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Logo
下载客户端

登录

  • +1

学术丨王军: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谨以此文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

2022-10-19 12:4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字号

原创 王军 建筑史学刊 

《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谨以此文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一文对朱启钤提出的“沟通儒匠”之深刻思想内涵进行探析,将其概括为致力于打通经学与匠学、“一洗道器分涂”,并指出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1943 年完稿于李庄)中提出的“结构技术+ 环境思想”之研究体系正是“沟通儒匠”思想的发展;文章同时提出对经学、匠学的认识,并反思了近代以来经学传统被中断的历史;作者进一步讨论了北宋李诫在《营造法式》中对经学、匠学的融会贯通,并总结了朱启钤试图融合经学、匠学以研究营造学乃至整个文化史的高屋建瓴的学术境界,重申其“沟通儒匠”思想对于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以至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大意义。

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谨以此文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

To Commemorate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Zhu Qiqian

王军

WANG Jun

1 “沟通儒匠”之提出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下称“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或“学社”)在北平正式成立,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发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非依科学之眼光,作为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在朱启钤看来,对中国营造学之系统研究,须“一洗道器之分涂、重士轻工之固习”,“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

所谓“李书”,即北宋将作监李诫于1100年编定之《营造法式》,这是一部中国古代罕见的贯通经学与匠学的建筑巨著(图1)。朱启钤1918年在南京发现此书,即将之石印出版,后又参校诸本,于1925年刊行陶湘仿宋刻本(下称陶本),广为流传。

图1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图书馆藏陶本《营造法式》

成立营造学社之前,朱启钤“研究中国营造学已二十余年”,其研究方法,在他1930年发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和《社事纪要》中有明确表达,即“沟通儒匠,浚发智巧”,所列研究计划包括:一、讲求李书读法、用法,加以演绎;二、纂辑营造辞汇;三、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四、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其轶闻;五、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

此后,梁思成、刘敦桢加入学社,以被日寇虎视眈眈的华北地区为重点,展开大规模古建筑测绘调查,取得了隋代石构赵县安济桥、唐代木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一系列重要发现。在此基础之上,释读了《营造法式》大木作模数制度,将其溯源至唐辽建筑实物,指出此种制度与西方古典建筑之型范(即Order,今译为柱式,梁思成译为型范)原理一致(图2)。此乃东西方建筑史之重大发现,并为朱启钤1925年在陶本《营造法式》序中的宏论——“五洲万国营造之方式,乃由隔阂而沟通,由沟通而混一,气运所趋,不可遏也”,写下注脚。

图2 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中所绘《中国建筑之(型范)“Order”

彼时,营造学社对古代建筑的研究,以结构技术为先导,盖因“先秦西汉传记所载建筑,率重其名称方位、布署规制,鲜涉殿堂之结构”。《营造法式》则广记结构技术,在中国古代匠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如不率先结合建筑实测对此加以释读,则研求李书之读法、用法,无从置喙。

尽管把研究重点先放在了结构技术方面,但学社诸君,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古代经学之景仰,未有稍懈。1943年,梁思成写竣《中国建筑史》,在绪论中将朱启钤之“沟通儒匠”发展为“结构技术+ 环境思想”,指出“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物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作偏激之毁誉”。

基于这样的思考,梁思成对他所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并不满意。在他看来,这本书只是“明此结构系统之源流而已”,而“建筑之见于史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记宫苑寺观亦皆详其平面布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状及结构。均足以证明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这些定义了建筑平面规划的环境思想因素,皆关涉中国古代经学的核心要义。

梁思成决意对此加以探索,可在20世纪50—60年代,复杂的人生境遇相继袭来,研究工作已无法展开。时至今日,在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研究领域,如何“一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浚发智巧”,仍是一道待解难题。

2 对经学与匠学的认识

中国古代经学,狭义而言,指儒家之经典著作,至宋代,定为十三经,包括《诗经》《周易》《尚书》《孝经》《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论语》《孟子》。广义而言,则包含诸子百家经典著作,如道家之《道德经》、墨家之《墨经》、医家之《黄帝内经》、历算家之《周髀算经》《九章算经》、地理家之《山海经》《水经》、五行家之《葬经》等。这些经典著作,乃中国古代学术不可动摇之根系与主干。

中国古代匠学,乃工匠之学。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记云:“国初,二阎擅美匠学。”许逸民《笺》:“‘二阎’谓阎立德、立本兄弟。‘匠学’,阎氏兄弟皆尝任将作大匠,职掌宫室、宗庙、路寝、陵囿之土木营建,其绘画盖工匠之事,故称匠学。”

匠学本为经学之一部,十三经《周礼》(亦称《周官》)之《考工记》即记匠人诸作法式。自兹以降,匠学与经学逐渐分离。对此,朱启钤有这样的分析:

窃我国营造之学,肇源远在三代,周官匠人营国经野,侪于六职,有世守之工,秦汉以还,迄于赵宋,将作匠监,代设专官,垂千余年,而明清工部算样二房述守相承,亦能世修其职,不坠家声,由是可知文质相因,道器同涂,民族文化所关,初不因贵儒贱匠,遂斩其绪。惟自来兴作大役,长吏综核簿书,仅总其成,实际事权,操诸工隶,于是士夫营造知识,日就湮塞,斯学衰微之因,盖非一朝一夕于此矣。

今据考古学资料,中国古代营造之学,已可溯源至新石器时代。一万年前,中国所在地区独立产生了种植农业,与农业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思想体系,不断累积、演进,蔚为大观,深刻定义了营造制度。

新石器时代生产力之发展,有两大现象不容小觑,一是产生了大规模农业剩余,以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为代表,考古工作者在其地下发现约120 吨稻谷剩余(图3)。二是建造了大规模水利设施,以距今五千年的良渚遗址为代表,其受益面积100平方公里的水利设施,筑有高坝、低坝、长堤,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水利系统(图4)。

图3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出土的稻谷堆积

图4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这两大现象表明,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测定和管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对时间的测定须以对空间的测定为基础,由此衍生的时间与空间密合之人文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与思想的基础。文字产生之后,这些知识与思想纷纷被记录于文籍之中。如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周髀算经》所绘之圆方图、方圆图(图5),广见于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器物之中(图6~图8);又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记之二绳、四钩、四维图式(图9),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陶盆的口沿上即可得见(图10)。这些图案所见证的中华先人对时间与空间的规划能力,与彼时生产力之发展水平相埒。今人若以为这些文籍所载之知识与思想,只是其成书时代的发明创造,则去事实远矣。

图5 宋嘉定六年(1213)本《周髀算经》刊印之“圆方图”“方圆图”

图6 江苏邳县新石器时代大墩子遗址出土的彩陶钵绘有“圆方方圆”图案

图7 兰州市博物馆藏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约公元前3000—前2700年)之三联杯

图8 良渚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琮以方圆相切造型

图9 《淮南子·天文训》所记二绳、四钩、四维图

图10 西安半坡遗址(距今六千多年)出土陶盆口沿上绘有二绳、四钩、四维图案

农业生产关乎社稷安危、万民生养,与之相关的知识与思想一经产生,就有加以记录的必要。在未有文字之时,以物件记事之五行,以色彩记事之五色,以两手之数记事之洛书,应运而生。新石器时代之建筑遗址,每以平面比例、开间之数、色彩等表达特定的文化意义(图11)。此种原始记事方式,并不会因为文字的诞生而被遗弃,与文字相比,这是更加稳定的记录体系,匠人代代传习,塑造了极具美学价值与文化内涵的建筑形态,学者对此已有深刻揭示。

图11 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F901房屋基址平面分析

种植农业产生之后,一万年间,中国所在地区,未发现成熟文字的时代超过大半,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思想与制度多于此期发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原本混为一气的知识与思想析为百家,以至于战国时期的庄子感伤:“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百家往而不反,不能重归混沌,但其根本思想同出一辙。如在创世观方面,道家之“道生一”与儒家之“易有太极”同义,皆言无中生有,再生天地、万物。对于此种文化现象,《易传》有言:“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王弼《注》:“夫少则得,多则感。涂虽殊,其归则同;虑虽百,其致不二。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

及至经学与匠学析别,则是涂虽殊,其归难矣,如前引朱启钤所言:“斯学衰微之因,盖非一朝一夕于此矣。”

所以,朱启钤特别重视《营造法式》之研究,因为“向者已云营造学之精要,几有不能求之书册,而必须求之口耳相传之技术者。然以历来文学,与技术相离之辽远,此两界殆终不能相接触。于是得其术者,不得其原,知其文字者,不知其形象。自李氏书出,吾人然后知尚有居乎两端之中,为之沟通媒介者在。然后知吾人平日,所得于工师,视为若可解若不可解者,固犹有书册可证。吾人幸获有此凭藉,则宜举今日口耳相传,不可长恃者,一一勒之于书,使如留声摄影之机,存其真状,以待后人之研索。非然者,今日灵光仅存之工师,类已踯躅穷途,沉沦暮景,人既不存,业将终坠,岂尚有公于世之一日哉!”

出于这样的省思,他于1925年创立营造学会,1930年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以《营造法式》的研究为中心,广募贤良,实地调查中国古代建筑遗存。中国建筑史研究之辉煌篇章,由此翻开。

3 《营造法式》之融会贯通

李诫编修之《营造法式》,乃北宋末年官定之建筑标准,其正文包括五个方面,一为总释,即名词解释;二为制度,即具体做法;三为工限,即用工定额;四为料例,即用料定额;五为图样,即具体图形。在正文之前,又有《看详》一卷,对全书涉及的基本概念予以说明、阐释。

朱启钤认为:“先生撰书旨趣体例, 见于看详之末。”李诫在《看详》末篇有言:

今编修到海行《营造法式》总释并总例共二卷,制度一十三卷,功限一十卷,料例并工作等第共三卷,图样六卷,目录一卷,总三十六卷,计三百五十七篇,共三千五百五十五条。内四十九篇、二百八十三条系于经史等群书中检寻考究到,或制度与经传相合,或一物而数名各异,已于前项逐门看详立文外,其三百八篇、三千二百七十二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与诸作谙会经历造作工匠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随物之大小有增减之法。各于逐项制度、功限、料例内创行修立,并不曾参考旧文,即别无开具看详,因依其逐作造作名件内或有须于画图可见规矩者,皆别立图样,以明制度。

遂知《营造法式》与经史群书相关的内容计49篇、283条,与工作相传相关的内容计308篇、3272条,前者关乎经学,后者关乎匠学,前者以篇计,约占全书之14%,以条计,约占全书之8%,占比虽小,却具有提纲挈领之意义。

《营造法式》首列《看详》,对方圜平直、取径围、定功、取正、定平、墙、举折、诸作异名予以解释。正文之《总释》分上下两卷,其中,上卷23篇,下卷含《总例》共26篇,合为李诫所云“内四十九篇”。其49之数,盖出自《周易·系辞上》所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乃揲蓍求卦之法,诸爻由此演绎推求。“内四十九篇”比附于此,诚可谓一法可道,变法万千,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看详》与《总释》奠定了《营造法式》之经学基础,所引文献不限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悉入囊中,显示了李诫广博的经学修养与开阔的学术视野。

《看详》首篇为《方圜平直》,其中引述《周礼》《墨子》《周髀算经》《韩非子》的相关记载,对匠人规矩制度予以阐释、溯源,指出:

诸作制度皆以方圜平直为准,至如八稜之类及敧、斜、羡、陊,亦用规矩取法。今谨按《周官·考工记》等修立下条:

诸取圜者以规,方者以矩,直者抨绳取则,立者垂绳取正,横者定水取平。

对此,《营造法式》卷一《总释上》又据经文加以阐释,其《定平》篇引《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其《取正》篇引《周礼·天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又引《周礼·考工记》:“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所引皆辨方正位之法,正位方可定时。对时间的测定,是天子承担的最为重要的公共服务,即所谓“为治莫大于明时,明时莫先于观象。《周礼》开篇即记“辨方正位”,已明此事关乎万事根本。

学者指出,《周礼·考工记》所记辨方正位所立之表杆(即“槷”),及以表杆之基点为圆心所画之圆(即“规”),乃汉字“中”所象之形(图12)。《营造法式》卷二十九《壕寨制度图样》所绘之《景表版》,对此有形象表现(图13)。同卷之《圜方方圜图》又对规矩制度加以图释(图14),该图原出《周髀算经》,《看详》将其解说引述如下:

图12 甲骨文的“中”字

图13 《营造法式》刊印之景表版、望筒

图14 《营造法式》刊印之“圜方方圜图”

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圜方。圜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万物周事而圜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或毁方而为圜,或破圜而为方。方中为圜者谓之圜方,圜中为方者谓之方圜也。

这是将《周髀算经》所记之两条合为一条。其中,“昔者”至“九九八十一”一段,见载于《周髀算经》卷上之开篇部分,文字有所省略;“万物周事”至“谓之方圜也”一段,见载于同卷之中后部分。

《看详》和《总例》又对径围斜长的数理关系加以研求。其中,《看详》记云:

诸径围斜长依下项:

圜径七,其围二十有二。

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

八稜径六十,每面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

六稜径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

圜径内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

方内取圜,径一得一。(八稜、六稜取圜准此。)

《总例》将此文重抄,陶本误刻“圜径七,其围二十有一”,与《看详》不合,其“二十有一”乃“二十有二”之误。

在《看详》《总例》所记诸数理关系中,“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圜径内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是中国古代最为经典的“天地之和” 比例,源出新石器时代,事关测天之圆与测地之方的勾股关系,以及古人对万物生养原因的一般性解释(图15)。学者对此已有深入研究(图16,图17)。

图15 牛河梁圜丘三环构图分析

图16 王贵祥绘宁波宋代保国寺大殿檐柱比例图

图17 王南绘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阁像设计分析图

在《圜方方圜》图中,斜方(方之对角线称斜,方之边长称方)之比值为(约等于1.414),匠人每以“方五斜七”(7/5=1.4)或“方七斜十”(10/7≈1.429)之天地数比例名之,十分方便记忆。而经学家必计其余数以明制度。故李诫以为其疏略颇多,遂依《九章算经》及约斜长等密率加以修正,将数值推演至1.41(一百中得四十有一,即141/100=1.41)和1.408(一百中得七十有一,即100/71≈1.408)。

《看详》引《墨子》,对方圜平直规矩之法的重要性加以强调,有谓:

子墨子言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圜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垂。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依放以从事,犹愈于已。

遂知方圜平直规矩之法,是匠人必习的法则,依此行事,“犹愈于已”,只会使工作越做越好。其重要性,又见《看详》引《周髀算经》:“万物周事而圜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及《看详》引《韩非子》:“韩子曰,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班尔不能成方圆。”

朱启钤评价道:“书数为六艺之一,取准定平,非有此例,不足穷其理而神其用。”诚不易之论。

推求方圜平直,是辨方正位定时之基础,农时由此确定,农业生产据此维系,关乎古人生存之道。这样的生产实践,为匠学与经学奠定了共同的知识与思想基础。

《营造法式》卷一、卷二为《总释》,朱启钤记之为“凡建筑上之通名,群书所恒用者,荟集而诠释之,以求其正确。附总例,则以说明算术定例,及当时功限格令等”。即以名例为先导,总摄大纲,以小学(古代文字学)、经学而入匠学。

此乃古人治学之通法,张之洞记之云: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小学乃经学基础,《营造法式》以“内四十九篇”穿凿小学与经学,再探入工程制度,乃经典的治学程序。这足以说明,经学之研究,乃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4 朱启钤的境界

朱启钤,字桂辛,晚号蠖园,贵州紫江(今开阳)人,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据他晚年的秘书刘宗汉回忆,他没有功名,甚至没有应过乡试,但从几位名师学过举业,而且经书很熟,年愈九十,还能背诵《仪礼》。

1903年,朱启钤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1906年,任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旋调外城巡警厅厅丞,创办京师警察市政,广涉土木工程事业。中华民国创立后,又任内务部总长、交通部总长、兼代国务总理等职,力推北京殿坛之开放、公园之设立、古物陈列所之布置、正阳门及其他市街之改造(图18)。

图18 1915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中作指示者)指挥正阳门改建工程

1930年,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对自己的宦游生涯作此追述:

溯前清光绪末叶,创办京师警察,于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一切有形无形之故迹,一一周览而谨识之。于时学术风气未开,学士大夫所競競注意者,不过如《日下旧闻考》《春明梦余录》之所举,流连景物而已。启钤则以司隶之官,兼将作之役。所与往还者,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聆其所说,实有学士大夫所不屑闻,古今载籍所不经觏。而此辈口耳相传,转更足珍者,于是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即见于文字而不甚为时所重者,如工程则例之类,亦无不细读而审详之。启钤之学,不足以横览古今,然心知故书所存,尚有零坠晦蚀,待吾人之梳剔者,实自此始矣。民国又后,滥竽内部,兼督市政,稍稍有所凭借。则志欲举历朝建置,宏伟精丽之观,恢张而显示之。

他以“以司隶之官,兼将作之役”,广交“坊巷编氓、匠师耆宿”,“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对营造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认识到此种口耳相传的学问弥足珍贵,拯危继绝,当仁不让。

他独具慧眼地指出:“制器尚像由来久矣,凡物皆然,而于营造则尤要。我中华古国宫室之制,创自数千年以前,踵事增华,遞演遞进,蔚为大观。”

他对旧时礼仪制度有切身体会。1938年,他为北平中山公园(原中央公园)撰写《一息斋记》,回忆道:

甲寅(1914 年),乙卯(1915 年)之间经始斯园,余榜此事为“一息斋”,取吾宗文公“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之义,以自励也。

屋三楹,在坛壝南门外巽位,本为宿卫之所。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年),余官巡警部内城厅丞时,夏至大雩,恭逢德宗圣驾亲行,夤夜率所属入坛,待漏于此。

1925年,他在《中央公园记》中对明清社稷坛制度加以阐释:

北京自明初改建皇城,置社稷坛于阙右,与太庙对。坛制正方,石阶三成,陛各四级;上成用五色土随方筑之,中埋社主。壝垣甃以琉璃,各如其方之色。四面开棂星门,门外北为祭殿,又北为拜殿。西南建神库、神厨。坛门四座。西门外为牲亭。有清因之。此实我国数千年来特重土地人民之表征。

他以十三经《周易》东南之经卦“巽”,记一息斋之方位;他曾守刻漏待命,护光绪帝行大雩之礼;他对古代方色制度,了然于心。这样的人生经历与学术修养,使他对中国营造学之精义洞若观火,并痛感“夫以数千年之专门绝学,乃至不能为外人道,不惟匠氏之羞,抑亦士夫之责也”。

在朱启钤发现《营造法式》之前,190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大熊喜邦等人在奉天(今沈阳)已抄录文溯阁存《四库全书》本《营造法式》,并将抄本存于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学教室。

伊东忠太在1931年出版的《支那建筑史》中,对《营造法式》作这样的评价:“中国人既不置重建筑,故此类书籍甚少。余所知者,仅宋代编有营造法式,明代著有天工开物及现行之数种书籍而已。此数种书,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憾。”如此草率的断语,当属“解释困难”而导致的误判。

相比之下,朱启钤1918年“过南京,入图书馆,浏览所及,得睹宋本营造法式一书,于是始知吾国营造名家,尚有李诫其人者,留书以谂世”,“瞥见此书,惊异宝爱。亟以付之影印,传播始渐广”。

至营造学社成立之时,朱启钤对《营造法式》之研究,“几经寒暑,至今所未能疏证者,犹有十之一二。然其大体,已可句读,且触类旁通,可与它书相印证者,往往而有。自得李氏此书,而启钤治营造学之趣味乃愈增,希望乃愈大,发现亦渐多”。

彼时,他已能疏证《营造法式》十之八九,大体上已能句读,并触类旁通,与他书相互印证。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创立营造学社,在研究计划中,遵从由小学入经学之路径,将营造辞汇之纂辑作为先行事项,再依匠学与经学之研究体系,设法式、文献二组,延揽梁思成、刘敦桢入社执掌,开启中国建筑史研究筚路蓝缕的征程。

他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为学社的学术水平提供了支撑。如学社在对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辽代木构独乐寺观音阁的初测中,未绘出生起,朱启钤据《营造法式》指出此问题,学社成员再去补测得以修正。

在朱启钤设定的营造学研究范畴之中,建筑史研究只是一端。对此,他有如下说明:

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为此,他整理出版《三几图》(燕几、蝶几、匡几),是为家具之研究;又搜求、整理、出版《髹饰录》,是为漆艺之研究;又校刊《梓人遗制》,是为机械之研究;又编印《存素堂丝绣录》《丝绣笔记》《女红传征略》,是为织绣之研究。他认为,“夫所以为研求营造学者,岂徒为材木之轮奂,足以炫耀耳目而已哉!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生活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辅以彰者,在在可以觇其时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循此以读群书,将于古代政教风俗、社会信仰、社会组织,左右逢原,豁然贯通,无不如示诸掌。岂惟古代,数千年来之政教风俗、社会信仰、社会组织,亦奚不由此,以得其源流,以明其变迁推移之故”,“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之营造不可”。

这一“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研求实质之营造”的召唤,为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5 “数典恐贻忘祖之羞”

1930年,朱启钤提出“沟通儒匠”之时,经学之不传,历十八载矣。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其任内,普通教育废止经学,大学废止经学科,将其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

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时,曾设仕学、师范两馆,后经改革,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中华民国肇建,1912年10月颁行《大学令》,取消了经学科,设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共七科。

对此,蔡元培的解释是:“旧学自应保全。惟经学不另立为一科,如《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也。”可在后来颁行的《大学令》中,史学未被列为独立一科。这样,中国传统学术之核心——经学与史学,在中国的大学体系中,皆沦为附庸与旁枝。

在蔡元培看来,中国古代学术之主干——经学,与欧洲中世纪之神学相似,有谓“在我中华,孔子之道,虽大异于加特力教,而往昔科举之制,含半宗教性质。废科举而设学校,且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德国初立大学时,本以神学、法学、医学三科为主”,“十八世纪以后,学问家辈出,学理一方面逐渐发达。于是哲学一科,遂驾于其他三科之上,遂不设神学科矣”。

他笃定地认为,经书里面,有许多不合于现代事实的话,每一部中,总有后人不容易了解的内容,“《论语》是最平易近人的,然而‘凤凰不至’‘子见南子’‘色斯举矣’等章,古今成年人都解释不明白,要叫小孩子们硬读,不怕窒碍他们的脑力么?《易经》全部,都是吉凶悔吝等信仰卜筮的话,一展卷就说‘潜龙’‘飞龙’。《诗经》是‘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在成人或可体会那不淫不乱的界限,怎样同儿童讲明呢?一开卷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牡丹亭》曲本里的杜丽娘,就因此而引起伤春病,虽是寓言,却实有可以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

那么,大学生还能读整部的经吗?经学科被废止之后,以整部经传授之法在大学中已不复存在。彼时,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经历晚清一系列重大挫折之后,国人对己身文化普遍失去信心,社会精英多以为旧学必须废除,经学遂被视为糟粕,其结果是孩子和洗澡水被一块儿倒掉。

时至今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经学中一些看似神秘的内容渐被理解,如蔡元培所说的《易经》里的“潜龙”“飞龙”,实乃二十八宿之东宫苍龙的运行位置,古人据此测定节气,无任何迷信可言。可见,对经学之否定,有否定之否定的必要,对此须作客观的研究,以去除盲目的自卑与自大,以接续文化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重温朱启钤“沟通儒匠”论,于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之研究极为重要,于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亦极为重要。

2001年,饶宗颐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大声疾呼:“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什么是‘经’,是否应考虑不限于《十三经》?问题相当复杂,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新材料引发古旧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赐予。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的恩惠”,“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样的呼吁与1925年朱启钤在《重刊营造法式后序》中的寄望形成呼应。朱启钤有谓:

我国历算绵邈,事物繁颐,数典恐贻忘祖之羞,问礼更滋求野之懼,正宜及时理董,刻意搜罗,庶俾文质之源流,秩然不紊,而营造之沿革,乃能阐扬发挥,前民而利用,明仲此书特其羔鴈而已。来轸方遒,此启钤所以有无穷之望也。

重拾“沟通儒匠”之学术传统,以科学之精神,发皇国粹,将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的研究导入正途,日益精进,此其时也。

原标题:《学术丨王军: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谨以此文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

阅读原文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1
    收藏
    我要举报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