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文艺｜珠三角流水线上孤独的音符，被他们谱成了曲

中国的城市发展离不开城市外来工。每五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是城市外来工。他们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有卖煎饼的小贩、写字楼里的清洁工、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他们用双手创造了城市的繁华，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2016年，中国有2.8亿城市外来工。和10年前相比，他们在城市的居留稳定性更强，不再是匆匆来去的过客。他们的家庭化流动趋势也愈发明显，携子女外出、或在城市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

在城市久居的外来工，需要有融入城市的机会。他们在城市孤立无援，需要建立更可靠的社会网络。他们在城市默默无声，需要有更多表达和参与的途径。育有子女的家庭，还要面对子女受看护、受教育的需求。然而，这些需求在城市中往往得不到关注。

为了满足城市外来工日益多元的需求，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外来工聚集的地区，涌现了许多服务于外来工及其家庭的公益机构。他们有的致力于建设工人文化，组织工友们透过文学、音乐、戏剧等形式记录自己的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些则致力于帮助外来工子女即流动儿童，通过建立家庭、学校、社区等多层面的支援体系，维护流动儿童生存与发展的权益。

香港乐施会是一家扶贫发展机构，自1997年起与内地公益组织合作开展城市外来工相关项目。2017年，在有关工作开展了20年之际，香港乐施会的城市生计团队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邱林川教授的项目组展开合作，对有关工作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

项目组走访了全国7个城市的9个公益机构，并将其中一部分机构的故事记录下来。在了解这些故事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思考——城市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才能让参与城市建设的每一个人，平等地享有城市发展的果实？

深圳上步路一扇不起眼的铁门内，藏着一家文艺青年们趋之若鹜的Livehouse。2017年年底的一天，Livehouse内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唱会。表演者们不是满身潮牌的rapper，也不是低吟浅唱的民谣歌手，而是两支工业区里走出来的工人乐队。观看他们演出的除了这里的常客，还有一群前来“应援”的女工大姐。

重D音乐队主唱汪宗兴。 梁惠 摄

诞生于深圳的“重D音乐队”是这场演唱会的主角。这支成立于2011年的乐队，在当天发布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飘零的花》。这是一张描写打工者生活的专辑，收录了乐队的10首歌。专辑封面是一张城市的照片，薄薄的纸片在空中飘洒，封底则是农村的黑白照，残破的房屋外墙隐约可见“团结拼搏”四个大字。

重D音乐队第二张专辑《飘零的花》封面及封底。 梁惠 摄

来自东莞的“星期天乐队”则是演唱会的暖场嘉宾。他们的一曲《留守》同样唱出了打工者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挣扎：“在外的生活虽然精彩/请你不要忘记孩子和老人/他们用一份无言的爱/为你撑起一个温暖的家”。台下的女工大姐跟随他们而来，为他们的歌声打起节拍，他们在工业区不仅自己玩音乐，也教女工大姐们唱歌、表演。

星期天乐队在演出。 梁惠 摄

在舞台的另一侧，前“小小草”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做直播。她们把镜头对准舞台，用兴奋的声音向观众们介绍每支乐队、每首歌曲。在移民城市深圳，“小小草”是最早成立的服务于外来工的NGO之一，活跃时期辐射的工友超过60万人。尽管随着深圳市产业升级、机构发展等因素，“小小草”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它培育出的工人乐队和工人组织，却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一、

如果不是因为“小小草”，董军和黄小娜的人生或许不会有交集，更不会一起成立重D音乐队。

董军是乐队的鼓手，也曾是珠三角庞大的打工群体中的一员。来自湖南的他从小喜欢音乐，不喜欢学习，“高中上了一天就跑了”。父亲要他好好读书、考大学，他却想：“我为什么只有一条路呢？”

董军。 梁惠 摄

20多岁时，他来到广州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雨伞厂里做包装。“一开始有种荣誉感，因为我做的东西都是出口到国外的”，但工厂里疯狂的加班很快就让他崩溃了，“跟我爸那种完全不一样”。

董军的父亲在一个类似国企的地方上班，“8小时工作，有很多业余时间可以支配”。跟工厂宿舍里6张上下铺、每张床还要挤两个人的恶劣环境不同，父亲的单位会给员工分房子，董军从小就在家属院里长大。家属院后面有一个电影院，放学后跟着下班的父亲一起去看电影，是他童年时习以为常的事。但当他来到工厂后，问起一个来自河南的工友：“周末放假去哪里玩？”，对方惊讶地问他：“放假？你开玩笑？”

年少气盛的董军很快辞了工。他想找到理想中的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什么工作是8小时的呢？电子厂也是无休止地加班，只有保安工作能勉强实现。但时间一长，他又觉得自己虚度光阴，于是又一次次地换工作。这样“无头苍蝇”一般的生活持续了4年，直到他走进“小小草”。

2004年的一天，在“小小草”附近上班的董军，偶然来到了“小小草”的活动室。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工友们的业余生活也很单调，“基本就看看书，然后小小草正好有一个书屋。”董军来到书屋借书，“小小草”的工作人员刘晓红热情地接待了他，“她说话很快，特别热情，我觉得很奇怪，心想是不是搞传销的。”

曾经的小小草书屋。 重D音乐队供图

刘晓红向董军介绍“小小草”的活动，有一个免费的吉他班，董军很感兴趣。“小时候隔壁的叔叔有一把吉他，我无意中摸了一下，觉得声音很好听，但我爸不让我学。”加入吉他班之后，董军进步很快，不久还组了自己的乐队。

当时，董军在一个玻璃厂上班。厂里不休周六日，每天工作8小时，月薪2000多，在最低工资只有六七百的年代“已经很高了”。但董军仍然觉得很疲劳，“虽然钱多一点，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那是他最后一份工厂工作，也是做得最久的一份，虽然也只有两年时间。合约到期后，他决定离开工厂，带着乐队去酒吧驻唱。临走之前，刘晓红把他叫来活动室，问：“小子你还有没有钱用啊？”董军说有，刘晓红说：“别骗我了，你哪里有什么钱！”硬是塞给他几百块。

二、

2008年是“小小草”忙碌的一年。这一年，《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急需向基层劳动者提供新的普法和法律援助工作。黄小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了“小小草”。

黄小娜是乐队里的高材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专业。出生于广西农村的她被父母寄予厚望，母亲希望她“做官”，父亲的教育却令她走上了公益之路。

“爸爸曾经是小学老师，对我说的都是要对社会有用、要做四有新人，这些不是很利己的想法”，黄小娜笑称，“虽然他现在并不完全支持我，但他小时候是这么教育我的。”

黄小娜。 梁惠 摄

体会过农村生活的艰苦，黄小娜在大学期间参加了西部志愿者协会，前往西北的贫困农村支教。2008年毕业后，她在劳工教育及服务网络上发现了“小小草”招募的信息，于是应聘来到深圳工作。

“当时想的是珠三角这边的劳资纠纷比较多，”黄小娜回忆道，“一些以前的同学或者亲戚，都跟我讲过他们在这边工作的状况。包括我的一些堂哥，说这边工作好累。”一开始她并不理解农民工，觉得是他们吃不了苦，“后来看到新闻上说总理也帮农民工讨薪，想到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公平存在，所以也想去帮帮他们。”

最初，黄小娜并没有打算放弃父母期待的精英之路，她想给自己两年时间做公益，然后回归主流。但一次工厂实习的经历深深震撼了她，让她觉得有必要留下来做更多事。

加入“小小草”后，黄小娜为了了解工友们的生活，曾主动前往惠州的一家鞋厂实习。“去过之后才知道，我是多么痛恨那种生活”，和董军一样，初来工厂的黄小娜也对这里的加班制度倍感震惊，“一天工作十三个半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一天”。住宿是简陋的木板床，“自己去外面买一床席子，一床被子，一个桶”。吃的是工厂门口的肠粉，五毛钱一份，“买了站在哪里吃，吃完就进去上班”。

法律专业出身的黄小娜，眼看着违法行为在工厂里发生：超时工作、童工、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而她最受不了的，是工友们对此的麻木，“干吗要去告，这样不是挺好的嘛，又有工作做”。

原本打算做满30天，但她在21天的时候就走了，“一般工厂不会批，还会压一个月工资，但我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法律手段”。回来之后，她第一次喝醉酒，大哭了一场，“那时候真是觉得法律很没用”。

三、

2008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农民工监测报告。该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有超过2.2亿农名工，其中三成集中于珠三角。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过着黄小娜短暂体会过的生活，而且无法逃离。

此刻的董军也仍然是打工大军中的一员。酒吧的工作并不如意，让他看到了很多不堪的东西。那样的环境也无法创作出好的音乐，“每天在台上取悦别人，感觉像耍猴。”

因为一场火灾，广东开始严查酒吧，董军失业了，于是回到“小小草”附近做保安。有空时，他就来带“小小草”的吉他班，一方面是当初刘晓红的慷慨解囊，“总觉得欠她一点东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小小草”的工作人员这些年和他保持联系，“给我寄小册子，还跑来看我，我觉得这帮人挺够意思的。”

董军在小小草带吉他班。 重D音乐队供图

离开酒吧后，原来的乐队解散了，董军就在吉他班发展新的成员。他们一起组成了“重D音”的雏形——“草根文艺队”。乐队成员因为工作流动而几经变化，曾经加入的包括玻璃厂的工友、超市里的广告策划，以及至今还在乐队的“阿鬼”汪宗兴、“大师”黄世晓和黄小娜。

那时，“小小草”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工人权益和工人文化。机构为此成立了两方面的小组，“普法小组”和“康乐小组”，前者主要负责普及劳动法和处理法律个案，后者则负责开办合唱班、吉他班等文化活动。

董军加入了“康乐小组”，机构工作人员建议他也参加“普法小组”，他却提不起兴趣，“心里已经太累了，还要参加这么严肃、枯燥的活动”。他不喜欢冷冰冰的法律，对讨薪之类的个案处理也不以为然，“无休止地接个案、接个案，这次拿到钱了，换一家工厂又遇到同样的情况。”

他渴望看到的是工人意识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做乐队的过程中更为明显，“一些成员虽然不懂劳动法，但他的意识反而转变得很快。我觉得这种转变比帮别人拿回一笔钱更重要。”

这些想法在黄小娜那里也得到了共鸣。她在机构主要负责“普法小组”，但在一次次的个案处理中，她也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反思，“法律是一个框，有时会把人框住。比如工伤赔偿已经分好等级了，我们就只能争取这些赔偿，但赔偿是否足以支撑工人、工伤以外能否争取民事赔偿、企业在社保基金之外应否承担责任，这些问题是被框住了。”

法律同样没能解决的，是工人的尊严。小娜发现，工人在和老板讨价还价的过程里，总是显得低人一等，“跟老板谈去谈合同里的事，好像老板定什么就是什么，觉得不够就再去要，有种乞求的感觉。”

她希望工人们能挺直腰杆，肯定自己的劳动价值，“董军讲他老爸的故事，以前的工人他不仅仅是有尊严的，他还是骄傲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工人也可以是这样。”

四、

跳出了工人权益的“框”，董军和小娜扎进了工人文化的自由之海里。董军很早就开始创作歌曲，但早期的作品并不让他满意，“在酒吧的时候我会写一些歌，但那些歌我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酒吧的工作让他迷失了自己，“以为自己是艺术家，不是打工者。”

对董军而言，做音乐就是“找自己”的过程。“只有当你真正看清楚自己，才知道要做什么。”在后来的音乐中，他都着力表现自己作为一个打工者的生存状态。《木头人》刻画了工人在超时工作下的疲惫和麻木，“我的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也不知道什么是疲惫/我看不见你冷漠的眼神/也听不见你不停的怨言”，伤感的曲调催人泪下。《与机器跳舞的人》表现了工人和机器的关系，工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一不小心还会被机器弄伤，而受伤的工人就像“报废的机器”，清理过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董军在演出。 汪宗兴 摄

《这年头不好混》是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这首歌源自董军自己的真实体验，“发觉身边的一些朋友过得都不太好。特别是自己吧，那个时候年纪也大了，每次回家的时候老是被家里逼婚。”

他很不喜欢每次一回家，别人就问他：你在外面做什么工作？多少钱一个月？有没有找到老婆？“好像没有人真的关心你，你在外面过的好不好？他只是问你，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如果你告诉他我现在一个月多少钱，他会说，搞什么啊？我在家里做什么都比你高。让我特别难受。”

更让董军难受的，是大家对“为什么”的理解。长辈们认为，年轻人之所以过得不好，是因为自身不努力、不上进，需要通过“个人奋斗”来解决。董军的妈妈还一次次地去庙里为他算命，认为是他“财运没有到”。而董军却认为这是集体的困境，需要通过结构性的调整来解决，“哪怕是工资涨一点，让我们生活得轻松一点。”

他为此创作了这首歌，用幽默的说唱表达出自己的态度：“书儿读得少/工作不好找/你说只要我勤劳/幸福就不远了/书儿读得好/工作也不好找/你说我不能吃苦/也不能耐劳……亲爱的朋友别问我收入是多少/这年头比我好过的没有多少/祖国的GDP又长了不少/可是有谁管我们过得好与不好”。

董军的音乐也影响了小娜。他们相识于2008年“小小草”周年庆的晚会上，后来一起参与吉他班的工作。喜欢唱歌、写作的小娜在吉他班学会了弹吉他，又慢慢学着自己写歌。她欣赏董军的才华，有时也会把自己写的歌词拿给董军，请他帮忙谱曲。董军虽然外面粗犷，内心却有细腻温柔的一面，“他一般不会直接说你写的不好，他会说这个有点困难，”小娜笑着说，“但是我写那个《江城街8号》，他一看，嗯，然后很快就谱出来了，大概是这样子。”

小娜在演出。 李伟秀 摄

两个热爱自由的人互相吸引，最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正是结婚、生子的经历，让小娜和女工们走得更近了。在“小小草”时，小娜最头疼的是面向女工的“姐妹小组”的工作，一来她觉得女孩子难以沟通，“讲话一不小心就让她们委屈了”，二来她对逛街、化妆、做手工之类的话题实在不感兴趣，“觉得好浪费时间”。

和董军结婚后，小娜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女工聊天也打消了她此前的偏见，“发现她们也很可爱，不是只关注逛街和化妆品……在外面遇到什么都是自己咽，一有钱就寄回家”。她用歌曲串连起自己和女工的经历，《飘零的花》写的是外出打工的生活，“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江城街8号》表达了远嫁后对家乡的思念，“古榕江的水啊/村头的老榕树/夏风吹过稻田/一直在我梦里”；《冬天的约定》则诉说了对留在老家的孩子的牵挂，“我总是错过你夏天的模样/你也错过我春秋的陪伴……”

2011年的五一劳动节，“重D音乐队”正式成立。“重”代表重要、有力量，“D”代表底层，“重D音”就代表底层的声音是重要的、有力量的。

重D音乐队合照。从左到右依次为：汪宗兴、黄世晓、董军、黄小娜以及董军和小娜的儿子旦旦。 汪宗兴 供图

在音乐上，“重D音”的成员们都深受另一支工人乐队、北京工友之家组建的“新工人艺术团”的影响。2008年，小娜、董军、汪宗兴等一起去参加了工友之家主办的第一届“新工人艺术节”，“新工人艺术团”的演出给了他们很大的冲击。“那种经历过沉重生活之后的痛快，”小娜说，“感觉工人很需要这样一个宣泄的途径。”董军还参加了工友之家的骨干培训，在打工子弟学校做了半年音乐老师。

尽管受到启发，但两支乐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新工人艺术团”的音乐昂扬有力、主题宏大，要为劳动者召唤出新世界，而“重D音”的音乐更加“现实主义”，在略带感伤、个人化的叙事里，细腻地描摹出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也有人曾经建议我们写一些比较昂扬、类似《劳动者赞歌》的，我觉得有点困难，”小娜说，“因为我曾经试着要写这样的歌词，但是回到现实，当它需要在现实中取材的时候，就发现工人群体其实普遍还是比较‘哀凄’的状态。”

扎根工业区的“重D音”，更直接地面对了流水线工人的苦况，主创们在工厂打工、实习的经历，也令他们对工友们的生活有了更个人化的体验。董军的创作大多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他不想为他人代言，“我不觉得自己在做工人音乐，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音乐”，但他的经历又能和工人相连，“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大家的故事其实差不多。”

曾经，董军希望通过音乐引起“一些关注、一些改变”，但他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改变发生了吗？有时会怀疑自己。”比起启蒙者，如今的他更愿意做一个记录者。他这样定义自己的音乐：“我觉得它应该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五、

“星期天乐队”的故事，也和“小小草”有关。董军在“小小草”带的吉他班，除了培养出了“重D音”团队，也培养出了“星期天乐队”的成员——陈冬明。

陈冬明是湖南人，十几岁来到广东打工，去过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在深圳的时候，他所在的工厂就在“小小草”附近。他一有空就去“小小草”的图书室看书，后来还成为了志愿者。2010年，“小小草”组织了志愿者培训，参加完培训的陈冬明被推荐到其他NGO工作，从此走上了公益的道路。

和董军不同，陈冬明之所以被“小小草”吸引，是因为机构的普法活动。“觉得这一块对我们在外面打工的人来说挺有用的，因为我以前有被老板拖欠过工资，随时会被解雇的那种。”

他在工厂做过学徒，吃过很多亏，也体会过维权的困难，“拿回自己的钱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大的成本，还不如干脆另外找一份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很无奈的放掉自己的一些东西。”而“小小草”能通过法律程序帮工友们把钱要回来，让他很受鼓舞，于是经常来参加活动。

后来，陈冬明从学徒变成了技术员，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他也开始参加“小小草”里“文艺小组”的活动，“我本身不会玩吉他，刚好董军开了一个吉他学习班，我就学了一两年，但是只学了一些基础的。”

陈冬明在演出。 梁惠 摄

2013年，陈冬明加入了一家关注东莞外来工的NGO，并在这里组建了类似“重D音”的工人乐队——“星期天乐队”。乐队还请来董军和小娜开课，但和“重D音”不同的是，这里玩音乐的除了时髦的年轻人，还有一群四五十岁的女工大姐。

初到机构所在的工业区时，陈冬明遇到了很多大龄的女性外来工。她们上有老、下有小，比年轻工友有着更大的经济压力，也更难找工作。40多岁时，她们还能勉强进工厂，50岁以后，基本只能做清洁工或者厨工。她们的工资大约有两千多元，大部分都寄回了家里，自己则省吃俭用，“经常吃饭只吃两个馒头，下班后还会捡些废品”。

这样的生活状况加深了她们的自卑情绪，陈冬明发现，大姐们容易看不起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劳动价值，“‘我就是一个扫地的啦’，她们会这么说”。他们希望能通过文艺活动引起改变，于是组织大姐们写歌、唱歌。特立独行的董军也甘当绿叶，来为大姐们编曲。

大姐们在一起练歌。 梁惠 摄

《女工大姐有话说》是一首大姐们集体创作的歌曲，由众多大姐的故事汇集而成。她们想在歌曲中说的话，既包括工作上的成就，“从员工到主管/开饭店当老板/工厂领班做六年/公司厨师人人赞……从来不比别人差/从来不比别人差”，也包括生活里的困顿，“找个清洁工/别人叫我垃圾婆/找个流水线/别人叫我老太婆/找个厨房工/打菜煮饭搞卫生/一天工作10几个钟……”

“‘公司厨师人人赞’，这句就是说我。”王忠兰大姐自豪地说。她来自河南安阳，今年50多岁，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厨工，来东莞已经快十年了。2013年，她接触到陈冬明工作的机构，“刚开始不知道干啥的，怕被骗，后来有个体检活动，一打听才知道不是骗人的。”她常来参加机构的活动，也喜欢和大家一起写歌，“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你一言我一语，把自己的亲身经历都搬出来了。写了之后我们再总结，看哪句合适，能连贯起来，就这样把它们串在一起。”

关注女工的“尖椒部落”为王忠兰大姐拍摄的照片。照片通过把大姐“巨人化”，表现劳动者高大、有尊严的形象。 尖椒部落 图

杨荣大姐来自河南周口，来东莞已经12年了。她有三个孩子，40岁时才出来打工，“那时候农村真是挺苦的，你要是没钱，孩子又小，经常会和老公生气打架，”一次打架以后，她在东莞打工的女儿劝她也出来，“我心想反正家里动不动就要钱，没钱也不行，就出来了。”

杨荣进过工厂，但并不顺利，“人家嫌我年纪大，最后只能当清洁工，一个月700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杨荣受过不少歧视，“有个女孩在楼道里扔垃圾，另一个说你别扔在那里，她看着我过来，说没事没事，垃圾婆来了。”听到“垃圾婆”三个字，杨荣委屈地哭了一场。《女工大姐有话说》里那句“找个清洁工，别人叫我垃圾婆”，就是她的真实遭遇。

杨荣大姐。 梁惠 摄

2015年，她遇到陈冬明所在机构的摄影活动，工作人员拉着她照相，主题是“我是大姐我最棒”。此后她常来参加机构的活动，和其他大姐互相倾诉，“有些事跟家人反而不好说，跟这些大姐在一起都可以讲。”通过机构的文艺活动，她也变得更加自信了，“刚上去唱歌手都是抖的，他们就给我加油，后来真的不怕了。”一次晚会上，她和其他大姐们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下面有好多大姐看我们演出，唱完跑过来说，她们在下面一直在流泪。”

和“重D音”相比，大姐们的歌曲没有那么文艺，歌词也都是简单的大白话。但陈冬明认为这已经足够有意义，“让她们回头看一看自己的劳动价值。她们为社会做了很多贡献，现在年龄大了，却面对这么多的状况。要把这些状况呈现出来，让社会帮助到这个群体。”

六、

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园成立于2003年，旨在改善城市外来工的生存状况。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机构在龙岗区横岗镇的工业区开设了活动中心，为外来工提供文化、法律和教育服务。

正是在小小草的活动中心，董军、小娜、陈冬明，以及许许多多的工友走到一起。2008年时，小小草10到15分钟步程内就聚集着10万名工人。活动中心全年到访人次超过4万，而机构的普法和法律咨询受惠人数，每年都超过13万。

然而，随着深圳产业升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横岗的工人越来越少，小小草也随之撤离。由小小草的文艺小组培育出的“重D音”则留在了这里，继续做工人文化。

董军和黄小娜开了一家琴行，一开始想用琴行的模式自负盈亏，后来发现难以维持，仍然需要申请资金。为了获得申请资质，他们在2014年完成了民办非企业注册，和乐施会开展合作。

如今，“重D音”的活动已不再局限于横岗工业区内，而是更多地走向外部：去全国各地的音乐会演出、去为其他NGO培训文艺小组。

董军、黄小娜和陈冬明仍然保持着联系。黄小娜众筹去参加话剧培训，陈冬明出了钱，告诉她学成之后要来东莞开课。董军维持着他的自由，只以兼职身份加入机构。别人说他写的东西有点土，他说无所谓，“我又不去参加中国好声音。”

在2008年的工作报告里，小小草的工作人员这样写道：“在中国推动劳工NGO服务，本身是一项没有太多参考例子的工作，但是，正如我们团队最近很认同的一句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为路。”

10年之后，黄小娜在重D音的琴房里说：“有很多路要走，只能一步步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