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克：广州贸易的缺陷和崩溃

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范岱克（Paul A.Van Dyke）的新著《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在这本书中，作者利用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揭开了所有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从引水、买办、通事，到大班、行商和海关官员。作者在书的最后，重新审视了广州贸易的成功和失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违禁品贸易是广州体制的主要缺陷之一。澳门和广州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走私活动。贿赂海关官员相对容易，货物能够“无声无息地”过关。朝廷的许多收费并没有随着通货膨胀而调整，这导致“穷人”的贸易不断地越来越深入到“富人”的口袋中。18世纪60年代和18世纪70年代，西江沿线的收费上涨，与此同时鸦片走私网络得到了发展，这应该不是巧合。粤海关监督不能或不愿意采取任何有效的手段来遏制勒索，因此勒索继续发展。

澳门葡萄牙人对广州贸易的控制、建设和管理至关重要，但许多人是利用其特权从违禁品贸易中获取私利。如果珠江三角洲的海关官员想要从非法贸易中受益，他们必须配合葡萄牙人收取好处费。如果黄埔或厦门的官员想从鸦片贸易中受益，他们必须配合珠江三角洲下游一带收取好处费。如果黄埔的海关官员或码头的海关官员希望从走私中获益，他们必须与买办和引水人一起就收取的好处费展开竞争，而买办和引水人则必须与葡萄牙人收取的费用竞争。

这些竞争联结了好处费和办事手续，使得走私者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其利润。这种安全性和清晰度帮助违禁品贸易几乎与合法贸易一样可以预测，于是吸引了更多投资者。同时，鸦片品种和价格有很多种，渗透到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猖獗的海盗行为也促进了违禁品网络的扩张和复杂化。

发放信贷可能有助于贸易的顺利进行，但会使营运资金紧张，因为许多官员整个季节都在进行管理工作，直到船只准备启程返航之前才收取费用。这对海关网络中的官员施加了财政压力，使他们考虑参与违禁品贸易并接受贿赂，将商品从“应税品”重新认定为“非应税品”。这种做法削弱了朝廷的收入，也削弱了支持海关监督网络的财政结构。但是只要贸易总量在继续扩大，帝国收入的增加便会掩盖这些资金的流失。

18世纪末19世纪初，“官府”和通事控制了补给品黑市交易。这也分流了来自监督的资金和权力。引水人、买办和通事必须为其执照缴纳大笔款项，使得他们在某种形式上服役于政府。很多人不得不借钱来缴纳他们的牌照许可费，借贷利率很高，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还清贷款。虽然这可以使他们在其职位上勤奋工作，直到债务还清，同时也促使他们在体制以外进行交易以获得额外收入。由于种种原因，许多 “官府”、通事、买办和引水人真是太愿意迁就走私贩子了。

粤海关监督对中国行商索要的定期“贡献”和“捐赠”也推动了走私。粤海关监督要求每个中国行商而不是外国人缴纳所有进出口关税，由此可以知道每个中国行商总收入的情况。税费数据给监督提供了一份记录，决定下次谁能够贡献最多。非法贸易为商人提供了一种对抗这些无处不在的索求的方法，因为非法贸易使他们的收入超出了粤海关监督的掌控范围。因此即使在最好的年份，广州最著名的一些商人都热衷于参与非法贸易。

随着走私贸易的增长，其他商人也被吸引。18世纪90年代末珠江三角洲一带猖獗的海盗行为使官员从走私贸易中分神，澳门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使用镇压海盗方式来掩盖鸦片贸易的行为。对用白银购买茶叶的极大依赖以及鸦片是唯一可在中国轻易换取白银的事实，巩固了这两种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鸦片在亚洲其他口岸被认为是合法商品，中外人士都很容易使鸦片在中国销售合理化。在抵达船只数量很少的年份以及发生战争的年份里，白银供应短缺，鸦片贸易就为中外人士补充枯竭的白银供应提供了手段。结果到18世纪60年代鸦片稳定流向中国，随着散商和中国帆船将其运送中国沿海其他口岸，贸易持续扩大。

资本市场的结构也是广州体制的弱点。中外之间利率的不一致导致资本持续流入广州，但迫使中国人支付高利率。缺乏足够的本土资本满足需求，整个广州体制时期中国商人都持续依赖外国贷款。

广州行商试图通过形成垄断来保护其利益。18世纪20年代与18世纪60年代，商人创建了公行并做出控制价格和限制供应的安排，但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他们无法保持垄断，其控制价格与粤海关监督鼓励贸易增长的兴趣相违背。粤海关监督清楚，如果外国人面对的进口货价格太低、出口货价格太高，他们就不会再来中国，这样粤海关就没有足够收入缴送朝廷，从而影响他的仕途。

虽然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把维持和促进垄断作为减少风险和保护利润的最佳手段，但他们也不希望任何组织来影响中国市场。他们不断对粤海关监督施压以反对这种安排。外国人和粤海关监督的利益在这点上一致，因此中国行商从未能成功地控制价格或获得供应。

行用是对行商利益较成功的保护，它向所有行商征收，能够把价格推到适当的高度以保护利润率。礼品费、规礼费、港口费以及拖欠的关税都由这一综合基金缴纳。行用比垄断与联合更成功，因为它与粤海关监督的利益一致。行用每年得到补充，也成为受粤海关监督欢迎的稳定的收入来源。

然而，从长期来看对行用的需求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需要补充预算的朝廷官员必须再次诉诸偶尔发生的“捐助”。行用给商人带来的更多是短期安全，但它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由于没有其他措施可以保护行商利益，他们的职业总是与高风险关联。

短期内行商尽其所能，力图智胜体制，他们中如潘启官、伍浩官者非常成功。然而，即使成功的行商不能确保其财富流传百世。一旦家族中某位不太老练的谈判者掌握了财富，其财产将逐渐被苛刻的官员剥削殆尽。一些行商苦心经营财富数十年，但从长期来看他们都无法成功。

由于缺乏整体控制，该贸易体制也被海关网络所衍生的许多问题削弱。例如，1759年粤海关监督采取应对措施，废除对所有外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收取丝绸交易纵容费的问题，尽管这些纵容费的收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丹麦人和英国人不得不曝光这个问题，因为粤海关监督没有追踪到外国人付给海关水上稽查员和通事的费用。

18世纪70年初，粤海关采取新的政策，要求船只在获得船牌之前必须缴纳所有税费，这造成了18世纪70年代末累积起巨额的债务。这个债务问题无法预见，没有人会留心新政策对商人的影响。有关外国人向中国人提供贷款持续增长的信息没有人收集，因为首先中国人不应该向外国人借钱。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显然没有考虑到实际运作，需要做的是彻底修正广州的资本市场结构，以平衡中外利率。

到18世纪80年代初，外国人不断抱怨西江沿线税费的快速上涨。粤海关监督被迫传唤所有买办，让他们交代所收金额的情况，他没有检查珠江下游税馆的收费。这些费用十年来一直稳步上升，但无人注意到。

与此同时，鸦片贸易网络在珠江三角洲牢固地确立起来，海关官员和持有牌照的买办都卷入其中。1780年一艘永久性的收货检查船锚定在云雀湾，但是直到12年以后粤海关监督才意识到这是非法贩运船，再过去8年之后他才采取应对措施来禁止这种非法贩运。粤海关监督并没有向朝廷汇报鸦片贸易网络的情况，因为他没有有效的手段来确认从珠江三角洲快速舢舨所获得的信息是准确的。直到白银危机使改革迫在眉睫，朝廷才开始彻底调查。

粤海关缺乏可以监测和控制外部引水人的基层行政组织，以阻止他们将船只引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走私集散地，这使走私贩子能轻松开展工作。外部引水人和澳门引水人都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所以他们没有成为预期中的有效守卫。尽管如此，广州的行政管理仍然得继续依靠他们。

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通事和海关官员开始控制补给品黑市交易。粤海关监督可能知道但没有设法阻止，尽管这已违反了朝廷政策。朝廷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打击这种对黑市交易的纵容，无人向朝廷汇报问题的严重程度。此外呈缴朝廷的税收一直都在稳步增长，外国人在广州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一切都如其设计的那样运作。

1814年和1815年，清政府开始了另一个终止澳门鸦片贸易的措施，检查所有到达中国的葡萄牙船只，这一行动迟来了50年。19世纪20年代在伶仃岛采取措施着手取缔鸦片贸易，但那时外国人已经在伶仃岛从事非法贸易活动20年了。这时珠江三角洲还有不少走私基地，只粉碎其中一个对总体情况影响不大，再一次表现出朝廷的反应太弱也太迟了。

正如我们所见，粤海关监督除了处理手头最重要的事情之外，没有时间处理任何其他事情。然而到19世纪20年代，广州体制显示出严重的缺陷，口岸的和谐氛围面临危险。大米的优惠待遇推动了珠江三角洲走私的增加，走私贩子在伶仃岛购买大米，他们的船作为“运米船”溯江而上享受优惠以逃避广州的高额税收。他们利用从鸦片和大米上获得的利润购买回程货物，从而可以支付他们回程的费用。走私贩子可以获得回程货物意味着他们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销售鸦片。反过来鸦片以较低价格出售会刺激更多的消费。清朝官员没有将大米和鸦片联系起来，没有人报告这些事，尽管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常识，有关报道已经公开发表在外国报纸上。

1827年广州出现了第一份报纸，其他外国刊物很快随之出现。这些报刊的内容除了描述亚洲诸口岸贸易的情况外，刊登的内容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期刊上每月都发表大量有关中国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的文章，涉及当时的和之前历史的问题。在贸易史上，这是所有在华外国人首次拥有获得相同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和全球最新商业趋势的平等机会。几年内广州和澳门外国人群体都非常了解当地和国际问题。这有助于他们统一观点，提出关于中国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更大范围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看法。

外国媒体开始改变权力的平衡以有利于外国人，随着19世纪30年代大型浅底汽船的到来最终完成了这种改变。一定范围内，汽船使澳门引水人丧失了作用，这些船在西江上快速航行，使虎门炮台失去作用，并使粤海关监督失去了对谁可以来华贸易以及他们应该何时离开的控制权。这种权力的丧失削弱了广州体制的信用结构，粤海关监督不再能确保外国人在离开之前结清其账目。

19世纪30年代中期，各大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在广州的业务，散商开始团结一致。新闻媒体给了他们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渠道，汽船赋予了他们按其意愿行事的能力。外国人在中国海岸发行的报纸上公开讨论如果中国不发生改变，就应该与中国开战的观点，每一个购买报纸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许多其他变化也正在发生，将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主要茶叶来源的霸权地位。报纸上刊登了很多关于在其他地区建立茶园的话题。到19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茶叶在爪哇种植，中国人被送到那里建立茶园。19世纪30年代中期，清政府再次打击走私的活动引起了更多在其他地方种植茶叶的议论，如此这般就没有必要在中国购买茶叶了。19世纪40年代，茶叶在斯里兰卡和南美洲种植，并有计划地将其引入印度。茶叶在日本、朝鲜、北圻、交趾支那和缅甸蓬勃发展，但这些地方使用不同的制作和加工方法，其最终产品不如中国茶叶那样受人欢迎。然而在新建立的茶叶种植中心，加工技术日趋完善，中国开始失去其产品的比较优势。

这时，西欧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生产高品质的瓷器，丝绸也在法国、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生产。19世纪50年代，日本向西方开放，成为高品质瓷器和丝绸的供应来源。朝鲜也很快赶了上来。

新竞争导致的结果，从1877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每年的外贸进口量超过了出口量。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与这种转变有关，比如不平等条约、外国人操纵中国贸易和海关。但不应该由此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忽视中国已经失去了世界茶叶垄断地位的事实。

因此，即使没有鸦片战争强制终结了广州体制，中国贸易及其传统的经营方式也将受到更强劲对手和激烈竞争的严重威胁。140多年来中国向世界提供茶叶、瓷器和丝绸，到19世纪末中国已经变成了消费经济。所有这些事件、趋势和问题在其威胁来临之前就已经清晰可见，尽管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清王朝没有做任何准备使国家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内公开讨论这些想法，他们在行商所在的“广州商会”以及广州发行的报刊上也讨论这些问题，买办可以听到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事实上，外国人公开宣称其意图就是要破坏中国的垄断。不懂英语并不是中国商人的借口，因为广州帆船贸易商人在前往东南亚途中也能够接触到所有这些观点和问题，他们能够用中文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讲述这些信息。

我们已经对广州体制进行了总结，以及展示了各个部分如何互相作用影响指导贸易进程，应该可以推断出广州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