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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巴克利评《蒲公英》︱“把意大利留在心中”

[英]乔纳森·巴克利/文 石晰颋/译
2022-11-24 11:59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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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delions, by Thea Lenarduzzi, Fitzcarraldo Editions, September 2022, 288pp

盖伦·斯特劳森曾以一连串的引文为其随笔《未能成为故事的生活》开篇,其中查尔斯·西米奇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性:“我们将自己的生活变成故事……来为其赋予意义。”西娅·莱纳尔杜齐——《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约稿编辑,也是该刊播客栏目的主持人——有同样的观点,她引用了琼·狄迪恩的话:“我们通过给自己讲故事活下去。”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某种根本的区别。斯特劳森在引文前写道:“这里有一些我不相信的说法。”他承认过往总是与他同在,但并非作为一种叙述——相反,它成为了他内生的存在,就像一个有成就的音乐家将过去无数小时的练习内化在他的头脑与身体里那样。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叙事性的结构,而是一种“情节记忆”(episodic)。莱纳尔杜齐则持相反的观点。对她来说,故事是我们所必需的母体,它使混乱的生活变得可理解,并确保我们的身份认同。《蒲公英》是一份这种叙事主义式生活-写作的精湛作品。

《蒲公英》的大部分内容由莱纳尔杜齐深爱的祖母,也就是她的“诺娜”(Nonna,意大利语里的奶奶)的记忆编织而成,从1950年代她和儿子一起在曼彻斯特的荒地上采摘蒲公英开始。这个场景就像一个家庭寓言,满载沉重的象征意义:蒲公英象征着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人群,象征着移民经历(蒲公英的种子可以传播数百英里之遥),也是文化差异的象征——与英国人不同,意大利人知道这些野草作为食物味道有多好。西娅的奶奶迪尔克在1930年代初次来到英国,因她的父亲安杰洛在谢菲尔德和曼彻斯特有亲戚,他们举家从故乡弗留利的曼尼亚哥移民。安杰洛突然去世后,寡妻只好拖着两个孩子回了意大利。1950年,已经结婚的迪尔克带着丈夫利奥和儿子曼里奥再次移民曼彻斯特,曼里奥这个名字来自迪尔克早年夭折的弟弟。

失落是《蒲公英》这本书中一股持续涌动的暗流。在曼尼亚哥的学校里,迪尔克遇到了一个作文题“如果你有钱,你会做什么?”她的答案是:“我会去看我父亲在谢菲尔德的坟墓,因为我不相信它在那里。”她需要很长时间来接受他已经永别的事实。迪尔克移民曼彻斯特后在一家血汗工厂工作,她的一个孩子在分娩时死亡,她本人也遭遇了精神崩溃。医生的解决方案是电击疗法,而她选择了回意大利的长途旅行,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的。利奥曾经认为与战后的意大利相比,在英国“我们可以过得更好,好得多”,而现在他喝得太多了。迪尔克的母亲诺维拉从丈夫去世的那天起就只穿黑色的衣服,无法给这个家带来光明。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怨妇,总是能很快观察到他人最坏的一面,她总是跟她不爱的女儿唱反调,但是,像迪尔克一样,在利奥决定要搬回曼尼亚哥的时候,她不想离开曼彻斯特。利奥和迪尔克的儿子们——曼里奥以及后来成为西娅父亲的约翰——此时已经离开了这个家,而利奥之前曾经有过心脏病,他并不想在这块也埋葬了这个家庭其他成员的异国土地上死去。

《蒲公英》远不止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这些个人故事所造成的影响照亮了它们所处的社会。迪尔克最喜欢的作家是畅销书作者阿玛利亚·利亚纳·内格雷蒂·奥德斯卡尔奇,可谓意大利的芭芭拉·卡特兰,她的笔名“利亚拉”(Liala)更广为人知,这是邓南遮为她取的名字,将“翼”(ala)嵌入其中。她笔下香艳的言情小说的许多主人公都是飞行员——墨索里尼统治下机械时代意大利的模范英雄。《蒲公英》饱含对法西斯时代生活的洞察力。年轻的利奥第一次向迪尔克打招呼时,他用了“bondì”这种威尼斯方言——这是一种通过文化自我定义的姿态,因为墨索里尼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有一个内容丰富的章节记述法西斯时代对疟疾横行的沼泽地带的开垦,也值得注意(它与意大利人对发烧的迷信,以及该国“猖獗而反复发作的疾病”历史相衔接),还有一个类似的部分是关于一部由马歇尔计划资金赞助的纪录片所宣传的意大利形象——曼尼亚哥在一部名为《一个国家的肖像》的影片中出现,这座小镇在片中被描绘为令人钦佩的自强匠人的家园,一代新人建造了许多工厂。这本书的许多阐述都有人类学的含义。迪尔克会玩一种她那难以令人心生爱意的母亲玩的纸牌接龙,作者以意大利各个地区在纸牌设计上的差异信息丰富了这个细节。与年长的利奥讲述的准民俗故事相连的是卡洛·金茨堡(他的母亲娜塔莉·金茨堡当然也在这里出现)的研究,以及被称为“cialciùt”的弗留利当地人民的精神特质,而这又与作者的失眠相关联。

莱纳尔杜齐祖辈一家在曼彻斯特时参加聚会的照片(左起第三与第四人是迪尔克和利奥)

《蒲公英》经常切换地域和时间,其结构可谓庞杂,但莱纳尔杜齐展示出了对写作素材的驾驭能力。有时也会像她所承认的那样,对秩序的愤怒令她难以自控。书中关于蒲公英喷泉设计的讨论提到了美国雕塑家兼设计师哈里·伯托埃,她很高兴地发现,他就出生在曼尼亚哥附近,在迪尔克的父亲移民之前不久也离乡出海了。她觉得这个巧合有“某些更为高深而无形的意义”。她希望母亲——生于利物浦,搬去意大利——能够接受在“专业搬家公司”工作的特殊意义。她还担心如果自己不好好讲述,家族史就会“松散无骨”。从安吉洛在英国拍摄的照片里,她发现了他“选择焦虑”的证据,这种不安也映射了她自己的焦虑。在巴黎求学时,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敏锐地感觉到,“我不够英国,不能自称英国人,但也不够意大利,无法自称意大利人”。她自己的声音让她感到不安。“我的声音就像我经常感觉到的那样没有根基。”

奶奶告诉莱纳尔杜齐,自己的父亲到英国后总让她读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这本1886年问世的儿童读物,被认为是意大利爱国主义的入门书。他最喜欢的是写加里波第的那一章,因为与之有些小小的交集——莱纳尔杜齐家的第一个住处以前是奥德斯卡尔奇家族的仆人们的住所,此处对面的小教堂曾是加里波第举行婚礼的地方,他与雷蒙迪·曼蒂卡·奥德斯卡尔奇的私生女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迪尔克的父亲希望女儿“把意大利留在心中”,而她的孙女在记录迪尔克的记忆并创作这本书时,也在努力做到这一点。2004年她离开意大利前往英国后,“多多少少但一直有某种忘记了重要事情的感觉”。她有时会觉得自己的意大利特征“正从身上流失”,而写作是减缓甚至扭转这种流失的一种方式。

《蒲公英》一书中唤起了许多过去年代的精致。有些是半虚构的,莱纳尔杜齐把自己投射到祖辈的生活中,想象他们日常生活的质地。另一些则是生动的纪实——例如,她描述了祖父与朋友们打牌的酒吧,他们都说弗留利当地方言,年幼的西娅和妹妹只能断续零星地听懂一些,让她们觉得尽管自己在家里,却像是外国人。探访迪尔克与丈夫住处的描述在感官细节上令人激动不已——下到酒窖的台阶是介乎栗子与蘑菇的色泽,由花盆里“酸溜溜的土壤气”、发霉的皮革以及散发着甜味的旧报纸重叠而成的香气。怀旧之情洋溢在《蒲公英》中,这本书饱含温暖和柔情,但并不多愁善感。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9月9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由作者授权翻译)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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