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安妮•埃尔诺

因“勇敢、冷静而敏锐地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压抑”，2022年，八十二岁的安妮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一名小说家的天职，就是讲述事实。”在漫长而艰辛的写作中，安妮直面记忆中的深渊，不妥协，不谄媚，她把自己写进文本，嵌入历史。

二战爆发后，德国入侵法国，轰炸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在乡下避难一个月后，一名孕妇独自骑着自行车穿过德国人筑的防护大坝，终于回到自己那个被洗劫一空的杂货店时，因为蓬头垢面，丈夫没有认出她来。

不久，女儿安妮•埃尔诺出生。从此，这对出身底层社会的父母，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女儿跨越阶层，成为“布尔乔亚”的一员。几十年后，他们的梦想实现了，文学改写了安妮的命运。凭借多部作品，她成为法国一流作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多个国家获奖。

2008年，安妮完成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一经出版便获得法国当年的“杜拉斯文学大奖”，她的“无人称自传”风格为法国新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09年，这部作品被引入中国，获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设置的“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

01

在父母指引下爱上阅读

1940年，安妮•埃尔诺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地区一个叫利勒博纳的小镇，她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未见过面的姐姐在七岁时因白喉夭折。

父亲和母亲相识于一家工厂。他们同样出身农村，兄弟姐妹众多，同样十二岁辍学开始分担家庭责任，共同的经历让他们很快走到一起。婚后，他们开了一家咖啡馆兼杂货店。能够摆脱“下等人”的生活，不需要与耕牛为伍，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跨越。

正值二战期间，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进货；母亲一边对顾客笑脸相迎，一边硬着头皮去镇政府交税，学着与供货商打交道。杂货店的利润无法维持生存，不得已，父亲又在工地找了一份工作。长久的艰辛中，阶级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努力改变命运，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安妮身上。

童年安妮与父亲

童年时，安妮享受着父母全部的爱，每逢星期天，他们就关上店门去树林里野餐。父亲把她扛在肩上，一路吹着口哨唱着歌。欢笑声中，安妮感受着父爱的温暖。在空袭、饥饿和恐惧如影随形的年代，她的记忆中，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

1945年的一天，父亲兴奋地教安妮唱起《马赛曲》，天空有法国的飞机飞过时，他立刻牵起她的手跑到街上：“看，大鸟来了！”那预示着，战争结束了。

在战后重建中，父母逐渐站稳脚跟，生活终于挣扎过了贫困线。咖啡店热闹起来。在对上一阶层的向往中，父亲开始有意识地教安妮练习巴黎人的餐桌礼仪，以及面对顾客时的规矩。他苛求全家人都说“标准的法语”，对自己的北部乡下口音感到自卑。

“否则，人家怎么看我们呢？”父亲的意愿是如此强烈，以致安妮经常紧张得头晕目眩。那时，她的噩梦之一就是：父亲强迫她一字一顿地讲出规范的法语，她则张大嘴巴不停地说着。

尽管经济拮据，但父母一致认为，送安妮上私立的教会学校读书是最好的选择。而这，在周围的家庭中，绝无仅有。私立学校代表特殊阶层，那是通往“布尔乔亚”的阶梯。

令父母骄傲的是，在学校，安妮的表现非常优秀，她是班里最擅长朗读的学生，她的每一篇作文都能得到褒奖。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她经常被老师叫起来做题。她默默下决心，一定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将来像老师一样博学。唯一难堪的是，在讲台上做题时，老师会拿她的母亲举例:“如果你妈妈卖出十包咖啡……”每当这时，安妮就会意识到，自己与班上那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是不同的。她没有同龄朋友，既不去同学家玩，也不敢邀请任何同学到家里来玩，唯有在阅读中，她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出于补偿心理，母亲给安妮买来大量的书籍，她教导安妮说：“要提高自己的身份，就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知识才是最美的，只有书才是最珍贵的。”小学几年中，安妮已经读完了“绿色丛书系列”、一套共十五册的《布吉特》全集，以及多部法兰西文学院推荐的小说。

十八岁的安妮（左）与母亲

为了督促安妮学习，母亲和她一起读书，谈论文学。带她去参观古迹、博物馆和雨果家族的坟墓时，母亲总是表现出很高兴、很欣赏的样子，尽管，她对埃及的花瓶并不感兴趣；而父亲，总是努力地克服胆怯，在某一天里，他带着安妮找到市图书馆，踌躇片刻后，勇敢地推开了那扇门。

那天，在静悄悄的大厅里，父亲让安妮自己开口：“我们想借书……”

把安妮培养成知识分子，让她能够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这是父母唯一的奋斗目标。

多年后，安妮这样回忆：“在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对于像我父母这样的底层大众，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实现阶层跃升。而读书，是实现阶层跃升的一个通道。”

02

孤独地向“布尔乔亚”靠近

尽管父母已经竭尽全力，然而，出身底层社会，安妮的成长依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耻辱。一次旅行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她与“布尔乔亚”之间，竖着一道无形的坚壁。

那年8月，父亲带着安妮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夹在光鲜亮丽的富人们中间，寒酸的衣着让他们自惭形秽。富家小姐们手里拿着旅行指南，包里带着巧克力和点心，而他们的行囊空空如也，没有做任何准备。在餐厅吃饭时，他们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侍者对他们不予理睬，而这不公正的待遇，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属于那个阶层。住在旅馆时，看到房间里的卫生间、热水和盥洗盆，安妮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她现实中的家，因为缺少房间，她和父母同睡一个卧室，既没有冰箱，也没有浴室，周围是充斥着粗话、酒鬼和赊账的贫穷家庭。

回家后，安妮时常想起这次旅行，她开始热衷于玩“理想一日”的游戏，幻想自己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生活在一座宽敞漂亮的大房子里。至于吃的食品、穿的衣服、用的化妆品，对它们的认识全部来自于报刊的广告。她哼唱着“古巴之旅”，憧憬着遥远的异国，在笔记本上描绘着夜幕下的林荫大道、从未见过的冰淇淋，她用全部的想象力，勾勒着梦想中的美好一天。

“源于我父母的职业，他们经济上的困境，他们过去当工人的经历，我们的生存状态，对我来说，羞耻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感受不到它，因为羞耻已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在成长的惆怅中，安妮与父母有了隔阂，她不再喜欢父亲给她讲童年故事，他的思想与她在哲学课上学到的格格不入；她总是不自觉地把母亲和那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太太比较，对母亲的不时髦、不文雅，她甚至感到羞愧。她开始关注国际大事，对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表现出超乎年龄的关切。

孤独地，缓慢地，安妮朝着“布尔乔亚”的世界靠近。她参加“布尔乔亚”青年们举办的家庭舞会，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土里土气。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未来的艺术家，把少年的反叛写进诗歌。对父母，她收起笑脸，只用写作和自己沟通。

始终如一的，是来自父母的爱。当安妮提出想去鲁昂、去伦敦读书时，他们无条件地满足了她。当大多数十六七岁的同龄人已经成为一名工人自食其力时，为了她能够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母亲宁愿只靠土豆和牛奶充饥；为了不让别人说她是懒虫，父亲的解释里带着自豪与自嘲：“没有人管她，她自己就天生这样好学！”尽管，他永远也不会明白，安妮为什么要学习文学。

在父母支持下，安妮到鲁昂市读中学。鲁昂代表富裕与现代化，代表文明和智慧，对她来说，那是只有在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梦幻世界。

中学毕业后，安妮先后考入鲁昂文学院和波尔多大学深造。十八岁那年，她遇到了改变人生的一本书——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通过这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年轻而迷茫的她，开始重新认识母亲，审视女性，这成为她后来走向女性主义写作的契机。

与此同时，羞耻感渐渐远离了，安妮偶尔会邀请一两个大学同学到家里玩，对那些习惯了居高临下的人，她总会事先声明：“你知道吗？我们家很简陋。”

作为回报，那些同学的家门也向她敞开了。安妮感到，自己终于进入了这个阶层。

然而，她仍然是孤独的，唯有在读书中，她才能平静地思考。如饥似渴地，她阅读伍尔夫、卡夫卡和福楼拜的作品。她从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中大量吸取知识，在日记本上，她认真地摘录着诸如“幸福是空手徜徉者的神”之类的闪光格言。

自然而然地，安妮决定写小说。二十二岁那年，她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在二十五岁时没有履行我要写一部小说的诺言，我就自杀。”

青年安妮

03

“我要写作，是为了向我的出身反击”

在大学，安妮结识了一位学政治的男同学，他们一起讨论萨特和自由，一起去看安东尼奥尼的《冒险家》。男同学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全家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教养。在他的影响下，安妮习惯了早餐时一边喝橙汁，一边听巴赫的音乐。夏天到来时，她带着他回到乡下的家中。

那天，父亲脱下工作服，换上只有节假日才穿的新衣服，还特意打上了领带。对这个未来的女婿，他非常满意。而对方那隐藏在彬彬有礼背后的瞧不起，因为兴奋，父亲完全忽略了。

大学毕业后，安妮如愿走进婚姻，丈夫在政府部门任职，她真正地踏进了上层社会。然而，她总是一个人回家看望父母，父母的热情好客并不能弥补丈夫未到的缺憾。他不愿与她同行，这也为他们后来的婚姻悲剧埋下了伏笔。

1967年，安妮通过了一所中学的任职考试，成为一名教师，为学生讲授现代文学。从此，在准备讲义、批改作业、没完没了的采购和两个孩子之间，她忙得不可开交，个人规划不得不让位于家庭规划，写作的梦想离开了她。

尽管已是一个成功的小资产者，但她依然怀念着少女时代读《飘》和《简•爱》时的日子，她在日记里不无担忧：“我担心安顿在这种平静而舒适的生活里，稀里糊涂地就活过去了。”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安妮再次阅读波伏娃的《第二性》。女性主义意识觉醒后，她开始写作自传体小说《空衣橱》。这是一本有政治意识的书，在书中，她写自己出身的世界。也写通过教育抵达的世界，像反对暴力一样，她反对一切文化优势、经济优势。她用写作，向自己的出身反击。

几年中，丈夫在不同的城市任职，家也跟着搬来搬去，安妮的写作断断续续。后来，丈夫升职，他们去了巴黎，安妮调入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工作终于稳定，感情却出现裂痕，在不断的争吵与和解中，安妮疲惫了，一张财产分割清单宣告了婚姻的结束。

二十四岁时，安妮与丈夫

父亲已经去世，安妮把母亲接来同住。不久，她注意到，母亲似乎忘记了如何在餐桌上摆放杯盘；想要熄灯时，她竟然踩上凳子，试图拧下灯泡。直到有一天，母亲冲着安妮很有礼貌地喊“太太”，她才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那段时间，安妮心神不宁，两次和别人撞车，经常有大哭的冲动。一个晚上，她正给学生批改作业，听到母亲正同幻觉中见到的人说话。在无以言说的哀痛中，安妮在纸上写道:“妈妈独自一个人说话……”

在医生建议下，安妮把母亲送到养老院。两年后，在她犯罪般的内疚感中，母亲去世了。从此，她失去了与童年世界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对着母亲用过的提包、围巾，她以泪洗面，三个星期后，才有勇气重新注视照片中的母亲。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都离开了，安妮悲不自胜。父母倾尽全力让她远离了底层社会，可正是那个阶层滋养了她的生命，塑造了她的脾气禀性。人在巴黎，她离群索居，只感到“内心的流亡”。

写作的念头是那样强烈，在笔下，安妮怀念着父母，相继完成了小说《位置》《一个女人》。整个过程中，她经常梦到他们，仿佛还能听到母亲拿着针线盒下楼的脚步声。

用细腻、伤感的笔触，安妮把那些奋斗、希冀、矛盾、痛苦真实展露，在《一个女人》中，她说：“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什么东西吧。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环境里不觉得那么孤独，那么虚假。”

04

只有写作，才是生活

2000年，安妮从教师职位退休。随着年龄增长，她越来越感到，“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写一部反映时间流逝的作品变得越来越紧迫。

那年春天，她受邀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大学谈自己的写作。在胡同里，在公园中，看到穿校服的小学生、披婚纱的新娘、散步的老人，她都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

他们对童年、对人生各个时期有着怎样的记忆？安妮联想到自己，那时，她的《悠悠岁月》正在酝酿中。

“只有当我真正地在写作，并且清楚地知道我将完成它的时候，只有那个时候，我是在真正地生活。”从此，她让所有的一切都让位给写作，哪怕是罹患癌症。

从一张张不同时期的照片开始，安妮回顾着几十年走过的悠悠岁月，她把描述底层人群的生活情景当做自己的义务。那些如她的父母一样的人们，他们从未有过发言权。

安妮从未忘记，自己曾是一个来自城郊的乡下姑娘，“当我穿过巴黎时，总有一种撬锁而进的感觉，经过那里的豪华精品店都会有陌生感，觉得这不是我的世界。”她深居简出，与巴黎文学界保持着距离，只是为了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书”。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部无声影片，从出生时的二战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像摄像机一样，安妮把那些记忆中的画面原版地照搬出来。听过的歌，看过的广告，报纸上的新闻，每一个场景，看似不经意，实则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从童年贫困、青年秘密堕胎到婚姻失败、与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的漫长告别，所有的不堪和隐痛，她完全没有回避。

在写作中，安妮首创了“无人称自传”的方式，书中的主人公，既是她，也是她们。她的故事，也是她们的故事，是个人记忆，也是集体记忆。书中既有总统选举、政权博弈、国际风云这样的大事，也有来自普通家庭的烦恼和个人隐私。安妮用简约凌厉的文字，以个体的光芒照见历史的幽暗，书写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二战以后的法国民间史。

“写作对我而言，不是用来忏悔，也不是用来坦白，而是一种建筑，一种制造。”2008年，历经多年思考与创作，《悠悠岁月》终于完成，甫一出版便好评不断。这部作品当年便获得法国“杜拉斯文学大奖”，有报纸评论说:“她挖掘自己的记忆，并展现个人记忆与人们集体经历之间的微妙互动。不少读者认为，他们在她书里‘简单的激情’中看到了自己。”

在不断地写作中，安妮越来越顽强坚韧。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根据她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影片《正发生》荣获第七十八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部影片讲的是，在堕胎尚不合法的年代，一个青年女子不得不非法堕胎时所经历的种种痛苦。

那是安妮的真实经历。与导演一起回忆那些细节时，她的眼里蓄满了泪水。当时的社会留在女性身上的伤痕，她终其一生都没有治愈。

2022年10月，凭借《悠悠岁月》，安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八十二岁的她依旧雄心不减：“我感到了一份新的责任，继续为这个世界的不公抗争。”当有人称她为“女性作家”时，她强调：“我不是一个女性作家，我是一个写作者。”

（原文《“写作者”安妮•埃尔诺》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11期 文/潘彩霞）

原标题：《“写作者”安妮•埃尔诺》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