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楼 | 流动中的世代

Sixth Tone（第六声）此前举办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以“世代”为主题向全球写作者征稿，最终12篇稿件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获奖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间的华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热衷观察世界的中国学生……他们以扣人心弦的笔触写下历史潮流下的个体命运、对家庭传承的复杂情感、国际交流中的碰撞和收获，展现出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多元样貌。

（本文获第六声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二等奖）

本文图片来自于白雪电影《过春天》

作者：Rey

翻译：方益、Rey

1

和爸妈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天花板。那是一块用锡纸做的天花板，在夜晚的月光下，锡纸会变成银色的波浪。我躺在它下面，在爸妈之间，听雨水般的旋律从浮动的波浪中流出。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天花板上窜来窜去的老鼠。

我们住在一间平房，离我爸妈工作的单位只有几分钟的路。他们那时刚从大学的工程专业毕业。他们那代人比我们幸运的一点是，大学毕业能被直接分配到工作。于是，他们原本来自天南海北的两个人，一起搬到了武汉城郊，就职于一家国有钢铁企业。

我们的平房共有两个房间。兼作客厅的卧室里摆着床、电视机和黑皮沙发，卧室外是餐厅兼厨房，一端摆放着桌子，另一端架着炉灶和混凝土水槽。房子里没有厕所，白天，我们用附近的公共厕所，到了晚上，我们就用痰盂，去公共厕所清理痰盂是每天早上的例行工作。后来，爸爸拆掉了外屋的一面墙，腾出一小块地方淋浴，它看上去像一个方形洞穴。

我们住在二村，一个由职工宿舍楼和联排平房组成的社区。我们这一排的第一家住着一个读六年级的姑娘，她是个好学生，总在弹钢琴。隔壁还有一个比我年龄大些的女孩，她经常放学后来我家玩，但她的爸爸会骂她浪费时间。听妈妈说，他会罚她跪在地上。

跟我玩得最多的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像她妈妈一样，她爱穿漂亮的裙子，甚至在大冬天穿着短裙在外面走。我们在平房前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个下午，我们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白纸放在停靠在一旁的摩托车上，我们在上面乱写乱画，模仿大人写草字的样子。

平房的对面立着一堵高墙，它的另一边就是工厂。工厂又大又蓝，有一根粗管子蜿蜒在空中，连接着不同的厂房。早上七点，工人们穿着蓝色的制服，骑着摩托车来上班。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时的她总是第一个到单位，而爸爸总是最后一个，进门时嘴里还叼着个啃了一半的馒头。

因为她到得早，妈妈升职了。很快，她开始在电话里讲起英语，所有的邻居都说:“你妈妈可以和老外说话！”她有时回家晚，爸爸让我先睡下，然后就出去找他的朋友们。有一次，他在我床边踱步，我要他别走。“我等你睡着。”他说。我又说了一遍:“别走。”我闭上眼睛装睡，等着他走。我等啊等，终于，门啪一声关上，我睁开眼睛，放声大哭，恐惧被尽情地释放。

那晚，每当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我都屏住呼吸，外面压根没人。最后一次听到动静，是妈妈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个金发洋娃娃，是她同事送我的礼物。

有段时间，我们计划搬到三村，一个离工厂更远、条件更好的小区。爸妈说，他们在顶楼五层买了一套带阁楼的公寓。我一直向往有楼梯的房子，我说我想在两层之间修上滑梯，他们同意了。

但我们没有搬。有一次，好几天没见到妈妈，爸爸便带我坐车去了长江对岸的市区。那晚，我们一家三口住在高楼顶上的酒店房间里。

妈妈在市里工作了，她走出那片蓝了。

2

妈妈就职的德国公司将她调去了上海和北京。爸爸仍住在平房，我随妈妈同去。

我对这些城市唯一的记忆，统统留在了当地的幼儿园里。妈妈在外出差时，我就在幼儿园过夜。慢慢地，我学会了系鞋带和认时钟。到了傍晚，小伙伴们一边等他们的父母，一边看动画片，而我凝望着门口的大钟——当长指针与短指针连成一条直线的时候，妈妈就会来接我了。

她有时并不会来，有时也会惊喜地出现。她最后一次来接我，是带我一同去机场。妈妈把我送回了重庆老家，在那里，我与外公外婆度过了接下来几年。

妈妈的老家是另一个钢铁小城。大跃进期间，举国都如火如荼地发展工业，外公外婆就在那时从农村搬到了城镇。外婆在工厂打工，担任过乡长的党员外公当选了工会主席。政府出资为老干在厂房附近的小山丘上建了一批公寓房，外公外婆出了一点钱，买下了其中一套。

从山坡上下来走几分钟就到了大市场，外婆每天都在那里买菜。清晨，农民们分散在街道两旁，把蔬菜和家禽搁在地上。我有时陪外婆一起去，路过刚被宰的猪牛羊和沾满鲜血的水坑。周围是各色各样的声音：母鸡咯咯叫，妇女们讨价还价，斩刀剁排骨，摩托鸣喇叭，扩音器里，小贩操着一半土话和一半普通话奋力地叫卖着。

外公通常待在家里看电视。很多年来，他反复看同样的几部剧，以至于家里人都能将剧情倒背如流。有时，他会在屏幕前打盹，表妹便从他手里抽走遥控器。外公会突然惊醒，把遥控器要回来，还一脸严肃地说，正好到了剧情最关键的时候。

他最爱看讲红军长征的几部剧。士兵们在雪山上行军前进，用树皮与皮带充饥，即便看上十次，外公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的鼻子红红的，嘴巴噘着，破旧的帽檐下，眼睛迅速眨去几滴眼泪。我和表妹互看一眼，捂着嘴窃笑。

外婆给我和表妹做好吃的，外公则带我们听故事。他常在半夜把我们唤醒，叫我们一起看我们喜欢的剧。他也爱讲故事，比如老鼠如何击败猫位列十二生肖之一，他如何在下山途中吓跑一只老虎，以及他和乡亲们如何在战争时期拯救了一名美国飞行员。他的故事总是轻松愉快，充满英雄色彩，他把真的讲得像假的，把假的讲得像真的，很难知道他讲的事是否真实发生过。

随着我长大，我开始让外公给我讲讲真人真事。他会分享一些家乡趣事，不过讲着讲着，注意力很快就会回到电视上。有一次，在我的追问下，他提到他的父亲因为没有盐吃而去世。他的眼睛还没来得及眨，他就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和我表妹待在一起。表妹小我两岁，是我那时最亲密的伙伴。和我的父母一样，她的父母也常在外面，但姨妈说，他们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找乐子。表妹是个羞涩的女孩，面对大人的批评，她总保持沉默，直到眼泪夺眶而出。我当时觉得，只有我懂她。

我和表妹喜欢在午休时间去阳台上玩，途中，我们得穿过外公的卧室。外公有午睡的习惯，为了不吵醒他，我们手提鞋子，匍匐前行，假装跋涉过沼泽地。但外公雷鸣般的鼾声会突然间变成婉转的哨音，让我们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外公被吵醒后，用方言大吼:“我要把你们两个小鬼给丢出去!”

夜里，我们和外婆一起睡。外婆会在邻居家打牌到十一点，我和表妹先睡下。我们挤在床的半边，以便给外婆留出足够的空间。在轻轻转动的吊扇下，表妹仰面平躺，我侧卧在一边，不停地在她耳边小声问问题，为了让她醒着陪我等外婆回来。不过很快，我就会听到她的呼吸声变得沉稳，而我独自一人，等待着外婆开门的声音。

一天，我们正吃午饭，妈妈打来电话。她经常打电话来询问外公外婆和我的近况，可这一次，她告诉我们，她在上海买了一套在二十九楼的公寓。

“二十九楼？”我和表妹在餐桌上反复念叨，它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对，二十九楼！”

那个学年结束，外公外婆带着我和表妹去了上海。几周后，我和妈妈在火车站给他们送行。我们站在月台上，看他们从车厢里挥手。火车鸣笛，我放声尖叫。外公后来告诉我，那之后的好几天，他心里都不好过。

3

打我出生起，我有过许多保姆，但直到和妈妈搬来上海，我才看到保姆融为街景的一部分。在上海，人们称她们为“阿姨”。公寓小区外的街上，随处都能看到一排店铺——面馆，便利店，房屋中介，那隔壁，可能就有一群女人坐在一块聊天，她们身后的牌子上写着：“阿姨”。

新家在上海的市中心。我们的小区不如附近其他小区高档，例如我们饭后散步时会经过的“东方曼哈顿”。但我们这里也有一家保姆介绍所，阿姨大多是外地来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雇佣了其中一位，她打扫房间，准备晚饭，这样妈妈一下班，就可以吃上热乎的饭菜。妈妈出差的时候，阿姨会在家里过夜，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她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妈妈让她离开了，又找到了其他几位帮手：隔壁楼的家庭主妇，我同学的亲阿姨，以及那个在垃圾站工作的小区维修工的亲戚。但她们谁都没在家里待上很久。

后来，妈妈的表姐来了。她来自重庆外公外婆老家的那个村子，近几年放下了自家的田地，去了广东的一家袜厂。我外婆，也就是她姑姑，打电话问她愿不愿意来帮我妈妈，她答应了下来。她来的那天，我和妈妈在市中心的地铁站外接她，摩天大楼之间，她提着两个硕大的麻袋从地下通道走上来。她扎着马尾辫，黝黑的脸上布满雀斑。

接下来的五六年，她都与我们住在一起。因为她是妈妈的表妹，也算得上是我阿姨，我就叫她“阿姨”。阿姨每天为我准备早餐，收拾屋子，在我的一本旧笔记本上详细记下家里的每一笔开销。

妈妈叫她“姐”，但在我面前谈论她时，她则改口叫“你阿姨”。她常说：“你阿姨有点懒，”"你阿姨不会做饭。"我们三人一起吃晚饭时，有那么几次，阿姨说了些什么，妈妈头也不抬地应了她。

阿姨睡在我以前的小床上，我和妈妈睡大床。妈妈不在家的日子，我就和阿姨睡她的小床。多年来，她一直用同一床旧棉被，很软和。在我闭上眼睛之前，我会问她：“你可以等我先睡着吗?”她说好，然后我很快就会睡着。

即使妈妈在家，有时我也和阿姨睡。有些晚上，我会惹恼妈妈。可能是我在吃饭时说错了话，她坐了一会儿，然后迅速把桌上的碗筷撤走，走进厨房洗刷。屋子安静下来，只有碗碟碰撞的声音。我静静地坐着，等待她的叫嚷打破沉寂。

她大骂道，我把她当奴隶，一个活该受罪的奴隶，而我是个没用的布娃娃，虚伪、自私、哭哭啼啼。还小的时候，我畏缩在角落里躲她的拳头，她忍住没打我，但脱口而出的话像针一样，一下接一下地刺过来。我捂着头，上气不接下气地抽泣，眼睛紧盯着她那张哭喊的脸。

但不久后，我们中的一个就会道歉。妈妈把我揽入怀中，我们流着泪和好。有几次外婆看到妈妈发火，她会安慰我说，无论一个母亲做什么，她都是为她的孩子好。

“你妈妈不容易。”只有我们两个人吃饭时，阿姨会说。我们促膝长谈过几次。我跟她讲我的朋友们，她说起她的儿子与丈夫。我告诉她，爸爸和我们分开了这么久，一定是他已经不爱妈妈了。“但他们会一直爱你的。”阿姨说。

对我来说，阿姨不只是我们家的阿姨，而我们也不只是她的雇主。但有那么几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发现她坐在地板上看电视，一言不发。她简单地应了我几声，眼睛不曾离开电视屏幕。

“你怎么看上去那么无聊?”我问。

“我就是很无聊。”她说。

有时，她讲一句还不够，还会接着说，她感觉像在坐牢，恨不得立马回家。她的话让我很恼火，我反问她:“说这些有用吗?”然后撇下她去学习了。

一次，我们在小房间里聊天，我被她类似的话给激怒了，拿起一支铅笔朝她扔去。铅笔击中了阿姨的眼睛，她哭了，这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在我面前哭了。我走回书桌前，留她趴在我的小床上呜呜地哭。

都怪她，我对自己说，都怪她的无聊。我痛恨她那无聊的样子，更无法忍受她把它说出来——就在我家里，在这囚禁了她多年的二十九楼的牢笼里。

4

后来出国，我从笼子里解放了。几年里，我跨越了三个洲，移居的习惯似乎已经在我身体里根深蒂固。

但同时，我被一股往回的力量拉扯。我从没错过任何一个回家的机会，回我外公外婆的家。它像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定点，从未改变——铁门哐的一声响，那是外婆回来做饭了。

表妹长成了一个大女孩，除了睡觉，她很少回家。一次她邀请我和她的伙伴一起出去玩，摩托车呼啸着穿过马路，停在一家酒吧前。这是很多年后我们第一次聊天，她说自己又分手了，说老师帮他们考试作弊了。她手里的打火机旋转着，嘴唇还像小时候一样红，慢悠悠地吐出一缕烟。

她的父母离婚了，外公外婆将她抚养大，我妈妈持续给予一些经济上的支持。餐桌上，外婆问起学校的事，表妹闭口吃饭。外公啜一口米酒，眼睛盯着电视屏幕。

我们在上海的公寓还在，尽管那些年妈妈总说要搬去更好的地方。一年夏天我回到家，发现家里已重新装修。旧家具统统不见了，我童年收藏的小物件与杂物一起堆进了新的储藏室。

我问妈妈还会不会搬，她问我为什么问，我说我只是好奇，她说机会来了就搬。还小的时候，我试图表示我希望留下来，我担心搬家的过程中会丢了什么。会丢什么呢？妈妈说，她会把所有东西都收进箱子。我的多虑让她厌烦。

终于，我最近一次回上海时，妈妈决定搬了。在市区逛了一天后，她签下一份合同。新公寓更宽敞，但紧挨着一片废弃工地。我对这次搬迁并不赞成，但妈妈已经下定决心——这是内环里为数不多的平价公寓，她看得到未来的增值空间。

我告诉妈妈，这次我不会再和她一起搬了，但如果我留下来，她则不能按原计划将公寓出租。“那你付我房租。”妈妈说。我知道，她也知道，这事本身和钱无关，但我还是说了句好。

有一次，我梦见自己从太空降落。随着我快速接近地球，陆地和海洋的轮廓逐渐浮现，包括我即将抵达的目的地，那公鸡状的中国版图。

我坐在云端的一张椅子上，没有什么把我绑在椅子上，也没有什么把椅子绑在云上，只要向前迈一小步，我就会摔下去，但不知为何，我没有摔。在我身后的是两个女人，她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同我共享那片云。

就在此刻，公鸡的底部炸了开来。转眼之间，一个大洞覆盖了将近一半的土地，山峦河流都变成了黑色。我找到上海，它足够靠东，刚好落在了大洞的外边。

降落之后，我走进一所房子。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一个洞穴，里面光线昏暗，屋顶比我高不了多少。我和妈妈、外婆三人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她们想必就是和我一起降落的那两个女人。

我仍然困惑我们为什么没有从天上掉下来，我转过头问妈妈：“我们怎么没摔下来？”她白我一眼，表示这个问题愚蠢，我理应自己想明白。我好奇是不是重力救了我，她仍然不肯解释。

我愈发沮丧和气愤：凭什么她知道的我都该知道？她凭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就看不起我？我的后怕被她讥讽，被她踩在脚下。我朝她大叫，抓起她的一只胳膊，使劲掐下去。

她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好像一切并不出乎她的意料。她任凭她的手臂被我掐住，我也没有放手，直至胸中的愤怒从我的手臂传到她的，终于离开我的身体。

我坐了下来，外婆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她搂着我的肩膀，用那种和善到近乎愚昧的眼神看着我。我不记得她说了什么，但她的眼睛在说：无论一个母亲做什么，她都是为她的孩子好。

（为保护作者隐私，文中部分细节有所更改。）

作者简介：Rey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写手，爱好创意非虚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