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故事】我在敦煌修壁画 李最雄的故事

防止山体的风化危及石窟，防治空鼓、起甲、酥碱等壁画病害，保持壁画的颜色，成了李最雄研究的新课题。

“我们就像是一群给文物看病的大夫，得时时关心、牵挂着它们。”

于莫高窟而言，李最雄是“半路出家”。

1964年，李最雄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1985年，参加工作21年后，李最雄离开妻子孩子，只身前往莫高窟，从事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研究。

在敦煌研究院，李最雄历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等职，长期坚持在文物保护一线，主持完成40余项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重大科研项目及国内外合作项目，是当之无愧的敦煌石窟科技保护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他从事文物保护工作55年，带领敦煌研究院保护团队完成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项目50余项，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国家发明四等奖1项，省部级奖励10余项……

最初参加工作的20多年里，李最雄跑遍了大西北的石窟。对石窟沙砾岩裂隙而造成的文物损失，他极为心痛，一种保护古老文明的使命感油然而生。20世纪70年代末期，李最雄承担了国家文物局的一项科研项目——甘肃沙砾岩文物的保护加固。当时，绝大部分业内专家都以有机材料来进行这些石质文物的加固，但李最雄独辟蹊径——找到在化学组成上或者物理力学性能上相近的无机材料或者无机高分子材料进行加固。

人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李最雄付出了多少心血进行研制并反复验证。因为科学试验来不得半点马虎，他不仅仅是要试验出一种理想中的材料，同时还必须证明这种无机材料优于当时正在使用的有机材料。

“当时我们条件很差，我只带了两个年轻人，轮流住在实验室里，买一个闹钟定时，4个小时你就要起来，哪怕是夜里3点你也得起来把这个样品取出来做处理。”李最雄说。

经过十多年的现场勘查和室内反复实验，李最雄终于找到了沙砾岩石窟风化的病根。他从近十种无机胶凝材料和十多种模数的硅酸钾中筛选出模数3.80—4.00的硅酸钾（简称PS）进行加固，可达到缓解石窟“病症”的效果。PS的研制成功是丝绸之路沙砾岩石窟保护加固的一个重大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后来在莫高窟木桥廊段进行的石窟崖面加固表明，这一材料具有良好的保护效果，有效防止了雨水入渗和壁画酥碱等病害的进一步发生。与此同时，在配合榆林窟加固工程中，李最雄又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石窟岩体裂隙灌浆研究，成功研制出了PS-F灌浆材料。

由于效果好，这两种材料在古丝绸之路的沙砾岩石窟加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国西北地区沙砾岩石窟岩性干燥，松散、强度低，易遭风蚀、雨蚀，这些材料的研制，不但对保护敦煌石窟遗产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整个西北地区石窟岩体的防风化和岩体加固找到了一条保护途径。

在莫高窟，他既为壁画的精美绝伦而深深折服，也对壁画的严重受损痛心不已。如何防止山体的风化危及石窟，怎样防治空鼓、起甲、酥碱等壁画病害，如何保持壁画的颜色，成了李最雄研究的新课题。“我们就像是一群给文物看病的大夫，得时时关心、牵挂着它们。”李最雄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在敦煌藏经洞陈列馆院里，有一块刻着黑字的卧石，上面是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一直铭记在李最雄心里，提醒他不忘敦煌文物被列强劫掠的那段历史，而他也用一生践行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调到敦煌研究院之后，李最雄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先用自己发明的新材料对榆林窟进行了加固，并大获成功。但他并不满足，又向文物保护的另一个大难题——敦煌壁画褪色的原因，发起了挑战。

敦煌气候干燥，雨水甚少，为什么盛唐洞窟中的壁画会变色？莫高窟许多壁画都用铅丹做颜料，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引起铅丹色彩蜕变的主要原因是热氧化。习惯质疑的李最雄通过长期观察，对这个几乎已成定论的看法并不认可。“我是学化学的，铅从四氧化三铅变到二氧化铅，温度要达到200多度才可能发生，在洞窟里边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

对壁画褪色的“热氧化说”产生怀疑之后，李最雄查阅大量文献，寻找新的理论解释。可是，仅仅是推翻了热氧化的结论，并不能完全解释铅丹褪色的原因。严密的科学结论往往来自科学家的大胆想象，就像研究PS材料的最初动机一样，李最雄设想，铅丹产生变色的原因可能是湿度。

恰在这时，一次莫高窟采样实验，引起了他的注意。“莫高窟顶子上，有一处遗址叫天王堂。它的壁画很破碎，一些已经掉在门口。我采集了13个样品，所有在洞窟里面采集的样品，铅颜料不同程度地发生变色，只有门口采集的样品没变色。我很高兴，已经初步断定不是强光线导致变色，当时就考虑到可能是湿度。”李最雄说。

之后，李最雄开始进行严谨的科学实验。他发现，在90%湿度的条件下，铅丹会在一周内变色。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莫高窟地处戈壁滩，干旱缺水，怎么可能会有90%湿度的问题？李最雄分析，壁画变色并不是现在，而是在很久以前洞窟内湿度很大时就已经开始。千百年后，洞窟中的环境条件，其实已经跟室外基本达到平衡。

历经大量的科学试验和反复论证，他最终得出结论，壁画褪色、变色与二氧化碳、光照、温度、湿度及风力等环境因素有关，而湿度是致使铅丹变色的主要原因。这一发现，为敦煌洞窟壁画的科学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指导，洞窟保持干燥通风、控制温度湿度成为保护壁画的首要措施。

在同事们眼里，李最雄勤奋执着，做事坚持不懈。“文物保护是探索性工作，很多时候会出现不满意的试验结果，但是从来没看到他因为失败而放弃，而是持续做、反复做，直到试验结果满意为止，非常执着。”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这样评价他。

在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上，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遗址和以吐鲁番交河故城、西北长城为代表的数百处土建筑遗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千百年来，受强风、雨水及地震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多数古遗址遭到严重破坏，有些正遭受灭顶之灾，其抢救保护是当时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中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同时，古遗址赋存大量的历史信息，具有不可再造性，古遗址的保护加固必须遵循“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因此，古遗址的保护难度大，技术要求高。

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项目——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难度非常大，许多业内人士踌躇不前，然而李最雄却说，“难了，才更具有挑战性！”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曾是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的执行负责人。他曾说，交河故城项目的研究历经六年时间才结束了实验研究，转入应用。但是，实验室成熟的材料和技术不一定适合文物保护现场，因此大量的现场试验必不可少。李先生始终坚持驻守在一线，一丝不苟地开展工作，而且即使效果不太理想时，他也从不放弃，一门心思要弄个“水落石出”方才罢休。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04年9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在敦煌研究院建立“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基地以壁画和彩塑为对象，开展专门的科学研究和保护修复工作，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全国乃至丝绸之路沿线的壁画保护工作中。莫高窟人在做的事情，并没被黄沙埋没。由敦煌研究院牵头、李最雄推动的“干旱环境下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荣获了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研究成果全面支撑了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第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成功申报和组建。

现场条件差，室内没有空调，只能用小型电风扇吹着热风，屋子里也像蒸笼一样。当时已60多岁的李最雄带头在40℃的高温下跑现场，仅拿块毛巾擦擦汗。正是在这种精气神的支撑下，李最雄带领团队经过多年的现场试验和工程实践，研发出了一整套针对土遗址风蚀、雨蚀、开裂、坍塌等病害的防治措施和遗址加固的施工工艺及技术措施。

而敦煌研究院对于文物保护的理念不仅仅局限于敦煌，还应用于甘肃、新疆、宁夏、西藏等16省（区）200多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

在西藏布达拉宫、萨迦寺、罗布林卡壁画保护修复项目实施期间，李最雄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带队进行空鼓病害壁画灌浆加固及修复。2001年至2007年间，他18次去拉萨、萨迦及阿里等地区工作。针对西藏寺院空鼓壁画特点，李最雄在环境监测、病害调查、壁画制作材料分析及病害机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室内模拟实验与现场试验研发材料，抢修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近6000平方米壁画。

当时，李先生已过花甲之年，同事们劝他少去几趟，但从来没人成功过。由于上高原太过频繁，他的身体特别是心脏受损严重，返回内地后多次突然晕倒，心脏不得不植入支架。然而，每当身边人说起权衡工作和健康的话题时，李最雄只是笑笑说，“西藏的心事了了”。

他既热爱工作，又热爱生活。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回忆，他们一起在榆林窟工作时，荒郊野岭，没有电话。白天干活儿时间过得快，晚上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时间就比较难打发。为了给大家丰富业余生活，李最雄买来音响，放着磁带，教大家跳交谊舞。后来再去榆林窟时，他们时常会想起那时艰苦而快乐的日子。

同事眼里的李最雄做事井井有条，不仅把自家收拾得干净，出差住宾馆也非常“讲究”。每天早起后，他总是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以至于保洁人员几乎无事可做。这种习惯，业已传承给了下一代人。

“段先生给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支保护的队伍。”李最雄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提出“不但要培养科技队伍，还要培养高端人才”，并给予这方面工作非常大的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李最雄调任敦煌后，不久便被安排到日本学习。1991年，李最雄获得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保存科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学文物保护博士第一人。李最雄回国后，不仅开展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找课题、找项目、找人才。新招的人员来敦煌之后，很快就被送出去学习。

“当时很多人说，我调来的一些人，去日本学习后就把进修学习作为‘跳板’离开了”，李最雄对此感到“压力很大”。只要发现有情绪不稳定者，李最雄就会找他们做思想工作。尽管地处偏远内陆，但他的视野与一般人不同，总能看得更远、看得更准。他“软硬兼施”鼓励年轻人尽快成长，敢于放开手脚让年轻人去“一试身手”。

李最雄放手培养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把年轻人推向工作第一线，让他们在科研项目、重要文物维修、修复工程及管理工作中担当重任，培养出了一支多学科的科学保护队伍。这支队伍成为敦煌石窟保护的主力军。

“第一次去敦煌的时候，得知一位文雅的学者将成为我的引路人，万分高兴。”王旭东回忆说，自己当时也是被李最雄“连哄带骗，就来了”。类似的经历，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中还有多位。敦煌研究院对于人才的迫切追逐有传统，有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抢”人。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年轻人来了以后“都有事可做”。

“先生带着我们，走遍了敦煌石窟的每一个角落。在他一手栽培和扶持下，敦煌研究院保护团队成长壮大，如今研究团队分布在全国各地。”王旭东说，“与先生共事28年间，他对弟子如儿女一般，不仅在事业上引导，还教导做人的道理。”

李最雄退休后，依旧念念不忘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继续带领弟子在古代壁画保护材料等领域探索前行。

多年来，李最雄不仅为敦煌研究院培养出了一批领军人才，使得敦煌研究院走在了国内岩土质文物保护的前列，也为全国文物保护系统培养出了大批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均已成为文物保护行业的骨干。20世纪中期，敦煌研究院还要请一些国内外专家帮助解决文物病害问题。而近年来，他们不仅自给自足，还向全国甚至全球输送保护人才。

为了加大丝绸之路沿线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力度，送更多青年学者走出国门去深造，李最雄自掏腰包50万元，吸引相关慈善人士和机构捐助150万元人民币，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设立了丝绸之路文物保护人才培养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青年人才赴国外访问交流。现在，该基金累计已超过400万元。

一批批人才留下了，敦煌的保护队伍搭建起来了，李最雄却未能很好地尽到一位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莫高窟距离兰州1200多公里，妻子带着3个孩子住在兰州，他无法照顾，到兰州来，就算是出差。幸好，妻子很理解他，承担了家庭的重任。

扎根西部50多年，李最雄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2019年7月2日8时30分，李最雄在兰州逝世，享年78岁。

“先生虽与世长辞，但他的精神和研究方法，将由弟子们继续传承下去。”王旭东这样说。

儿子李巍说，父亲一生忙于事业，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多，但会含蓄地表达最深沉的爱。父亲就像一座山，那么遥远又那么高大。（来源：人民日报出版社）

监制：冯颖超 责任主编：杨红

编辑：王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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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敦煌故事】我在敦煌修壁画 李最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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