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高地上的勇者 | 新批评·获奖特辑

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作家王威廉的《一种“纯文学科幻”——从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谈起》（新批评第192期）一文获得第八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

作为一个跨界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写作者，他回顾了从事文学批评的心路历程，以及自身对批评的理解。他认为，“批评努力想要破除学术的壁垒，将各种重要的话语整合在一起，激发出异质性的思想。因此，跨学科是批评在这个时代最有魅力、也最有勇气的一种思想品格。”并且表示，“我想要借助文学和写作去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表达自我。批评是我面对知识原野和未来未知的探测器。”

高地上的勇者

文 /王威廉

在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时代，批评家像是站在高地上的勇者，不仅要俯瞰更多的信息，还要有能力在信息中看到相通之处，从而可以进行话语的多种联结与重新构造，这是对方向的探寻与定位，这是希望的辨析与确证，这是对文化大转型时代的深度塑造。

自从我从事写作以来，我从未间断地写下了大量的批评文章，批评与创作如影随形，构成了我更加完整的写作印迹。

实际上，我最早正式发表的文章并非小说，而是批评。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是一个令很多人都陌生的名字，包括他的邻居，更何况我，故而当次年其译本在国内推出后，我迫不及待进行了阅读，没想到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甚至颠覆了我的很多文学想法，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仅此一点，就值得太多的敬意。但他的写作不是廉价的自我疗愈，而是代替人类不断重返奥斯维辛的黑暗深处与致命的苦难对视，晦涩、痛苦和睿智的文字就是这种对视的产物。我写了一篇批评随笔《做乘法的凯尔泰斯》，意指凯尔泰斯的勇气，他对苦难不仅不做减法，还不做加法，他做的是乘法，让二十世纪的苦难变得无比深重。文章发表在2004年的《读书》杂志，那年我大四，拿到样刊的同时离开了大学校园，在社会上开始摸爬滚打数年之后才开始写小说。

罗伯特·刚索维斯插画作品，下同

我一开始并不理解什么叫“批评”，我跟大多数初学者一样，觉得“评论”更好理解。但随着文学经验的积累，我越来越喜欢“批评”这个提法。当然，“评论”跟“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语义是相通的，但这两个词在当代语境中所对应的内涵还是有些差异。在日常语境中，“批评”是个负面的词，指责某人或某事，但在文学语境中，“批评”不仅可以指责作品好不好，更是一种阐释的冒险，它显得比“评论”更自由、更不羁。相对而言，“评论”似乎不能离开那个相关的话题对象太远，有“跑题”“偏题”之虞，但“批评”似乎可以走出很远很远，甚至成为一种独立的、可以自我指涉与繁衍的话语。“批评”看似让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变得概念化、抽象化，但它实则是为了破除另一种板结的概念与抽象，从而建构起一个自我跟公共性之间更加平衡和智慧的视野框架。很多时候，“评论”确证着尺度，而“批评”探察和拓宽着尺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开始我写的那些文章更多的是偏向于评论，是对很多经典文本或同时代文本的学习心得体会。评论的写作仿佛是一根钢笔的吸管，探入到那些作家的作品深处汲取情感与思想的墨汁，然后落笔在纸上，形成永久的记录。这些记录为我写小说提供了一种艺术的刻度。

后来写了不少“创作谈”这种文体。说到这个，就不能不提中国文学期刊体系对文学生产的重要影响：对于比较优秀的作品，尤其是新人作品，期刊常常不惜篇幅进行推荐，除发表作者的作品外，还会配发评论家的文章以及作者自己的创作谈。如果不是刊物邀约，我不会写那么多的创作谈。创作谈是初学写作者的噩梦，本来朦朦胧胧的感受却要写出个“一二三”，是很伤脑筋的事情。正因我很早就开始写评论文章，故而在写创作谈时，就告诫自己，不要过多去阐述自己的小说，把创作谈写成是自己小说的评论，那还是有些奇怪的。自我阐述会局限自身的视野，创作谈在总结之余，更应该是展望与突破。于是，我在创作谈中努力去眺望一种写作的理想：作品想要达到的，而不是已经达到的，并且努力想让创作谈的话题更加具有公共性与时代性。

发表作品多了，开始出版单行本。每出一本书，我都有写后记的习惯。这个后记就不同于单篇作品的创作谈，它是从一个更长时段来回望自己的写作，有感悟和总结，也有反思与展望，也是对我特别重要的批评文字。

久而久之，我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用思考去推动小说，又用小说去推动思考。这倒不是说我要先设立主题然后去生搬硬套，而是理解了叙事与思想的关系。小说的思想不是一个给定的结论，而是伴随着叙事慢慢生成的，甚至就是叙事本身。小说的发生必然受制于思想的视野，只要视野足够宽阔，才能让自己的写作不固步自封，逐步向着陌生而辽远的领域前行。此外，一个作家的作品形式也不能是单一的，而是要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作家要有自己的风格，但好作家要努力破除自己的风格。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在接受层面上，有些喜欢我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读到我现代主义的作品之后，就觉得一下子很不适应；喜欢我科幻作品的朋友回头去读我的现实作品，也觉得不适应；有些习惯了类型化的科幻作品的读者，读了我的混杂着现实与未来的科幻作品，也觉得不适。我没有强大到可以超然其上，一笑了之，有时候也会有那么一点点委屈的感觉，分明是在探索，怎么会遭受这样的误解呢？但同时马上就意识到，既然是探索，那么遭受误解肯定是必要的，否则就证明你根本没有迈出去。好多年前，我的编辑华爱丁老师有一次跟我说，不要写“太完美”的小说，我对她的这个提醒一直念念不忘。在小说学徒期，应该努力写出各方面都觉得好的“完美小说”，但过了这个时期，就应该去探索小说的可能性。

但是探索谈何容易，探索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在时代语境中既胶着又超越；胶着的部分关乎时代的特质，超越的部分关乎历史传统、文化价值与艺术谱系。

自现代以来，大多数小说家都有着良好的理论能力，很多关于文学的随笔与文学作品同时流传于世。有几位堪称是杰出的批评家，在我心目中，加缪、米兰·昆德拉和库切这三位作家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跟他们的批评完全是密不可分的。加缪的写作习惯是将同一个时期的哲学思考写成三种文体：小说、批评随笔和戏剧。比如《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和《卡里古拉》就是同一时期完成的。昆德拉的小说则几乎是他小说思想的一种实践，他的批评随笔集如《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是现代小说批评史上绕不开的经典。库切长期在高校执教，熟知当代各种前沿理论，故而他的小说很多时候是对理论的一种回应乃至挑战。他的小说《福》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对于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都有所涉及。

中国的现代文学其实亦是如此。在鲁迅那一代新文学代表作家那里表现得非常鲜明，研究、批评与创作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几乎都是学者型的作家，不过基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他们首要的职责是总结，对于过往的数千年汉语文学遗产进行过渡性的大总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典型的论著；总结之外就是开启，这种开启与世界性的理论旅行息息相关，众多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构成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理论跟批评甚至一度框定了写作的范畴。进入新时期以来，作家在这方面的探索越来越多。“先锋小说”几乎是理论和观念的产物，如果回看，许多作品艰涩难读，但其中的很多思想与气质却化入到当代文学的传统中去了，点燃了很多可能性。

进入21世纪后，一个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时代迅速让文学的信息传播功能黯然失色。还记得我的童年时代，信息匮乏，只要获得一本书，都会得到尊重和捧读。可如今，各种信息触手可及，有时候摄取了过多的信息反而一无所得，大脑陷入麻木状态。就像我有时也喜欢刷抖音，看的时候很投入很开心，几十分钟一晃而过，但放下手机再回想刚刚都看了些什么，十之八九已经想不起来了。因此，批评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批评家像是站在高地上的勇者，不仅要俯瞰更多的信息，还要有能力在信息中看到相通之处，从而可以进行话语的多种联结与重新构造，这是对方向的探寻与定位，这是希望的辨析与确证，这是对文化大转型时代的深度塑造。

批评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好的批评犹如利剑出鞘，没有任何藩篱能够阻止它的锋芒，它注定是跨学科的。当“论文”都固守于自己学科内部的“一亩三分地”时，批评却努力想要破除学术的壁垒，将各种重要的话语整合在一起，激发出异质性的思想。因此，跨学科是批评在这个时代最有魅力、也最有勇气的一种思想品格。我自己也从物理跨到了人类学，又从人类学来到文学，那些滋养是慢慢出现的。比如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可以写科幻，而人类学家的那种写作雄心也让我念念不忘，觉得也应该是作家的写作雄心。如人类学家徐新建说：“格尔茨、列维-斯特劳斯、摩尔根、弗雷泽等学者，他们到处收集材料，是力图回答并解释‘人的问题’——全人类的问题。你可以不同意这些作者提法的普世性，但却不能轻易否认他们写作的整体目标。”

当代作家的学历也在大幅度提升，有博士学位的作家越来越普遍，因此当代作家基本上都能写批评文章。学历与思想自然不能划等号，但学历本身意味着受到了较长时间的学术训练，拥有较好的知识积累，这些都是思想运行的基础。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警惕那种过度的学术程式与规矩对自由思想的扼杀。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当代小说的文化诗学》，我想深究的是小说这种文体的奥秘究竟何在，尽管它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但是我希望能真正理解小说的内在机制。这场漫长的思辨旅程让我受益匪浅，我以小说与文化的关系入手，终于理解到叙事是生命主体的一种文化实践，正是在这个讲述的过程中，主体才逐渐生成。批评家李敬泽说：“小说就是不自然，就是人的声音对世界的干预。”这是他在论述作家罗伟章的文章中提出的，令我印象极为深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叙事、理解小说，才能真正意识到小说这种文体背后所承载着的人类的精神分量。叙事是大于小说的，并不是每一种叙事都能被纳入到小说的范畴当中，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小说是艺术，因此小说的复杂程度又是大于一般叙事的。小说的叙事与其他的文化叙事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除却形式上或表面上显而易见的不同，还在于它依赖一种特殊的戏剧性，即一种主体塑型的戏剧性。没有对社会内部的各种机制有一种新的敏感的洞察，便不会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戏剧性来展示现实与释放情感。循着这个思路，我理解着小说的发生、主体的生成、戏剧性的能量势能以及符号在社会与文本的双向循环等等根本性的问题。小说文体与生命诉求之间的深刻关系，给予我更加坚定的写作信心。

尽管文学的艺术本无所谓“前沿”还是“传统”，只有好或不够好，但是在某种趋势中又确实蕴含着时代与未来的气息。我想要借助文学和写作去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表达自我。批评是我面对知识原野和未来未知的探测器。我写下一篇篇批评文章，勾勒着自己的文学知识地形图，它也变成了我的思想武库，假如它能对他人也产生一点启发，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感谢《文学报》的肯定和鼓励！

原标题：《王威廉：高地上的勇者 | 新批评·获奖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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