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屋 | 流动中的世代

Sixth Tone（第六声）此前举办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以“世代”为主题向全球写作者征稿，最终12篇稿件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获奖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间的华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热衷观察世界的中国学生……他们以扣人心弦的笔触写下历史潮流下的个体命运、对家庭传承的复杂情感、国际交流中的碰撞和收获，展现出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多元样貌。

（本文获第六声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三等奖）

作者：Lexa W. Lee

翻译：葛明宁

隔壁的维姬说，这是她头一遭看见我父亲种的酸橙树结了果子。“他要知道了肯定高兴，”她又说。我的父亲于2016年10月去世。好几天了，维姬看着我艰难地清理车库，时不时地搭一把手。树上结的酸橙是微微的黄色，个头很小，却滋味浓郁。我和维姬都觉得这与今年圣地亚哥雨水丰沛有关。

我时常想起我的父亲，不过，我实际上并不想念他。我俩很不亲密。他是那种觉得自己永远正确的人。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其实并不是真的这样，但我要是顶嘴，就要被他说教，甚至挨打。这种事在华人的家庭里十分普遍。什么都得遵从孝道。

我的母亲呢，她正住在养老机构里，记忆衰退得厉害。她说，要到父亲的坟上去，送一些花。

“父亲没坟，妈妈。”我对她说，“他是火化的，我们只有他的骨灰。”父亲生前从没讲清楚他希望怎样安排自己的葬礼。我们华人很忌讳谈论死亡。

母亲提出，她要出门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这挺稀奇的，她一般喜欢坐在室内，看着外头。我哥哥和我便带她去周围转一圈。

她蹒跚着靠自己的助步器支撑着走路，一边悲悲戚戚地问我，死去的父亲会不会把她忘了。

我用中文向母亲保证这不可能：“你们一共结婚63年，他想忘也忘不掉你。”我没再多话，自觉耐心不够，也不擅长这种礼貌。我的哥哥鲍勃没有吭声。他能听懂一些，但他已经把多数中文都忘记了，而且也没试过再拾起来。

母亲听了我的话，笑了一笑。我知道，在他们的婚姻里，两人几度希望自己从没认识过对方。父亲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诗歌和哲学，母亲则需要有人与她闲聊，喜欢社交；在钱的问题上，父亲比较吝啬，母亲铺张，花钱如流水。这两人总是为着钱的事吵吵嚷嚷的，却一起生活了六十几年。

作者的父母

现在，她对他日思夜想。他走了几个星期后，她还主张我们找一个医生，给我父亲安装一个新的心脏起搏器，让他复活——没哪一位心内专家能变这么一个戏法，也没有健康保险给这种手术买单。后来，母亲逐渐不再叫我们这么干了。但她还是说，我不肯给父亲装起搏器真是太残忍了。

这段时间我在整理他们的屋子，准备将它挂牌出售。鲍勃肯定没心思这么干，他也没这个本领。屋子里没开暖气，我每天早晨醒来都发着抖。房屋一共3000平方英尺（约合279平方米），四处散落着四十年以来的无数碎片与残骸。壁炉坏了，室内温度约40华氏度（约合4.44度），比室外还冷。我带的衣服不够，只能在他们的衣橱里翻找些能保暖的衣物，但哪一件都过于宽大——都是他们身体状况还好时穿的，在他们肌肉萎缩以前。

作者父母的房子

我像个考古学家一般仔细地翻看屋里的东西，显然，能找着很多文件——那种能勾画出我们人生脉络的材料。真的是数量浩瀚，我父母好像一片也不舍得扔。有各式各样的笔记，成堆的药方和病历，还有名目繁多的退税单、费用单据、发票、广告；一盒一盒的信纸、黄页、收据、账簿、已兑换的支票、未兑换的支票、注销许久的旧账户对应的空白支票，不同年代的贺卡；我母亲有时给一些她都不怎么认识的人送去大笔捐款，我找着对她表示感谢的短信；我看见，她还给运营开奖游戏的公司PCH（Publishers Clearing House）写去长信，声称自己理所应当中一次他们的彩票。好几千年前，中国人发明了纸，眼下我可一点不感谢他们，一点也不。

我偶然翻到一盒1950年代的中文信件，一些是我父亲留在大陆的家人寄来的。我的中文不到通读这些旧信的程度，把握不住这些信里的往事，抓不住其中的细节。

在挫败感下，我只好请正好来美国探亲的亲戚田萍代我翻译。田萍平时住在台湾乡下，用的中文不算优雅。她读罢这一堆信后，沉思着说：“我觉得咱们的爷爷奶奶会把海外子女寄来的衣物卖掉，他们还在信里罗列收到的物件，因为说不准寄出的东西能不能到他们的手上。”我和田萍阴沉地互相看看。祖父祖母在照片上瘦而憔悴，用疲倦的双眼盯着镜头，都穿着贫苦农民常穿的粗制棉袄。我的手指轻轻拂过他们的影像，心中哀叹：你们都是好人，怎么要承受这些？

作者父亲家族的集体照

田萍继续沉着她的圆脸，告诉我：“你父亲往家里寄东西的时候，会把带子绑得很紧，手都勒出了血。”

我不作声。这件事我就不知道了。我父亲总是念叨，我们要节省一点，他每月要给父母寄钱，不过他不大提起他们，所以我们这些孩子知道得不多，无法体恤远方的老人。我父亲也没法确定他的父母是否真的收到了这些寄出的钱。我想着：我爸爸也是个好人，这些事他怎么不讲给孩子知道？

田萍读到另一位亲戚在1960年代写来的信，信是由一位身在香港的朋友转来的。“请寄一些油和糖。”她读道，“我们很缺维生素。上一批寄来的东西，到手缺了很多，不知道被谁截走的。黑市上能买到肉，但我们买不起。我们在试着自己种些菜，但有时太过疲累，做不得农活。有一些邻居已因肝病去世。”

“他们在挨饿。”我概括说。

田萍点点头，继续读：“木材价格也高，做不起棺材。有些人用草席裹一裹便下葬……”

我们都沉默了。每一封信，一打开就是要吃的、要钱。

其他一些文件则是用英文写的，记载了一些关于我父母的我从未知晓之事——他们在金钱问题上的紧张和担忧，迁徙之路，就业，还有后来我母亲竭力对我父亲的照顾，即便她自己身体每况愈下，还要揪着他到处求医问药——她一度想瞒着我，后来做不到了。

我还整理出好几箱幻灯片和照片，它们原本散落在相册、盒子、抽屉、信件、口袋里。上面的人有些我听说过，有些没有。但一看他们的面庞，我就知道这些是我从未谋面的家人。在美国的、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日本的。他们各自又有孩子，不同支系的长辈，形形色色的亲戚；点缀在各样的婚礼、毕业典礼、节日、互相走动和度假之间。

作者一家在东京

接着，我逐样发掘出我母亲的宝藏，一匹一匹的丝绸和天鹅绒，数目惊人的鞋子；没拆封的骨瓷器件、闪闪发亮的银制咖啡和茶具、插花花瓶、漆器、御木本珍珠饰品；金项链、银手镯、景泰蓝、珍珠母；玉石、紫水晶、钻石、珍珠、珊瑚、绿松石制成的戒指、胸针、耳坠。她还收集人造宝石制品，更是多得数不到头——样式繁多的花朵状耳饰和胸针；叮当作响的手镯。还有被单、毛巾，袜子——无穷无尽的袜子。按照她的思路，为什么要删繁就简，只买一两件白色T恤，而不是一口气买个一百多件？为什么不买上十几个电动削笔机和订书机？她有两个梳妆台、三个衣橱，前者装满小饰品和小礼物；后者堆积着好些没拆过的电器，还挂着价格标签的多年前买的衣物，十多件六十多年前在战后东京定制的中式裙装，还有她的仿貂皮披肩。在二楼的走廊里，我发现一大批父亲待洗的保暖内衣，脱下来便空放几个月。在那段时间里，我母亲对这些清洗工作也逐渐力不从心了。

然后，我发现了她的婚纱。我的胃给一股寒流击中，凭空地发冷。上一回我见到这件裙子还是四十年前，连同头纱和衬裙，一整套深埋在这个衣箱里。现在，衣服上的蕾丝已严重发黄。裙子肩部很窄，腰围更是看上去只有20英寸（约合51厘米）左右。我的父母亲曾经像所有的中国父母一般，希望我能结婚，给他们添几个孙辈。他们没能如愿。他们自己的婚姻令我对结婚这件事不抱期待。相反，我去当了医生。我瞪着这条裙子，不由跪倒在地，抽泣起来。我拿这条裙子怎么办？

终于，我还是做了决定。收了眼泪，我站起来把裙子用衣架挂好，细心地整理过它的头纱和衬裙，拍下几张照片。我想着：抱歉了，母亲。我不能留着这衣服。我只能做到这些了。

作者父母的婚纱照

至于我的父亲呢？他勤奋好学，留有很多书记和笔记、一摞一摞的《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他卖力地制作了一堆标有英语单词和释义的卡片，都用他标志性的拥挤的笔迹。可他的英语脱不掉那股外国气味。

清点完这些，屋里和车库里还有数不尽的东西，怎么也数不尽。我没有雇人来帮忙整理的原因是，我有特别想找到的东西：我外祖父手写的书法卷轴和他收藏的中国画。1949年之前，他在日本横滨、台北和香港都担任过总领事。除此以外，他的书法很有名。我有好些年都不知道母亲把外祖父的东西藏在哪里，她自己记不清楚，也没有差我帮她寻找，怕我把家里弄乱。我小时候见过一个人给我父母送来一个长卷，打开可以看到形色各异的花朵。它到哪里去了？在一屋子的琐物里，我只想留下我外祖父的作品。

我花了整整两周找遍四间卧室、厨房、客厅、阁楼，占满车库里三面墙的无数零碎。一无所获，只装满了二十个桶，要当垃圾或可回收物丢掉。我又拉又扯又举，翻过一个个盒子、包、行李箱、储物箱，里面装满了不同物件，从俗气可笑的到美好高雅的。我站在车库里，疲劳不堪，浑身沾满了尘灰，头和腰都疼痛难忍，指甲藏污纳垢、有了裂纹。我的体重从106磅（约合48公斤）骤降至98磅（约合44公斤）。一切都很糟糕。那笔财富仿佛消逝无影。

外祖父的艺术收藏本应该装在某个衣箱里的，那是它们妥当的去处。那几个箱子相当大而敦实。但它们不在里面。相反，我母亲用它们放自己的服装和衣料。几个比较结实的纸盒分别盛着书、餐具和花瓶。最终，我看向了角落里一个被压扁的盒子，这是车库里最后一个没有查看过的纸盒，它皱皱巴巴，看上去不可能容纳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当我把半腐烂的纸板拆开，我发现里面是小幅的水彩画和油画、写生簿；以及一个狭长的盒子，里面是旧丝绸或纸张制作的、裱过或拓过的作品。虽然外层的纸盒状况堪忧，它里面的东西都没受什么罪。我精疲力竭地往脚下的一个盒子上一倒，笑出声来。我的母亲从来不喜欢她自己的父亲，父亲也更宠爱他的儿子们。也许把他的东西装在一个便宜的盒子里，是我母亲的一种消极抵抗。

我把长条的盒子带进屋里，小心翼翼地展开卷轴，一张一张摊平折起的纸张。其中一些是我外祖父书写的孔子关于道德的箴言，不过也有一张是他用优美的手笔颂扬酒的好处：“万事不如酒。”还有一些画作，画的是山水、松竹，还有那个长卷，描绘着栩栩如生的花朵。我最看中的是一个绸卷，画上有一只鹦鹉，饥肠辘辘地盯着枝条上结着的果子。我给鹦鹉起了个名字，唤它“诱诱”（Lusty）。

一个身在北京的表亲求我把这些东西悉数留存下来。我给他发了一张这个皱皱巴巴盒子的照片，还有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你得收着这个盒子。”他回复道。他自家的住处早已被塞得满满当当——这在中国十分寻常，高层楼房的公寓通常没有足够的储存空间。

“哈，我不要留着这些垃圾。”我回复他，“你要这破东西，就自己飞过来，拿回去塞在家里。”他在电话那一头沉默了良久。

不过，过了些时候他给我发消息：“你二舅去世后，我们在他家里发现了藏着的黑胶唱片和外国杂志。你知道，要是给红卫兵看见，肯定要尽数销毁了，还得罚他。我想他是希望我们存着他的宝贝。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我想了想，却不觉得我的外祖父会把眼前这个脏污的纸盒子当做宝贝。我母亲从前总说，外祖父很享受在东京的生活，后来又说，他是被日本首相带入歧途的。母亲早先不会这么说话。岸信介是个著名的酒色之徒，又是战犯、日本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客之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征用并虐待大量中国劳工，修筑军事设施，为珍珠港事变做准备。岸信介要为这些事负责任。

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外公又高又瘦的轮廓，他十分寡言，面上无甚表情，我们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他总是单独静坐着，吞云吐雾。因为政权更迭，外祖父失去了自己的职位和财产，他的一半家人都留在大陆。也许，在此之前他不是这般模样。无论他的儿子们如何崇拜他，外祖父确实不是个没有瑕疵之人。我怀疑他时不时地会遭到良心的拷问，并终于把很多黑暗的秘密都带进坟墓。

作者的外公

我母亲在中国买过一个棉制的口罩以隔绝灰尘和其他过敏源，现在我戴着它，又开始清理房屋二楼走廊上堆积了近四十年的一些纸盒。拆开它们，我又找到了十多幅国画。我看着这些画，回不过神来，感到了震撼。我和我的父母曾无数次地走过这些盒子。他们早就忘了里面装着什么。

这些画作在触目可及之处寂寞了四十年。盒子里有一些画框上掉下来的碎玻璃。我发现其中一幅画可能有数百年历史。还有几幅画，它们的作者更知名些，有画商出价数千美金，想要买去。他们说，有中国买家愿意买大家手笔的山水，尤其一些新晋的“土豪”想要买艺术品炫耀。我对此缺乏兴趣，卖了两张我不喜欢的画，不过留下了鹦鹉“诱诱”。“诱诱”是一只聪明且古灵精怪的鸟，不该与“土豪”为伴。我把“诱诱”和余下的艺术品送去了我租用的一处储存场所。

我父亲终其一生给我们一家带来的改变，都不及他去世前后来得大。即便他们都摔了好几次跤，我的父母都极不情愿离开这座房子。最后一次摔跤后，我母亲尖叫着威胁要死，不想被送走，与我父亲分开。可最后，她只得带着受伤的脖子住进医院，父亲则进了养老院，他们经历了结婚以来最长的一次别离。经过此事，母亲才算是投降，愿意搬去看护机构。人到晚年，维持尊严是基本不可能的，循着假牙、尿布、痴呆、老朽、死亡的步骤，这一条下山路非常之残忍。

我母亲不分时间地点地闹情绪。我对她讲：“希望你能走得平和。”她没懂我的意思。我已经离开自己新奥尔良的住处近三个月了，不剩什么好脾气。“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说，“你往后一段时间看不到我。我有自己的生活去过。”

这话敲醒了她，她说：“我明白了。”在那片刻时间里，她眼神清明，并没有眼泪。她的声线也保持了平稳。她并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心神。

“我这就走了。”我说。她哭起来。她总是这样。我走出门，没有回头去看。

外头又在下雨。在我父母寒冷而寂静的屋子里，我独自坐在旧沙发上，想起父亲的酸橙树，外祖父的画作，以及我母亲的裙子，那些照片、书信、书籍和纸张。我低下头，对这老房子说了声抱歉。

“我很抱歉他们这样忽视你，你却为他们遮风避雨了这些年。”我说，“我想来觉得气愤。”我猛地咽了一口口水，咬着嘴唇，又道：“是时候了，你会找到一些新主人，他们会好好待你。”

这屋里有很多故事，我只知道一些，其他已永远地失落了。但这里承载着我家的大部分历史——有关那些很久以前就逝去的人们，还有现在的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处、每一间屋，我都被长辈们的照片、信件与其中的喃喃细语环绕。他们此前迁移去过许多地方、许多国家。即便我对我家族的先辈们所知很少，我们永远被血缘牵绊在了一起。而即使我可能将永远离开了这屋子，我还携带着他们的一部分，去其它地方生活。无论我驻足何处，他们也在何处，那里都是我们的家。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Lexa W. Lee居住在新奥尔良。她出生在东京，父亲是一名前国民党军官，母亲则是一名中华民国时期外交官的女儿。她在冲绳长大，读大学时迁往美国。她在从医20多年后成为了一名医学作家。这篇回忆录参照的是她在父亲去世后写下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