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三角恋中的她，悔恨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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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键词：萧红

一段时间后，萧军来信，说他连夜失眠，希望萧红尽早回上海。萧红没多考虑，痛快地决定回去，她终究是放心不下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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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出走日本，是为了爱情退守，如今再难坦诚相待，萧红提出了去北平的想法，原因不言自明，但她告诉萧军，只是对那里有些怀念。萧军没有阻止，并承诺随后去与她会合，他也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萧红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所以也有意找机会弥补过错，缓和彼此的关系。

1937年4月23日晚，萧军和张秀珂送萧红登上了去北平的火车。在当晚的日记里，萧军写道：“这是夜间的一时十分。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感伤是有的，但或许并未让他学会珍惜。

萧红抵达北平后，在中央饭店安顿好，按照萧军给她的地址去找他的一位周姓同学，寻找无果就去她曾经住过的地方走了一遭。故地重游，萧红来到学校找到了朋友李镜之，曾经的同学如今也有了儿女。在李镜之的引领下，萧红又找到了李洁吾，看着他的女儿，不知道萧红有没有想念自己的女儿。

萧红与李洁吾许久未见，见面时自然兴奋不已，她上前一个大大的拥抱，吓坏了李洁吾，他的妻子见了也起了疑心。大概是夫妻二人吵了嘴，萧红到的第三天，李洁吾的妻子不顾孩子直接去了朋友家，李洁吾只好拜托萧红在家帮忙照看孩子。了解李洁吾夫妇的矛盾后，萧红在写给萧军的信中发表了自己的疑惑：“坐在家里和他们闲谈了两天，知道他们夫妇彼此各有痛苦。我真奇怪，谁家都是这样，这真是发疯的社会。”

在北平小住一段时间后，为了能够安心写作，萧红在李洁吾的帮助下在一家名叫北辰宫的旅馆安顿下来。入住一周后，萧红始终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一部分原因是房间环境并不好，但大部分原因是她的心情不好，她试图通过努力工作来充实生活，从而忘记那些烦心事，可不管是写作还是读书，都难以让她觉得快乐。

有心想改变现状，却无力改变，她被困在低沉的情绪中。

在写给萧军的信中，她倾诉了自己的心境：“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她反复强调：“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甚至哭诉说：“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我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萧军告诉她两个方法来调整情绪，一个是早晚对自己说“我要健康，我要快乐，我要安宁，我要生活……”，一个是每天看天一小时，一个星期就会变得“婴儿似的美丽”。收到萧军的来信，萧红并没有高兴起来，她回信说：“你来信说每天看天一小时会变成美人，这个是办不到的，说起来很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喜欢看，但我并没变成美人，若是真是，我又何必东西奔波呢？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为了不伤及萧军的颜面，她又在括号里加了一句：“这个话开玩笑也。”她的心绪仍是“乱绞”，可她仍旧在意他的感受，不知这是否算是体贴。

了解了萧红的烦闷难解，萧军发表了一番高见：“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予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予，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记录下来。这是有用的。”不知萧红读后做何感想，萧军似乎对自己的过错并没有诚恳的反省，不仅如此，他还让萧红积极地接受这段令萧红痛苦的感情，以便从中有所收获。

萧红写着写着，在信的末尾，她还是忍不住写道：“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就是忘了性命也是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思索过后，萧红将最后一句话划掉，注释说：“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

对于萧红所说“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萧军却有不同想法，在他的晚年，他写道：“如果按音乐做比方，她如同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肖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发丝那样的小夜曲；而我则只能用钢琴，或管弦乐器表演一些sonata（奏鸣曲）或sinfoma（交响曲）！……钢琴和小提琴如果能够很好地互相伴奏，配合起来当然是很好的；否则的话也只有各自独奏合适于自己特点和特性的乐曲了。无论音量、音质和音色……它们全是不相同的。”言外之意，不知是否在表达他们并不一致的看法。

在给萧红的回信中，萧军规劝她：“对无论什么痛苦，你总应该时时向它说 ‘来吧！无论怎样多和重，我总要肩担起你来’。你应该像一个决斗的勇士似的，对待你的痛苦，不要畏惧它，不要在它面前软弱了自己，这是羞耻！”他让她忍耐地活下去，同时又倾诉了自己的委屈：“你是自尊心很强烈的人。你又该说你的痛苦，全是我的赠予等，……现在反来教训你等等，……但是我的痛苦，我又怎来解释呢？……”面对萧军的说教，萧红没有反驳，只是简单地说：“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她或是不愿辩驳吧，既然各有各的痛苦，那就不如沉默。

一段时间后，萧军来信，说他连夜失眠，希望萧红尽早回上海。萧红没多考虑，痛快地决定回去，她终究是放心不下萧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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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从北平回来后，二萧的感情稳定了许多，短篇小说集《牛车上》也顺利出版，可是更大的动荡来了。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迫近的压力下，7月17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决定在先生的一周年忌日前编辑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和以研究性质为主的《鲁迅先生纪念册》。萧红负责搜集整理鲁迅先生逝世的新闻报道，对她而言，这绝不仅仅是工作而已，更是对先生寄托的哀思。

日本人鹿地亘，作为鲁迅先生的朋友，在先生去世后，积极翻译鲁迅的作品，为了尽快出书，他与夫人池田幸子搬到了法租界。鹿地夫妇因鲁迅的关系与二萧相识，鹿地亘还曾翻译过二萧的作品。在“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关系极度紧张，鹿地夫妇不得不从法租界搬回北四川路。

8月12日晚上11点，池田幸子带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只小猫来到了萧红家，告诉萧红中日将在凌晨4点开战。当晚，池田与萧红在里屋同睡，萧军睡在外屋。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鹿地夫妇住在二萧家，周围邻居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萧红担心一个在法国巡捕房做巡捕的白俄领军会去告密，鹿地夫妇只好从二萧家搬到了许广平家。炮声隆隆，萧红备感惶恐，因为她曾切身感受过哈尔滨的沦陷，如今上海的情况也不乐观，不知道是否要再一次无家可归。

8月14日，发生了著名的“笕桥空战”，日军的大批战机轰炸杭州的笕桥机场，中国空军经过半小时的激烈战斗，战胜日本空军。这一天，不断有飞机从萧红家上空飞过，轰鸣声不绝于耳，战争距离普通百姓是如此之近，到处弥漫着危险的气息。

在散文《天空的点缀》中，萧红记述了当时的场景：“用了我有点苍白的手，卷起窗纱来，在那灰色的云的后面，我看不到我所要看的东西（这东西是常常见的，但它们真的载着炮弹飞起来的时候，这在我还是生疏的事情，也还是理想着的事情）。

正在我踌躇的时候，我看见了，那飞机的翅子好像不是和平常的飞机的翅子一样——它们有大的也有小的——好像还带着轮子，飞得很慢，只在云彩的缝际出现了一下，云彩又赶上来把它遮没了。不，那不是一只，那是两只，以后又来了几只。它们都是银白色的，并且又都叫着呜呜的声音，它们每个都在叫着吗？这个，我分不清楚。或者它们每个在叫着的，节拍像唱歌似的是有一定的调子，也或者那在云幕当中撒下来的声音就是一片。好像在夜里听着海涛的声音似的，那就是一片了。”

萧红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停猜测着战争的局势，弄得心神不宁。她写道：“战地是在北边中国虹桥飞机场是真的，于是我又起了很多想头，是日本打胜了吧！所以安闲地去炸中国的后方，是……一定是，那么这是很坏的事情，他们没有止境的屠杀，一定要像大风里的火焰似的那么没有止境……很快我批驳了我自己的这念头，很快我就被我这没有把握的不正确的热望压倒了，中国，一定是中国占着一点胜利，日本遭了些挫伤。假若是日本占着优势，他一定冲过了中国的阵地而追上去，哪里有工夫用飞机来这边扩大战线呢？”

15日，二萧来到许广平家里探望鹿地夫妇，他们住在三楼，见到萧红很是开心，如同主人一样。靠窗的地方有两张大写字台，鹿地夫妇分坐在两边，鹿地告诉萧红他写日记了，这种克制自己的力量让萧红很是感慨，她认为“无论怎样说，这战争对于他们比对于我们，总是更痛苦的”。两天后，鹿地夫妇开始劝二萧参加团体工作，他们说：“你们不认识救亡团体吗？我给介绍！”又说：“应该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军阀快完啦……”鹿地夫妇不停地写着文章，打算翻译成别国文字，还要去各国宣传，这让萧红觉得“我看他们好像变成了中国人一样”。

两三天后，萧红再去许广平家看望鹿地夫妇时，他们却不在了，没有说明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几天后，仍旧没有消息。萧红忧心忡忡，猜测着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她猜想或者被日本警察捉了，或者住在更安全的地方。直到一个月后，她正在准备午饭，有人过来帮鹿地夫妇传信，说他们一直躲在别人家里，担心被日本探子注意到，现在不得不换个地方，所以现在拜托她去送信。

鹿地夫妇让萧红去送信给一位德国医生，医生太太曾向鹿地承诺，如果住别的地方不方便，可以去她家暂住。后来，萧红又陪同鹿地夫妇来到德国医生家中。可是，原来所谓的“可以过来暂住”只是误会，医生的意思是“他以为是要来看病的人，所以随时可来”。萧红本打算让鹿地夫妇去她家住，但又担心那个白俄邻居。医生还算不错，冒着雨帮他们去找房子，过了半点钟后，医生回来又带着他们去了一家类似旅馆的地方。其实并不安全，但也不得不先住下。

萧红叮嘱鹿地夫妇不要说日本话，让他们先好好休息，随后她经常过来探望。对于萧红的惦念，鹿地夫妇很是感激。可以说，萧红比起鹿地夫妇自己，更在意他们的安全。当时，没有经济条件，证明书还没有消息，想要离开租界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离开租界又有可能被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当作间谍，萧红说“他们的生命，就像系在一根线上那么脆弱”。当晚，萧红将鹿地夫妇的日记、文章和诗一并带走，后来，鹿地夫妇搬走了，二萧也离开了上海。

萧红去世后，许广平追忆她时，也曾赞扬她对朋友的尽心尽力：“也就是说，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8月22日，萧红四处探望朋友，大家都在盼望着能够回到故乡。他们围坐在一起，回忆着故乡的点滴，他们说着高粱米粥加咸盐豆是多么的美味，萧红在一旁听着，乡愁也愈发浓烈。回到家，她开始向萧军倾诉，而萧军的倾诉欲也十分高涨，说起门前的柳树、菜园和山。萧红打断他，想说自己的家没有高山和柳树，刚要说有什么，又被萧军打断。两个人都不是好的倾听者，完全不顾对方的感受，自顾自说着自己的乡愁。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畅谈故乡，萧军买了一张《东北富源图》，挂在墙上，边指边介绍。对故乡的回忆，萧红感受更多的是失落、痛心，她被整个家族抛弃，不得不浪迹天涯，没有家，也没有家乡，自此以后只能是异乡人。

与众不同的经历，让萧红对家有不一样的感慨，她说：“家乡这个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的时候，我也就心慌！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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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影响下，上海众多刊物纷纷停刊。8月，胡风邀请萧红、萧军、曹白、艾青、彭柏山、端木蕻良等作家创办刊物，前提是义务投稿没有稿酬。起初他定名为《抗战文艺》，后由萧红改为《七月》。通过《七月》，二萧认识了同样来自东北的作家端木蕻良，他原名曹汉文，是辽宁省昌图县人。二萧与端木很快熟络起来，得知他一年前就已经来到上海，萧红还责怪胡风没有早点介绍他们认识。

1937年9月11日，《七月》创刊，出版三期后，上海局势岌岌可危，在胡风的号召下，大家开始向武昌撤离。9月28日，二萧作为第一批撤离的作家，从上海乘船前往武昌。动荡不安的年代，多是颠沛流离的人，萧红经过一路颠簸，难受得厉害。在轮船驶入江汉关前，接受检疫时，二萧遇到了老朋友于浣非，他正是此次的检疫官。于浣非招呼二萧上他的船，老友相见少不了一番寒暄。后来，于浣非找朋友蒋锡金商议，问能否将二萧安排在他的住处。蒋锡金与二萧并不相识，但也曾读过他们的文章，便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且同意不要房钱。

当时，蒋锡金与同乡同事合租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宅院，他租下了其中的两间厢房作为卧室和书房，二萧过来之后，他将卧室让给他们，自己住在了书房。二萧与蒋锡金相处融洽，吃住在一处，萧红负责做饭，有时还会顺带帮着洗一下他的衣服。在这里，二萧躲开了纷飞的战火，安心写作。萧红正埋头于《呼兰河传》的创作，一部奠定她文坛地位的著作。此刻，能够不受外界所扰，对二萧而言弥足珍贵。

不久后，胡风也来到武昌，住处距离二萧不远，时常过去小坐。10月16日，《七月》从周刊改为半月刊，每月逢1日、16日出版。萧红的好友张梅林也来到了武昌，同样与萧红相距不远，不时过来小聚。后来，萧军写信给端木，邀请他来武昌，很快端木也到了武昌。来到蒋锡金家，萧军让端木睡在他和萧红的床上，蒋锡金知道后借来一张竹床，将端木安顿在书房。

朋友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好不热闹。二萧可谓多才多艺，萧红和萧军都会跳查尔斯顿，萧军还会唱京戏、评戏和大鼓，加上端木和蒋锡金，四个人唱着、跳着，同宅院的孩子们都忍不住好奇地扒着窗户看他们。不唱、不跳的时候，四个人就围坐在一起讨论退路，一旦武昌失守，他们又将去哪里。端木提议，四个人组成一个流亡宣传队，唱歌、朗诵、演戏、画画不在话下，还能写标语传单、写文章、写诗。蒋锡金则幽默地说，四个人还可以开小饭馆，萧军负责重活，萧红负责上灶，他和端木负责跑堂。蒋锡金这样说，是因为他对萧红厨艺很认可，她拿手的“大菜汤”甚至被朋友称为“萧红汤”，就是将白菜、土豆、番茄、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上海称之“罗宋汤”，哈尔滨称之“所波汤”。

闲聊之余，萧红等人自然少不了就创作问题各抒己见。一次，萧军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原本只是探讨，萧军却自傲地认为，长篇小说最伟大，中篇次之，短篇更次之；剧本需要演出，不能算；至于诗歌，更加不足道。紧接着，他开始点评在座各位的作品，认为自己正在连载的长篇《第三代》最伟大；端木的长篇《大地的海》在江上被炸毁，所以要等他写出来再评价；萧红虽然也在写长篇，但在他看来，她“没有那个气魄”；蒋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不像个什么，并伸出小指头轻蔑地对他说：“你是这个！”

蒋锡金将萧军说的话当作玩笑话，并不在意，也就没有理会他。萧红和端木听后，实在忍不住要和他争论。尤其是面对萧军丝毫不顾及别人颜面的劲头儿，萧红更是觉得要与他力争到底，她激烈地进行反驳，还对他挖苦了一番。端木大力支持萧红，蒋锡金则在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也发表了意见，认为萧军是在胡言乱语。四个人互不相让，声调越来越高，如同吵架一般。胡风从门外进来，了解前因后果后，觉得有意思，就让他们将自己的观点写下来，在下一期《七月》上出一版特辑，也让读者参与讨论，并约定三天后过来取稿。

三天后，胡风过来收稿，只有萧军写了。胡风看后连连点头，觉得萧军写得很有道理。萧红、端木和蒋锡金好奇萧军到底写了什么，胡风念道：“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很对嘛！”萧红听后气不打一处来，嚷嚷着：“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斥你的话都写成了你的意见！”萧军见状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萧红更加生气，一边哭一边捶打着萧军。被打者只好说：“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还手怕你受不了。”

二萧的问题一方面出在萧军的自傲上，一方面则是他对萧红长久以来的轻视，他时常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妄加议论，她的缺点或是弱点都有可能成为他的笑柄，这让自尊心极强的萧红很是反感，也越来越难以接受。对此，萧军晚年曾解释说，他有时是故意挑衅，觉得她认真生气的样子很是好玩，而直到几十年后，他才意识到，“如今想起来，这对于她已经‘谑近于虐’了，那时自己也年轻，并没想到这会真的能够伤害到她的自尊，她的感情”。可惜，这样的反省太迟了。

萧红和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总有一种处于弱势的感觉，多数时候都在默默隐忍，但是随着端木的到来，两个人之间的平衡打破了。端木对萧红的仰慕，给了她力量，让她有勇气正面对抗萧军。

端木比萧红小一岁，与萧红一样出身富裕家庭，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备受宠爱。他家道没落，但在大城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整个人带着孤傲的气质。他发自真心地欣赏萧红，更是不吝惜言语，时常诚挚地赞美她。这一点与萧军对萧红的态度迥然不同，或许这正是萧红动心的缘由，终于有一个人不仅可以保护她，更懂得欣赏她、赞美她，给予她足够的尊重和理解，更难能可贵的是，萧红在意的男女平等，端木做得很好。

有了无形的支持，萧红一改往日的温柔隐忍，开始自己的反抗。一次，二萧同张梅林一起去抱冰堂，萧红在路上去买花生的时候，萧军径自往前走了几十步，萧红买好后发现萧军自己走开了，话不多说立即往家里跑，萧军赶忙跑过去解释，这才让萧红回头。

慢慢地，端木与萧军经常发生争论，而萧红不愿参与，就在一旁读书看报，或是和其他朋友闲谈。端木与萧军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自比巴尔扎克，之所以吵个不停，就在于双方都不认可彼此的定位，两个人唇枪舌剑争论一番，时间久了，萧红则幽默地说：“你们两位大师，可以休息休息了，大师还是要吃饭的，我们到哪儿去呀？回家？还是过江去？”两个人就此打住。在朋友看来，萧红明显比之前活泼，三个人虽少不了吵吵闹闹，但多是玩笑，也给生活平添许多乐趣。

原标题：《陷入三角恋中的她，悔恨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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