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 | 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这或许是个伪命题

原创 姚大力 

提到马可·波罗，在中国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中世纪最著名的大旅行家兼探险家，元代期间他随父亲和叔叔通过亚欧两大洲间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游历。回国后，经他口述撰写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给西方世界带去东方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关于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也有所争议。

实际上，《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元代中国的大量感性、具体、翔实而又十分准确的细节描述，只能是由某些曾长期生活于中国的人们直接带到西欧去的。因此，即使马可·波罗没有来中国，那么也必定有某个或某些名为约翰·波罗或马可·斯特劳思的人们，曾在元代中国的大地上漫游过。

元代空前繁荣的跨地域文化交流，不仅让来自欧洲的游历者将神秘中国的讯息带往西方，也造就了多元文化在元代的交相辉映。

01

行万里如履庭户

唐后期中国藩镇割据，中央政府逐渐失去控制全国的能力。接着是黄巢起义。此后中国又经历了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在今天中国的版图上长期有七八个国家割据并存。中国经历近五百年的分裂而重新完成统一，正是在元朝。

蒙古帝国和元的区分很重要，元不是蒙古帝国，而是在蒙古帝国瓦解过程中蜕变出来的若干个继承国家之一。

13世纪，蒙古势力的版图不断扩大。1206年，其势力基本上在今蒙古高原；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此前蒙古的疆域已在他手中向外扩大了很多。

蒙古征服的极盛之时，亦即蒙古帝国瓦解之始。它为什么会这么快就走向衰亡呢？一般历史书都把它归咎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权力妥协和权力分配。

1260年蒙古帝国解体，分离成很多个国家，包括元朝和“四大汗国”。这些国家之间时而也有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但是无论如何，在由蒙古势力统治的那片广大领土上，最高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而且与成吉思汗相隔还没有几代。

欧亚大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人们在如此辽阔的地理范围内可以相对自由地往返移动。蒙古帝国的统一版图提供给人们的舞台就和过去的时代大不一样了。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驿传制度。杨贵妃吃的荔枝就是利用驿传来急递的。但是过去没有“驿站”这个词,查阅《广韵》，“站”字还只有久立的意思。它在现代汉语里还有一个意思是station，那是始于元代的后起之义。蒙古人把很宽的路叫作jam,该词在元代又用于指称包括驿道在内的整个驿传系统，汉语以“驿站”对译之。其中“驿”是jam的意译，而“站”则是它的音译。这是因为“站”字在元代还保留着闭唇尾声母-m，读音与jam很相近。“站”作为jam的汉语音译语词，既与驿传等义，也在汉语中转而兼指驿传系统中可供停驻的设施。因而它又变得可与“铺”字相通，于是获得station的新义。元代一部学做刀笔吏的教科书里说：“站驿，安也。舡马车轿之所曰站；使客传舍曰驿。”可见在公文专用语里“站”字的意思很窄，但在日常用语里它也可以泛指利用驿传的过客留宿歇息的“次舍”或“传舍”。你们看，不同语言或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细究起来竟会曲折得如此有趣。驿站的设施本来是供官方使用的，不过也有人假公济私。使用驿站的凭据是驿牌，有了驿牌就能使用驿站的设施。晚上可以住在那儿，并且根据你的身份等级供给相应的酒饭，第二天早上骑着体力充沛的替换马匹再出发。

这样的驿道设施从北京开始，沿着欧亚内陆一直到达伏尔加河的萨莱城，那里是金帐汗国的首都。如果往西南走，可以从云南一直走到今天的巴格达。从巴格达再往北不远，直抵大不里士，也就是当时伊利汗国的首都。元朝的汉人说：“行万里如履庭户。”出行万里，就好像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散步。从西欧向东直到东亚，过去需要打通好几个相对封闭的贸易圈、经过无数关卡才能联通的交流网络，在元代变得空前地畅通便捷。

02

空前繁荣的跨地域文化交流

有人把蒙古人统治的一百年（1250—1350）称作欧亚旧大陆的世界体系时代。世界体系的出现，一般认为是一种近代现象，但是在近代之前欧亚大陆已经有过一个世界体系。元代时中国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近代之前的欧亚旧大陆世界体系背景下传入的。

泉州有很多阿拉伯文字的伊斯兰教元代文物，而留在北京牛街的伊斯兰教文物却多是用波斯文书写的。因为阿拉伯人可以从波斯湾通过海路直接到达中国南方，而经过陆地到达中国北方的中亚侨民大部分来自流行波斯语或以波斯语为宗教用语的突厥语国家。波斯文于是也就变成了11世纪之后伊斯兰教向中国北方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虽然很早，然而“元时回回遍天下”，才为回族在后来发展成一个全国性民族奠定了最基本的局面。

基督教东方教会亦以其旧称聂斯脱里教派在元代重回中国。它过去曾因为在一些重大的神学问题上和正统看法不同，而被东罗马教廷判为基督教异端，赶出东罗马，遂向东在欧亚草原及伊朗寻求发展，并沿着草原和绿洲一路东传。聂斯脱里教派在唐代传到过长安，当时以“景教”知名，至唐德宗时被禁。在元代，它随着蒙古统治再次从中国周边地区传入汉地社会。元朝并不要求所有人都讲蒙古语，而是设计一种字母，让各种语言都能够用它拼写各自的书面语。可惜这套字母体系被设计得太复杂烦难，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一旦失去官方强制推行的压力，便即刻无疾而终。

当时的文化交流并不限于“中外”之间，也发生在元代中国境内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区域之间。元代后期在位于燕山支脉一段狭长山谷间的居庸南口，翻建了一座上有三个白塔的过街塔楼。建塔时在塔基券门的壁面上镌刻了很多题记，包括用梵文、八思巴字蒙文、回鹘文、藏文、西夏文和汉文形式书写的陀罗尼经咒语，以及用后五种书面语书写的造塔功德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现在这里的西夏文题记。1227年西夏被灭国，以后党项人四处流散。事实证明，到了元末党项人还在这个地方活动，捐钱造塔并用西夏文将功德记刻在券门壁面上。梵文的陀罗尼经咒文一直保留在佛经里，成为一种仅供口诵的书面语片段而已。

杭州吴山宝成寺大黑天神造像

杭州有很多元代留下的藏传佛教造像。上图为“大黑天神”造像。大黑天神是藏传佛教中著名的护法神，但汉人对他的印象是负面的。有诗云：“北方九眼大黑杀，幻影梵名麻纥剌。头戴骷髅踏魔女，用人以祭惑中华。”杭州灵隐山旁的飞来峰，有元代镌刻的梵文咒语、绿度母造像和宝藏神造像等。绿度母是西藏佛教特有的崇拜对象。飞来峰上还有杨琏真迦师徒的造像，南宋灭亡以后忽必烈派了一个西夏出身的藏密高僧到南方从事文化镇压，就是杨琏真迦。他主持盗掘了绍兴的南宋皇陵。

03

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

讲到元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最有名的当然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其人的存在没有问题，现在还保留有他的遗嘱，但是他究竟来过中国吗？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逐渐变成了一个受到质疑的问题。这里没办法详细展开，只介绍几本相关著作。

英国学者吴芳思曾经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回国后做过很多年的大英图书馆汉文部主任，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学者。她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虽然她本人是怀疑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的，但本书还是力求客观地反映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看法及其依据。

南开大学的杨志玖先生随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在中国》，在书名里就直截了当地表达出与吴芳思相反的看法。杨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从《永乐大典》里发现过一条重要旁证，表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据他的游记所言，马可·波罗是顺道陪同一位出嫁波斯的蒙古公主，一同由海路离开中国的。书中还举出了随行返国的三名蒙古使臣的名字。杨先生在《永乐大典》里找到一则给远赴波斯的三使臣发放出差补贴的档案文书。文件签发于1290年，其中涉及的三人名字竟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完全一致：

兀鲁阿 必失呵 火者 （《永乐大典》）

Oulatai Abishihe Coia（《马可·波罗游记》）

尽管该文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和那位出嫁的公主，但它记载的三个人名与马可·波罗的陈述密合无隙，已足可视为马可·波罗所言不虚的有力佐证。

2013年，德国有位学者Hans Ulrich Vogel又出版了一本讨论这个问题的了不起的书。作者写道：仔细研究游记的内容，可以发现其中“更多的说法能证明这个威尼斯人确实到过大汗的帝国，而不是相反。根据我多年考察所获得的对本书的总体评判，我最终决定将这部专题著作取名为‘马可波罗亲历中国考’”。本书开列“引用书目”的附录部分达到92页之多。可以说它是学者手边不可或缺的一部世界性的马可·波罗研究指南。

我们知道，信息若是经由多重承转环节的长距离传递，必定要发生严重的扭曲和走样。因此，《马可·波罗游记》有关元代中国的大量感性、具体、翔实而又十分准确的细节描述，只能是由某些曾长期生活于中国的人们直接带到西欧去的。即使马可·波罗没有来中国，那么也必定有某个或某些名为约翰·波罗或马可·斯特劳思的人们，曾在元代中国的大地上漫游过。就这个意义而言，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甚至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伪问题。

原标题：《姚大力 | 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这或许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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