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与“海上书籍之路”：东亚典籍的“环流”

2022年10月29-31日，“海上书籍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院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扬州大学、浙江大学、台州学院、郑州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维尔茨堡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宁波教育学院、宁波图书馆、镇海海防纪念馆、镇海区图书馆等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六个国家相关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对海上书籍传播、宁波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天一阁与海上书籍之路等学术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海上书籍之路”理论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勇是海上书籍之路概念的提出者，他在主旨发言中阐述了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东亚文明在漫长岁月中，大致经历了三次文明浪潮，即秦汉时期的“汉字之路”、魏晋南北朝的“蚕桑之路”及隋唐时期的“书籍之路”，使我们与东亚各国之间产生了深度的文明交流互鉴。其中发生在隋唐时期的文明浪潮以书籍为载体，法律制度、伦理道德、文学素养、审美意识等传播到东亚，重塑了周边民族的心灵世界。他提出东亚书籍之路的交流以“环流”为特征，不仅仅是中国对周边国家的传播影响，更应该理解为中外书籍交流的互相借鉴、创新发展。王勇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隋唐时，中国与日本、新罗等东亚国家通过海上进行的文化交流比较广泛，现存很多有关唐代时新罗、日本遣唐使在中国购买书籍的史料记载，还包括部分书籍传入周边国家后，当地的传播、抄写、保存过程。因此，虽然中日之间空间相距万里，然而当时很多文人发现二者文化同根同源，极为相近。唐代以后，大量中国典籍毁于战火，大量古书因高丽、日本赖以保存，宋代以后，一些书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回国内，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和繁荣。他总结“海上书籍之路”：这条路起自中国，大约在公元前后通达朝鲜半岛，5世纪延伸至日本列岛，隋唐时代，中日直达航线开通，书籍交流盛况空前，至明清不衰，通过“海上书籍之路”的打通和活跃，我们与东亚各国间产生了深度的文明交流互鉴。

日本学者田渕义树（浙江大学兼任教授）表示，“海上书籍之路”的理论与方法还可以得到更广的应用。比如最近十五六年来，日本持续实施的一项大型综合科学研究工程“宁波计划”，从历史、宗教、建筑等方面围绕宁波进行综合考察，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十余册，然后未能引进书籍之路的理论和方法。又举了《西湖游览志》的例子说明“书籍之路”的作用和影响，昭示了书籍的力量所在。

中国“海上书籍之路”通往各国

与会学者各展所长，探讨了世界各国与中国之间的书籍之路。其中尤以中日间书籍之路讨论最多。李杰玲（海南师范大学）对日本所藏关于鉴真东渡记载中的宁波进行了深入研究，她认为在明州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史上，鉴真东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他在多次东渡过程中不仅携带了大量佛教经籍，还包括了一批经典汉文书籍，如《含注戒本》等律宗典籍、写本《宁波府志》等，对日本古代典籍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书籍的流转与传播，记录了隋唐明州作为中日佛教文化传播与书籍流通的重要港口的历史。周蓓（郑州大学）整理分析了唐代日本人所撰传入日本的汉籍目录，通过对汉籍东传的历史、路径、规模与种类的梳理，从文化传播角度论证汉籍对古代日本文明的影响。刘云（天一阁博物院）考察了近代中国民间铜版印书与日本的关系，她指出，近代上海和宁波民间铜版印刷与日本出版界和日本商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驻日公使与宁波赴日文人以及日本书商、日本旧贵族彼此之间的交往，促进了中国印刷业的繁荣，推动了民间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拓展。她还对以前古籍著录中由于对铜版蚀刻印刷技术的不了解而导致的对古籍版本的错误认识进行了讨论。

鉴真东渡带来的书籍交流，对日本宗教、医学、美术、文学、书法、建筑等都有重要贡献。

还有一些有关日藏域外汉籍的专书研究，如冯先思（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对日本高山寺藏中古时期抄本郭向注《庄子》做了专门研究，认为其行间小字多摘录陆德明《庄子释文》，部分条目保留了宋人修订以前的旧貌，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前人认为部分条目摘录成玄英《疏》的说法值得重新看待，盖因成玄英之《疏》文多袭取旧注，与陆德明之书系出同源，故有相似处。苏卢健（台州学院）对日本东北大学所藏明《天下一统志》的书目著录情况，尤其是其版本著录情况，做了详细讨论，认为是书当为万历本而非天顺本，并探讨了东北大学所藏汉籍的书目著录问题。

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古代属于相对独立的王国，与中国关系密切，多有书籍交流。近年随着《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等基础文献的刊布，研究渐热。张明明（扬州大学）以琉球汉籍《条款官话》为中心，探讨了晚清国际政治下，琉球国的政治处境及其“小国外交”策略，并以英法骚扰那霸港事件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

朝鲜半岛与中国陆上相连，书籍之路更加畅通，书籍交流也更加频繁。韩国学者琴知雅（北京大学副教授）详细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书籍交流的情况，并概述了其专著《韩中历代书籍交流史》的基本内容。

欧美各国与中国的书籍之路同样源远流长。谢辉（北京外国语大学）讨论了十六至十七世纪前期的汉籍西传欧洲的历史，重点叙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海上三强”和耶稣会士西传汉籍的情况，并总结了十六至十七世纪前期汉籍西传的五个特点。颜敏翔（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通过对清代民国时俄罗斯驻京传教团在华文献收集活动的考察，分享了俄罗斯汉籍收藏的特点、种类以及流转情况。德国维尔茨堡大学谢书悦博士以传教士Heinrich Hackmann (1864-1935)的藏书为例，介绍了德国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情况。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善本与印刷史部主任冯坦风博士研究了加州早期的华人移民汉字印刷史。他通过对现存华文报纸等文献的研究发现，19世纪中后期在加州出现了汉字印刷术，照相平板印刷术在加利福尼亚早期的汉字印刷中占主导地位，受香港技术的影响，19世纪末开始出现汉字铅印技术，并带动了这一时间段中文图书出版销售业务的繁荣；现存华人印刷品以实用性文献为主，如华人信件、使用手册、学习指南等。

还有一些专书研究展示了海上书籍之路较为深入细致的一面。如邹振环（复旦大学）以《瀛环志略》的文本细读为基础，详细介绍了其内容与特点。19世纪中期出现的《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是第一批面向海洋文明的划时代文献，尤其是《瀛环志略》不仅利用了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汉文西书，还充分参考了郭实猎等同时代新教传教士的西学译著，最值得重视的是他还广泛利用了直接接触的西人的口述资料。《瀛环志略》在自然地理、区域地理、地名学、地志学方面为晚清世界地理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规范。内容上，《瀛环志略》以四大洲（亚、欧、非、美）和五大海（大洋、大西洋、印度、北冰、南冰）来划分，注意到自然地理上大陆与海洋的区别；在介绍各国时，也是首叙一洲概貌，然后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将一洲划分为若干区域，各洲之下再分国叙述，这是近代区域地理方法对《瀛环志略》产生的影响。该书揭示世界古老文明面对的挑战，提出“古今一大变局”说；倡导发奋图强、透露出强烈的反侵略旨意；推崇欧美民主政制、颂扬华盛顿；提倡坚船利炮和尚武精神；主张开拓中外贸易和倡导掌控海权；在编纂策略上坚持“以华释外”，使该书和《海国图志》一般，成为晚清开启中国人认识域外世界，理解海洋文明的文献。

宁波、天一阁与“海上书籍之路”

宁波作为东亚文化之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是古代东亚书籍传播的枢纽，也是近代西方文献进入中国的首站，在古代对外书籍传播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会议中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重点讨论。

常永婉（浙江大学）通过探寻宁波籍文人王治本思想、生平、作品和日本行迹，指出了目前有关王治本生平研究的若干问题，探讨了晚清传统文人思想转变的过程和中日文人交流的情况。

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二十二史考异》等古籍

徐春伟（镇海海防纪念馆）、周晓卉（镇海区图书馆）对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祎理哲所著《地球说略》一书对日本近代世界观的影响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介绍了《地球说略》基本内容及其在日本的翻刻情况。

谢蓉蓉（宁波教育学院）以宁波史上的《英话注解》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洋泾浜英语文本中各门类、词项和句子等语言要素所体现的文化特色，体味《英话注解》的洋泾浜英语标音文化特色，揭示了洋泾浜英语在中外文化传播、商帮文化的形成和兴盛以及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贺宇红（宁波图书馆）分析了历史上以宁波为终点的浙东运河沿岸造纸业、刊刻业的发展情况、古代各国之间书籍的传播与交流、书籍的回流，介绍了以天一阁为代表的宁波各大藏书楼所藏“和刻本”基本情况，探讨了浙东书籍之路在对外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天一阁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收藏了大量海外汉籍，与“海上书籍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慧惠（天一阁博物院）考察了天一阁馆藏明刻套印本《东坡先生志林》的流传史，这部珍贵古籍在中国撰写、出版，通过商贸出口到日本，先后经日本学者涩谷碧和德富苏峰收藏，并将此书改装为日本装帧，钤盖印章，题写书签。大约在二战前后，此书从德富苏峰成篑堂散出，流入美国，入藏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而最终不知因何种缘故，此书又流回中国，游子归乡，终被天一阁收入馆藏，形成了完美的书籍环流，留下了许多文化印记。赵旭腾（天一阁博物院）介绍了天一阁所藏域外文献、海外收藏机构所收藏的天一阁书籍基本情况，提出宁波天一阁在东亚书籍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庄立臻（天一阁博物院）发言中指出，宁波有“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之誉，天一阁收藏了大量海外书籍，是海上书籍之路的重要节点。天一阁原藏书中，有记载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琉球、西洋诸国国情书籍二十余种，这些书籍后来成为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的重要来源。明清以来，天一阁刻印、收藏的书籍也以不同方式流散至日本、美国等国的藏书机构，客观上促进了书籍交流和文化传播。在清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氛围下，大量西方书籍进入中国，清末民初的宁波私人藏书家们也收藏了大量西方书籍，而这些西方书籍最终又由藏书家们捐赠进入天一阁，成为天一阁的重要收藏，为研究“海上书籍之路”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资料。

本次研讨会从多个维度探讨了“海上书籍之路”与宁波及天一阁的相关问题，为与会学者搭建了一个关于“海上书籍之路”研究的交流平台，推动了以“海上书籍之路”为中心的书籍史、阅读史、版本学及国际文化交流史等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