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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新闻采写 | 在大学与抑郁症抗争

2022-11-29 18: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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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21级本科新闻和20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和写作》和《新闻采访》必修课，2022年9月开始由陈红梅老师主讲。同学们进行新闻采写综合练习，陆续提交课程作业。经补充采访修改完善后，任课老师将挑选一部分优秀作业，不定期刊发。

“病历压在抽屉最底下，药藏在包里，每次吃都要先在包里拆开，这样别人就不会看到。”小满今年读大三，确诊抑郁症后每天都要吃药。一粒舒必利，半粒喹硫平，半粒劳拉西泮。“半粒的药都是等室友不在的时候在寝室偷偷切好。”

202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联合健康时报等机构，共同发布《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9500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在校学生占总人数的50%，18岁到34岁的青年患抑郁症的人数要高于其他年龄段，以大学生和职场人员为主。确诊抑郁症的大学生们，面对倾诉还是隐瞒，都试图在做出自己的选择后能与疾病和解。

在人群中挣扎

“我觉得心上面堆满了像枯叶一样一片一片的灰白色的雪花，每遇到一件不好的事情就飘下来一片，压得快要喘不过气了。”2022年5月23日凌晨，佳菲缩在宿舍床上，裹紧被子却依然在发抖。她在备忘录里打下这句话，手机自动跳出了保存时间，1:38AM。

佳菲是一所985高校的大二学生，确诊抑郁症的那天她并没有太意外，“很早就感觉不到开心了”，她把自己的心形容成一个洞，“把几乎所有的情绪都吸走了，快乐、生气、担忧……平时已经没有什么情感了，只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特别烦躁。”这种近乎无感的情绪让以前腼腆爱笑的她变得日常面无表情，“路人会像看见瘟神一样绕开我”。选择去医院是因为持续的头晕、心悸等躯体化症状，“累到走几步路就开始大喘气”。她一开始去了普通医院，检查结果都很健康。这份放在常人眼里都会松一口气的结果对她来说却“感觉五雷轰顶，知道自己的情绪再不治疗就控制不住了。”于是佳菲隔天又去了精卫专科医院。“本来以为只是去确认一下，没什么好怕的。”但当她走出学校打车被第一辆网约车司机取消订单的时候，“感觉自己浑身都在抖。一直在想是不是他看到这个目的地不敢接单。”等到了医院，佳菲发现来看病的人不少，但都有人陪着，“没想到到了这里我还是格格不入”。诊断过程很快，佳菲攥着厚厚一沓单子和药品走出医院的时候，太阳还高高挂在空中，“可是这光就照不到我身上”。回到学校的时候，她没有立刻回宿舍，而是沿着去教学楼的方向逆着下课的人流慢慢走，“带着沉默、孤独和寒冷闯入他们的吵吵嚷嚷、三三两两和热热闹闹”，没忍住大哭了一场。

抑郁症落在每个患者身上的具体症状都不一样，但那种混乱、绝望与不自知的负面心理投射却都躲不掉。

佳菲原本性情平和，现在会因为一个核酸报告结果迟迟不出而烦躁到狠狠拽自己的头发、咬自己的手指。水宁今年20岁，高中时就有失眠、头晕、腰疼等症状，在那时和家长说想去看看医生，却被家长“说是神经病”。到了大学症状更加明显，在一次晕倒之后被送到医院，确诊了抑郁症。在发病期间，水宁开始暴食，“控制不住自己想吃，不停地往嘴里塞事物，一直把胃撑到疼之后开始吐。”大三的瑞丽经历了一段极为漫长的精神低迷状态，“那时候眼神都是空洞的，拍照连嘴角都翘不上去”。在父母与朋友的支持下，瑞丽在3月份去往医院，诊断出了抑郁症。“会对身边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这对于一个本应该精力旺盛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多么致命的事情啊。”普通人眼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都能让她的崩溃突如其来。她记得自己坐在校巴上，身边其他素未谋面的同学们在某一站下车了，但她的教学楼比他们远，“他们都下车了我还得再坐一站，突然就觉得很绝望，就要掉眼泪，哪怕那天天气很好”。正读大二的楠楠由于拖了七八年才去医院治疗遇到了更严重的症状反应，在大学里手抖到无法写字，没有吃饭的欲望因而一周瘦了近九斤，她形容自己“每天晚上以泪洗面，每天早上在想世界毁灭的心情中醒来”。

假装正常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佳菲回忆去年刚进大学的时候，虽然慢热、不爱说话，但和室友的关系还不错，她们会在生日的时候聚餐，会在晚上十点聊起天南海北。但现在，她觉得“有时候听到他们讲话的声音会觉得很烦，宁愿一回宿舍就戴耳机放歌”，但为了不表现异常，她也偶尔会摘下耳机和她们聊聊天，“会和她们一起笑，但笑过了也还是不快乐。”水宁表示，有时候“上着上着课就开始流泪，得找很多借口才能让别人不起疑心”。

处处是压力源

《2022国民抑郁蓝皮书》数据表明，由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学业压力而导致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超过了50%。对大学生而言，大学生活是一个体验理想及现实落差并逐渐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期间，大学生要面临的不止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有来自情感、生活、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而相比于社会对初高中未成年学生的高度重视，大学生作为成年独立群体则容易被忽视。

对于这些患抑郁症的大学生来说，得病可能是一个漫长累积的过程，而大学中遇到的种种压力则成为了压垮他们精神重负的最后一根稻草。水宁在大学里一直很想家，“理工科大学里很少有人会在意你的情绪和身体状况，他们更关心的反而是你带来的价值。家里才只在意你这个人。”她的理科并不是很好，大学读了工科之后成绩不好，学习压力一直很大。让她崩溃的不仅是学习，还有曾经交好的朋友因为奖学金一事后“一直用轻蔑的语气”反驳她说的每一句话，让她在情感方面又遭到了伤害。正读大三的患者小满由于自己专业课较多，难度又大，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很难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应对考试会比较困难，“严重的时候题目每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就是读不懂”。临近毕业，她现在又面临着巨大的读研压力，因而病情一直很不稳定。瑞丽高中时是个很开朗很自信的女孩，到了大学因一些以前没遇到过的事情受挫后，性格变内向自卑了很多。佳菲由于社交恐惧在大学没有交上一个朋友，每次遇到课上的小组合作都让她格外苦恼，不开心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陪伴。

疫情也让大学生有了更多精神负担。“就想回家待几天都很难。”社会面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佳菲曾被辅导员一句学校要求“非必要不出校”而驳回了出校申请。“本来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而已。我不知道什么是必要，可是我感觉再不回家就要疯了。”楠楠虽然已经回家，但却被封控在小区内。“我药没了，到日子要去医院复查开药了，可是我出不去，就会很焦虑。”

不仅是患抑郁症的大学生，所有的大学生在这个内卷的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地感觉疲惫与抑郁。“朋友圈里经常有人发自己emo，发自己抑郁。大学生心理健康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当谈到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身份来看这些言论的时候，佳菲还是坦言自己心里有点膈应。她在确诊后告诉过一个自己的好朋友，但对方“觉得自己也要抑郁了，现在大学生都这样”，表现得非常不屑一顾。佳菲说自己“有被冒犯的感觉，因为抑郁症真的不是他们说的那样，而我也希望他们永远不要经历它。”水宁则直言自己很生气有人经常用“玉玉症”“我抑郁啦”这样的话开玩笑，“我觉得可以不理解可以不懂，但不要随意评价。”

沉默的大多数

2021年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发布的《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839号（教育类344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明确提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但你不能保证学生们都真实作答了，没有人想被当作异类。”佳菲坦言自己当时做相关测试的时候“挑好的选项选”，“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地这样做。”

“我不想被别人当成异类，我们只是想要和正常人一样地生活。”在与抑郁症抗争的时间里，小满由于不愿让旁人知道而承受着发病的折磨。她在上学期需要做一些实验设计的小组任务，但自己状态又不好，整个实验到最后只能勉强完成，这让她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难受”。佳菲也同样如此，在她明显觉得自己“浑身使不上劲儿，四肢发僵”的时候学校体测已经开始，她站在800米起跑线上，体育老师喊起跑的时候只有她没能迈动步子。“但我不敢拿抑郁症的证明去申请免测，我怕体育老师觉得这是精神疾病和身体没什么关系不让我免测，也怕因老师上报给学校免测原因而强制我短期休学。”

佳菲在确诊的那一天后就开始在小红书上寻找类似的大学生病友，刷到的大多数笔记都在强调不要告诉学校，会被特殊对待。于是她在每一个“感觉自己熬不过去很想回家”的夜晚，尽管“想要告诉辅导员”的渴望呼之欲出，最后还是选择咽回肚中。这也导致她没能在疫情严重期间申请离校回家。

阿山是今年大一新生，高二被诊断出双相情感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又名双相障碍，是一种既有躁狂症发作，又有抑郁症发作（典型特征）的常见精神障碍）并开始吃药治疗。开学后，因为新环境、军训的体力消耗等等的刺激，在学校抑郁发作了一次。于是在第一次去心理咨询室时，她把情况真实地告诉了心理老师，由于产生了自杀想法，当天下午便被家长接走，至今仍未被允许返校。

“出于对学校安全方面的考虑，学校不会承担这样的风险。学校知道以后给我三个选择，第一，要求医生开证明，写明学生康复或者病情稳定可以正常学习工作。第二，家长陪读。第三，休学，休学会留档案，而且休完一年复学的时候依然需要开证明。”阿山只能休学，却在一年后复学过程中遭到阻挠。“校方居然要求我停药，说我停药康复了可以回去，这根本不可能。”

双相情感障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的六大重型精神障碍之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戴俊平指出，孩子处于发病期间，症状明显，是无法上学的。但在病情缓解期或稳定期，症状控制比较好，药物维持基本达到较好效果，在做好遵医嘱治疗的前提下，一般可以考虑继续上学。阿山打算去医院的司法鉴定科开专门的复学证明，想着有法律效益应该不会再被阻挡入学。“在家里是一个逃避社会压力的机会，但也会有我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对于心理咨询作过系统解释并发布推文，推文中指出，“在心理咨询行业，一般情况下，心理咨询师会严格遵守保密原则，不会对任何人说起咨询内容，所有的个案记录也将严格保密处理，唯有两种情况下例外：第一，咨询内容涉及高风险的人身伤害问题，包括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第二，因法律刑事案件，法院或公安机关提出要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记者也联系了多所高校的辅导员老师，他们都对本校应对患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障碍学生的措施做了基本介绍。在正常情况下，辅导员首先需要学生在正规医院开具的抑郁诊断证明，在确认患病后要让学生遵医嘱定期服药，并建议学生去进行心理咨询。辅导员每月会重点关注患病学生，多交流询问情况，确保学生的安全。在保密工作方面，一般只有校方内部知晓，并尽量缩小知情者的范围。学校也不能仅因为抑郁症而强制让学生休学，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学生的精神状态实在无法支撑其继续完成学业，那么会建议休学调整。如果有条件，学校也会专门安排又心理咨询师资质证书的辅导员去负责该类学生工作。

然而，尽管有校方、法律等多方保证，许多抑郁症大学生依然不敢去诉说自己的痛苦。“铁打的老师，流水的学生，谁又能保证他们能对我们负责呢？”小满决定继续保持沉默。

水宁休学一年后回到学校，同学、室友都认为她已经完全康复，但她“一直都很累”，由于不擅长工科，每天的学习压力已经很大，“就算自己说出来也不会被理解，反而会被当作无病呻吟，或者不想学习的借口。”原先交好的朋友也因为奖学金和她的病与她疏远。水宁觉得，“大学真的好冷啊。”

对许多抑郁症大学生来说，“抑郁症并不是一个可耻的存在”，佳菲把它比作“心灵上的小感冒”，只是校园对抑郁症患者的态度让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包裹起来，尽量避免受到二次伤害”。她也想过寻求一些社团组织或老师的帮助，但因“不知道该相信谁”而作罢。

学着与生活和解

“很多事情堆在一起，心理状态不是很好，实在无力承受下去了就申请了休学。”瑞丽决定给自己一年时间调整。由于学校实行香港教学体制，她的学校休学的人不少，不仅是像她一样出于身体健康，还有因为实习或创业。“毕竟我从小都是跟随大部队，好好学习，考名校，一路上来的。突然做出一个反大众趋势的决定，也会有纠结和思考。但觉得还是要做一个适合自己的决定吧。”休学之后，瑞丽把生活重心放在实习和打鼓玩乐队上。在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她先后进入北京微软、广州字节飞书等四家企业实习，尝试着去“学会走入人群”。业余时间她则交给了音乐，学习打鼓、组乐队演出、去看演唱会，“在头脑无比混沌的日子里，音乐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庇护。”

瑞丽在学习打鼓（受访者供图）

楠楠连续开了四周的假条，最后实在跟不上学校的教学进度，便“用一节课的时间思考了一下人生”，最后也选择了休学。她原本在校学德语，休学后也没有落下学习，每天都会安排时间背德语、学英语，想出门的时候会去王府井转悠转悠买几本书、去逛逛国家图书馆。相比之前在学校里迷茫压抑不知所措，休学之后她觉得“视野一下就开阔了，失败也没有很可怕。”

尽管患者们深陷混沌，他们依然在生活中努力寻找爱与善意。现在，瑞丽常常会在朋友圈里分享家人、朋友给予她的“持续的爱”，这让她对自我的认可度在逐渐提高。瑞丽特意展示了自己手上带着的雍和宫手串，那是她在小红书上随意刷到的，只是无心说了一句好看，后来就收到了来自朋友赠送的一模一样的手串。“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我真的很喜欢。”佳菲则会把每天遇到的简单的美好记录下来，她的笔记软件Notability上除了平时的课堂笔记，还有一个页面专门记录让她开心的事情。“桂花都开了，走在路上特别香”“今天宿管阿姨很热情地招呼我，说要记住我的名字”……尽管每天都在遵医嘱吃药，但她觉得这些药物只是让她的情绪变得平静，而非快乐，而记录下这些生活中幸福的小细节，“在心情低落的时候看看，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在爱我，有这么多美好值得我去爱。”水宁尽管常有情绪爆发和崩溃，但她也积极配合治疗，已经成功留任了自己喜欢的校礼仪队，也成功评选了积极分子，“感觉生命有在一点一点地发光”。楠楠则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抗抑日常，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在她的评论区总有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也有病友们感同身受的留言。而对于那些私信她寻求帮助的病友们，楠楠也敞开心扉给予了鼓励和安慰，“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树洞，我们可以一起加油”。小满定期在做心理治疗，最近一段时间学校快要结课，她决定“卸载社交软件一个月”，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好好迎接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