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陈子昂与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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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与建安风骨

——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

文 | 林庚

（原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 5期）

年来文学史的研究中，更为充分地认识了浪漫主义的地位和作用，并且明确了在全民意志盛旺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文艺高潮出现的，这自然就更有利于浪漫主义的出现。正如高尔基所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乃是“两种基本的潮流”，而浪漫主义则首先在于“强固人们对生活的意志”，它被誉为是“不灭的火焰”。盛唐时代诗歌中出现的浪漫主义高潮，因此是有其现实生活基础的。那么作为盛唐时代前夕的大诗人陈子昂，他在诗歌创作上以及主张上，究竟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呢？当然在一些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无妨出现现实主义的因素，这里所指的乃是其主要倾向。

可以称为全民意志盛旺那样的时代，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但是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上升发展是符合于全民的意志，也是鼓舞了全民的意志的。“全民”的涵义它主要指的当然是广大人民公众，因为广大人民公众是全民中的绝大部分；它也不可能包括了当时的每一个人，很显然那些贪官污吏反动集团是不可能与全民有共同意志的。盛唐时代是在打垮了长期垄断政权的关陇集团之后出现的，很显然，这时关陇集团的意志就不会盛旺；然而广大的人民公众意志是盛旺的，这就是全民的。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人，而历史这时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于人民的意志。全民意志盛旺因此是一个富于解放精神的概念，它因此才会有利于出现文艺上的高潮。

唐代的现实主义浪潮出现在寄望“中兴”的贞元、元和时期，而不出现在日暮途穷的晚唐，难道与距离盛唐时代全民意志的盛旺非远，没有关系吗？当然意志或理想总是会遇见矛盾的，当所遇见的矛盾较为单纯、可以有希望克服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浪漫主义；当所遇见的矛盾纠缠复杂，难以求得解决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现实主义，前者因此是富于朝气的，后者因此是长于观察的。当然这两者的条件又常会交错变化着，这就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相结合，那么陈子昂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呢？这就是本文要涉及的一个问题。

陈子昂远绍建安，下开盛唐。建安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建安风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这些虽然在以前的文章里都附带提到过，但言而不详；特别是建安风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也就往往造成对于陈子昂理解上的分歧，这就是本文要涉及的又一个问题。

研究陈子昂当然主要还取决于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与诗歌主张。他的时代与他的继承，最后都必须结合到他自己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上，这是本文要涉及的中心问题。然而限于篇幅也限于题目的范围，本文主要还是涉及他与建安风骨有关的方面。无论是陈子昂还是建安风骨，都会涉及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问题，因为这是文学史上充分肯定的两种基本倾向、两种创作方法，那么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呢？这里不可避免地又要涉及古典诗歌，特别是抒情诗的创作方法与风格特点等问题，这是本文所要附带谈及的又一部分。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于我来说都是艰巨的，又限于时间的匆忙，疏陋错误在所难免，谨求正于海内的读者们。

武则天的时代武则天的时代是够不上一个盛世的，这时代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这阴影就常常被理解为时代的精神面貌。建安时代的篡代问题、武则天时代的篡代问题，都长期受到了封建正统思想的非难；历史上所谓的“武韦之祸”，是基本上否定这一个时代的。当然发生篡代问题的时候，就常常会出现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杀戮，这无疑也会带来阴影，建安时代如此，武则天时代也如此。而武则天的处境与曹操的处境又各有不同的弱点。武则天是个女皇，这在中国传统上是“牝鸡司晨”“乾坤不正”“阴盛阳衰”，这就加深了那个阴影。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不稳定因素，客观上也是不利于统一的。曹操继承了东汉王朝一个残破的烂摊子，北中国的经济力量一时又无法结束分割的局面，这就又是处境不如武则天的地方。因此两者的时代都不能成为清平统一的盛世。而且不约而同地在一般印象里，曹操就仿佛变成了一个白脸，武则天就长期地成了一个黑人，这正是无独有偶的。我这样把两个人比来比去，并不等于说两个人的历史评价就应该一样，而且也并不是在曹操的翻案风下一定又要为武则天来个翻案。只是谈到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不可能不牵涉到两个时代以及两个时代中有关的主要人物。其实无论曹操也好武则天也好，历史家的评价比起一般的印象来一向是并不全同的。

首先历史家们几乎一致认为自贞观以至开元的一百余年，唐代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一直是上升发展的，这自然就包括了武则天的时代。事实上唐代自开国以至安史之乱前的一百三十八年（618—755）中只有三个决定性的时代。这里首先是唐太宗的时代，按贞观共二十三年，但唐太宗实际掌握政权却是从武德就开始的，这样加上武德九年共三十二年（618—649）。其次就是武则天时代，武则天自显庆五年（660）正式听政决奏事到神龙元年（705）逊位，共四十六年，如果从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那年算起，实际上是当权五十一年（655—705），整整地就是半个世纪。再就是唐玄宗的开元时代，共四十三年（713—755），这三个时代共占去一百三十八年中的一百二十六年。

这就是安史之乱前百余年上升发展中的时代分布情况。武则天时代居于两个时代的中间，而且时间最长，如果这五十来年不是上升发展而是停滞不前，那么有什么历史家所说的百余年一直上升的发展呢？贞观时代是个治世，开元时代出现了盛世，如果中间的武则天时代竟是个乱世、祸世，将怎样解释这个历史发展的现象呢？贞观之治只有二十来年，如果遇着了武则天时代五十一年的暗礁，还不早就拦腰斩断、垮得一丝不存吗？哪里还有什么开元盛世的影子？如果开元也不是盛世，那么就更说不上百余年的上升发展了。因此历史家们从来就是肯定武则天时代的，而且肯定得很具体。这里引尚钺同志《中国历史纲要》中的一段：

唐初由于关陇贵族集团支持李渊父子建立唐王朝，势力最大。太宗为了“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批判地修改了《氏族志》，给豪门强族地主以一定的打击……武则天始则听政、称制，先后废中宗、睿宗，继而改国号为周，自称皇帝，她发展了科举制度，并特重进士科，为山东、江南士大夫分子开辟了参与政权的方便之门，自西魏以来在政治上、经济上掌握特权并垄断中央政权的关陇贵族地主集团于是完全失势。当时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分子中颇有一些封建时代的“名相”，如狄仁杰、张柬之以及在客观上预为唐玄宗选拔的开元“名相”姚崇、宋璟等人。

武则天执政时期，唐帝国仍在继续向上发展，对内发展了科举制，对外抵抗突厥、吐蕃和契丹的进扰，继续开通西域的孔道，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说都有其积极的作用。自然武则天有些措施（如兴土木徭役、任用酷吏及其宗室如武懿宗等）也是为害人民的。

这里说明武则天正是贞观之治的继承者。她彻底打垮了贞观时代所打击的关陇贵族集团，继承了唐太宗在军事上所要实现的边防事业，出现了类似贞观时代政治上所引以为荣的一些名相，继续了贞观时代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虽然也应该指出她是有缺点的。

▲ 乾陵无字碑，为武则天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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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则天预为唐玄宗选拔了开元名相一事看来，武则天不但是上承贞观，而且也的确是下开盛唐的。武则天与姚崇、宋璟的关系并不是泛泛的。姚崇，这开元第一任名相，在武则天王朝的地位实际上与宰相也不过是相去一肩而已，当时宰相张柬之还是姚崇推荐的，而且最奇怪的是姚崇是参加了张柬之诛二张迎中宗之役的，可是《通鉴·唐纪》二十四：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耶？恐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

姚崇与武则天的关系之深于此可见。而姚崇据史册所载事迹看来却是一个不慕名位而有政治理想的人物，这就说明了武则天的政治真相。而宋璟呢，在武则天朝中也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大唐新语》：

宋璟，则天朝以频论得失，内不能容，而惮其公正，乃敕璟往扬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宪府，按州县乃监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识其所由，请不奉制。”无何，复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复奏曰：“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且仲翔所犯赃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监察御史，今敕臣，恐非陛下之意，当有危臣，请不奉制。”月余优诏令副李峤使蜀，峤喜，召璟曰：“叨奉渥恩，与公同谢。”璟曰：“恩制示礼数，不以礼遣璟，璟不当行，谨不谢。”乃上言曰：“臣以宪司，位居独坐，今陇蜀无变，不测圣意令臣副峤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请不奉制。”

小人们千方百计想把宋璟赶出朝廷，可就是赶不出去，这是什么原因呢？而且屡次“不奉制”，这也是贞观时代所特有的作风。这如果不是武后深知宋璟，宋璟也深知武后，在封建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上面举这两个开元名相的例子，无非说明武则天时代与开元时代之间一脉相通的密切关系，在一百多年的迅速上升发展中，武则天时代是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的。这时代因此在表面的阴影下有着更为本质的东西。从社会发展上说，封建制度在其代替了奴隶制度而出现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变成了落后的制度，而且在它的前期，还必须斗争掉奴隶制度的残余才能够顺利前进，中外许多历史家们甚至于因此认为汉代还是奴隶制，就可见这残余的严重了。封建社会因此即使在其上升阶段中也常有停滞不前的时期，而作为奴隶制度残余势力的大本营的就是封建贵族集团，这是封建社会中垄断特权阶级、超经济剥削阶级。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发展和停滞，经常取决于这个阶级势力的消长，它是受到压制还是受到纵容。在封建社会前期，农民起义所要打击的客观上也是这个阶级。开明的帝王们如果要对农民表示让步，首先也得打击这个阶级。曹操如此，唐太宗如此，武则天也如此，这难道不是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吗？

武则天在政治上由于本身的弱点而带来的残酷性，这是应该批判的；然而史册所载说明武则天的苛吏政策主要针对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百官”，而不是百姓。武则天在任用苛吏的同时却一样重用反苛吏的许多名臣，如姚崇、徐有功、李昭德、李日知、严善思等人，以对于苛吏加以控制。武则天的重刑诛、喜权术，都颇像曹操。

《通鉴·唐纪》二十一：

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曹操要打击贵族集团，就下“求贤令”“求逸才令”。武则天要打击关陇集团，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如科举制等）。在这些措施上曹操是进步的，武则天也是进步的，这就是比那表面阴影更为本质的东西。开元时代继承了这个更为本质的东西，进一步向前发展；而篡代问题、女皇问题等一系列弱点又已消失，于是揭下了武则天时代蒙上的一层阴暗的面纱，出现了历史上清明稳定的统一盛世；而武则天时代却正是这个时代的前奏序幕。这乃是一个全民意志盛旺的前夕，一个上升发展中深具浪漫主义气质的时代，这也就是陈子昂出现的时代。

▲ 名家谈诗词《诗的活力与新原质》书影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的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建安风骨这个概念原来是什么意思，传统上又怎么理解；陈子昂也是古代的诗人，他也只能根据原来的意思做传统上的理解，那么这传统上的理解是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呢？第二是建安风骨这个概念是否可以代表建安诗坛的主要倾向；建安诗坛的主要倾向应该是什么，实际上是什么，它与建安风骨的传统理解是否符合？我想建安风骨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些。

先说原来的意思。这是首先以“建安风力”这样一个名词出现在《诗品》中的。钟嵘为反对齐梁的靡靡之音，高倡追步建安，提出了这个带有战斗性的口号。这个口号从来没有另外的解释，它是作为一种朗爽遒劲的风格而出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说：

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文心雕龙》所论虽不限于诗也更不限于建安传统，但是“气号凌云”“风力遒也”，则显然是与《诗品》同其概念的。《文心雕龙》也简称“风力”为“风”，而与“气”作为同一事物。如说：“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这与《诗品》里之说“仗气爱奇，动多振绝”是同一涵义的。这也就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浪漫主义风格。

历来人们认为浪漫主义是主情的，而《文心雕龙》也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然则《诗品》之用风力来标出建安的风格特点，正是取其说明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的特征。而《诗品》又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说明风力在诗歌风格中是起着骨干作用的。至于文辞当然也与风格有关，但那是比较次要的，属于润色性质的；而这种作为骨干的朗爽遒劲的风格，又是表现了一种性格品质的，《诗品》不但把它称之为气，同时又称之为骨。如说：“骨气奇高，辞彩华茂。”“骨气奇高”就是指“干之以风力”，“辞彩华茂”就是指“润之以丹彩”。又说：“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后人因之又称建安风力为建安风骨。它说明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是高瞻远瞩的，是有理想而不同于流俗的，是具有英雄性格的，这就是建安风骨的原意与传统的理解。李白说：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这“建安骨”是“逸兴”，是“思飞”，是“上青天”“览明月”的，这能不是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吗？这正如《文心雕龙》所说的是“气号凌云”了。“建安骨”“建安风骨”“建安风力”因此是同一个概念，那就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与风格。至于《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所说的“骨”则又近于一种捶字练句的工夫，所谓“练于骨者，析辞必精”“结言端直”“捶字坚而难移”；这种精练的造诣，所谓“昭晰之能”，虽然也属于风格的范畴，而且与风力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在《文心雕龙》中却又是与精神实质对举的另一概念，它与建安风骨是相成的，却不是一个东西；所谓：“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它已远远出了文学的范围，涉及一般遣词造句更为广泛的方面，这个不在本文中详论了。建安诗坛的精神面貌，历来也是有一致看法的，《文心雕龙》归结之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慷慨”“任气”“磊落”“使才”是一种什么创作方法的特征呢？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说：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曹刘乃文章之圣”，这是《诗品》中的话，元好问就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其中英雄性格的特征，而且认为像刘琨那样英雄气概的诗人，是应当进入建安诗坛的。那么这种性格形象又是什么创作方法的特征呢？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建安风骨所标志的浪漫主义的特征，因此从来就是建安诗坛的代表风格。

建安是一个由农民起义推动发展而孕生出来的时代，它也是划时代的，那么这一次的农民起义究竟推动了社会的什么发展呢？究竟主要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呢？有些论者认为建安时代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带来了战乱，这是解答不了问题的。因为仅仅是战乱显然是不利于生产的，而且给人民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这难道是农民起义所起的推动作用吗？战争只是一个手段，它是为了获取更高的目的；战乱是一种不得已的情况，是为了追求主要目标有时难免产生的副作用。而推动历史发展，却又要通过具体的历史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走出封建社会首先就得发展封建社会，特别当这个社会制度还是在上升的阶段；而当那时世界上还没有比它更进步的社会制度的时候，不发展这个制度就不可能出现更为进步的下一个阶段的制度，也就不可能走出这个制度去。

这都是最明显的事情。农民起义的推动历史发展，因此不是由于带来了战乱，而是由于打破了封建社会某一个时期停滞不前的状态，打击了阻碍封建社会发展的豪强势力，教训了当时的统治阶级，解放了社会上的进步力量，因而出现了向人民让步的开明政治，保证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从来不是加强剥削或加强压力所能够得到的，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展是在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热情时才出现的。奴隶制度之所以发展到封建制度，就正好说明了这个真理。建安时代的农民起义带来的，因此主要是发展而不是战乱。

文学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因此主要也是那鼓舞的作用，而不是那个副作用。当然战乱既是客观存在的，就应该在文学中得到反映，直接的或者曲折的，建安风骨是在战乱的废墟中诞生的，它不可能对于这个没有反映，《文心雕龙·时序》篇说：“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然则“梗概多气”的风格中未始没有战乱的反映，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在战乱中的刘琨可以进入建安诗坛了。

但是这究竟还不是主要的方面，从作品上说，建安文学中，直接写战乱的是为数不多的；从时代上说，战乱也只是建安前期的现象，赤壁之役以后，魏、蜀、吴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安定恢复生产的局面。战乱因此也不能代表整个建安时代。贯穿着整个建安时代而且在推动历史发展上意义深远的，是封建社会从汉代停滞不前的状态下要向前跨进一步的斗争和展望，这就是建安风骨“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主要原因和力量。浪漫主义是加强生活意志的，是高瞻远瞩的，这对于建安时代说来是最有代表性的风格，这就是建安风骨。

从屈原到李白，中国诗歌中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从来是集中地表现了政治斗争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反抗权贵的品质、举贤授能的开明政治理想，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发展中诗歌的中心主题；建安风骨为这个传统增加了光辉的成就，这就是陈子昂所以高倡风骨的缘故。

陈子昂的诗歌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主张，集中地见于他的《修竹篇序》。这篇序文中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这序文里鲜明地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是“兴寄”，一个是“风骨”。“兴寄”就是要有政治寄托，“风骨”也就是建安风骨。陈子昂认为建安风骨的传统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还能继续见到，所以又称之为“汉魏风骨”，这也是符合于《诗品》的原意的。《诗品》认为刘琨、郭璞之后，“建安风力尽矣”。陈子昂则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所说的意思正复相同。“正始之音”虽然有与“建安风骨”不同之处，但是也有其共同之处。陈子昂正是取其与建安一脉相承之处，所以都贯之以“风骨”的概念。何况陈子昂用的是汉魏风骨，建安时代本来也就在汉魏之间，而陈子昂在提到“正始之音”的时候，也取的是它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骨气”又正是风力的同义语，而“音情顿挫，光英朗练”又显然是风格上遒劲朗爽的建安风骨传统，所以才说“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了。然而关于子昂诗歌主张最有力而具体的说明，又莫过于这序文所序的那首《修竹篇》，这是陈子昂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的证明，现在把全诗引在下面，它究竟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几乎是可以一目了然、不辩而自明的：

龙种生南岳，孤翠郁亭亭。峰岭上崇崒，烟雨下微冥。

夜闻鼯鼠叫，昼聒泉壑声。春风正淡荡，白露已清泠。

哀响激金奏，密色滋玉英。岁寒霜雪苦，含彩独青青。

岂不厌凝冽，羞比春木荣。春木有荣歇，此节无凋零。

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

遂偶云和瑟，张乐奏天庭。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

信蒙雕斫美，常愿事仙灵。驱驰翠虬驾，伊郁紫鸾笙。

结交嬴台女，吟弄升天行。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

低昂玄鹤舞，断续彩云生。永随众仙去，三山游玉京。

这是一篇借修竹以寄托理想的诗篇，通过丰富的想象，塑造了“光英朗练”的形象，这乃是自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的《橘颂》以来，就成为政治斗争中一种崇高品质的理想与歌唱，这也就是所谓“兴寄”了。屈原在他的《离骚》中更大量地用兰芷等芳草来寄托这个理想，后来诗人张九龄的《感遇诗》中有“江南有丹橘”“兰叶春葳蕤”“孤桐亦胡为”等篇正好可以说明这个传统的来龙去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东方虬的那首《咏孤桐篇》究竟是怎样的一首诗了。至于这《修竹篇》则又具体表现了它与刘桢的一篇名作《赠从弟三首》在风格与内容上如何近似，而刘桢就正是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诗人之一。《赠从弟三首》中以第二首最为杰出知名：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这就是被誉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作品了。而这又正是在《修竹篇》中所出现的：

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

……

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

低昂玄鹤舞，断续彩云生。

永随众仙去，三山游玉京。

一个说“凤凰集南岳”，一个说“吹之学凤鸣”。一个说“奋翅凌紫氛”，一个说“携手登白日”。一个说“羞与黄雀群”，一个说“低昂玄鹤舞”。一个把题目点得更明白些，“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一个把意思说得含蓄些、双关些，“永随众仙去，三山游玉京”。“玉京”指神王之所居，又兼喻人间之帝都。总之，应当要向“玉京”看齐，也就是要求“君”要“圣明”。我想如果说《修竹篇序》的诗歌主张，其心目中不是以建安风骨为理想的，那就很难解释这理论与实践中的关系了。而所谓建安风骨的传统，究竟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从这里也就得到了更为有力的证明。

▲ 名家谈诗词《诗的活力与新原质》书影陈子昂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陈子昂的《感遇诗》基本上就是以《修竹篇》主题为中心的多方面的发挥。当然在浪漫主义的潮流中，也可能出现现实主义的成分，如李白《古风》中某些诗就是大家熟悉的例子，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中也有少数这类的篇章，如“圣人不利己”“丁亥岁云暮”等。但是《感遇诗》的中心主题却是建功立业的雄图、“修竹”式的政治寄托，与这些理想受到阻碍的慷慨不平。如：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诗》第三十四

这种壮志雄图即使在隐逸一类的诗中也是存在的，例如：

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

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

七雄方龙斗，天下久无君。

浮云不足贵，遵养晦时文。

舒之弥宇宙，卷之不盈分。

岂徒山木寿，空与麋鹿群。

——《感遇诗》第十

说明即使“遗身白云”也不过是“遵养晦时”，到了得意时，就要把所囊括的经世道，大展雄图，而舒之弥宇宙了。至于完全“修竹”式的作品，像：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感遇诗》第一

在篇中更是随处可见。这里也表现了由于追求理想而激起的不平，所谓“林居病时久”“感叹何时平”“岂无感激者，时俗颓此风”，至如：

燕王尊乐毅，分国愿同欢。

鲁连让齐爵，遗组去邯郸。

伊人信往矣，感激为谁叹！

——《感遇诗》第十五

这不正是李太白活跃于纸上吗？他的英雄式的性格，像：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

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

——《感遇诗》第三十三

这里有游侠、有边塞、有理想、有不平，而冠之以“高树多悲风”“明月照高楼”式的形象，这风格又是大家所熟悉的。至于《感遇诗》以外的名作，如《燕昭王》：

南登碣石坂，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

又《燕太子》：

秦王日无道，太子怨亦深。

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

其事虽不立，千载为伤心！

这些雄图壮志的诗篇，属于“蓟丘览古”的一组，有序说：

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

其城池霸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

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

因登蓟楼，作七诗以志之。

把这个序文中的雄图壮志、慷慨不平更为集中地表达出来的，是这组诗之外的一首驰誉诗坛的杰作，那就是《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千古绝唱使得陈子昂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永远不能被人遗忘，它的光芒遥遥地照亮了盛唐的诗坛。这也就是那浪漫主义的不灭的火焰。《登幽州台歌》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登幽州台歌》享有如此的盛名，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它是突出在众星之间的一颗超等星，然而本身却不过只有短短的四句，要求具体的诗歌论者在这里几乎摸不着什么具体的东西，然而谁也不能够否认这首诗的崇高评价，这个矛盾是由来已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中有一章关于诗的论述，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诗，这一切艺术中最崇高、最完美的艺术吧。诗的问题包括着艺术的全部理论。以内容而论，诗远胜于其他的艺术，一切其他的艺术所能告诉我们的还不及诗所告诉我们的百分之一。但是，当我们把注意转移到诗和其他艺术在人身上所产生的主观印象的力量和生动性的时候，这种关系就完全变了。一切其他艺术，像活的现实一样，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觉，诗则作用于想象。……因此应该说，在主观印象的力量和明晰上，诗不仅远逊于现实，且也远逊于其他的艺术。……诗歌作品中描画得最好的最明确的人物，仍然只是一个一般的、轮廓不明确的略图……

这段话可以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诗”基本上是“作用于想象的”，而且是“轮廓不明确的略图”。如果欧洲篇幅较长的诗歌尚且如此，那么中国传统的抒情诗就更其如此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古代诗歌中浪漫主义的传统更为普遍突出。而且如果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像活的现实一样”那么具体真实的尺度来衡量采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诗篇，那就必然会认为它是印象模糊的、无力的，然而又无法否认它是崇高的、完美的。这矛盾的发生，就在于这样的衡量是不正确的。当把浪漫主义还作为现实主义的附庸或支流的时候，这样的衡量，在理论上也许是说得过去的；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作为并肩的两种创作方法时，这衡量就显然不适用了。现在我们就正明确了这些。

《登幽州台歌》以作品的本身，有力地证明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征和其所产生的力量，它的确是作用于想象的，而且是轮廓不确定的，而且又的确是崇高的、完美的；并在客观上给人们以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和激情生动的力量。它是有血有肉的，而并非一不具体就是抽掉了思想内容的。这种用具体性的要求来衡量一切的办法，其结果无非是否定了中国几千年来诗歌中许多优秀的作品，得出了如“貂不足、狗尾续”，比《登幽州台歌》更有成就的一类结论，它只会妨碍了我们对于古代诗歌优良传统的更为深入的理解。

《登幽州台歌》有什么明晰的具体性呢？这篇千古名作简直仿佛是通过寂寞无边、茫茫不尽的整个宇宙直接要与那时空对话。要说它轮廓确定或者怎么具体，的确很难；只有“独怆然而涕下”还略略具体些，它其实也只正如“高台多悲风”之有个“悲”字而已，轮廓仍然是不定的。何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即登高台之所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即“多悲风”之所同。说不具体实在是不算具体。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真正异常深厚的思想感情，可能写得出《登幽州台歌》那么俯视千古的雄伟诗章来吗？这倒正是一切理论具体的考验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因此又为古代抒情诗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提供了有力的研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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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答读者问”

编辑部同志：

来信及所附梁超然同志的意见均拜读，现在单作答如下：

一、武则天时代在经济政治上的历史评价，我觉得应该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从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来看，从全面来看，而不能根据几件事实，就论断这半个世纪是进步的或是落后的，这里我以为应该多听历史家们有关的意见。古代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是低下的，无论怎样治世盛世，也无法完全避免旱涝虫灾的侵袭；而当时的边陲又是犬牙交错的，战争是频繁的，边境一带也无法完全避免因战争而带来的军事上以及经济上的紧张局面与损失。武则天时代占了半个世纪，举出这半个世纪里某个地区某个年头曾经发生上述的情况，对于论证这半个世纪的盛衰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对于历史来说也是门外汉，对于这个时代的评价意见大部也不过是根据历史家们的意见加以补充而已。

二、我去年写了两篇有关浪漫主义的文章，除了《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外，还有一篇是在刊上发表的《谈古风——春种一粒粟》，在这两篇文章里我都多方面地说明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是理想和展望以及由此产生的慷慨不平，这里似乎并不存在着分歧意见。分歧在于我以为这是浪漫主义精神的特征，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则还有其他的特征。创作方法当然是植根于创作精神的，但不就等于创作精神。理想和不平究竟更应该说它是精神呢，还是方法呢？我的意见仍然认为更应该说它是精神。

三、浪漫主义既然是富于理想的、高瞻远瞩的，因此一个发展得比较迅速比较顺利的时代就更有利于这种精神的发扬。当然所谓顺利并非就没有困难，只是说在矛盾发展中进步的力量占着上风而已，否则它也就不会发展得迅速。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飞跃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富于解放精神的时代，整个时代因此也就富于浪漫主义气质，这样在文学史上就出现了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是完全符合于规律的。战争或安定并不是衡量时代发展迅速或停滞的决定性的尺度。在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无疑的是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会发生战争的时代，然而这时历史却是飞速地顺利地发展着，这也都是有利于产生浪漫主义的时代。当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息息相通的，说有利于产生浪漫主义并不意味着就不利于产生现实主义，这在拙作中是一再说明了的。这里特再重复一遍。

（原载《文学评论》1960年第 12期）

本文节选自《诗的活力与新原质》

林庚 著 葛晓音 编选、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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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活力与新原质》

林庚 著 葛晓音 编选、导读

ISBN：9787807683322 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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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林庚是诗人，也是研究诗歌的学者。本书精选了他的诗词论文、随笔等四十余篇，分为盛唐气象、唐诗远音、谈诗稿、新诗探索四部分，呈现了他在古诗和新诗两大领域的学术建树和主要观点，特别是他作为一个诗人论述古典诗词的独到之处。

林庚特别推重盛唐诗和浪漫派诗人，原因在于他特别重视诗的活力与新原质。诗的内容原是取之于生活中最敏感的事物，“新的诗风最直接的，莫过于新的事物上新的感情”，这便是诗的原质；而唐代正是诗的新原质发现得最多的时期。

作者简介

林庚（1910—2006）

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生于北京。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师从朱自清等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执教。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擅新诗创作，著有《中国文学史》《诗人李白》《唐诗综论》《冬眠曲及其他》等。

葛晓音

1946年生，上海市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及大学院人文社会系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荣休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著有《八代诗史》《汉唐文学的嬗变》《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唐诗流变论要》等。

原标题：《林庚：陈子昂与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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