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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身边 | 金佳雯：谋生记：一个70后女性的前半生

2022-11-16 18:1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谋生记：一个70后女性的前半生

作者 | 金佳雯

“嘟嘟嘟——”

围罩兜里的手机嗡嗡作响，卫姐知道是女儿按照惯例给她打电话了。自女儿去外地上大学以来，两母女除了微信上日常的文字沟通，还保持着一周通一次视频电话的习惯。卫姐一般要求女儿在周末饭点通视频，一是女儿周末不需赶时间上课，二是自己的工作只在吃饭时候有些喘息的时间。她干的是包裹打包的活计，多劳多得，每天刨去吃饭、睡觉和通勤的时间，尽数被她花在干活上，卫姐过了近50年的日子，最不怕的就是吃苦。

但是如今，她连吃苦的活计都没有了——网店生意差清了一批帮工。卫姐连上和女儿的视频，屏幕里的她终于不再是捧着饭盒边吃边聊，脸上也没有了隐隐的赶时间的神色，女儿许是没有太过注意，并没有问，只是分享了大学里面的几件趣事，卫姐长长地叮嘱后，两人结束了通话。

“接下来找个什么活儿干呢？”卫姐放下手机，陷入思索。这样的迷茫与疑问，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在卫姐的脑海里，而放弃从来不是答案。

少年——女孩早当家

1978年的那个冬天，年仅6岁的卫姐跪在灵柩前，不知所措地抬头看。她看见父亲站在一边的地上，后面有许多臂膊上系着白布条的大人，他们低声交谈，隐隐传来哭泣声。她重新低头，看向自己胸前挂着的麻绳线，想起几个月前父亲将刚出生的妹妹放到垃圾场旁边那天，母亲的哭声好像也是如此。她朦朦胧胧意识到，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她连着失去了自己的妹妹和母亲。失去母亲意味着什么，年幼的她尚未得知。

一年后，家里有了新的女主人，并且很快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是个男婴。70年代的农村，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加之后娘的偏心和父亲的不作为，卫姐在家里不单是干着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干的活，还免不了责难和伙食的减扣，因此，她每天最盼的就是洗完衣服去庙堂上学。然而，尽管卫姐的成绩非常不错，家里还是在四年级断了她的学业。

原生家庭给卫姐的童年留下了许多创口，它们大多数随着时间渐渐淡去，但是退学这件事儿一直是卫姐心中一根褪不去的刺，也是她人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卫姐的父亲是个勤劳能干有手艺的工匠，虽然并不称得上富足，但是也远没有到达需要孩子辍学来维持家用的境地。可是卫姐终究是失去了知识改造命运的选择——“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她叹息道。

卫姐此后便不再念书，依从继母的想法开始跟着一群女人学踩鞋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好在卫姐年纪小手脚麻利、耳聪目明，很快就能做的又快又好。几年起早贪黑干活，虽然挣得的工钱依数交给了继母，但这是卫姐人生中第一份工作，也是她摸索着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一门门槛不高但尚可傍身的挣钱技术。

青年——夫妻走天下

19岁，卫姐通过媒人牵线认识了后来的丈夫。

一番“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卫姐开始了人生的崭新阶段。“当时高兴的不得了。”她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几个相亲对象只有他一个因为不信教，不得我后娘欢喜。那时候还有几分小孩子的叛逆和任性，最后我就看上了他。”这是一个小而切实的反叛。对卫姐来说，找到对象意味着她正式脱离了原生家庭，不再受人桎梏，虽然新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是年轻人满腔的热情让她充满了欣喜与憧憬，至于怎么安身立命，她坚信方法总比困难多。

卫姐的这种想法看似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个年头，恰逢改革春风吹满地的好时候，冲在改革开放浪潮最前端的试验者已经大获成功、发家致富，各种门道在坊间传得有模有样，卫姐没有当大老板的野心，但也想学习身边许多实例，靠工商业实现农民翻身。

他们的目光首先落在上海。

村里几年前就有人领头去上海打工，每逢过年回家都要给邻里讲大城市的先进，说的人眼热。卫姐的丈夫也不例外地生了心思，说动卫姐一起前往。那是他们第一次坐大巴，也是第一次走出僻落的家乡。

“下车时有点迷茫，一抬头看到一条新修的宽阔大道，从来没见识过。我就跟在别人后面走上去，很新奇，感觉就像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他们很快安顿下来，卫姐找到一份食堂的活，她的丈夫则跟着领头人在车间做工。工作强度高从早干到晚，工作的环境和城市表面的整洁美丽毫不搭嘎（意为匹配），吃穿住行都十分潦草，这样的条件并不能劝退这对年轻人，反倒是一个月三四百的工资鼓励了他们，有了更大的冲劲儿。这两年，20岁的卫姐渐渐适应了上海打工的生活，舍得时不时和丈夫一起去吃一顿上海风味的白斩鸡。当她拿出记录收支的小账本儿，收获的是欣慰和满足。

攒到了原始资金，卫姐和丈夫商议，将目光放到了商品经济上。这时他们已经正式登记结婚，开始有了生儿育女的打算，不能再和之前一样不顾身体和时间了。“做生意不像给别人打工那样累死累活还看人脸色，有自由度，而且挣得也多。”

于是，1993年，一对面容青涩、举止拘谨的年轻夫妇带着大包小包，登上了上海通向首都的长途火车，他们将有近二十个小时的时间，来缓冲和过渡新的生活。

“做生意不容易的。”卫姐回忆着，“那时候也就是跟着别人的路走，做些小本生意，饼干啊，袜子啊，碗盆啊，都有卖过。”虽然如今想起在北京的时光，用短短几句话就能概括，但对那时的卫姐来说，却是实打实的四五年青春。卫姐翻开一本边角泛黄的老相册，指给我看他们夫妻在天安门前的一张合照，两人裹着厚重的棉衣，双颊通红。

不过，随着大女儿的出生，北漂暂时告一段落，卫姐回到家乡，过了一段打零工、照顾孩子的平淡生活。那时，丈夫辗转到四川做建筑工，而南方的轻工业发展越来越好，鞋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这个县城涌现，卫姐在家又回归了踩鞋帮的老本行。眼看着四层新房建好了，女儿一天天地长大，一个两难的选择又摆在了卫姐的面前。

“本家有个在外地开窑厂的大老板，让我们去那边管工人，开的钱不少。但是女儿刚三岁，放不下又带不走，很难办。”但最后，卫姐咬咬牙还是把女儿托付给了爷爷奶奶，同丈夫一起前往江苏盐城。这一去，就是七年。

这七年里，卫姐和丈夫在窑厂的工作并不一帆风顺，他们要分派工人们的工钱、监督工作的完成度、和难缠的赖皮周旋，渐渐落下些病根。最可怕的是卫姐一次走夜路的时候，累迷糊了踩进一个取土坑，摔碎了肺。“再苦再累也都过来了，也是我福大命大。”她现在说起这段经历反倒是庆幸。身体上的创痕能被治愈，但女儿成长的缺席却再没有机会弥补，因此，当第二个女儿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时，她和丈夫合计——回乡定居。

中年——安定在家乡

十几年的漂泊让昔日的年轻人脸上刻上了时间的纹路。卫姐感觉到身体已经渐渐不如当年，决定趁着年青的尾巴再拼一把。窑厂的七年让两夫妻攒下一些人脉，这些年东奔西走也存了笔钱，在综合他人建议和指点后，卫姐和丈夫合力办起一个小作坊。

卫姐想了很久怎么描述：“我们先要去柯桥拉几吨印花纸到我们租的小厂房，然后用定制的机器把原来几米长的圆柱状筒纸滚开，再在机床上裁成特定大小的纸。这种纸是纸印花厂染花布用的，我们低价收他们用过废弃的纸，做成一捆捆卖给鞋厂塞在成鞋里面。不过现在的鞋撑都是泡沫和拷贝纸，很少有那种粗糙的花纸了。”

自己办厂，里面的辛苦和给别人打工不可同日而语。卫姐每天早早起来把家里收拾好，就要和丈夫前往八公里外的厂房开始新一天的劳动，直到六点回家赶晚饭。为了省钱，他们并没有找帮工，大事小事都得靠自己解决；逼仄的厂房是仅够干活和堆货的空间，中午草草吃过饭，他们会将捆纸堆垒起来，躺在上面将就着略作休息。功夫不怕有心人，夫妻作坊开始走上正轨，有了一批固定的客户，在一通通和进货厂、鞋厂的电话中，十多年的时间悄无声息地走过。

然而，幸运儿总是少数，作坊的生意和利润一直维持着平平无奇的状态，这么多年的坚持，一方面是因为前期的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卫姐和丈夫已经过了闯荡的年龄，很难再走一条新路子，决定安于现状了。可是人不往前走，命会推着你往前。随着政策的收紧和经济增速的下降，厂房越来越难办，作坊迎来了多方面的打击：进货价格上涨、厂房不符合规定需要搬走、鞋厂客户流失过多……

2015年，大女儿考上大学，小女儿升入初中，卫姐经人介绍临时为一个小厂小三十个工人烧饭做菜，作坊的生意丈夫一人承管。一年后，作坊正式歇业，丈夫开始也重新找寻工作。那段时间，两人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候四处找寻工作的时候，不过，这次他们不再是从零开始，背后已经有一个稳定的家。

“这五年，烧了两年饭，换了几个厂，后来疫情在家，把十几年前的缝纫机又搬回下来踩鞋帮了，活不多钱也少，但总不能闲着。这两年，小女儿上大学了，我不用顾着家里也能找一些早出晚归的工作，学了电脑车针、做过家政清洁，一些零散的手工活挣些外快不用说，但是都几个月半年的不长久。”

她最近的工作是帮网店打包包裹，“给的钱多，老板人也大方”，但是生意淡季清了一批临时工，她就是其中之一。“没办法，现在就这情况，谁的生意都不好做，都不容易。”她叹了一口气，语气中有些许疲惫。当问及接下来的打算，她表示会联系平时的几个姐妹，看看她们哪里有缺人的工作。“都是一起打工的姐妹，大家都是这种情况，平时多多互通消息争取不在家闲着。”她说。但卫姐仍保持着乐观。

“我有时候也觉得苦，但是我这样想没有用。生活还是在继续，钱还是要花，所以还是要好好工作——女儿一个还没嫁人、一个还要上大学，花钱的地方海了去了呢。”

卫姐的谋生之旅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