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不平等与全球自杀性别比研究

原创 常青松 定量群学

原文链接

Qingsong Chang, Paul S.F. Yip, Ying-Yeh Chen. (2019). Gender inequality and suicide gender ratios in the world.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43, 297-304.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8.09.032

主要指标：

性别不平等指数: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

人类发展水平：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自杀性别比：Suicide Gender Ratio = 男性自杀率/女性自杀率。

摘要

目的：本文旨在探求各国性别不平等的程度与自杀性别比（即男性自杀率与女性自杀率之比）的关系。

方法：文章采用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信息系统的自杀数据来计算自杀性别比，并利用森林图来评估性别不平等(由GII和出生性别比表示)是否调节了全球自杀性别比，最后进行回归分析，以估算在控制HDI前后，性别不平等对自杀性别比的影响程度。

结果：以三分位数为分割点，高GII国家、中GII国家以及低 GII 国家的自杀性别比分别为2.03，2.54，3.51，该梯度关联性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3）；出生性别比与自杀性别比亦显著相关 (P=0.00)。回归分析表明，GII指数越高的国家和出生性别比越高的国家，自杀性别比都显著偏低(P=0.00和P=0.00)；当控制HDI后，出生性别比偏高仍然是自杀性别比的重要关联因素 (P=0.00)，而GII的显著性消失了 (P =0.19)。

结论：性别不平等与各国的自杀性别比具有显著的关联，即一个国家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特别是文化观念的性别不平等），女性的自杀相对风险就越高。本文建议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以消除文化层面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或许能降低女性群体的自杀风险。

1. 问题提出

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男性的自杀率普遍高于女性(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a)。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自杀报告，2012年世界总体男女自杀率之比约为1.9 (男性:15.0/100,000;女性:8.0/100,000)。在高收入国家，年龄标准化的自杀性别比为3.5(男性:19.9/100,000;女性:5.7/100,000)；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自杀性别比为1.57(男性: 13.7/100,000，女性: 8.7/100,000)。自杀性别比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2012年世卫组织172个成员国中，自杀性别比在0.5至12.5之间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变异。然而，鲜有研究探讨影响自杀性别比全球变异的潜在因素。

有研究指出，东亚国家的自杀性别比低于西方国家，因为这些地区妇女的自杀率较高(Chen et al., 2017; Lester, 1982; Yip et al., 2000)。由于较低的女性地位会导致妇女的暴力行为、贫困女性化、妇女应对困境时资源的短缺以及教育和经济机会的缺乏(Chant, 2008; Maselko and Patel, 2008)，因此，较低的女性地位可能是导致东亚女性自杀率高的潜在原因(Chen et al.,2017; Phillips et al., 2002; Zhang et al., 2006)。而妇女地位是否与全球自杀性别比有关，还有待探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制了一个新的全球性别不平等指数“GII”，以反映妇女在赋权、劳动和生殖健康方面的不利地位(Gaye et al., 2010; Permanyer,2013)。但GII过于强调女性劣势的经济和物质层面，忽视了固有文化层面性别不平等的因素(Permanyer, 2013)。目前的研究表明，出生性别比偏高，即重男轻女（Sen，2001），已较好地成为衡量文化层面性别不平等观念的指标。在没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自然规律表明，每100名女孩出生就应有约 102-106 名男孩出生（UNFPA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al Office, 2012）。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重男轻女文化的盛行导致了过高的女童死亡率以及过多的选择性堕胎事件，致使女孩数量下降（Das Gupta et al., 2002; Sen, 2003）。重男轻女代表着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且女性自身继而将这种行为内化，不需要男权世界的直接强化这种文化也会自我延续（Das Gupta et al., 2002; Kabeer, 1999）。本文强调将GII与出生性别比结合起来，以便更全面地反映性别不平等的物质、健康和文化等层面。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的目的包括：一是提供全球自杀性别比的描述性分析，二是检验“性别平等”是否与自杀性别比呈负相关。由于HDI可能会影响性别不平等与自杀性别比之间的关系（Chen et al., 2017），因此在本研究中对其进行了控制。

2. 方法

2.1样本及测量方法

本研究的自杀死亡率数据来自世卫组织2012年的死亡率数据库（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b），使用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代码X60-X84（故意自残）确定自杀死亡率，总共评估了 174 个地区。

GII指数衡量了性别不平等的三个维度：(1)生殖健康：以孕产妇死亡率和青少年生育率衡量；(2)赋权：以男性和女性的中学教育程度以及女性议会代表的地位衡量；(3)劳动力市场：以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衡量。GII介于0和1之间，0表示0%的不平等，1表示100%的不平等。2012年所有的地区中，丹麦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最低，GII为0.048（表明由于性别不平等而导致的潜在人类发展损失为4.8%），也门的不平等程度最高（GII=0.767）。

出生性别比数据来自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2017)。总体而言，2012年有来自全球174个地区的数据，数值介于卢旺达的102和中国的116 之间。HDI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7b)。HDI衡量一个国家在预期寿命、教育指标及使国家居民过上体面生活的能力方面的表现。

2.2分析策略

本研究使用2012年世界标准人口结构对自杀率进行年龄标准化，然后计算出各地区的自杀性别比，并根据不同水平的性别比构建世界地图——<1.0、1.0-1.9、2.0-2.9、3.0-3.9、4.0-4.9和>=5。

为分析性别不平等对自杀性别比的影响，本文用森林图显示GII和出生性别比如何调节自杀性别比的全球变动。GII根据三分位数被分为高(＞0.49)，中(0.29-0.49) 和低(＜0.29)三档。出生性别比为二分类变量，即正常和高性别比（每100个女孩出生时有超过 106 个男孩出生）。本研究计算组间总方差 (Total Qb)以评估不同亚组中是否存在差异调节效应(Borenstein and Higgins, 2013)；使用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软件计算具有95%置信区间的拟合自杀性别比(Morris and Gardner,1988)。该软件考虑了每个分析区域的人口规模，然后进行了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以检查点估计是否由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驱动。敏感性分析表明，中国是唯一对总估计值有重大影响的地区。因此，研究报告了包含中国和没有包含中国两种结果。最后，在控制HDI之后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以检验性别不平等与自杀性别比之间的关系，结果变量根据Kline的规则进行对数变换 (Kline, 2005)。

3. 结果

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自杀性别比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共和国地区的自杀性别比最高，亚洲国家的自杀性别比最低。

Fig. 1显示了不同GII水平下自杀性别比的森林图，未观察到GII对自杀性别比的影响（P=0.42）。然而，当进行不包括中国的分析时(Fig.1的下部)，发现了高、中、低GII国家的自杀性别比的梯度关系 (P= 0.03)，即， GII最高的国家 (即性别不平等程度最大的国家) 的自杀性别比最低(2.03)；而GII最低的国家（即在性别平等方面表现更好的国家）的性别比例最高(3.51)。

对比出生性别比正常的国家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国家 (见Fig.2)，出生性别比高的国家的自杀性别比明显更低(1.64：2.75，P= 0.00)。排除中国的分析(Fig.2的下部) 仍然揭示了这种模式，尽管程度较小 (2.08 vs. 2.75，P = 0.09)。

Table 1显示了控制 HDI前后，性别不平等对自杀性别比率影响的回归分析。总体而言，性别不平等的测量指标（即高出生性别比和高GII）与较低水平的自杀性别比相关。在HDI调整模型中，出生性别比仍与自杀性别比显著相关（P=0.00），而GII的显著性消失（P>0.05）（Table 1）。

4. 讨论

4.1主要发现

研究结果表明，自杀性别比的全球变异与性别不平等显著关联。相比其他国家，性别平等程度高的国家自杀性别比更高；而在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自杀性别比普遍较低。此外，相比于经济层面的指标（即GII），基于文化的性别不平等指标（即出生性别比）和自杀性别比的关联性更强。

4.2和以往研究的比较

4.2.1妇女的优势和抗逆力

虽然妇女面临各种社会劣势，但妇女的自杀率通常低于男性，这或许表明妇女在应对压力和危机时具有抗逆力。Canetto指出，尽管妇女通常有更强的适应力，且为幸存者，但妇女的自杀行为往往被贴上贬义的标签（Canetto and Lester，1995b），例如，“自杀未遂”、“吸引眼球”和 “没有决心自杀”，这些词经常被用来描述女性的自杀行为；而有时人们却用积极的词汇来描述男性的自杀行为（例如“成功的”自杀）（Canetto and Lester，1995b）。自杀学中的这种性别偏见可能会阻挡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女性优势和抗逆力的步伐。未来应该着重研究妇女如何克服社会逆境以及性别不平等是如何挫伤她们的生存能力的。

4.2.2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根源

重男轻女造成的性别不平等对全球自杀性别比的分布有显著影响。大多数社会都有一定程度的重男轻女现象，但有些不明显甚至无法察觉，甚至有些国家重男轻女的现象则严重到导致过多的女婴杀害事件以及性别选择性堕胎（Chung and Gupta, 2007; Das Gupta et al., 2002; Sen, 2003）。在东亚和东南亚，重男轻女的现象特别严重（Das Gupta et al., 2002），在这些父系社会中，资产和财产都传给了儿子，女儿则在婚后被纳入丈夫的家族中，年老的父母依靠儿子的支持，而女儿则必须照顾丈夫的父母。在东亚，敬奉祖先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对男性后代的需求。人们相信，祭祖仪式可以确保祖先有后代，而祖先又会给他们的后代带来好运（Das Gupta et al., 2002）。传统文化还规定只有父系可以进行祭祀，且在这些社会中，不生儿子祭祀祖先被认为是未尽孝道（Das Gupta et al., 2002；Deuchler，1992）。这种僵化的父系习俗不能通过提高妇女的个人地位而轻易改变。在亚洲，尽管妇女的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重男轻女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中国的情况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中国迅速地发展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妇女的健康情况、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也同时随着其经济的繁荣而空前向好。事实上，中国在GII中排名最低，这表明在经济和生殖健康方面，中国已经实现了相当好的性别平等。然而，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2012年是世界上偏高的，即每100个女孩出生时就有116个男孩出生。中国在妇女赋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中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这种“中国悖论”的现象清晰地表明，实现性别平等不应仅仅是改善健康、教育、就业或政治参与的机会，此外，还必须审视固有的文化观念。

4.2.3现代化和自杀性别比

早期研究表明，现代化（如城市化、工业化）可以带来女性解放，但同时也可能加剧女性的越轨行为，如自杀（Stack and Danigelis，1985；Norris，2003）。Stack和Danigelis分析了17个工业化国家1919年至1972年间的数据，他们发现，17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现代化与较高的女性自杀率有关(Stack and Danigelis, 1985）。在这项早期研究40年后，Chen等人最近的一篇论文表明，两性平等（由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表示）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人类发展水平。在人类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更高水平的两性平等有利于妇女，而男性自杀率不受性别平等的影响。尽管如此，在人类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两性平等与男女自杀率的升高都相关（Chen et al., 2017）。总的来说，两性平等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时间而变化，因社会背景而异，并取决于所研究的性别以及所使用的指标。

4.3政策启示

本研究表明，性别平等可能通过降低女性的自杀率从而影响自杀性别比的分布。因此，消除性别不平等将有可能促进人们总体福祉的提升，特别是妇女的福祉。但改善两性平等的政策高度依赖于具体社会环境。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键问题是维持基本功能，因此，与食物获得、受教育权利和保健有关的政策至关重要。对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来说，出生性别比不均衡的现象普遍存在，可以考虑进行惩罚非医学性别选择性堕胎的立法(Nie, 2011)。在较发达的国家，平等的就业和薪酬机会、减少女性贫困以及增加决策角色中的女性数量等方面的政策更应该予以实行（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此外，颁布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支持受害者的法律，执行与怀孕保护、产假和家庭假有关的立法等也是重要的政策举措（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4.4文章的不足和优势

文章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解释自杀死亡率数据的有效性时，应保持一定的谨慎态度。自杀事件漏报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第二，这是一个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得出的相关关系不一定表明因果关系；第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GII作为一个综合指数，但没有提供GII各个维度的数值，这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细分GII中特别能预测自杀性别比的因素。这项研究的优势在于它从全球角度考察性别不平等和自杀性别比之间的关系。据统计，世界上73%的自杀事件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然而，这些国家只占自杀研究的一小部分（Vijayakumar, 2005; Yip and Law, 2010）。本文将这些通常被忽略的国家纳入分析，基于性别视角，提出了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政策或许对降低女性自杀率能够有所帮助。

导读人丨常青松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李贞、花蕴彤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丨魏言伊

原标题：《性别不平等与全球自杀性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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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