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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 张懿：《烽火芳菲》：平视历史的战争叙事

2022-11-27 23:0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张懿新青年电影夜航船收录于合集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145个

《烽火芳菲》：平视历史的战争叙事

作者丨张懿

1942年4月18日，美国在二战取得“首次胜利”。美军杜立特中校率领16个B-25轰炸机机组人员从海军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轰炸东京。这次空袭对于改变世界战局起到相当的作用，亚洲战场上中、日、美的同盟与对抗关系也在轰炸行动中有所体现。杜立特轰炸后的返航途中，返航途中，由于受导航、天气等影响，美军飞机大部分在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交界地迫降或坠落。参加作战的大部分机组人员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安全返回美国。丹麦导演比利·奥古斯特于2015年执导的电影《烽火芳菲》就取材于这一历史事件，讲述中国女子救助迫降在浙江境内的美军飞行员的故事。

几乎没有肢体横飞、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也少有丰沛强烈的煽情画面，这部电影更多的叙事姿态是娓娓道来的诗意白描。这个悲壮的时代故事选择了难以觉察这种悲壮的当事人作为切入，将大时代的个人遭遇浓缩在小人物身上，从寡妇英子、飞行员杰克、村长、在村子里做先生的游击队员的角度，不急不缓地道出连天烽火背后普通人眼中的二战史，以细微之处的人物情绪刻画潜移默化地将观众带入讳莫如深的战争岁月——反法西斯的同盟、大义与小家的取舍、旧与新之间的女人……

《烽火芳菲》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历史叙事：互助的中与美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它既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也属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反抗德意日的国际性战争之中。美军轰炸日本后迫降中国的故事是中国的，也是美国的、世界的。中美两国创作的二战题材电影时，如何叙述这一段历史，实则反映了各自的民族形象塑造、民族观念传递和国家关系的时代化变迁。

一直以来，中美两国关于二战，尤其是关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创作大多从自身的视角出发，比如中国较多地拍摄中国作为受难者形象的影片，展现中国在二战中遭受的苦难、人民的反抗和经典人物的英姿，以突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必然性、正义性与艰巨性。美国抗日战争电影更多地传播抗击日本的民族形象和英雄人物，从被迫卷入战争讲起，突出自身对日作战胜利的领导贡献。从《虎！虎！虎！》、《珍珠港》、《中途岛战役》到《血战钢锯岭》，美式英雄的形象特质成为影片的看点，也无形传递了美利坚民族独特的风格和价值倾向——“这是个注重利益至上、强调自由权利的民族，是个实力强大、敢于斗争的民族，更是个善于进行自我美化与神话传播的民族。”

有意无意地，两国的抗日战争叙事较少地将重点放在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时与美国的互助之举，尤其是为援助美国军人所做出的阻击、牺牲和贡献，相当程度地为历史健忘和政治偏见所裹挟。因而，《黄河绝恋》、《烽火芳菲》等影片对于历史的正视、对于视角的转换就显得弥足珍贵。中美两国共同遭受日本侵略，互相提供援助是不争的历史。如果说美国的战争电影惯于塑造拯救世界战局的超级英雄，《烽火芳菲》对落难男主人公的身份刻画就被赋予了重新审视两国在战争中地位、角色和权力关系的意味——落难的超级英雄需要他人的援助和拯救，正如自诩世界警察、第一强国的美国也事实上接受弱小的同盟国家中国的帮助。

故事中，迫降在浙江山区的飞行员杰克先是被小女孩妞妞发现，再由寡妇英子在村长的指挥下转移到山洞中。村长为保守秘密被日本兵杀害后，杰克被英子藏匿在家中，最终被伪装成村塾先生的游击队员掩护逃离。可以看到，《烽火芳菲》的叙事正极力地将“英雄”的涵义解构并赋权给更底层的民众，体现出一种中国抗日电影中的“民族性”。从《一江春水向东流》到《八千里路云和月》，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红高粱》到《太行山上》、《金陵十三钗》，中国抗日电影所强调的民族性突出中华民族从未屈服于日本的侵略掠夺，也突出中日交锋的复杂性；它突出传播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与意义，不管政见如何，客观上两党携手抗日，取得胜利；它突出游击队在敌后农村战场与百姓一体，共同作对敌作战、援助同盟军人的鱼水关系；在《烽火芳菲》等平民视角的影片中，它也将民族性与宗族、村庄具体地联系在一起——英子的营救行动离不开村长凯叔的指导和激励，凯叔、私塾先生舍生取义的壮举也流露出军民一心、义无国界的朴素情怀。不论是救与被救的角色置换，还是战火中平民之间的人性真善，中美互助的历史叙事都是中国复兴崛起的大背景下具有强烈文化与宣传寓意的电影创作话题。

《烽火芳菲》剧照（图片来自互联网）

女性形象：柔而不折的碧草

女性形象是中国战争电影中经常花费镜头着力展现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去性别化的铁娘子和女英雄，是坚守传统美德、富有柔情的“她者”色彩的家庭女性，还是亦刚亦柔的多元化新女性形象，女性银幕形象的嬗变被影像表达带着时代特性地记录。战争电影正作为社会镜像的呈现，投射出不同时代对女性性别、身份、角色的想象。

寡妇英子是影片中最重要的女性形象。她的举动包含了鲜明的救赎与牺牲的意味。如果飞行员杰克是落难的英雄，那么她就是拯救的英雄。相比革命经典影片，新世纪以来的战争电影不约而同地向朴素情感与个体价值回归，对于“女性英雄”的塑造并非强行将民族大义、家国安危安置在女子身上，也并非将硬朗、强健这些“男子气概”的标签直接贴附在女性身上，而是大胆解构了“英雄豪杰”的形象，将朴素的个人情感作为角色的行为动机。作为寡妇，作为单身母亲，更作为乱世中的普通女子，英子最初的生活无非是养蚕缫丝，同小贩换钱，养活自己、女儿和公婆一家。被日军追杀的飞行员进入她的生活时的姿态是狼狈血腥的，带给她的也只有未知的危险。她对国际局势并不熟悉，救助杰克最早是因为村长分辨出这是“帮我们”的美国人而非日本人，这其中的情感动机来源于普通百姓对村长的信任，也来源于一位军官遗孀对保卫家国的朴素情怀；村长就义后，英子帮助杰克藏身、脱逃，也并非源于两人暗生的情愫，而以互助齐心的民众心底坚韧、善良的人性真善美作为起始。

与同样取材于美军迫降、将爱情注入“战争”与“革命”的影片《黄河绝恋》相比，《烽火芳菲》对爱情的描摹也如同它对战争的平静叙述一般，带有中国特有的隐忍克制风格。在这里，革命与爱情仍然是相生相伴，却没有“爱情决定了革命”的凌驾姿态。电影《黄河绝恋》中的女主人公安洁为了让飞行员欧文和战友的孩子继续存活，主动剪断绳子，在湍急的黄河水流中牺牲了自己，把生命希望让给了她所爱的人。而《烽火芳菲》中英子的死亡是突然的，她在逃离的路上、在战场上被敌人枪杀，甚至没有资格和权力将爱情前置于革命之前。

平民女性的身份也是她区别于安洁而更具悲情气息和文化寓意的来源。与懂得英语的女战士不同，英子只是普通的村妇。她与杰克的爱情隔着语言的天堑，即便是在影片最高潮——脱身前夜，仍然没有激烈的火花碰撞。英子的情感萌发还受限于她的寡妇身份，这一身份更让她在拯救者之外还作为牺牲者在影片中出现。

她处于新与旧之间：是军官遗孀，在房里放着其他村妇不用的香水；有一定的见识和对美好的向往，希望用卖丝赚来的钱带着女儿搬到城里居住，开始“新”的生活；同时，她又被寡妇的身份枷锁禁锢着，需要奉养公婆、忍受村人对自己“贞洁”的警惕和指点而不能与村长、私塾先生过多交谈，封建礼俗的潜移默化之下，女儿妞妞也会在不高兴时向她发出“你怎么能让男人进我们屋子”的质问。即便是对飞行员心生爱慕，换上一身印纹新衣已经是她所能外露的最多情愫。女儿与公婆对吃穿住用的需求、礼教纲常对寡妇的苛求、日本军官的觊觎和强暴，都在牺牲她作为母亲、媳妇、妇女的价值，苦难生活中唯一唤醒她的爱情、欲望的男子的到来与离开，更牺牲了她作为“人”的最后一重价值——生命。这株江南烟雨中柔而不折的碧草，散尽她全部的勇敢、善良与悲情，最终化为乱世烽火里一颗渺小却伟大的尘埃，以一个普通女子的视角，记录了一段平静而汹涌的二战历史。

《烽火芳菲》剧照（图片来自互联网）

结语：缺憾与必要的期望

《烽火芳菲》的一大看点，便是在西方创作者的镜头下展现战争中的中国面貌，而外国作者对中国故事的发掘、改编和讲述总难以逃脱水土不服的窘境。影片生硬、“翻译腔”的台词为许多中国观众不喜，但某种程度上却为此片走出中国国门，向世界介绍其中国背景、人物，强调中国人的牺牲之于二战胜利重要性扫除了一定的语言障碍。在今天，这部电影似乎更具有启发电影创作者的意义，即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时应当如何在剧本、台词等具体操作上完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平衡，从而完成文化出海的时代任务。

有人说，《烽火芳菲》的表层之下，已经揭露了二战时中美关系的裂痕。杜立特轰炸的背后，反映的实则美国当局并不在乎中国将承受重大灾难，而只关心这项轰炸行动能不能满足美国国内的宣传需要，能不能振奋美国军民的士气，能不能为自身带来利益的心态。将迫降的飞行员救出之后，日本人报复中国军民，造成了近25万人的死亡，这个数字仅次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蒋介石在拍给罗斯福的电报中痛斥日军的报复行为，但他实际上也在表达对美国政府“出其不意地轰炸东京”方案的愤怒与不满。

对于二战，电影创作者被要求以上帝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看待，比利·奥古斯特的立场便是相当中立的，这便给了观众在不同时代的观影中发散思维的广阔空间。结尾，美国军方以新任务为由拒绝了杰克收养女孩妞妞的请求。这也许正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显露美军在抗击侵略之外更多的野心，放在共同抗日的背景下，中国观众将其视为平常，但如今的语境却激起了人们对这部影片更多的思考，甚至出现了振振有词的“阴谋论”。无论如何，对历史的注视和书写、对战争的思考与叙述依然没有答案，是个人和影像恒久的任务与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