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一衡：森林是中国社会演变的核心部分

孟一衡，本名伊恩·M.米勒（Ian M. Miller），出生于美国费城，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师从宋怡明，现为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环境史、森林史、中国史。他的著作《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中文版最近由上海光启书局出版（列入该社“人与环境”丛书）。该书展现以杉木为主的人工林与宋元明历朝政治经济的交织，考察了约1200—1700年的中国森林史，挑战了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提出的“大毁林”的论断。以下是该书中文版编辑肖峰对孟一衡的文字访谈。

你的老师宋怡明专门为《杉木与帝国》的中文版写了推荐语，提到你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运用在了环境史这样的新领域，可否说《杉木与帝国》既是一本环境史的书，又是一本早期近代中国（宋元明）社会经济史的书？你在哈佛的求学经历，尤其是跟宋怡明的求学经历，对这本书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孟一衡：我非常幸运能够在哈佛大学跟随宋怡明教授学习。受教于他，我不仅学习了采用宏观视角的社会经济史，还学习了将社会经济史作为一种利用史料的方法。他教导我关注诸如契约和家谱等日常文献。我在探究的问题显然很大程度上是跟环境有关的，但我的研究方法几乎都来自社会经济史。我也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有些许不同地看待社会经济史。毕竟，中国不仅仅是农场和城市之地——它也是森林之地，这些森林是中国社会演变的核心部分，也扮演了重要的经济角色。

环境史是史学的一个新门类，在美国已经很成熟。森林史在美国的历史甚至更加悠久，根据J.唐纳德·休斯先生的《什么是环境史？》，美国森林史学会将起源追溯到1946年，从1959年开始独立存在，在1996年与美国环境史学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发行《环境史》杂志。这意味着在欧美，尤其是美国，森林史研究有自身独立的边界，能介绍一下如今美国、欧洲的森林史研究的大致情形吗？尤其是他们关于中国森林史的研究情况？

孟一衡：就我所知，美国和欧洲的森林史源自林业服务的分支。其中许多林业服务在最初从事新林地的调查工作，尤其是在殖民地和美国西部。这些机构为了试图控制他们的资源而调查森林，此时产生的文献就构成了美国和欧洲大部分早期森林史的基础。当然，这导致了它自身的一些问题。比如，印度有大量关于殖民地林业的文献，但是殖民地时代之前林业的文献很少。直到最近，关于中国的英语世界研究寥寥无几，大部分来自有中国旅行经历的美国林业专家，比如罗德民（Walter Lowdermilk）斯坦利·D.理查德森（Stanley D. Richardson）。这种情况随着伊懋可发生了改变，如今的年轻学者对中国林业有了更大的兴趣。

你在书里关于中国人工造林的研究对伊懋可《大象的退却》形成了挑战和补充，在中文版序也提到在使用“early modern”术语时有与欧洲林业史研究者对话的意味。弥补欧美学界关于中国森林史研究的主流叙事的不足，是不是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驱动力？

孟一衡：在欧洲学术界，“早期近代”（early modern）是人们为了理解预演现代、但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的历史时期而发展出的框架。欧洲历史学家使用不同的事件作为早期近代的起点——1453年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1492年哥伦布开始前往美洲的航海。他们通常以法国大革命（1789年）作为“早期近代”的结束。不过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这些时刻都无足轻重。另一方面，我希望研究欧洲的历史学家能来读我的书，用“宋元明时期”指称本书描写的历史时段对他们没什么意义。这是一个问题。为了与欧洲历史学家对话，我是不是要将中国的“早期近代”起点定位在跟欧洲一样的时间——大约1450年或1500年？但是在我的书描写的历史时段，这个时间只是中点。或许我应该从中国自身的“早期近代”发端开始？在森林史上，12世纪中国的一些发展看起来很像16世纪起步的欧洲林业。我希望挑战欧洲历史学家，激起他们的回应，所以我将本书描写的历史时段称为“早期近代”。

中国有林业历史研究的悠久传统。比如本书的译者张连伟、李莉、李飞、郎洁团队，他们来自素以林业史著称的北京林业大学；为本书中文版提供外审的文榕生先生，延续了其父文焕然先生的研究，他们是历史地理领域从事森林变迁研究的代表；你在著作里还提到了清水江文书，张应强先生的《木材的流动》是对该文献研究的代表作，他和他的同仁还共同推出了“清水江研究丛书”。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参考了中国的哪些研究成果，中国的林业史研究给你有哪些启发？

孟一衡：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对中国关于森林的地方历史研究感到相当震惊，包括张应强对清水江地区的研究、陈柯云等学者对徽州的研究。自《杉木与帝国》英文版问世以来，我又发现了更多这样的研究，我多么希望之前就有参考它们！尤其是杜正贞与郑振满最近的文章。我也受到历史地理方法的启发，尤其是将历史数据运用在地理框架内，中国的学者比大部分美国机构的学者都更加看重这套方法。从另外的角度而言，我也觉得中国历史悠久的制度史研究很鼓舞人心。这可能从杜佑就开始了，在现代历史学家当中，我从梁方仲那里学到的最多。

以张连伟教授为代表的译者团队在译者后记中提到，北京林业大学的森林史研究侧重于史料搜集和文献整理，理论研究有所不足。这可能侧面反映了中国林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你是否认为，中国的森林史研究还需加强与国际的对话？你也提到，欧洲的林业史研究者会按照他们的理念来看待中国的森林历史，中国的森林史研究是否急需在国际学术界有更多话语权？

孟一衡：中国研究者自然会比国外学者更加关注收集历史资料，毕竟，北京林业大学和其他中国机构的学者可以更加便捷地接触到史料，没有他们的工作，国外学者要利用这些史料会经历更加艰难的时间。不过，我确实希望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之间可以有更多会面。即便我并不研究德国或英国历史，我也通过阅读关于这些地方的著作了解到许多。最近，我编辑了一部关于东亚森林史的论文集，这本文集揭示了中国、朝鲜与日本之间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相似点（以及差异）。我认为这样的交流只会加强我们对森林史的理解，尤其是通过提出我们在其他情形下想不到的问题的方式。

19至20世纪的中国一度经历了森林滥伐。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在森林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有数据表明，在1949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大约8.6%，而根据自然资源部2022年9月公布的数据，覆盖率已经达到24.02%。这种情况是我们乐见的。这样的现实情形与你在书中所写的，中国宋元明时期通过人工造林实现了森林的持续发展，似乎是前后呼应的。你在书的结论部分提到，中国还没有走出宋朝开启的森林时代，但是对此没有更多地解释。能展开讲一讲吗？你是否认为如今中国的森林发展延续了宋朝以来的某些特征和做法？

孟一衡：说到这一点，我希望强调的是，中国在人工造林方面依旧是非常独立的——就像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如此迅速地提高，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坦率地说，我认为外国人会很轻易地批评中国近期造林项目的缺点。当然，问题是存在的，不过在这么短的时期内达到覆盖率接近四分之一的成就，确实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突出意义。尽管如此，我认为造林的历史确实需要人们更多地了解——既包括成就，也包括缺陷。有一种观点不时存在，认为随着煤、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如今是太阳能与风能，我们已经退出了森林的时代。然而，我们依旧非常依赖森林，从森林获得燃料和建筑材料、像气候稳定这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动物栖息地，甚至是娱乐。如果我们视森林为与人类社会不相干的某种东西，那是错误的，就像视森林为供我们随心所欲来消费的“自然资源”一样错误。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我们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杉木与帝国》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我看到有多位学者发表了书评。尤其是张萌，《杉木与帝国》引用了她的博士论文（也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即将由上海光启书局出版）。她的书评认为，你将1750年作为中国林业转折点的看法值得商榷（《杉木与帝国》认为中国南方森林在1750年具有的延续性在此之后经历了转变，有序的森林体系开始崩坏），因为1750—1900年其实与此前的历史时期更加相似，种植林业体系并没有在19世纪停止发生作用，或经历剧烈的变化，她认为真正的转折点要延后到20世纪30—50年代。想知道你对此有何回应？

孟一衡：我对张萌的观点既同意也不同意。一方面，宋元明时期发展出的机制大部分持续到了清朝，甚至20世纪初期——有某些显著的变化。直到20世纪30至50年代，土地系统才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在这方面她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从环境的视角来看，我认为1750—180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那之前，造林是为了满足木材的需要，减弱了滥伐造成的影响。在那之后，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开始灾难性地下降，不仅在造林的边缘地带，还在造林的核心地区，这导致了19世纪范围更大的社会与经济危机。在城市里可能觉察不到木材供应的这些变化，但是在种植森林的地方是可以的。

《杉木与帝国》源自你的博士论文，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有正在写或计划要写的书吗？

孟一衡：《杉木与帝国》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写作视角。我希望在森林是怎样被政府管理的这方面了解更多。如今我正在研究受到宗族组织保护的树木和森林，尤其关注在坟墓与宗庙附近种植的树木。除了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我还与一些研究风水林的地理学者、人类学家合作。我也与一位对造船感兴趣的毕业生一起做了一点工作，这为《杉木与帝国》提供了一些材料。这是一项有趣的项目，因为我从中接触了西班牙、波兰、印度及其他地方进行造船与林业研究的历史学家。最后，我与一些研究古代中国、朝鲜、越南的同行合作编写了一本关于森林史的论文集，名为《人工林：东亚历史上的人与林地》（The Cultivated Forest: People and Woodlands in Asian History），将在今年12月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