有感觉到它的精神，它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生活只是一团粗糙的、没有经过他们雕琢而变得精细的材料，这材料正需要他们去加工。但是生活从来不是什么材料，不是什么物质。我可以告诉您，生活是个不断自我更新、总在自我加工的因素，它从来都是自己改造自己。它本身就比我的您的那些蹩脚的理论，要高超得多。”

帕斯捷尔纳克在别列杰尔基诺村的别墅，现为故居博物馆

今天来读这段话，一个有生活实感经验的人，反省的应该不仅仅是已经“告别”了的“革命”、“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还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切身的时代。不断地有新的各种各样的理论、观念、潮流“应运而生”，它们已经损害而且还会继续损害生活，多少人的生活就是被这些貌似正经的名堂淹没了。甚至就是词语，也很容易就被变成了伤害生活的最简便的武器。“现在在俄罗斯是否存在现实呢？我认为现实被人们吓破了胆，躲了起来。”模仿日瓦戈的这个句式，也许可以说：现在我们是否还有自己的生活呢？生活也许就被那些名堂吓破了胆，躲了起来。但我更想说，生活也许根本不屑于那些五花八门的名堂，抽身而去了。让那些热衷于理论、潮流、观念、词语的人“高于生活”地在半空中自以为是吧。

▲ 电影《日瓦戈医生》（2002）剧照

有一段短暂的岁月，日瓦戈一家避居于西伯利亚一个荒僻的农舍，辛苦劳作之余，还能沉浸于诗和小说的阅读。在此期间，日瓦戈写了一些札记。这些札记是我所喜欢的篇章。这个时期的日瓦戈，终于可以摆脱平庸的高调，回到寂静无语的自然和默默无闻的劳动之中，享受难得的平静。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这两位作家，“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而今，这人生变成为公众的大事，它好像从树上摘下的八成熟的苹果，逐渐充实美味和价值，在继承中独自达到成熟。”

帕斯捷尔纳克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他借日瓦戈表明了喜欢的重点所在。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几乎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对读者说教，契诃夫却是个例外。“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这，不是伟大的人物容易做到的，也不是平凡如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容易做到的。

▲ 电影《日瓦戈医生》（1965）剧照

《日瓦戈医生》一九五八年首先在意大利出版，同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赛亚·柏林当时即指出，它的主题“与大多数人的生活（人的出生、衰老和死亡）密切相关”。一九九五年，柏林再谈此书，特别赞叹书中的爱情描写无与伦比。柏林做了广泛的对比：“爱情是多数小说的主题。尽管如此，伟大的法国小说家们所提到的爱情经常指的是痴迷，一种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短暂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相互戏弄。在俄罗斯文学中，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里，爱情是一种浪漫激情的迸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爱情是苦涩的，并交织着宗教的以及各种其他心理的情绪；在屠格涅夫那里，是对黯然结束的充满失落与痛苦的昔日爱情凄婉的描述。在英国文学中，在奥斯汀、狄更斯、乔治·艾略特、萨克雷、亨利·詹姆斯、哈代、D.H.劳伦斯那里，甚至在艾米莉·勃朗特那里，有的是满足了的或是没有满足的追求、渴望与期待，有的是不幸爱情的悲伤，有的是占有欲引来的嫉妒，有的是上帝之爱、自然之爱、财产之爱、家庭之爱、可爱的同伴之爱、信仰之爱，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魅力之爱。然而那种充满激情、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的，把世间万物都抛诸脑后的两情相悦的爱情已经难得寻觅了，我几乎只是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是在《战争与和平》或其他名著）那里，接着便只是在这部《日瓦戈医生》中，才找到了这样的爱情。正如那些曾经真正经历过爱情的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一段真正的爱情经历；自莎翁以来还从未有人把爱情表达得如此充分、生动、细腻和恰到好处。”

▲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2012）剧照

柏林毫无保留的赞誉之词，并没有完全说明白日瓦戈和拉拉之间是什么样的爱情。小说中有三段谈论爱情的话，出现在下卷的不同章节中，与这里谈的生活有关。

一段是，日瓦戈对拉拉说：“我想，倘若你没有这么多苦难，没有这么多抱憾，我是不会这么热烈地爱你的。我不喜欢正确的、从未摔倒、不曾失足的人。他们的道德是僵化的，价值不大。他们面前没有展现生活的美。”拉拉回应说：“我讲的就是这个生活美。我觉得要想看到生活的美好所在，必须有纯真的想象力，有天真的感受。而我恰恰被剥夺了这个。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透过别人庸俗的眼光看待生活，也许我本来会形成自己的生活观。”—但拉拉从开始的泥淖中一步一步走了出来，她自身就内生着一股强韧的向上的力，在幅度宽大的人生经验中切身体会生活的美，这样才和日瓦戈走到了一起。

此前有一段是：“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只是心灵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俩与其余世界之间的鸿沟，两人都同样地不喜欢当代人身上非有不可的那些典型特征，不喜欢当代人那种机械性的兴奋、大喊大叫的激昂，还有那种致命的平庸。”这些“非有不可”的典型特征，正是损害生活的东西，当然也更是损害生活中的爱情的东西。

▲ 电影《日瓦戈医生》（1965）剧照

全书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完结”这一章，还有一段话，叙述日瓦戈去世之时，拉拉回想这场爱恋，“是何等的海阔天空”：“他俩相爱，不是由于难解难分，不是像有人胡写的那样‘为欲火熬煎’。他们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希望如此，这里有他们脚下的大地，他们头上的天空、云朵和树木。他俩的爱情得到周围人们的喜欢，那程度恐怕胜过了他们自己对爱情的欣喜。为他们的爱情感到喜悦的，还有街上的陌生人，无限伸展的远方，他们定居和幽会的房间。” 他们感受的爱情，同置身其中的大自然、同整个世界息息相关，融于也属于整个宇宙。大自然、世界、宇宙，不只是生活的场所，它们就是生活赖以发生和展开的根源；甚至不妨把它们就看作生生不息的生活本身。人试图凌驾于它们之上，把它们当作粗糙的原材料进行加工改造，不过是可怜的杜撰，以高调形式表现出来的致命平庸。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原标题：《张新颖：生活从来不是需要去加工的材料｜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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