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性骚扰不比高校少:如何将#Metoo效应扩散出去?

陈亚亚

2018-04-10 14:22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近几个月,从美国好莱坞刮来的 #Metoo 风,在很多国家,反性骚扰运动全面开花,演艺圈、文艺界和政界的反响最为强烈,而反观中国,校园里如火如荼,其他领域却一片沉寂,而这并不说明其他领域的性骚扰问题没有高校严重。正相反,在普通职场,甲乙方陪酒、上下级潜规则等性骚扰行为,甚至早已成为惯例。当下,在思考高校如何制度化防范机制的同时,同样该思考:我们该如何扩散 Metoo 效应?
洛杉矶“女性大游行”中,人们高举 #Metoo# 的牌子。东方IC 资料
#Metoo 在中国:遭遇注意力分配不均

2017年10月,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Harvey Weinstein)被媒体爆出性侵丑闻,一时间舆论大哗。10月15日,女星艾丽萨·米兰诺在推特上发文说:“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性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 #Metoo# 的状态,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一倡议很快得到热烈响应,仅24小时就有超过1200万的互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它的影响力也飞速扩散出去,最终在全球引发了名为“Metoo”的反性骚扰运动。2017年底,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就是5个积极参与反性骚扰的女性,她们被称为“打破沉默者”( The Silence Breakers)。
同一时间(2017年10月),人在美国的罗茜茜也在知乎上发出了她的声音,她回忆自己早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曾被副导师陈小武性骚扰的经历,这一匿名帖引起了一些受害者的共鸣,得到了网民的关注。随后她向北航纪委实名举报了陈小武,2018年1月1日,为督促事情得到解决,罗茜茜在网上公开自己的名字,导致这一事件成为舆论焦点。1月4日,罗茜茜发起一封针对北航校友的联署信,呼吁北航借此机会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为学生提供更安全的校园环境。这一举动得到全国各高校学人的响应,他们纷纷发起自己学校的校友联署致学校公开信,提出类似诉求。1月11日,北航公布最终的处理结果显示,陈小武被撤职,被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和教师资格,随后教育部还撤销了他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
比较中外 Metoo 运动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迹象,即在西方(包括某些亚洲国家,如韩国),反性骚扰运动是全面开花的,涉及到多个领域,尤以影视圈、文艺界和政界的反响最为强烈,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而在国内似乎只有学界(高校)才产生了类似的效应,其他领域则比较沉默,基本听不到反性骚扰的声音。尽管在现实中,很多领域都存在性骚扰的现象,相应的反性骚扰制度都比较匮乏。那么,为什么似乎没有人借助这个机会站出来倡议呢?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时候是没有人提出倡议,突然爆发的事件更多被当成个案或者八卦新闻来对待,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行业生态的反省,或者是受到某种人为的干预,议题进行不下去。例如2017年,作家李枫爆料称多年前曾遭遇知名作家、行业大腕郭敬明的性侵,并提到他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随后郭敬明否认了这一指控,称将交给法律来解决。对于这样一个街谈巷议的事件,许多人关心的焦点竟然是郭敬明的性向,而这个议题在媒体被公关后也很快消失,再也没有人提起。
还有一种情况是它被忽略了,因为涉及到的当事人不具备新闻效应。例如2013年,一份主题为《广州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显示,大多数女工曾遭受过性骚扰,其中约70%遭遇过“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32%遭遇过“令人讨厌的身体抚摸”,9%被“要求发生性关系”,25%接到过猥亵电话或黄色信息,66%遭遇过“令人反感的对身体或外表的评论”,15%因性骚扰而“自动离职”。2018年,据某民间自媒体的信息显示,富士康的一些女工曾发起过反性骚扰倡议活动,并冠以了#米兔在中国#的标签,但并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为什么只有高校性骚扰获得了广泛关注?
显然,高校发生的性骚扰事件之所以得到更多关注,这与一直以来媒体对高校的形象建构、公众对高校的心理期待有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大学是一个神圣的知识殿堂,进入这个殿堂的学生则是天之骄子。如果说古代读书人追求的是金榜题名,那么现代人追求的就是进入一所名牌高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阶层提升的唯一机会。正因为社会给予了高校一个很高的期待,相对于普通人,他们对高校教师也会有一个更高的道德期待。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爆发出来的性丑闻(如教师对学生的性侵犯)也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其次,高校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尤其是名牌高校(如985、211学校),教师中不少人是社会精英、名流,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学生的素质很高,许多毕业生在所在行业颇具影响力。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是社会上相对有话语权的人,这些人在网上发出的控诉、呼吁、辩论,具有叙事清晰、观点鲜明、可读性强、信息量大、诉求有针对性等优点,此外他们还比较熟悉互联网的传播规律、有更强大的网络传播人脉和传统媒体的资源,更容易实现议程的设置和推进。
最后,高校学生(青年毕业生)是国内性别平等运动的主力军。近年来许多性别平等倡导活动中都有其身影,形式可谓丰富多样,有写文为此鼓与呼的,有搞行为艺术激发社会关注的,有建立机构做项目来倡导的。在反校园性骚扰方面,他们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在调研领域,就有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康宸玮所做的调查:《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内容包括教授对学生的性骚扰、校园公共空间中的性骚扰等;又如青年女权者韦婷婷发起的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她们做了一个《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发现近七成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这些工作为反性骚扰倡议提供了鲜活的资料,也对网上讨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因素,高校反性骚扰活动才能持续在网上发酵,并取得一定成效。其实,这个议题第一次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并不是在今年,而是2014年,那一年发生了被称为“反性骚扰运动的黎明”的厦大教授吴春明性骚扰案。同年的教师节,一封由256名学者联署的致教育部信发布,其中草拟了《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的文本框架,收集有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作为参考,并结合中国的现状提出建议。2014年10月9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提出被称为“红七条”的师德禁行行为,其中一条就是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者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2018年1月30日,新一轮的联署呼吁信在网上开始传播,除国内学人外,这次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捷克、美国、日本、瑞典、中国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超百所大学、60多个专业的274名中国学者、学生签署了海外联名信。这些联署信的诉求主要是希望更多大学、教育部和人大对公众的呼吁作出积极回应,尽快建立并推行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目前,这一呼吁也有了回馈,4月8日北京大学发布的消息称,学校正在召开专项会议,讨论《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下一步将在师生中征求意见,完善建议稿后提交党委审议,看来中国的第一个校园反性骚扰制度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如何扩散 #Metoo 运动的效应?
在高校之外,还有其他领域发起过类似的活动与倡议吗?实际上也是有的。2017年,《南都周刊》特约记者黄雪琴就发起过一个“女记者性骚扰调查”,相应的调查报告于今年3月发布,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严重者甚至被迫与人发生了性行为;权力关系下的性骚扰现象明显,有超过四成的性骚扰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其中近六成的受害者选择了沉默、忍耐或者躲避,只有13位当事人向单位报告,但单位处理并不积极,只有一家对实施者进行重罚,另一家是口头责罚,其他单位或者当作不知道,或者反而让受害者不要声张。
怎么想到要做这个调查的呢?黄雪琴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最早是2016年暨南大学实习生被南方日报记者性侵的事对她有一个触动,2017年,她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访问学者,与来自其他国家的记者一起做研究。一次讨论中,9名女记者中有5位提到自己曾遭受过性骚扰,而就在此时,她国内的一个记者朋友因不堪领导的性骚扰而愤然辞职,并告知她还有其他同行也有类似遭遇。经历了这些事之后,黄雪琴想到要做一个调研,反映女记者中被性骚扰的现状。由此可见,高校的教育和研究对反性骚扰运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国内高校这样的活动则相对匮乏。
对于调查报告的运用,黄雪琴想到要“拿给记协和工会,看看能不能调动更多的力量,从小范围做起……”。这一想法能否实现?笔者对此并不乐观。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记协)的官方网站上,我们找不到反性骚扰的相关内容。至于工会,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主要是给员工发点福利,维权上没有太多成绩。尽管2012年修订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第11条明确提出,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但没有细则和罚则,也没有明确责任单位。由此我们发现,缺乏行业内强有力的约束机构(类似高校党政班子、教育部等)作为诉求对象,是反性骚扰倡导的一个难点。
要把 Metoo 运动的效应扩散出去,我们需要学习高校反性骚扰倡导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身份认同来激起共情,这个身份可以是某个学校的校友,也可以是更宽泛的高校学人。而如果进行某个行业内的反性骚扰倡导,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共同身份,这可能需要另辟蹊径。比如有“女记者”身份的人不多,但自媒体时代,可以发布讯息的并不限于国家认证的记者,那么替代成“媒体人”(注明包括自媒体),也许就能得到更多人的呼应。又如女护士被性骚扰在业内颇受关注,但公众对此并不关心,如果我们将“女护士”替换成“照护者”,就有可能激活其他女性的相关体验,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多重身份之一,女性在生活中经常担任照顾、看护他人的非正式工作),从而更愿意参与进来,帮助一起呼吁。
另一方面,把范围缩小到一个更具体的领域,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也是可行的办法。比如有人通过建立行业黑名单的方式,为即将进入行业的新人提供一些意见,帮助其避免遭受性骚扰,或者帮助已被骚扰的受害者联结起来维权。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有一个更有效的诉求,这包括两个层面,更明确的诉求对象和更具体的诉求内容。诉求对象可以是行业协会、行业内有影响力的机构(如业内大型企业,请他们带头做出改变),诉求内容可以直接与工作相关,总结业内人士经验,力争做到有针对性和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做一些跨行业交流,把好的经验传播出去。
在网络倡导方面,避免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非常关键,因为网民的注意力很容易转移,这就需要在发生事件之后,倡导者及时站出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需要公众的介入(为什么你对此事是有责任的),你可以怎样介入(具体怎么做),介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正面效应……等。尽量把这些信息传达给身边的人,有时单独一对一的传达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因为它避免了责任分散。不要怕人少,少数人一样可以影响到多数人,也就是所谓的少数人影响(minority influence),只要少数人能在某个时间段表达一致的观点,并且还能恰到好处地引入一些新颖的信息,就可以成功地使得多数人对此重视起来,认真考虑对对方的诉求和意见。这往往需要倡导者先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小团体,通过协商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其次,是要想办法与高校进行联结,便于与他们掌握的相关资源(如对职场性骚扰的最新研究成果)实现共享,同时还可以通过他们来进一步扩散信息,产生联动效应。
责任编辑:伍勤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反性骚扰,高校性骚扰,职场性骚扰,Metoo

相关推荐

评论(15)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