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丨喜欢陶渊明的生活境界

11月2日是李泽厚先生去世一周年，本文选自《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一书，谨以此纪念李泽厚先生。

《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马群林 编撰，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

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

马：您说过“实惠的人生我并不羡慕”，那么，理想的人生或者说你最想过的人生是什么?

李：虽然孤独和寂寞，但我也不觉得不幸福，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那么多政治磨难都逃过来了。每个时代都有局限性。理想的人生我是看不到了，但生活还是要有一些责任感为好，享受并不最快乐。

马：有没有想过抱孙子？

李：没有。这比较特殊些，是个性问题。我不相信什么传宗接代，我这辈子见不到孙子都没关系，我不重视这些。

马：有没有特别脆弱的时候？

李：我不认为自己是强悍的人，但也还不那么脆弱，不然早死了。我想得开，很多事无所谓。

马：您的学生许多已是当今著名学者、教授，赵汀阳还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们来美国看过您吗？

李：赵士林来过，当时他在加拿大。我没有学生，都是名义上的。我回国到北京他们都不来看我，当然这完全不能怪他们，我也不通知人家。他们做学生时，我就跟他们说，过年不要到我这里拜年，因为我从来不跟任何人拜年，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马：您旅居美国近三十年了，为何仍不入美国籍？

李：要入美籍很容易，但过不了这心理关，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拿中国护照心理上比较舒坦些。当然，有时也比较麻烦。记得有一次到奥地利开会，提前三个月就申请，到了最后一天，还得请奥地利外交部帮忙，才搞好落地签证。

马：您的学说倡导“乐感”，自己却很孤独。

李：我这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不孤独的时候少。

马：所以，您一直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李：人本是社交动物，有社交的本能和欲望，但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孤僻，不爱倾诉，不爱与人交往。我从来不是要人帮忙解闷的人。包括在美国散步，也喜欢一个人，不让太太陪。我从小就见不得生人，见人就往后躲，这就是个性，个性的偶然性，没法改。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没什么人缘。我在香港一年，离开后没跟任何人打电话联系过。当然，别人打电话我是接的。有人认为我很傲慢，其实我是没事就不联系。我从来不主动去拜访人，连打电话问候也不会。我喜欢独处，即使是非常熟悉的人，整天在一起，搞几天我就烦，就要独处。我这个人讲话也比较随便，常常冲口而出，那也不行。

我还有三个先天性毛病，与不喜欢跟人交往的个性恶性循环：一是记不住面孔；二是记不住声音，别人打电话我总要问“哪位”。有次包括我儿子，所以他现在总是先报上名来；三是记不住路。（笑）

马：近几十年，感觉您似乎是在自觉地与主流环境疏离，甘于边缘，甘于寂寞，执着于自我，继续孤独地走自己的路。

李：对许多事情感到很失望。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了。

从未有失落感

马：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阅读您的作品吗?

李：当然了，因为我的一些东西一直遭到误解，希望多些人看，了解得更多一些。但我不抱这种奢望，这不是我能左右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很多人根本不会看，很难强求。不可能、也不必要回到八十年代那种盛况。

马：您在八十年代有巨大影响力，1992年出国以后这种影响力在逐渐减弱，有没有失落感呀？

李：哈，从过去至今几十年来，我就从未感到过得意，所以也就从无失落感，所以能活到今天。我不在乎那个东西。在美国，我没有什么名气。即使在国内，我也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从心里就平等待人了。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力量，就会专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我始终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嘛。但大概由于不喜往来，人们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我在美国基本上什么会也不参加，也不习惯主动跟人来往，过的是非常平静、非常单调、非常寂寞的退休生活。

马：如何评价自己？觉得历史将会如何看待您？

李：我从来不评价自己，评价留待他人或后人，不管别人说我是或不是都无所谓。现在快死了，更无所谓了。

马：我感觉您对自己提出的那套理论、学说，还是满自信的？（笑）

李：当然。否则就不会去搞了。概括说来，我先后写了 “思想史三论”（“巫史传统说”应该在“古代”内）、“美学三书”、“哲学三纲要”、“伦理学三说”，加上《论语今读》一本，当然还有本“康德书”和对谈与访谈等，“4×3＋3=15”，多乎哉，不多也；少乎哉，亦不少。如此人生，而已而已。

我的哲学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要以“人活着”（中国传统的“生生”）来替代或超越海德格尔及西方传统的Being。对我的东西的现在，我很悲观；但对将来，我非常放心。

马：您这个“4×3＋3=15”的概括非常有意思！我还想问的是：在这“15”里，您比较满意的是哪一本或哪几本？

李：若讲比较满意的话，应是湖南岳麓书社“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中的《李泽厚集》（即《伦理学新说述要》增补本，2021年），算是我的心理主义的伦理学小结，其中包含告别任何政治宗教等论点。当然，就我全部论著来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两书可与这本《李泽厚集》并列。其他一些论著和各种对话之类，就不列举了。

马：您只列举了三本，难道您那本最负盛名的《美的历程》还列不进去？（笑）

李：当然排不上。

马：我发现一个现象：相比您极盛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对您的关注、研究似乎更多了起来，有关您的学术研讨会开了好几次，研究专著出版了多部，研究论文也屡屡刊发，博士和硕士论文也不少。所以，我相信，您的原创性思想系统是不会被漠视的，未来，或许还会有“重新发现李泽厚”“回归李泽厚”这样的情况出现。（笑）

李：我的文章论著，从美学到哲学到伦理学，从思想史到“告别革命”等等，大都曾遭到各种狠厉攻击。一生如此，至老犹然；颇为感慨，却不伤心。我愿学鲁迅，死后还有人咒骂。

我不太爱说狂言，不过现在想说一句：我那些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人认真注意。不过没发现也没关系，迟早会被注意到；如果一直没有，那也就算了。但真理早晚有人发现，科学上不常有重新发现的事情吗。朱熹死的时候，他还是“伪学”，不让人去告别嘛；王阳明死后四十年，他的书才让出版。王船山更是被埋没了几百年。

马：生前名和身后名？

李：倒不是名利问题，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许多时候真理不大容易被人们接受，或害怕接受。我多次说过，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开始也受到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反对和指责。康德也如此。我坚持我的哲学，也从不怕任何挑战。哈哈哈……

还有几个题目

马：还有什么新著问世？

李：前面讲过，“文革”中拟过九个研究提纲，可惜现在只完成了五六个。虽然还有一些东西想写，但身体不行，正式文章也写不成了，最多只能聊聊天。我这一辈子是纯粹单干，一直没有任何助手和帮手。为核对一条小材料，查出处、翻书刊、跑图书馆等等，都得靠自己。现在没法做了。

说来题目还有好几个。例如，写一本《新大同书》。原来是想在总结百年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的展望。这未来既指中国，也指世界。我似乎在无意识地重走康德晚年和马克思晚年的脚步。康德晚年写了永久和平论等著作，盼望人类远景。马克思晚年写了大量关于人类学的历史笔记。这说来会被人笑骂，我居然还想重提作为儒家宗教性道德的大同理想。当然这不是作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设计，而只是借用一下康有为的书名。我似乎与康有为有缘，第一篇思想史论文就是《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当然，我现在对康的评价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马：您还有一本待整理出版的与另一位学者的对话录《返回古典》，这本书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李：不会有了。“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如此甚嚣尘上，在此情况下，“返回古典”就不再多讲了。

马：真遗憾！您说的“返回古典”是什么意思？

李：我们所谓“返回古典”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不要现代性的古典是种倒退。“返回古典”就是重新探求和确立人的价值。我提出过希望有“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希腊，把人从神学、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后引发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也导致今日后现代的全面解构。我希望第二次文艺复兴将返回原典儒学，把人从机器（高科技机器和各种社会机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确认和界定人是目的，发掘和发展个性才能。由“道始于情”而以国际和谐、人际和谐、宗教和谐、民族和谐、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为标的，使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但这仍然需要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

马：发掘和发展人的个性才能，就涉及到教育问题。记得在1981年《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中就讲过，教育学是未来社会的中心学科。

李：我的原话是：“这可能是唯物史观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科学。”

马：还有，您提出教育应以培育人性为根本，我很赞同。

李：我认为，教育不应成为其他事务（如培育资本社会所需要各种专家，培育传统社会所需的士大夫），而将以自身亦即以塑造人性本身、以充分实现个体潜能和身心健康本身为目标、为鹄的，并由之而规范、而制约、而主宰工艺（科技）——社会结构和工具本体。历史终结了，教育倒可以开辟新天地。

当然，历史根本并未终结……路还很长很长。

去留无意

马：您欣赏谁的生活境界？

李：喜欢陶渊明的。在《美的历程》中，有一节专讲陶渊明。几年前偶然读到《顾随诗词讲记》（2006），颇为惊喜与自己的看法大量相同或相似。顾也极赞陶潜，说应将传统杜甫的“诗圣”头衔移给陶潜，“若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上说，则不如称陶渊明为诗圣”（第85页)，再三再四地说陶诗“平凡而神秘”（第80页)，老杜“是能品而几于神，陶渊明则根本是神品”（第85页)，等等。陶诗展示的正是中国“天地境界”的“情本体”，伟大而平凡，出世又入世。“把小我没入大自然之内”（第86页）而并未消失，仍然珍惜于世事人情，“伤感、悲哀、愤慨”（同上)。不只是陶诗，顾对许多诗词的欣赏评论也与我接近，如盛赞曹（操）诗、欧（阳修）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都是既超脱又入世，一往情深，“空而有”。

马：您曾讲过“四个静悄悄”，哪四个？

李：一是“静悄悄地写”。我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也从不对人说。当然，这只是我的个性。二是“静悄悄地读”。我的书没有炒作，不许宣扬，书评也极少，批判倒是多。但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这是我最高兴的。有人跟我说过，我在八十年代的读者，主要还是在大学里面，现在是逐渐走向社会，一般的青年啊、干部啊、教员啊、企业家啊、媒体人啊、军人啊，都愿意看。他们有的还来看我，也有提问题讨论的。倒是那些名流不读我的书，或者是读了不屑一提吧。

马：另外两个呢？

李：三是“静悄悄地活”。近十几年，我的“三可三不可”原则基本上执行了。四是“静悄悄地死”。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没人会知道。我说过，对弟、妹，病重也不报，报病重有什么意思？牵累别人挂念，干嘛呢？静悄悄地健康地活好，然后静悄悄地迅速地死掉。当然，这也纯属个性，我非常欣赏、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或死去。

马：您刚才讲的“三可三不可”原则指什么？

李：每次回国，媒体的采访邀请很多，但我能回避就回避。后来，我定了个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因为后者太正式，前者都属聊天，愿意聊什么就聊什么，随意得很。至于上电视，我想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韩国和日本国家级电视台，凤凰卫视与某些地方电视台和中央某台找到我上节目，甚至不用访谈只要同到南方游览他们跟拍就成。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都拒绝了。

这里要插一句，照相我是来者不拒，所以我和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都照过相。以后如用照片来说和我认识甚至很熟等等，就完全不符事实，应在此声明一下。

2017年在北京北海

马：您刚才提到不喜欢讲演？

李：我一辈子讲演没有超过五十场吧。讲课是要传授知识，演讲除了发表见解外，还要有创意，我讲不出来。但这主要是个性问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82年，哈佛的史华兹曾邀请我去讲演，是Luce基金，我因答应林毓生在前，人要守信，就婉谢了，尽管哈佛名气大。还有不少名校和一些场合、会议用高价请我讲演或作Keynote Speech（主旨演讲），我都婉谢了。

马：据我所知，唯一的一次“触电”，应是2014年参加凤凰网、岳麓书院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主办的“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凤凰台著名主持人许戈辉在介绍嘉宾时，特别说道：“过去十多年，曾多次与李泽厚先生邀约采访，但都被拒绝，这次李泽厚先生‘为大义而食言’，拨冗出席会议，足见本次活动的重要性。”

李：乃勉强参加，只待了十来分钟，开幕式未完就走了。当时我便说过，“乡情难却，偶一为之”。我多次谢绝了许戈辉的“名人面对面”的专栏釆访。

马：2018年，李辉先生给我微信说，央视的朗读者栏目想请您出镜，他们在美国有摄制组。我转告您，希望能破例一下，但也被您回绝了。

李：谢谢辉兄的好意。但人应能自知自爱，已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我喜欢静悄悄，作为一个老人，静悄悄地消失就行了。

马：如秋叶之静美！哪一天读者突然想起您来，却听不见您的声音了，就证明您是消失了。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笑）

李：哎，就是这样，我比较欣赏这种。我现在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但观热闹，何必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