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与创新：全球视野下的妇女与性别史研究

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世界大变局视野下的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与报刊、出版社等媒体工作者相聚一堂，线上与现场参会人员达100余人，提交论文69篇。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郭小凌教授、上海市妇联葛影敏副主席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黄韬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主编裔昭印教授主持。

线下与会者合影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怀抱强烈现实关怀，探寻历史上身处大变局下的女性处境及其发挥的作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丹和复旦大学博士生王昭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五四新文化浪潮对近代中国女性的影响。前者聚焦左联女作家的成长，后者揭示妇女解放话语落地的艰难。中山大学特聘副研究员柯佳昕比较了抗战时期沦陷区与国统区妇女期刊对母亲战争角色的塑造与利用。作者认为，无论是沦陷区，还是国统区的妇女刊物，母亲与主妇都被赋予战争责任，作为后方生育与支持生产的重要物质角色与精神形象。天津科技大学讲师李敏和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张如意都关注抗战时期的“慰安妇”问题。前者探讨战后日本兵作家笔下的“慰安妇”形象，提出日本兵笔下多重的“慰安妇”形象表达了日军的狡辩，也体现出他们对侵略战争事实的选择性遗忘、美化和篡改。后者考察了日军在湘北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晶玉分析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早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洛厄尔女工形象的重塑及其意义。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姚敏侠以芜湖市为例提出，在1950-1953年全国开展的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女性积极主动地推动了自身的解放。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高照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旭娇关注美国进步时期的女性改革者，前者阐释了简·亚当斯的“新和平理念”，后者探究了莉莲·瓦尔德保护儿童的一系列措施。清华大学博士生仇振武分析了19世纪晚期英国社会改革家玛丽·卡彭特在推动教管学校兴起中所作的贡献。

理论创新是推动国内妇女与性别史研究推陈出新的重要基础。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杜芳琴梳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女性主义三大理论从平等向正义的转型过程。广西师范大学讲师林漫考察了美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史学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生陈思蓓梳理了亚历山德拉·米哈伊耶夫娜·柯伦泰的两性观念及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除了引介国外女性主义理论，与会学者还十分重视这些理论思想的本土化与实际运用。山西师范大学教授畅引婷以杜芳琴的“华夏族父权制研究”为例，阐述了中国妇女理论的本土建构及其意义。她指出，父权制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随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世界妇女运动的兴起、女性主体意识的全面提升，为改造父权制提供内在根据和精神资源，同时也奠定物质基础。常熟理工学院副教授程新贤探索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引入社会性别理论的方式与思路。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女性不仅是政治参与的主体，还是国家治理的对象。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程郁探讨了宋代皇宫内女性的联系网，强调宫内女性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同较低层次的宫女结为姊妹同盟，在政治上彼此互助；二是较年长的贵妇培养年轻女孩，后者更多来自底层，往往被称作“养女”；三是各层级女官、宫女等与贵妇构成立体的多层关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焦杰等考辨北魏京兆王元愉宠妾杨奥妃生前卒后身份的转变，展示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第二性”特征。贵州大学副教授李勇等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重新评价了武则天的功绩与局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明月以地方志为基础，探析了清代贵州地区妇幼慈善事业的特点。作者指出，随着清代国家权力不断地深入贵州各地，慈善事业也不断在贵州各地展开，其长期存续与发展揭示了清代国家权力在贵州地方的深入与稳固。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曹晓华以中国近代两份女性刊物为例，分析从晚清到民国时期，面向女性的“卫生”科普如何塑造女性的社会和家庭角色，进而转化成为一种“治理”技术。复旦大学硕士生白一诺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期间斯塔尔夫人为王后所作的辩护词，揭示雅各宾派和革命共和主义在女性问题上的疑难。

与会学者关注到知识与教育，这是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前提。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胡博文分析了正史《列女传》中知识对于女性功用的嬗变及其意义。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宋青红等聚焦广东女子中学教育，讨论国民政府男女分校政策的影响。复旦大学硕士生顾荻飞以上海妇女补习学校的改造历程为例，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改造的复杂性。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讲师姜玉杰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密歇根大学为例，剖析了美国高校女学生的学院生活。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王冰分析了古典时期雅典的读写教育，并对雅典女孩的教育予以关注。

与会学者还就不同时空的婚姻家庭，以及相关制度、法律、观念的变迁，各抒己见。苏州大学教授铁爱花考察了宋代家法的传播及其对女性的规范。她认为，宋代家法的传播及其对女性的规范，是宋人维护家庭与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为国家礼法向民间社会渗透提供重要渠道。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菁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节烈现象。上海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石晓玲以清代两部士人为母亲所作的年谱为例，揭示女性进入这一特殊文类并为主流文化接受的背景。复旦大学博士生孙仁朋重新审视了古典时期雅典嫁妆的“担保”内涵及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倪滕达追溯了古代罗马帝国元首塞维鲁发布的一项“敕答”，由此考察罗马帝国女性有限的堕胎自由。作者指出，塞维鲁用权力的方式剥夺了女性堕胎的合法性，意在明确女性的社会职责，强化女性的社会性别。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悦揭示了拜占庭帝国中期“婚姻法”的三个特点：政治性、目的性和开创性。

总体而言，本次学术研讨会呈现了国内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在内容、视角和方法上的进展：

第一，研究内容广泛。近年来，国内妇女与性别史领域的发展趋势从纯粹的妇女史研究，逐渐转变为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与会学者不仅关注中外历史上的各类女性群体、女性地位，还探究男性气概的形成。山东大学教授王向贤深入探讨先秦儒家父职的意涵及其对当代亲亲重构的作用，作者指出，就以家为方法的当下思潮而言，儒家父慈既可提供较为具体且新颖的分析视角，也可为儒家之家接榫于现代平等寻求儒家的内部资源。香港理工大学讲师何宇轩分析了清代士人家训中有关男性对家中女性成员的管理观念，由此揭示古代男性气概的塑造过程。复旦大学博士生杨凡以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为中心，分析了早期希腊男性气质的话语建构。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乔玉红解析了明清“假女”案，认为明清“假女”案中的三方主体，无论是通奸女性还是犯罪男性，又或是审判者，都面临自身独有的艰难选择，这由传统性别制度、律法条令、社会道德等诸多因素共同造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乔炎梳理了西方男性史研究发展的历程。

第二，研究视角新颖。参会论文不仅涉及精英女性的历史，更致力于呈现普通女性的经历，展现不同女性群体在地域、阶级、文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差异，真正将“交叉性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华东师范大学讲师苏圣捷考察中世纪的女性修道，指出在中世纪的修道生活中，女性逐渐取得更多的自主权。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周美玲聚焦城镇酿酒女，探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复旦大学硕士生雷博云关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被诱骗至美国为妓的中国妇女，评判了晚清政府对贩卖中国妇女出洋为妓的管控措施。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崔彬瑶聚焦近代上海扬帮妓女，考察这一群体在上海的处境及地位。

第三，研究方法多样。与会专家丰富的研究充分显示妇女与性别史领域正在发生“文化转向”。这一领域从社会史出发，逐渐与文化史结合，不断从文学、人类学等学科借鉴概念、理论和方法。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裔昭印关注女性身体问题，探究了古希腊人的女性污染观念与净化仪式。她指出，在古希腊男性精英看来，女性由于其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她们与生育、死亡的生理现象的密切关系，成为具有污染性或者最容易被污染的对象。她还提到，古希腊男性精英对待女性污染的态度表达了他们对女性身体、心理特征、道德品格的认识。华东师范大学讲师王燕讨论了1920-1937年间，城市节日仪式如何塑造和传播妇女“劳动”。她强调，仪式打造妇女“劳动”的方式有二：其一，通过积极纳入女工、农妇等群体，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主导的这两个纪念日向大众塑造了什么是妇女的“劳动”；其二，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通过沉默、明确排斥等排除方式，将“劳动妇女”区隔于“职业妇女”“家庭妇女”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郭海文等以清人编撰的类书《奁史》为史料基础，分别探寻了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香料、乐器、节日习俗等方面内容。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生吴可结合唐朝当时的伦理背景，分析井上靖小说《杨贵妃传》前中后三个时期的杨贵妃形象。

此外，与会学者不断突破创新，开拓了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史料范围。除了文本材料外，学者们还使用了包括墓志铭、图像、画像石、手工艺品等在内的实物材料。中山大学教授林英考察了一件金高足杯的器型和图像。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孙依阳以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王苹的影视作品为例，考察政治社会环境变革与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韩雅倩借助画像石、壁画等，介绍汉代孝女复仇的行为。

本次研讨会为国内中国史与世界史学者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为妇女与性别史领域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促进妇女与性别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裔昭印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全球视野探究世界妇女与性别关系发展的历程和研究状况，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在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新；注意研究中外历史上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阶级女性之间的共性与差异；进一步开展跨学科研究，丰富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内容，更多关注男性气质、两性身体、日常生活和危机中的性别关系等问题；在加强妇女与性别史资料建设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史料的来源；妇女与性别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谐的性别关系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