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怀特：几乎所有出版商都拒绝了我的第一部小说

澳大利亚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 怀特的自传《镜中瑕疵》近期已经和大家见面了，怀特在这部作品中将自己最为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了读者。

从体弱多病的孤僻少年成长为一代文学巨匠，他的人生经历可谓是精彩至极，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镜中瑕疵》中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出版的内容，与很多大作家一样，一开始，他的稿件也被很多出版商拒绝了……

《镜中瑕疵》（摘录）

[澳]帕特里克· 怀特 著

李尧 译

1939年初，我离开伦敦，试图说服纽约某出版商接受我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在当时，几乎美国所有的出版商都拒绝接受我的这本书。后来，海盗出版社的一位合伙人、文学上的“晴雨表”本·赫布斯一定是看出其中的奥妙，终于决定出版我的《幸福谷》。

《幸福谷》

他在世的时候与我合作密切，尽管我只能给他带来责任和义务。他去世之后，他的继任也还是没有抛弃我——也许是他对我的过分信任把他们都唬住了。他是一位匈牙利拉比的儿子——犹太显贵的后裔。

他们虽然不曾表现出自己信仰中那些传统的东西，也还是汲取了教义中的养料，而且其天性中的正直与诚实引领着他们的精神。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如今已像虔诚的基督徒一样少见了。

本的个性为我的小说《乘战车的人》中希梅尔法布的性格提供了依据——这里指的是传承而来的心灵，而不是外表。从外表上看，他是个老于世故、玩世不恭的人物。我去纽约那年，正是麦卡勒斯因为发表《心是孤独的猎手》而一举成名的时候。

《乘战车的人》（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那些读了书评的纽约人——如果只看书评不看小说的话——都急不可耐地问：“一个年轻姑娘怎么能知道这些事情？”对于这种怀疑，本心平气静地回答：“她肯定可以看书，不是吗？”

在纽约出版第一本小说获得的虚假成功、在纽约居住时周围发生的种种事情、在美洲大陆的旅行，甚至在陶斯和弗里达·劳伦斯以及布雷特的会面都使我产生一种幸福之感，并且因此而推掉了不少要到欧洲处理的事情。直到英国对德宣战才把我从甜蜜的梦乡惊醒。

回到伦敦，我发现什么东西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市民已经开始疏散。防毒面具随处可见。男女私通，玩世不恭，对于战争代价的玩笑数量有增无减。物资供应还算丰富，至少对于富人是这样。

眼前还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虽然都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么大的变化。这一方面由于他们目前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另外一个世界。

阅读中的怀特

苏珊已经结婚，她的丈夫我以前只是略有所知，现在却不得不跟他打交道了。狄克死后，露丝带着忠心耿耿的玛贝尔来到欧洲，打算在伦敦和格林德堡安度晚年。伊内兹·伊姆霍夫和她的哥哥马里奥·玛兰恩塔也在这儿。

马里奥作为一个做蜜饯的能手、糕饼师傅，在已经实行配给制的伦敦很快便大显身手。此外还有罗纳德·沃特斯和罗伊·德·梅斯特。

回到伦敦固然很好，但战事似乎永远地陷入了僵局，我很快就烦躁得要命。音乐厅照例灯火辉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在齐格菲防线晾晒衣裳。人们牢骚满腹，没有一个平心静气的时候，只要口袋里有钱就到饭馆大吃大喝，挥霍一番。我们像过去一样，常去剧院，举行更加亲密的聚会，还不顾危险在灯火管制期到街上闲逛。

我该提一提罗伊在埃克莱斯顿大街居住时，最初收留的那几位房客。因为他们对我的生活发生过某种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非是立竿见影的。一个白俄罗斯人在临街的前厅和地下室做起了贩卖古董的生意。此人曾是一位海军上将，疯疯癫癫，很惹人讨厌。他后来成了我的《姨妈的故事》中的索科利尼科夫的原型。

文学创作有两种技巧最难掌握，一是把讲究贞洁的女人写得让人感兴趣，二是把令人讨厌的男人写得可以忍受。我塑造的索科利尼科夫这个人物是否成功，我没有勇气弄个明白，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作为一个典型性格出现在我的作品中了。

还有来自维也纳的姐妹俩跟我和俄国人相处甚好。她俩有知识、有教养，待人谦和，极力讨别人欢心，却得到了恶报。与她们的接触，增加了我对中欧地区犹太人的了解。

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种族的屠杀所造成的恐惧还没有把我们的自满情绪完全打消。在码头、机场遇上难民，心里还不由得升起一股怒气。某些如同垃圾的戏剧使已经埋葬了的反犹太主义死灰复燃。

《生者与死者》

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像走马灯似的一闪而过，希特勒发动的大战最初几年处于僵持阶段。这一切都使得我难以忘怀自己相对而言没有什么意义的进步与倒退。就是现在，我也常常想起什么时候我在什么地方住过，做了些什么事情，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至少我还记得1939年夏，回伦敦之前，我在科德角的桑威奇就开始写我的小说《生者与死者》了。

《幸福谷》的出版向相当一部分评论家和读者表明我是一个作家。现在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有此天赋，便不得不继续写下去。我想，人们的第二本书大概多半是在类似我这种想法下写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幅本应该是伦敦城的风情画，因为作者要对生活在这里的一部分人进行剖析而完全被破坏了。

战争使得我不得不提前动笔写这部本该再酝酿几年的书。这个阶段我写作的时间没有保证，断断续续，而且个人生活很不如意，前途未卜。我一直不喜欢《生者与死者》这部书，也许压根儿就不应该写它。

怀特和挚友曼努雷

回到伦敦之后，我继续写这本糟透了的书。在这一段怀疑人生价值、气馁而又比较平静的日子里，我对自己和正写着的这本书越来越不满意了。我终于决定到纽约去。至少等到我的同龄人开始应征入伍时再回英国。

也许那时候这本书便能瓜熟蒂落——可以把它交给出版商了。如果我是英国人，那时是不准离开英格兰的，可我是澳大利亚人，他们还是给我办了签证。离开澳大利亚到剑桥上大学之后，我便再也不想回去了。

而此时此刻，我却用着澳大利亚护照。来这儿之后，每逢胆怯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继续待在美国。许多朋友也劝我留下，包括一位我相信本来可以成为我生命中的另一半的人。

表面上看，纽约没什么变化。繁华的市面上，可以看到从欧洲逃来的比较幸运的难民，还有从英国来的富有的逃兵。最大的变化还是我自己。心中的歉疚把我搞得火气很大，特别爱吵架。我白天工作，写那本在我眼里并非必须的书。

漫漫长夜，无处消磨，只好一家一家地逛酒吧，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跟一帮朋友。我常在他们身上发泄心中的愤懑，弄得朋友们不得不踢我的肋骨，让我从东区某条街沟边爬起来。他们之所以还理解我，我想恐怕仅仅因为我是作家，又是外国人。

备注“11月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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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阅 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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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帕特里克·怀特：几乎所有出版商都拒绝了我的第一部小说 | 新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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