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说大学知识无用了，它比你想象得更有存在感

近些年，时常能看见一些对于大学教育、专业设置、学非所用的质疑。今年，由于“硕士送外卖”的话题，一些社交媒体再度引发了关于“学历贬值”“读书无用”的热议。

一旦聊到所学的专业，迎面而来的就是再熟悉不过的就业偏见。学土木工程的，毕业是去工地搬砖吗；国际经济与贸易呀，下回能不能帮我出国代购；学计算机是去当码农，学物流是送快递，学考古是去盗墓，学心理学一定会读心术……人们常常发愁，所学无处用，所用非所学。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奚牧凉参与《国家宝藏》的策划工作，通过“明星+文保专家+博物馆”跨界的综艺形式，激发了观众对考古和文物的兴趣，让博大精深的国宝“圈粉”众多青少年。

北大公众考古方向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他的个人公号“挖啥呢”致力于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

疫情期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80余名医学生志愿者，用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参与中国防疫翻译，撰写科普临床推文，协助患者上报信息、登记住院。

江苏淮阴师范学院学生陈兆兰，发现家乡水果外运时常因路途遥远发生腐坏，经济损失不小，于是和同学进行反复实验，成功研发出一种安全性高的果蔬常温运输保鲜剂，使得流通损耗降低60%，获得了2件国家授权专利。

学以致用的例子比比皆是，知识当真无用吗？事实上，知识不仅“有用”而且不止于“有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军教授在《究真求道：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哲学省察》一书中发出了“知识主义宣言”：

我们正处在从传统的产业社会逐渐向知识社会过渡的崭新阶段。知识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是社会变革的新动力，并且成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

胡军教授在北大博雅讲坛

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知识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上迅速地传播和全方位地普及，以至于在那些发达的国家中知识正在或已经成为支配甚或主宰社会、世界的力量或要素。

在知识社会中的经济基础是知识，知识社会中的政治基础也是知识，知识社会中的军事也必定是以知识为主导的军事。知识社会中其他一切也无不如此。总之，在知识社会中一切都决定于知识要素能否得到充分而广泛的运用。

谁掌握了最先进的知识系统，谁就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真正代表，谁就能够代表社会发展的未来要求和方向。如果谁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宰作用视而不见，那么他们终将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他断言，未来的社会可以称之为知识社会。知识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和繁荣的新的原动力，为了促进中国社会不断走向繁荣和富强，我们要加强知识的研究，要积极提倡知识主义。

01

求知是人的本性

知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知识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是由知识的性质决定的。胡军教授从知识的性质和知识在现代社会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1、知识的性质与人的本性

如果认为知识的形成和发展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知识仅仅是工具或手段，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这样的看法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求知就是人的本性，更是人区别于其他种类动物的本质属性。

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之，物之理也。”认为人具有的认知本性更为根本。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头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求知是人的本性。”无疑，人是伦理的存在，是道德的主体。但是，人必须首先是求知的主体，他具有求知的本性和能力。人的各种美德都必须建立在理性的知识之上才会有牢固的基础。

苏格拉底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了“美德即知识”这一著名命题。他认为，勇敢是和自信一致的，而自信是建立在认识之上的，所以知识是其他一切美德的基础。一个人所以是节制的，是因为他知道，节制比之不节制，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幸福、快乐和较少的不幸、痛苦；他之所以是正义的、虔敬的、智慧的，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罪恶只能来自没有知识。就这样，苏格拉底把人的道德建立在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

苏格拉底

当然，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度的，所以结论也就是，人的知识世界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边际的。我们不可能穷尽关于宇宙的一切，而且宇宙中的绝大部分或许有可能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够认知的。

但是，人类本性中天然就具有一种冲出有限、越向无限的冲动或本能倾向。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此种冲动或本能倾向源于人求知的本性，以有限的知识来追求或认识无限，其手段或方法本身也是认知性的。

2、知识在现代社会的作用

1）知识是今日社会“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充满着剧烈变化的世界之中，一切看上去似乎格外地混乱、格外地无序。但在这混乱与无序之中却显示出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这就是知识的急剧膨胀和极其迅速的传播。知识已渗透传播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将其触角伸展到未来世纪之中。

2）知识将引发新的社会革命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加尔布雷斯的理论不断地得到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的学者的回应。一时间，以“知识”为核心范畴来描绘、分析现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知识”来构想未来世纪的社会总特征成为一种特别受人青睐的时尚。如在80年代，日本学者堺屋太一的《知识价值革命》一书就是运用了“知识价值”一词来描绘未来社会的总体特征。而且他把即将到来的未来社会干脆称之为“知识价值社会”。“知识价值社会”是由“知识价值革命”引起的。

3）知识作为新的资本形态

由于知识在经济生活中的全面渗入，现代的经济生活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随着服务及信息行业在发达国家中的增长及制造业本身的电脑化，财富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尽管那些投资于落后的工业行业的人仍将工厂、设备以及财产目录这样一些“硬资产”视为决定性的因素，但那些在急速增长的最先进的行业中投资的人却依赖于完全不同的因素（知识或信息）来保证其投资效益。

总之，知识是现代经济，特别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另外，随着知识信息通过越来越庞大的计算机网络、电视媒介、电话通信设备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不但经济出现了飞速的运转，而且也加速了政治变革的速度。任何人想要通过封锁、控制来推迟民主的实现，实行专制统治，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02

知识是权力、是财富、是资本

更是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动力

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全方位渗透已使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将发生愈益巨大的变化。知识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是培根所始料未及的。

可以断言，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已不仅仅只是如培根所说的空泛的力量，它也是权力、是财富、是资本，更是促进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于是，知识也就成了全球范围内的K因素（知识在英文中为Knowledge）。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的世纪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要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宰权，要求得更大的发展，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掌握和创造不断更新的知识系统，并努力将这些新的知识系统尽快地转化为可精确操控的技术。

知识理论不只是引领着工业革命的历程，也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只是口号或标语式的表达，那么就得上升提炼成为知识理论体系。此处所谓的知识理论当然指的是经过周密思考和系统论证而形成的关于自然、社会、人文等领域的知识理论体系。

文明发展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正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们对于法治和民主政治理论的研究逐渐地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理论体系。他们充分讨论了人性、人的自然权利、自然法、财产权等重大的社会问题。他们也曾深入而系统地讨论如何通过契约建立政府、如何管理政府等重大的理论问题。斯宾诺莎、笛卡尔、培根、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就上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讨论和详细充分的论证，分别就这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理论体系，在当时及以后的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美国被看成是依托洛克的《政府论》中的社会契约论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

关于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大问题，中外学界对此有过较多的讨论。英国学者李约瑟组织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从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就领先世界其他国家。但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领先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在15世纪后就突然不行，且远远落后于西方了呢？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

1953年3月初美国科学史家斯威策曾写信给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询问他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爱因斯坦在给他的回信中是这样说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他没有明确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是委婉地指出中国似乎没有西方所谓的科学发展应具的两个要素。他所谓的形式逻辑体系，其含义是说以逻辑理论方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各种知识理论体系。知识理论就是现在所谓的科学（science）。而他所说的实验技术（technology）形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实验技术必须以相关的知识理论为基础或依托。

正是知识理论与实验技术的结合才催生了18世纪后的多次工业革命或技术革命。在此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与多次工业革命相关的知识理论体系与实验技术的结合跨越了漫长的时间峡谷。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古希腊的抽象的逻辑理论体系与意大利人的实验技术之间就相隔了近两千年。

03

分科治学的过去和未来

知识理论创新如何才能实现？

分科治学曾在人类历史上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进步与发展。知识的急剧膨胀和迅速传播就最为鲜明地说明了分科治学巨大的历史作用。

在过去的10年中，信息以数亿倍数增长、传播和淘汰。知识与信息淘汰或增长的速度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世界的性质。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知识与信息的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是，过于琐细的分科设置只能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拥有某一领域内的专精知识系统的专家，但绝对不可能出现知识创新人才。

早几年美国一些大学提出了跨学科交流的创意和计划。无疑，这样的创意和计划是符合学术进步和知识创新的新趋势的。但在中国高校，由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却无人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关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及构成。

因此现在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遵循的仍然是早期传入中国的过度的分科治学的原则。这样的学科设置至多只能培养知识面狭窄的专家或技术人员，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知识创新能力的人才。因此，这样的学科设置必须逐渐改变。

同样，教学模式不应是灌输式的，而应是对话式的、讨论式的、启发式的；要注重过程式的教学模式，不要过分强调结论或结果。要培养和爱护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对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事物的惊奇感或好奇心。

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力图打破各学科间的界限。

此种学科综合的目标就是以知识理论体系为基础来综合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文科与理科、理论与技术等；强调相近学科即人文学科（文史哲）之间的融合，可以考虑将这些相近的人文学科放进一个大学院的体制之内；突出文理之间的交叉，强调文科学生要自觉学习一门自然科学或科学史；理科学生也应该学习文科知识；重视跨学科之间的融合，如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音乐、绘画等本就与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等有着天然的关系；促进理论研究人员与技术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加大对跨学科的研究项目与学术会议的投入与资助；提倡设置与建立跨学科的学会；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等。

但是强调跨学科研究不是完全否认分科治学的重要性，更不是说要回到传统的完全不分科的思维模式上去。分科治学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各种深入系统的知识体系，才是未来跨学科交流与创新的基础。舍此，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思想或知识体系创新的可能。所以没有相应的分科治学，也就不可能有学科之间的综合与创新。

-End-

原标题：《别再说大学知识无用了，它比你想象得更有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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