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战争与和平（五）：大地的法

秩序在时间上生成，也在空间上展开。

人们从时间的维度思考时，容易接受普世信仰，毕竟时间是矢向的；而从空间的维度思考时，却更容易接受特殊性。毕竟各地的人们都珍视与土地相连的传统。

后起列强对空间秩序的特殊性格外敏感，因为现有的普世秩序——如果有的话，往往是“别人家的秩序”。不愿被现有秩序束缚的后起之国，或者以“特殊性”对抗“普遍性”，又或者以新的“普遍性”来对抗旧的“普遍性”。

这一点，德国最杰出、也争议最大的法学家施米特（1888-1985）揭示得最为深刻，而他自己又把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

旧欧洲与新美国

施米特出生于19世纪末，经历了德国的政治混乱与艰难“崛起”，目睹了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20世纪30年代末，失宠于“纳粹”之后，施米特的研究从国内法转移到国际法。

1939年，在《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一文中，施米特揭示了美国是如何逐步瓦解欧陆空间秩序的：

16-19世纪形成的空间秩序是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秩序，而殖民地是欧洲国家的延伸，通过管理殖民地，所有欧洲列强都有一个自己的“大空间”。

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在欧洲主宰的全球空间秩序中划出了一块不受管辖的例外空间。美洲实际上成为了美国的“大空间”。

随着美国势力的扩张，美国的“大空间”逐渐扩大到全球，门罗主义也逐渐发展成为普世性的原则。19世纪末之后，美国的新秩序逐渐取代了欧洲的旧秩序。

施米特虽然也承认，美国主导的新秩序更“契合于国家与经济相分离的现实”，但对其普世主义、干涉主义、实证主义十分鄙夷。

施米特看到了美国主导的规范与德国主导的规范在东欧的碰撞——“一旦某个大国要捍卫非普世主义的尊重民族生活制度的神圣性，它就不得不迎战试图以自由民主同化世界各民族的西方大国的普世主义”。

以民族性为依据，施米特提议在东欧推行一个“介于19世纪旧的国家间秩序与普世主义的世界帝国目标之间”的大空间，而其护卫者则是一个“证明自己胜任此一使命的民族”，即德意志民族。施米特据此夸赞希特勒：“1938年2月20日，帝国领袖希特勒在德国国民议会中宣称，基于我们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理念，德国有权利保护侨居国外的德意志民族。这个政策创立了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原则。”

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德意志国家的灭顶之灾，也带来了德意志世界观的灭顶之灾。施米特跌落了神坛。

然而，人们却无法摆脱他的著名论断——“任何一种基本秩序都是一种空间秩序”；也无法忽视他后来提出的——“大地的法”。施米特说，“法是关于空间分配的基本进程……是秩序与场域的结构性汇合”。

在德语里，“秩序”（Ordnung）与“场域”（Ortung）非常像，这可能是施米特的灵感来源。但更重要的是，德国自19世纪末以来困扰于“生存空间”这一事实，刺激了法学家施米特。

不安的灵魂

施米特对普世秩序的反感，有着一以贯之的哲学理由。

在令他名声大噪的早期著作《政治神学》中，施米特曾引述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对“特殊性”的赞美：“特殊比一般更清楚地揭示一切。无休止地谈论一般已经令人厌倦，世界上存在着特殊。如果它们无法得到解释，那么一般也无法得到解释。这个难题常常没有引起重视，因为一般不是以情感去思考，而是以令人舒适的浅薄去思考。但是，特殊却是以强烈的情感来思考一般。”

施米特喜欢深刻的感受、自主的行动。他认为肤浅普世的规则，是对人类自由的根本限制。

施密特强调，政治的本质是区分敌友，而主权的特征是在例外状态时做出决断。在论述“大地的法”时，他将“占取”视为“空间上的原初规则以及所有其他具体秩序和法权的渊源”。

可见，他是一个主张归属、决断和行动的人。他的行动，发生在历史的断裂之处，意义的空白之处。他把这样的行动，视为存在的诞生之所。

施米特反对全球普世主义，盖因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了行动的空白，而没有这样的一个空白，人类也就失去了尊严。

如果说施米特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秩序的探寻者，那么，他追求的秩序，是开放性的。

正因如此，属于保守派的施米特，获得了不少左派思想家长久的喜爱。

归根结底，施米特是个现代人。现代人的最大特征，就是要不断地激发自己的潜能，不断地推翻旧的事物，不断地闯出新的天地。

施米特曾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的浪漫派”有过很精当的评述，但他说的仿佛就是他自己——

“只有在因个人主义而导致解体的社会里，审美创造的主体才能把精神中心转移到自己身上，只有在市民阶级的世界里，个人才会变得在精神领域孤独无助，使个人成为自己的参照点，让自己承担全部重负，而在过去，重负是按等级分配给社会秩序中职能不同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个人得成为自己的教士。……我们必须看看浪漫运动背后的绝望——不管这绝望是在一个洒满月光的甜蜜夜晚为了上帝和世界而变成抒情的狂喜，还是因尘世的疲惫和世纪病而叹息、悲观地撕裂自我，抑或疯狂地钻进本能和生命的深渊。”

历史的断裂之处

为什么总能隐秘地拨动人们心弦的施米特，却又总是被公开地唾弃？

因为他呼唤的是强者。他以此挽救集体的尊严、人类的尊严。但他没有考虑那些未能做出决断的、未能付诸行动的弱者的尊严。

施米特终身反对犹太人。

施米特难以接受殖民地在战后纷纷独立，成为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国家。

施米特似乎比“把每个人都当作目的”的康德少了点什么。康德的“目的王国”在战后的欧洲紧紧地抓住了人们的心。

1985年，活了近一个世纪的施米特在自己的家乡去世。

如果活到现在，不知道施米特会如何看待2022年欧洲的战火。也许他会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施米特时刻”，一个历史断裂的时刻，一个行动的时刻。

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发起了对邻国的“占取”行动。而占取，在很多情况下是新空间秩序的开端，是意义的奠基性行为。

占取激起了强烈的敌意与激情，而这正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必要成分。

何况“保卫所有俄罗斯语言与传统”的倡议与施米特关于东欧大空间的设想是那么地相似。

这个占取行动，还将一大片地区拖入了法律上晦暗不明的“例外状态”：连天战火，却没有宣战；雇佣军、志愿者与平民出现在了战场之上；经济与信息也都成为了战争的手段；西方大国在斡旋之余，为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还对俄罗斯展开战争罪调查……

这样的例外状态时刻，正是各大国的主权决断时刻，将陷于康德的温柔乡中的欧洲人从睡梦中惊醒。欧盟外交负责人博雷利称乌克兰战争促成了“欧盟的地缘政治觉醒”，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占取行动，因有违现存国际法整体秩序而未能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但谁知道呢？也许当一切尘埃落定，这个占取行动将不仅改变空间的分配，还将改变大地的法，并从而缔造一个新的时代。因为“每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纪元，都要以一种新的空间分配、新的圈围和新的大地空间秩序为基础”。

多元的“大空间”

新的大地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施米特在战后初年流露过他的想法：“国际法的空间架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诸大空间组成的多样性秩序与一统化世界形成的普遍性空间秩序之间进行抉择。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就在于中心化的世界统治与均衡式的空间秩序之间的对立，也就是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一极化与多极化的对立……”

当时，美苏两极结构雏形已成，但美苏的“普世主义”都不为施米特所喜。

在施米特五、六十年代的晚期作品中，他曾指出过美苏之外的其他“大空间”的候选人——“中国、印度、欧洲、英联邦、西班牙语地区、阿拉伯世界以及其他尚不能预见的群体”，也曾寄望“第三世界”崛起成为打破两极结构的第三种力量。他在1978年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中国视为可能制衡美苏的第三方力量，但又觉得中国尚未完全具备保护自己的大空间中不受外来政治干涉的能力。

总之，在施密特去世之前，由于冷战结构的坚不可摧，施米特的设想没能成为现实。

但在施密特去世后，“多极化”逐渐流行了开来。

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及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之后，欧洲著名左派学者墨菲（Chantal Mouffe）援引施米特的洞见来论证道：“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正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不受挑战，我们才有了近日的困境。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秩序。”

中国和欧盟正是在2003年这一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当时中国力推世界“多极化”，而欧洲力主“多边主义”，多少都有针对美国霸权的意思。

不过无论是官家还是学者，在论述多极化之时都极少提及施米特。施米特反霸不假，但他所描述的“大空间”——经济上相对封闭、意识形态上自成一体、外交上与其他大空间为敌——实非“多极化”倡导者的本意。

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与力度前所未见，全球权力格局“一超多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实际上已化身为全球资本帝国的中心。这一时期的体系性反对力量，实际上来自“反全球化运动”，而非各个强国。

然而，在2022年，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即便在西方对俄施行“核弹级”经济制裁以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已经出现了“脱钩”的趋势。且各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化与对立已经比世纪之交时远为明显。换言之，施米特所喜爱的“诸大空间并存”，成为了一种逼真的可能的前景。

这种前景让欧洲感到不安。它开始意识到，“多极”趋势损害欧洲的价值观和利益。博雷利2021年年底发表了一篇博客，题目是“欧洲不能成为世界的旁观者”，其中提到“我们看到一个多极化的动态，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的行为往往损害了欧盟的价值观和利益” 。

欧洲开始隐约地排斥“多极”而鲜明地倡导“多边”。因为“多边”是普世均质秩序下各权力中心之间的沟通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对霸主形成制约，也能对其他挑战秩序的大国形成制约。“多边”更符合欧洲的利益。德国总理朔尔茨在2022年5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问道：“我们如何确保多极世界也成为多边世界？”

欧洲之所以在“多极”和“多边”之间游走，与欧洲一体化本身的性质有关。

一方面，欧盟确实是一个施米特式的“大空间”。它以苏联为假想敌发展起来，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主权让渡逻辑，内部是“四大流通”的单一市场，且“欧洲道路”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美国道路”的替代选项。但另一方面，欧洲又是康德的最佳代言人。它不但是全球最“普世均质”的地区，也是“集体安全”理念施行最为充分的地区。

欧洲说“多极”时，往往强调的是前一个方面的事实；而说“多边”时，则强调的是后一个方面的事实。

简言之，“多极”更像施米特，“多边”更像康德。欧洲对美国这个黑格尔式的“世界史国家”固然也有诸多不满，但认为只要美国接受“多边规则”的约束即可。当面对施米特的威胁时，康德必须与黑格尔联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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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