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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后,还有人记得范雨素吗?

2022-11-07 17:1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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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是读书天》

5年前,文章《我是范雨素》爆红于网络,让皮村文学小组第一次受到了广泛关注。

皮村位于北京五环外,离机场很近,每隔不久就会有飞机在低空轰鸣着飞过。本地人口只有两千多,但有三万多外来人口在此常住。

文学小组是北京工友之家在2014年组织的,那是一家致力于为打工者提供文化服务的公益组织,2005年开始扎根在皮村。工友之家的社区工会专门负责举办各种讲座、兴趣活动。

看到了小组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张慧瑜就投了简历,成了这里的第一位老师。那之后,每周有两个小时,一群热爱文学的打工者都会聚在一起,学习、讨论,不少在高校老师、作家都来给他们上过课。

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就像一阵风似的刮过,5年过去了,如今再提起皮村文学小组,不少人会有疑问,小组还存在吗?范雨素还在写吗?

一个令人宽慰的消息是,它还在。课没断过,疫情期间也会在线上上课,人员来来往往,但许多老成员这些年一直都在持续地上课和写作。

他们今年还正式出版了一本文集《劳动者的星辰》,收录了其中9位成员的14篇作品。书封上印着范雨素的一句话:“写作就是为了大声说:我存在!”

《劳动者的星辰》范雨素、郭福来等著

我们找包括范雨素在内的几位成员聊了聊,关于写作,也关于他们怎么对待生活的捶打和命运的不公。这是在当下尤为珍贵的故事,提示了一种在狂风骤雨下依然保有尊严的可能性。

01.

没有人指望过,靠文学改变命运

范雨素没觉得自己的生活因为成名而发生了什么变化,依然租住在皮村,做钟点工、看书、写作。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原来每年还能存一点钱,这几年就没有了,只是维持自给自足。”

她以前做月嫂、育儿嫂,收入高一些,但工作的时间长,为了多留点时间写作,后来她就只做钟点工了。

成名这五年多,不时会有记者来采访她,也有视频团队来拍摄,她也参加过一些文化活动,但总的来说,生活还是那样。“关注我的人都在远方,离我近的人根本不关心也不在意。”

她有一个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也是做育儿嫂的,后来回老家了,隐隐听说她出名了,在微信问她:“你怎么没干活了?你现在在搞文学赚钱吗?”

范雨素没靠“搞文学”赚到什么钱,不是没有机会,只是她想写点儿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从2011年开始,她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一直在构思和找资料,到今年,这本书终于快出版了。

她没有继续写读者期待的那种非虚构作品,因为她始终觉得,写作是为了自己。“我原来几十年一直过着一种穿隐身衣的日子,别人不在意我,我也不在意别人,出了名之后也是一样,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能发表就发表,不能发表就就拉倒。”

除了这部小说之外,她写得很少,七七八八加起来也就两三万字,“写的话,至少也要写个60分的东西出来,一件事,如果我觉得我写不出60分,那我就不写。”她花更多的时间看书,这是她一直以来的爱好。

2022年10月的皮村街道

和范雨素一样,皮村文学小组的大多数人说不上有“文学梦”,也从没指望过可以靠文学改变命运,支撑他们的,只是最纯粹和朴素的对文学的喜爱而已。

施洪丽做了十几年的月嫂。她带孩子的时候,喜欢给孩子讲故事,有位雇主问她为什么不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她说她没动过笔。又过了两年,范雨素出名了,这位雇主特意打电话告诉她,她就找到了皮村,开始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

在《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这篇自传性质的文章里,施洪丽记录下了在北京当月嫂之前的经历:在四川老家时,学习煤油灯孵蛋技术,想要创业,还没走上正轨就因为房子意外失火烧掉了致富希望;去成都打工,在一家农家乐的后厨做“墩子”(配菜);在火车北站擦鞋;做小时工和保姆;开家政公司……

虽然将近五十岁才真正开始动笔写作,但施洪丽一直喜欢看书。从中外名著到网络小说,她什么都看。“喜欢看书写作跟喜欢打麻将,带来的精神快感上可能没什么差别。”她不觉得这是需要用意志力来坚持的事。

李文丽绘制的施洪丽 来源:文景

郭福来是皮村文学小组的老成员。为了增加家庭收入,2015年,四十多岁的郭福来从河北老家来北京打工,落脚皮村,做布展工人。家里还有八亩地,他农忙时再回家帮忙。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在家时,也会写些诗歌、散文,发表过。他性格内向,不抽烟也不喝酒,很少和别人聚在一起聊天,闲时自己坐在一间屋子里看书,就觉得很充实。

刚到皮村时,他问一起干活的工友附近有没有图书馆,工友介绍他来了“工友之家”,书可以免费借阅,他下班后就总来。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付秋云告诉了他文学小组的存在,那之后,每个周六,只要没有工作,他就会来上课,一直到现在。

02.

生活意味着,

以完整的自己去做点儿想做的事

“我觉得,我每天忙忙碌碌地赚钱叫生存,写点儿东西叫生活。”范雨素这样解释写作对她的意义。

生存意味着,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工具使用,“我是机器人来干活”。她也会把雇主想成是机器人,这是她给自己的平等,“我给你干完活,你给我钱”。

她早年接受采访时讲述过在工作中尊严受挫的经历,“有时候跟雇主去亲戚家里吃饭,等到你吃饭的时候,雇主的亲戚给你拿出一双一次性筷子。这种时候我就会有被刺痛的感觉。”

有关于机器人的假设,像是一种自我保护,先于雇主封存起灵魂和尊严,在受伤之前就做好准备。

这种被轻视的感受,施洪丽也常常会有,所以相比起钟点工、保姆,她更喜欢月嫂的工作,即便那是最累的,但是更容易得到雇主的尊重和信任。

《何日是读书天》

生存是不得已的,而生活则意味着,以完整的自己去做点儿想做的事。他们走向了文学。

范雨素从小就看了各种各样的小说,陪着主人公们经历了无数段人生,再好或者再苦的事都感受过了,所以后来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她都觉得是正常的。很多人看了《我是范雨素》之后,觉得她可怜,她对此感到很奇怪,“小说里那么多人,不都比我可怜吗?”

“看得太多了,就觉得生命本就是这样,忍过去就好了。你可能会说,忍过去,人不就成奴才了吗?文学是不是把我教坏了?实际上不是的,不公平的事情被写出来,被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接受生活里的苦,并不代表着麻木。“就算把我当机器人,但他会知道,这个机器人原来是会表达的机器人”。

在范雨素看来,“文学既是生活的矛,也是生活的盾。作为盾来保护自己的时候,文学是生活的避难所,文学里也有各种各样应对生活的方式,都是可以被举起的矛。”她做保姆的时候,有一次被人打了,在这行是很常见的事,她选择了去打官司,虽然最后没得到什么,但是她像书里的人一样,尝试反抗了。

《何日是读书天》

把生活里的事情写下来,也是一个心理上的脱敏过程,写出来了,就不难受了。郭福来也有类似的感受,如果一段时间不看书或者不写东西,就好像有东西压在心里似的,写出来,就会一下轻松很多。完成之后再仔细读一读,整个人都舒畅了起来。

作家梁鸿在谈到翻译海德格尔的工人陈直时曾说,“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在试图冲破自身,在生活范围之外寻求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韧性的东西。”

但对于皮村文学小组的人们来说,追求的也许并非超越性,而是完整性。在阅读和写作中,他们得以从工具还原成人,修补和保全自己。

03.

在无法反抗的命运面前,救自己

对于写作,施洪丽的想法不止停留在个人层面——“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声音了,我们被淹没了,生活没有人知道了,要记录下自己的故事”。这是她在文学小组里想通的事,以前她总觉得自己的所感所想不过是鸡毛蒜皮,不值得写。

后来她看到一句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觉得很好,就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在文学小组里,除了谈论文学,她开始学着思考,“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是现在这样”。

《何日是读书天》

她过得很辛苦。丈夫从结婚时身体就不好,干不了体力活,整个家庭一直靠她支撑。两年前她得了大病,做了手术,在老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就又回到了北京,为了挣钱。

和挣钱一样急迫的是,她想写一部介于非虚构和小说之间的长篇作品。

“本来想着50岁的时候再动笔,那时候女儿可能结婚了,先生可能也死了,我也没什么经济负担了。谁知道还没到50岁就大病缠身,先生也没死,女儿也没结婚。”

施洪丽有一个同村的好朋友,因为家庭原因在初二就被迫辍学了,但一直想当一个乡村作家,经济那么困难,还会订购《作家摇篮》《写作》这样的期刊。因为施洪丽在高中时也结婚离开了家,两人就断了联系。等施洪丽再回村,发现她已经没再写了。再后来,就听说她自杀了。

“90年代的时候,村里自杀的人很多,自杀的原因也很多,我舅舅、舅妈,我邻居的老公,同学的老公……他们都是自杀的。但是我总在想,她为什么会自杀?”

这件事一直压在施洪丽的心里,她想写写家乡的村子里面几个女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什么命运会是这样?”为此,她花了大量的时间查资料,也写了十几万字。

《何日是读书天》

她对生活的期待很简单,能吃饭,有活干,能稍微地平等和谐,就很好了。她接受命运的一切。

现在月嫂的工作不太好找,找工作的人太多了,好多还很年轻,她年纪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更不好找。没有活干的时候,她就查资料、写自己的小说,有活干了,就去挣钱。

“当时医生说我只能活几个月,我一开始也很悲观,但很快就不悲观了,人谁不死呢。我现在身体状态也还挺好。”她想快点儿把小说写完。

郭福来初中毕业后去参了军,从部队回来就在老家结婚生子了。家里种的地也不少,但后来肥料、农药都涨价,粮食价格始终不涨,产量也不见增加,地里的收入就慢慢变得很少了,一年的收入都不够开支,他就经人介绍来北京打工了。

刚来皮村那两年他住在厂子免费提供的工棚里,十几个人挤一间,条件很差,在《工棚记狗》里他这样描述,“用薄薄的铁皮围个圈,上面盖个顶子。前面开个门,却没有安窗户——大概造屋者认为我们不需要光亮吧。”

《工棚记狗》和《工棚记鼠》写的是他和工友们养流浪狗、把老鼠捉住养起来的事,他写生存境遇的艰难,也写人如何让自己更好地面对这种境遇。

李文丽绘制的书中9位成员的画像 来源:文景

不仅文中提到的三位,在皮村文学小组创作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作品将种种不曾被注视过的生活拉到了人们眼前,其价值不只在于记录本身。

即便背负着颠簸的命运,他们也不单单是在承受生活,而同时是生活的旁观者和思考者,这将他们从被表述、被定义的群体中还原了出来。

陈丹青在《贾想》的序言里写,“永远不要等着谁来救我们,每个人应该自己救自己,从小救起来。什么叫做救自己呢?以我的理解,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一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

读书,写好每一个句子,是皮村文学小组的他们救自己的方式,当生活的洪流滚滚而来,总得抓住点儿什么,让自己在不被冲走。不论如何被命运拍打,只要还在阅读和写作,他们就没有真正放弃自我的尊严。

幸好,“仰望星空的权利”不会被轻易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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