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列维谈全球史视野下的布哈拉危机和浩罕的崛起

斯科特·列维（Scott Levi）是研究近代早期中亚社会史和经济史的专家，他曾于2011年至2014年担任中央欧亚研究会（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Society）主席，目前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主任，并担任《牛津亚洲商业史研究百科全书》的主编。列维教授著有多部学术专著，并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论文，致力于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探究近代早期中亚，其研究得到多个国家级别的项目资助。

2022年11月4日，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列维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史视野下的布哈拉危机和浩罕的崛起：18-19世纪中亚历史的新视角”的线上讲座。本期讲座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主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施越助理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昝涛、助理教授徐冠勉受邀担任与谈人。

斯科特·列维

本期讲座主要围绕主讲人列维教授于2017年及2020年前后出版的两部专著展开：

The Rise and Fall of Khoqand, 1709–1876: Central Asia in the Global Age（浩罕的崛起与衰落，1709-1876年：全球化时代的中亚）,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2020。

The Bukharan Crisis: A Connected History of 18th-Century Central Asia（布哈拉危机：18世纪中亚的关联历史）,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2017。

《布哈拉危机》和《浩罕的崛起与衰落》书影

18世纪中期“丝绸之路”衰落导致布哈拉危机？

列维教授首先从《布哈拉危机：18世纪中亚的关联历史》一书谈起。布哈拉汗国（1500—1785年）以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名城布哈拉为政治中心，地域覆盖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西部，哈萨克斯坦南部、以及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部分地区。15世纪末，乌兹别克首领昔班尼汗率部南下，推翻中亚南部和东伊朗地区帖木儿后裔的统治，建立昔班尼王朝（1500年—1599年）。1599年，昔班尼家族绝嗣，汗位由先前阿斯特拉罕汗国的汗裔札尼继承，但政权仍以布哈拉为政治中心，故史称布哈拉汗国的阿斯特拉罕王朝或札尼王朝（1599—1785年）。1785年，札尼王朝末代汗王为曼吉特部首领取代。因其首领并无黄金家族血统，以“埃米尔”头衔自称，故1785—1920年间该政权史称“布哈拉埃米尔国”。“布哈拉危机”指的是布哈拉汗国在18世纪40年代经历的一系列导致汗权衰微、政权濒临崩解的现象。

列维教授指出，前人学者的研究从权力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城市化（urbanization）、外部势力入侵、白银危机、饥荒、叛乱等不同角度对布哈拉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因此这一问题在学术史上并非空白。但西方学者此前在这一问题上默认的前提假设是布哈拉汗国经济在16世纪之后逐渐陷于孤立，进而导致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他们通常认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亚欧大陆上的“丝绸之路”因奥斯曼占据东地中海和巴尔干、西葡荷等国开辟东西方海上贸易而陷入衰落，因此位于亚欧大陆腹地的布哈拉汗国逐步陷入经济孤立的困境。为此，要建立布哈拉危机的新解释机制，就必须重新审视上述关于丝绸之路衰落的传统观点。

主讲人认为，尽管“丝绸之路”作为一种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或经济实体（economic entity）确实参与并深刻塑造了中亚历史；但作为一种现象，“丝绸之路”仍然存在定义不清的问题。他首先回顾了“丝绸之路”叙事的形成过程。目前常见的丝绸之路叙事往往从先秦时代开始讲起，视其为一种定居政权对游牧民族的外交政策，即以丝绸与游牧民交易马匹、或是将它作为礼物用于外交；而“丝绸之路”本身，则要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才开始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学界对古代丝绸之路存在的时间下限并没有一致意见，西方学界一般以达伽马环球航行的公元1498年作为丝绸之路终结的时间点。相较而言，作为术语的“丝绸之路”（Silk Road）则在更晚近的时段才出现于欧洲学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生卒1833—1905年）在他1877年的著作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术语以标注公元1世纪某腓尼基丝绸商人的行进路线，但他从未表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单一商路。尽管如此，丝绸之路的概念于此后数十年间在欧洲学界流行起来，逐渐失去了李霍希芬最初为它赋予的含义。在此基础上，“丝绸之路”逐渐衍生出指称亚欧大陆各地文化交流的意涵，而对于促成这种交流的实际商贸状况反而关注很少。

同样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东方学家开始研究中亚历史。瓦西里·巴托尔德（Vasilii Vladimirovich Bartol’d，生卒1869—1930年）在中亚历史研究方面居功至伟，甚至可以被冠以“中亚史之父”的称呼。他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许多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也能够有意识地避免以当时盛行的种族观念来看待历史问题。但与他许多同行一样，巴托尔德的作品仍然是时代的产物。这一时期的欧洲学者采用的社会科学理论往往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烙印，包括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社会进化理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因此即便是巴托尔德，也将近代早期的中亚视作一片孤立且正在衰落的地区。这些思潮与近代出现的丝绸之路叙事相结合，成为理解近代早期中亚历史观念的基础。

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丝绸之路的著述仍延续了上述近代生成的观念。列维教授以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所著《丝绸之路上的帝国》（Empires of the Silk Road）及斯塔尔（Frederick Starr）的《失落的启蒙：从阿拉伯征服到跛子帖木儿的中亚黄金时代》（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为例，指出尽管二者解读丝绸之路贸易的视角不尽相同，但二者均认为丝路贸易对于中亚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丝路贸易衰落后，中亚也随之陷入衰退。然而，这两部著作均未能够对丝绸之路贸易的具体构成作出有效分析。相较而言，韩森 （Valerie Hansen）所著《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则打破了丝绸之路由“大规模驼队”及“珍贵商品”构成的固有印象，指出这一商贸线路背后实际上是由无数个城镇之间的小型商旅构成。尽管如此，大多数书写丝绸之路相关主题的作者并不会细究跨地区贸易的具体细节，进而探讨不同时期的商贸规模是否存在显著的消长趋势。而在理解近代早期中亚是否因商贸衰落而陷入危机这一问题上，尽可能准确地分析跨地区商贸的规模和变化趋势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丝绸之路研究应当更加广泛地关注这一经济现象背后的所有行为体，包括组织程度和书写能力较高的国家、商业侨民（merchant diaspora）、活动范围广但往往缺乏书面传统的游牧民等不同群体及其形成的社会网络。因此，主讲人强调，“商贸史（Commercial History）研究应当是严肃的”。

上述三本著作的书影

列维教授指出，这一时期经由中亚开展的陆路贸易事实上并未衰落，而是同样经历着增长。近代早期的中亚经济实际上并不处于孤立状态，反而通过布哈拉（Bukharans）、安集延（Andijanis）为身份标记的商业侨民紧密地结合到了世界经济循环之中。通过对照研究这一时期东亚、南亚、西亚与东欧等区域的经济史文献，主讲人发现，规模庞大的布匹、白银、大黄、马匹等物资通过布哈拉汗国的商业网络，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抵俄罗斯甚至是欧洲。根据俄国阿斯特拉罕海关的文书记载，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规模多达数百人的布哈拉商人群体长期在该地经营。由此，主讲人认为前述“孤立论”与实际的经验研究结论不符。

布哈拉危机的五重因素

既然中亚经济并不处于孤立状态，那解释“布哈拉危机”的主流论调显然就站不住脚了。那么18世纪上半叶的这场危机如何发生？背后究竟由哪些因素推动？

主讲人提出，18世纪上半叶的布哈拉危机是五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第一，布哈拉汗国松散的政治体制是18世纪中期政权陷入混乱的基础因素。该政权承袭了内陆亚洲游牧政权传统的分封制度（apanage system），亦即由统治家族的男性成员共享统治权力，而非由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独掌大权。尽管布哈拉汗国的历代君主曾尝试中央集权，但最终未能成功。

第二，主讲人认为，莫卧儿王朝的崩塌也对布哈拉危机的形成产生了相对有限的影响。在莫卧儿王朝时期，由于欧洲对印度布匹的需求不断扩大，贸易规模与日俱增。这种贸易主要通过新开辟的海上贸易路线以及经由萨法维王朝和布哈拉汗国的陆地贸易路线展开。大量美洲开采的白银经此流入南亚次大陆和布哈拉汗国的市场之中。莫卧儿王朝存续期间一直与布哈拉汗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因此其衰落的影响不可忽视。不过18世纪初，尽管莫卧儿王朝走向衰落，俄罗斯的兴起可能又为布哈拉汗国的商人打开了另一扇窗。

中亚南部某地巴扎的商人（19世纪70年代）

第三，17世纪显著的环境变化对布哈拉汗国造成的影响十分深刻。事实上，小冰河期的到来致使17世纪初的东亚、南亚、西亚和欧洲都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在干旱、洪水、饥荒的作用下，各地区的大型政权（中国明朝、莫卧儿王朝、奥斯曼、沙皇俄国）均发生了政治动荡乃至政权更替。到18世纪早期，亚欧大陆各个政权则逐步从小冰河期的阴影下走了出来，但布哈拉汗国却始终没有能够从这一时期的影响中恢复。

第四，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布哈拉汗国货币贬值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他指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清朝经济逐渐恢复，人口显著增长，由此对白银的需求与日俱增。一些研究已经表明，这一时期国际上的白银大量涌入清朝。布哈拉汗国同样受到这一国际性趋势的影响。苏联学者叶莲娜·达维多维奇（E. A. Davidovich）的细致研究证实，布哈拉汗国的货币含银量自17世纪到18世纪初呈现显著下降。主讲人由此推测，货币贬值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扰动也是危机的因素之一。

第五，布哈拉汗国对近代军事技术的排斥是造成布哈拉危机的显著原因。由于中亚地区地广人稀、且有着良好的畜牧条件和丰富的马匹资源，因此相对适合以松散的政治结构维持较大规模的轻骑兵兵源，而不适合长期保留大规模的近代火器步兵军团。此外，早期近代的流传于亚欧大陆各地的火绳枪在性能上相较于游牧民的骑射技术并无显著优势。不过随着火器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18世纪初燧发枪大规模应用、火炮技术改进后，骑兵相对步兵方阵的优势逐渐下降。在前述五种因素的作用下，布哈拉危机最终爆发并对中亚地区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地区内部其他势力创造了机遇，其中就包括后来浩罕汗国的缔造者们。

浩罕的兴衰与18—19世纪的全球历史进程

列维教授本次带来的第二部著作《浩罕的崛起与衰落，1709-1876年：全球化时代的中亚》，在时段上恰好与《布哈拉危机》一书对接。该作回溯了浩罕自1709年开始的建立、兴盛和衰落过程。主讲人首先对比了我国汉代外交家张骞、16世纪莫卧儿帝国创立者巴布尔和19世纪70年代美国派驻沙俄使节尤金·斯凯勒（Eugene Schuyler）对费尔干纳盆地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时隔1700余年，张骞与巴布尔所描绘的费尔干纳并无太大差异，但斯凯勒在当地的见闻相较二者却产生了巨大变化。在斯凯勒笔下，费尔干纳人口稠密，城市化程度高，且已经具备大规模的农业灌溉设施。由此，主讲人提问：是什么导致公元16世纪至19世纪间的费尔干纳盆地产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这一区域又是如何与正处于全球化过程的近代早期世界互通？这种联系又是如何影响了当地的历史进程？主讲人认为，20世纪以来美国区域研究存在一种缺陷，即在某个区域中钻研过深，却忽视了该区域与其周边相邻区域之间的联系。这部作品正是致力于以更广阔的视野，借助关联历史（connected history）的概念来观察跨区域联系对于浩罕汗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费尔干纳谷地风光

主讲人首先提供了观察浩罕史的历史分期框架，即18世纪上半叶浩罕汗国的创立发展期、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的兴盛期，以及1842—1875年的衰落期。前人学者倾向于将游牧传统中的分封制度与某一政权衰落联系在一起，18世纪中期的布哈拉汗国确实如此。但浩罕汗国的经验却恰恰相反：正是在布哈拉汗权衰微、辖境各地自立的背景下，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明格部（Uzbek Mings）趁势建立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政权。

浩罕的兴盛与周边各地区的一系列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除了18世纪40年代波斯纳迪尔沙侵袭引发的布哈拉危机以外，18世纪50年代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则在客观上消除了此前河中地区主要的外部强权。由此，在18世纪下半叶，浩罕政权不仅获得了在河中地区扩张的政治空间，也利用清朝广阔的市场成为东亚与中亚、南亚甚至西亚的贸易枢纽。在与清朝的往来中，浩罕汗国统治者借由三种不同途径获取了可观的收益：朝贡回赐、使团经商以及安集延商人的商业网络。对于浩罕汗国而言，从清廷获得的经济利益意味着他们可以借其提高政治稳定性、推动本土经济发展以及吸引周边地区民众迁入。

塔什干附近的集市（19世纪70年代）

对于浩罕而言另一个重要的跨区域进程是近代军事技术的传播。与布哈拉汗国不同，19世纪初浩罕韩国重视火器技术应用以及步兵军团的建设。爱里木汗（1799—1811年在位）积极招徕熟悉英式火器和操典的南亚雇佣兵，吸纳并训练帕米尔山区的塔吉克山民，对内压制此前共享权力的游牧部落贵族，对外向锡尔河中下游和楚河流域扩张，以修筑要塞为手段向草原游牧民征税。在爱里木汗、爱玛尔汗（1811—1822年在位）和迈买底里汗（1822—1842年在位）三朝期间，浩罕领地面积增长近三十倍。与此同时，浩罕汗国重视在费尔干纳盆地兴修水利，开垦耕地，扩大税基，并降低对游牧部落的政治依赖。19世纪初浩罕汗国的汗王甚至效仿帖木儿时代的君主，通过编修官方史书、兴建宗教建筑和资助文化艺术创作等方式构建统治合法性。

在解读了浩罕汗国崛起与兴盛的原因后，主讲人转而讨论了浩罕汗国衰落背后的两重因素。一方面，19世纪中期清朝内部的叛乱直接影响到清廷对西部边疆的财政投入。这一剧变间接削减了浩罕汗国的贸易收入。与此同时，沙俄的逐步南侵使得浩罕汗国内部各政治势力出现分化。草原地区的游牧民逐渐脱离浩罕的控制，而费尔干纳谷地内部则出现浩罕汗族、游牧部落与定居族群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浩罕于1868年沦为沙俄的保护国，而在1875年浩罕起义失败之后被俄当局改设为费尔干纳省。

“近代早期”与“关联历史”：如何理解16世纪以降的中亚与世界？

在主讲人的报告之后本次讲座与谈人昝涛教授、徐冠勉助理教授以及兰州大学杨恕教授分别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和探讨。话题主要围绕丝绸之路研究范式和“近代早期”概念对于亚洲历史的适用性展开。与谈人肯定了主讲人对“丝绸之路”研究现存问题的分析，认为尽管目前丝绸之路研究非常热门，但确实仍然缺乏以多语种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对于实际贸易规模、模式和历史影响的深入探讨。其次，主讲人突破了此前丝路研究过度重视东亚与欧洲的局限，对其沿线各地区展开了研究，故而有着显著的学术价值。此外，近代早期中亚与西亚地区的交流形式之一是朝觐活动。布哈拉汗国与西亚地区的贸易与朝觐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一问题有待更为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学术探讨。

“近代早期”概念是另一个讨论的焦点。徐冠勉助理教授提出，有学者认为“近代早期”的上限可追溯至蒙古西征的13世纪初。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蒙古西征开启亚欧大陆的大规模交流，而16世纪之后的西欧国家加入的海上交流与13—15世纪亚欧大陆各地之间的交流并无本质区别。尤其是从中亚与周边各区域的商贸网络来看，13世纪初至16世纪这一时期呈现的更多是延续而非变革。认为“近代早期”上限为16世纪的学者一般以亚欧大陆一系列政权的集权化趋势为依据。

列维教授表示，他非常认同学界关于16世纪以降海上贸易深刻影响的观点，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大量的美洲白银作为货币注入世界经济。这一新现象无疑会对各区域的经济活动造成深刻的影响。不过他认为，这些关于海洋贸易的结论和看法，绝不应当被简单地套用在陆路贸易的研究中。与海洋贸易一样，陆路贸易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常常难以捉摸。研究这一时期中亚的陆路贸易，其主要难点在于材料不易寻找，不像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留存了大量档案史料可供分析，因此陆路贸易的研究进展难免比较缓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亚陆路贸易从所谓的“中世纪”到“近代早期”之间没有发生变革。

主讲人指出，他之所以使用“近代早期”概念来划定自己的研究时段，主要与他的第一部著作《1550-1900年间的中亚的印度侨民与其贸易》（The Indian Diaspora in Central Asia and Its Trade, 1550–1900）有关。根据在乌兹别克斯坦长期的档案研究，主讲人发现中亚地区曾存在大量资本雄厚、从事跨地区商贸活动的南亚家族式企业，在当地形成了规模不小的侨民群体。他们在南亚投资生产、通过代理人建立遍及中亚、西亚乃至东欧的出口网络。这些代理人则通过销售商品乃至以高利贷投资商品的方式来谋得收益。这显然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商业模式，也是中亚进入近代早期的一种具体反映。关于这一群体及其商业模式，主讲人所能找到的最早史料对应的时段为1550年前后。而16世纪中期恰恰是传统史学观点认为中亚地区因丝路贸易衰落而逐渐陷入孤立、与印度乃至全世界隔绝的时代。主讲人进一步指出，在上述时段中，南亚商人不仅大规模参与到中亚与南亚之间的贸易和金融活动，同样也涉足中亚与俄罗斯、伊朗、高加索等其他地区的贸易。之所以选择“近代早期”这一时代划分方式，恰恰也是希望将中亚历史置于一个共同框架，使中亚历史“全球化”并与世界各地区历史联结在一起。

《1550-1900年间的中亚的印度侨民与其贸易》书影

昝涛教授就“近代早期”概念的讨论补充了自己的观点。一方面，尽管“近代早期”这一术语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但对于当代学者而言，术语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方便交流观点，而创造一个新术语并被大家所接受并非易事。另一方面，16世纪以来中亚始终与整个亚欧大陆各地保持着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层面上我们也能窥见一斑。16世纪以降，尽管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中国的明清两代以及沙皇俄国均逐渐将经济中心向沿海地区迁移，但中亚始终维持着它们彼此之间陆路枢纽的地位。基于这些原因，列维教授所使用的“近代早期”这一术语能够将中亚真正地与同时期的世界置于同一框架下考察，呈现各地区密切交互的动态历史图景。

最后，主讲人表示，以“关联历史”这一名称探讨浩罕汗国的兴衰确实是有意为之。他认为眼下美国学界和高等教育中仍存在欧洲中心论的倾向，过度强调现代西方与古希腊文明之间的连贯性，却全然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影响。作为一名全球史学者，他认为有必要使大家意识到，世界各地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其本土进程的产物，同时也是全球历史进程的结果。他强调，目前很多中亚史研究者倾向于将近代早期中亚视为孤立的地区，因此在处理史料时往往只关注史料文本的字面信息。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另一些学者认为，应当首先意识到中亚地区与周边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关联性，了解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进程并通过这一视角处理手头的原始材料。正因如此，他选择以“关联历史”这一概念，目的是希望提醒读者，如果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一无所知，就无法充分地理解中亚布哈拉汗国以及浩罕汗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