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乡贤文化，九旬书法家、诗人萧耘春辞世

知名书法家、诗人萧耘春先生，于2022年12月1日凌晨2时在苍南县家中逝世，享年93岁。萧耘春先生或可谓中国乡贤文化的“活化石”，长年居守乡梓，安贫乐道，守望地方文脉，寂寞读书，以诗文与章草自娱。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去年初曾专访萧耘春先生。论及书法，他第一句话却是年少时听其老师张鹏翼先生对他所说的一句话：“‘你要把诗和古文学习好，至于书法，可慢慢来。’这句话得益至今。”

萧耘春先生速写      顾村言 图

萧耘春，1931年生，浙江苍南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少年时师从张鹏翼，学习书法和旧体诗，书法专章草。已出版的著作有民俗随笔集《男人簪花》《苏东坡的帽子》，散文集《俯拾集》《捕风楼文存》（待出），书法作品集《萧耘春书法作品集》《萧耘春楹联选》《萧耘春书法作品》《萧耘春谈章草》（黄寿耀编），主编《苍南县志》（1997年版），选辑《苍南诗征》，点校《苍南女诗人诗集》等。

萧耘春先生

萧耘春先生于温州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学籍卡

萧耘春先生

萧耘春先生 自作诗尺牍2016

从十三岁跟随温州乡贤名宿张鹏翼先生学习古文、书法，到如今的九旬一翁，萧耘春先生最爱的其实是书，爱书，迷书，读书，写书，手不释卷，乐在其中。他论及书法，第一句话却是年少时听张鹏翼先生对他所说的一句话：“你要把诗和古文学习好，至于书法，可慢慢来。”这句话让我想起多年前与章汝奭先生对话时他说的那句话，“过去就没有‘书法家’三个字，我对书法的痴迷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一个人，首先必然是道德、人格，文章，然后‘行有余力再治文’，如此，其身后的墨迹才可以为世所宝。”前一句话说得低调，自信，后一句话说得掷地有声，却也是同样的自信。

从萧耘春多年前出版的宋代文史研究随笔集《苏东坡的帽子》、《男人簪花》可以见出他的书外功夫与学养之深，这些书与当下好为高头大章的学者之书有着本质不同——这些书都是萧耘春先生的兴趣与性情所寄，也缘起于对东坡先生及宋代随笔的喜爱，在《男人簪花》一书的《后记》中，他记有：“1960年我看到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连注释也一读再读三读四读。突然忆起顾炎武一个很著名的比喻：采铜于山。从此我读书抄抄写写也成为习惯。三年前，我觉得需要找点乐趣，便把几十年来的札记、卡片、索引、纸条翻出来试写一些笔记……便是这个集子里三篇文章。” 

也正如同为浙江老一辈的书法家金鉴才先生所言：“夫书者，文章之余事，而文以载道，故古来书家，皆本乎经术，涣为文章，发之以书，自然随心适意。若萧先生者，蛰居乡里，身无奔竞之劳，心无利名之累，坐拥图书，日亲笔砚，澄怀清心，静观自得，真奇特士也。故行吟挥洒，未有不契乎道而中乎矩者矣。或曰章草甚难，其于萧先生，又奚难哉。”

因蛰居小城，萧耘春先生与文化界或曰书法界名家交往并不多，多深居简出，极其低调，然而这反而沉淀了其书法中真正的宁静之气，寓胸中块垒于简净间。

 2011年12月，浙江美术馆举办“书风·书峰”浙江书法名家展览，邀请12位书法家参展，他们都是誉满当代中国书坛的德高望重、艺术风格明显、有相当学术成就和代表性的浙江老一辈书法名家，体现和反映浙江当代书法的群体优势和卓越地位，展出后在中国书坛产生极大的影响。萧耘春先生是其中参展者之一。

萧耘春先生

钱钟书先生致萧耘春先生手札

展览结束后，萧耘春先生将所有参展作品15件捐赠浙江美术馆收藏，这批作品是萧耘春先生的精品力作，代表着他书法探索的风格面貌，是浙江美术馆当代书法名家的重要藏品之一，弥足珍贵。

萧耘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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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对话｜萧耘春：一直记着“先把诗和古文学习好，书法可慢慢来”

顾村言

澎湃新闻：萧老师你好，想请您先谈谈年少时学书的一些经历？包括与张鹏翼先生的交往。

萧耘春：13岁时，我到平阳中学读初中，张鹏翼来教我们的语文，一天布置作文是《读李密陈情表》后，我试着写了一篇文言的，他看了，说：你这个乡下孩子还不错。还有一次我在本子上临摹学校礼堂圆柱对联时，张鹏翼先生看到了，他问我：“我的字怎么会在你这里？”我说：“我是从圆柱上临的。”打这以后，他就叫我到他家，教我书法。不过，到了张先生家，他却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要先把诗和古文学习好，至于书法可以慢慢来。”随后，给了我一本《艺舟双楫》说：“慢慢读，不懂再读，总有一天会读懂的。”从此，我就以张先生说的去做，先读书，多读书，在时间安排上，读书的比例多于练书法，几十年来如此。

澎湃新闻：你曾说希望追求书法中的书卷气，张鹏翼强调书法的清浊之分，你现在如何理解？

萧耘春：张先生是我的恩师。他评书法，首先强调清浊之分，说浊书不可医治。学会清浊之辨，只有一个办法，将历代名家书法细细读，细细咀嚼，久而久之，自然懂得此中的道理。他的这些教诲至今受用。张先生主要精力写今草，从《书谱》上溯二王。他不喜欢学生学他的字，我随他学了几年“二王”，便转学章草了。凡是章草，不论大家小家都临，或有偶尔写几个字的，如蔡襄、梁启超，也临一临。或很少墨迹流传，但确写得好的如方方壶，我也不时临写。我的楷行也转学钟繇。我较长时间学习的是皇象、钟繇、索靖、黄道周、沈曾植。

袁枚曾把某种诗文，比作三馆楷书，非不工整 ，求其佳处至死无一笔。既然能写得工整，一定有些功力，为什么引不起艺术趣味呢？写这种字的人，一定是读书不多，书法源流也搞不清楚，甚至雅俗也无法分辨，卷轴之味与他是无缘的。临帖时，脑子里、手腕下，暂时由古人作了主，无意中偷得古人一点意境，所以还勉强可观。一离开古人，仍然是自己的脑子与手腕，便显得凡庸，就是俗书与匠书。这里面其实也有个读书的问题。　当然，书法确实需要学问的滋养，可是如果书读得非常多，是否就一定能把字写好了呢？那也未必。

萧耘春书法

澎湃新闻：可能还有一个是否会读书的话题，读书养气。古人所说的“读书种子”，那是讲天份，其实也要注重读书方法，你的读书方法有哪些？

萧耘春：读书要做札记。我年轻时读了钱钟书先生的着作后，读书变得老实了一些，抄抄写写成为习惯，为此读了一些宋代历史文献，记了一些笔记。

陈平原说，做学问其实不一定非第一流人才不可。大才子不见得做得好，太笨当然也不行。就假定是第二流，或中等之材，如果方法对头，日积月累，就能做出学问。而且是比较大的学问。大才子不屑于一步一步走，觉得太艰苦，老想走捷径。诗人和学者不同在于，没才气肯定写不了好诗，但没才气不一定做不了学问。日前，读报，以为当下书坛“无才便是德”，道理也在此。黄宗羲尝诘钱谦益：“用六经之语，而不能穷经”。

学问同书法怎么结合起来，这很玄妙，我说不出来什么名堂，我想多看点书是非常必要的。说不清“玄妙”，我就谈个很实用的例子。搞书法的人，假使人家要你题个跋，如果不读书，题跋也写不了，写了也要闹笑话。

澎湃新闻：你专攻章草，现在如何看自己的书风？您之前曾经提到对元代方方壶书法的学习，这非常冷门，因为他以画家名，存世书法并不多。

萧耘春：方方壶的字见于题画，我有一段时间临写较多。我写字只是比较喜欢清逸的。有人希望我的字要写得雄豪，那不行，我写不了。我也希望自己的字有点变化。现在年龄太大了，只能老老实实地写。

写章草确实是寂寞的，对于章草，有一些观点十多年前给学生黄寿耀就教章草学习的回函中说过，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总的来说还是要多读书，多辨识，多临习。

（附：对皇象《急就章》，几乎所有学习章草者都要临写，要写得宽博、圆润，更要注意朴厚。世传松江本最佳，明拓集珍楼摹刻本也行，玉烟堂本可参阅。出土简牍中有许多章草字，因简牍出现于不同时地，又与古隶相杂，须得分开。这种章草如能写得返朴归真，一种特殊的美来，极不容易(如要写得生动一些，可参考唐人写经《恪法师第一抄》)。沈曾植先生先学帖，后学碑，最后碑帖结合。他的章草，从多种隶书中领会，参汉简，不能确指得力于那一二种。纯章草作品很少，只能从他最后几年的草、行、楷中领会。宋克章草有自运的，有个性，但不能写得太夸张。俞和《临定武本兰亭序跋诗》和《郭雍兰亭序跋》的布局，临一临，写条幅时有帮助。明末如黄道周、傅山等，都写过章草，但个性太强，只可看看。惟王铎《桃花帖》中有些字可临。）

澎湃新闻：你年轻时陪方介堪先生寻找《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可否介绍一下？

萧耘春：《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刻于东晋咸康四年(338)，现在是国家一级藏品。1953年，时任温州市文管会副主任的方介堪先生专程赴平阳寻觅买地券原石，我第一次陪他去，遍觅不得，第二次才找到。后来收藏于温州地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于温州博物馆。我1985年与杨奔合作写过介绍文章：

1953年，温州地区文管会副主任方介堪先生为寻觅这块《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原石来到平阳，本文笔者之一萧耘春因职务关系，伴同前往宜山。行前作了周密分析：认为陈氏（当地士人陈锡琛，字筱垞）素有学识，深知此碑价值。只要看他几份拓本分赠对象（吴承志为考据家，孙诒让为朴学泰斗，冒广生海内知名人士，刘绍宽亦为当地学者），可知陈氏对此碑的重视；而况陈为本县士绅，在江南（今宜山、钱库、金乡）尤有势力，如要购置此碑，发掘者岂敢不依；而且出土后得入新圹更不可能；按当地迷信说法，此为故鬼所有，岂能与新鬼共享？可见这些话是遁词。《地莂》当仍存于陈家，但距出土时已53年，陈家是否转卖或损坏呢？估计也不至于，因陈家有恒产，又系“世代书香”，其子也笃好书法，写北碑很有工力，从多方面推测，存在的结论是肯定的。但陈氏后裔都流寓外地，故宅房间又多，遍觅此碑不得，只剩地皮未起，因为无从着手。方介堪先生于是仍回温州，请留温的陈氏家属回忆，提供线索。第二次来宜山，方从旧书斋地板下取出，移送温州地区文管会。从此，幽闭数十年的《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重又回到人间。

《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拓本

晋朱曼妻薛买地宅石券

澎湃新闻：之前读到您收集的民间文学？听说您写诗与书法之外，以前还写过小说以及《苏东坡传》？

萧耘春：我喜欢古典文学，年轻时在文化馆工作，经常要到乡村去，听到不少农民口述的民间文学和民俗故事，就记录下来。1956年，编了一本薄薄的民间故事出版。后来也读了不少民俗学著作。我喜欢宋代的文人，也关注宋代民俗，记了不少笔记，《男人簪花》里的三篇文章，就是从笔记中整理出来的，也可以视为宋代民俗的文章。

几年前，为了找点乐趣，便把几十年来的札记、卡片、索引翻出来，归归类，排排队，试着写一些笔记，成了这本《男人簪花》。开始时，还有个“苏东坡诗文中有关风俗释证”的副标题，后来想想，又修改成这样

很多年前研读《坛经》之余，写过一篇中篇小说《传衣》，写的是禅宗六祖慧能创南宗的故事。对于苏东坡，早年写过《苏东坡传》一稿。后来托苏渊雷呈朱东润先生阅，得知朱东润也曾写《苏东坡传》却中途放弃，其原因是在做了一年的资料准备后，朱先生认为自己“这一生固然无法享受优游自在的生活，也没有行云流水的消闲”，因而“无法理解”苏东坡，遂决定搁笔。我自觉也无优游自在和行云流水的生活，对此深有感触，后来又读得林语堂著《苏东坡传》，就一把火将书稿烧了。

萧耘春先生（中）与其弟子及访者合影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人惟恐不能创新，你对书法中的创新如何看？

萧耘春：今人很强调创新。其实从书法史看来，传统也不断创新，唐人书法有异于六朝，宋人不像唐人，元人也不像宋人。明末几家与前代不同，清人兴起碑学，更与帖学拉开距离。变是正常的，不变才怪。我有几首论诗绝句，也谈到变的问题：“苕霅风光日日新，云林佳作半成尘。若从画里寻苕霅，又见桃源古逸民。”“剑门细雨事非新，风雪灞桥迹已陈。活捉生擒凭赤手，骑驴未必尽诗人。”我曾经问过张先生如何创新，先生说：“水到渠成。”我对今人的创新，很佩服他们的识见与勇气，但我因缺乏创新能力，也只有望书兴叹了。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