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童年阴影与创伤，她花了一生

原创 杨莉馨 焦红乐 我们是有故事的人

- 本期故事关键词：童年梦魇 -

伍尔夫早年这一来自家庭的性侵犯记忆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诱发了一系列相关的性别创伤记忆。

”

童年往往是人类精神长河的源头，是个体生命的起点，是人生最初的生命情形，正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言：“童年深藏在我们心中，仍在我们心中，永远在我们心中，它是一种心灵状态。”

在文学叙事中，作家们往往倾心并沉思于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性书写，试图以文字来构筑他们那生命花园最初的风景，对此，作为现代主义文学高贵女祭司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亦不例外。

在伍尔夫笔下，她的整个生命似乎都是建立在儿时在西海岸康沃尔郡的度假胜地的夏季记忆之上的，康沃尔的海浪、沙滩、漫游、垂钓以及海滨花园无不唤起她“崇高的感觉”，在她记忆深处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

但同时，童年时代美妙、欢乐、美好的圣埃夫斯生活也有着充满阴暗的一面，而这阴暗的一面亦同那神圣、欢乐、美满的一面一样，在伍尔夫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了她内心深处永难磨灭的精神创伤。正是在圣埃夫斯期间，伍尔夫第一次遭受到了同母异父的哥哥杰拉尔德·达克沃斯的性侵犯：

我那时还非常小，我同母异父的哥哥杰拉尔德·达克沃斯把我抱到厚板上。我坐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抚摸我的身体。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手游走在我衣服下面，手坚定地一直往下摸。我还记得当时我么希望他能够停下来。他碰到我私处的时候，我身体变得无比僵硬，我痛苦的扭动，但他却没有停手。他又抚摸了好一会儿。当时我心中充满愤恨和厌恶——有什么语言可以描绘当时那种不可言说、纷繁复杂的情绪呢？

杰拉尔德这样的举动让伍尔夫深深地厌恶，她永远都无法忘记这一幕，这使得在今后的岁月中，她异常羞于提及自己的身体，甚至对任何跟性有关的事情都感到害羞，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因受到惊吓而采取了一种冷淡、自卫的惊恐姿态，终生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

在1941年伍尔夫自杀的前夕，她还在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写道：“一想到我同母异父的哥哥，我仍然羞耻得瑟瑟发抖，大约6岁时，他让我在一个壁架上站着，探触我的私处。”

然而相对于杰拉尔德早期的性侵犯，在伍尔夫母亲茱莉娅·斯蒂芬和姐姐斯特拉去世后的1897到1904年间，伍尔夫另一位同母异父的兄长乔治·达克沃斯的所作所为似乎对伍尔夫造成的阴影和伤害更加巨大。

在茱莉娅去世后，乔治就已经开始对伍尔夫和她的姐姐文尼莎做出了很多超出正派界限的事情，而随着斯特拉的去世，伍尔夫姐妹没有了任何女性长者的庇护，因此，一切约束似乎都已不复存在，不管在何时何地，她们都不得不一次次抵抗乔治那热情的拥抱和诸多无理的要求。

在1921年，为“记忆俱乐部”所写的《海德公园门22号》中，伍尔夫描写了在父亲莱斯利重病期间，乔治在夜晚偷偷溜进她的房间，将其揽入怀中，告诉她不要开灯的情景，“门会有一下敲击声，灯会被关掉，乔治会扑上我的床，贴紧我和亲吻我，或者拥抱我……而我父亲正在三、四层的楼下因癌症而濒临死亡”，并以一段大胆、夸张同时又极具争议的文字谈道：“是啊，那些住在肯辛顿和贝尔格维亚的老夫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乔治·达克沃斯不仅是可怜的斯蒂芬家姑娘们的衣食父母、兄长，他还是她们的情人。”

然而正是这种强烈的性屈辱体验使伍尔夫在面对缠绵于病榻的父亲时，内心无时无刻不被羞愧感、负疚感、罪恶感和无地自容感所折磨。这些长久的心灵负疚无处宣泄，最终刺激着她的神经，演变为了1904年那场彻底的精神崩溃。

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资料显示，乔治确实对弗吉尼亚和文尼莎做出过令人恶心的猥亵之举，但是昆汀·贝尔在其后期著作《我的长辈们》（Elders and Betters）中更改了其对达克沃斯兄弟的谴责之词，并认为不管乔治的欲望膨胀到了何种地步，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去强奸弗吉尼亚和文尼莎。

与此同时，奈杰尔·尼克尔森通过与乔治的儿子亨利的沟通求证后，在其《伍尔夫》一书中指出，“乔治的本能是想发生乱伦关系，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一个如此保守传统的人不可能冒生下私生子的危险。弗吉尼亚在回忆中将这件事戏剧化地夸大了。”

但无论如何，乔治对弗吉尼亚姐妹造成的伤害是不争的事实，“斯黛拉和母亲虽然已经过世了，（乔治）却依然指挥着我们的生活。”

在很多年中，她们不得不屈服于乔治的淫威之下，就像伍尔夫回想起多年前乔治因晚宴着装而挑剔、羞辱她的情景时所说，“那年乔治36岁，我20岁；他年收入一千英镑，我五十英镑。所以那天晚上我很难与乔治对抗。”

那时的她们所能做的依然只有隐忍与接受现状。面对乔治的暴君式统治，伍尔夫和文尼莎一方面必须服从，因为他比她们年长，比她们富有，更有整个传统和整个男性权威在背后为他撑腰；但另一方面，她们也质疑他的权威，在内心深处拒不屈服。

弗洛伊德曾指出：“一个人思考他在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般说来，残留的记忆——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理解——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特征的无法估价的证据。”伍尔夫早年这一来自家庭的性侵犯记忆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诱发了一系列相关的性别创伤记忆。

从伍尔夫生平经历来看，它一方面直接导致了作家在潜意识中拒绝、排斥男性，对性有着深深的恐惧和憎恶，对婚姻充满着不安与怀疑，早在与伦纳德结婚之前，她就明显表现出了对婚姻的犹豫和迟疑，而在与伦纳德的婚后生活中，他们则不得不发展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之爱来代替了性爱。

而另一方面对男性的恐惧和憎恶心理又驱使着她，将她进一步推向了对女性爱的渴求，正如伍尔夫所言：“同女人的友谊引起我的兴趣”，因此，无论是姐姐文尼莎·贝尔、家庭女教师珍妮特·卡斯小姐、著名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还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埃塞尔·史密斯等都是她生命中与之来往密切的女性密友。

面对童年的性侵经历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性别创伤，伍尔夫并非被动地、默默地承受和隐忍，而是在30年深邃的创作中，不断地以独特的文学形式来挣脱过往的阴影和束缚，努力完成对自我的思考与救赎。

在处女作《远航》中，伍尔夫首次将自己有限的人生体验和曾经的性侵记忆以艺术化的形式融入创作，想象了24岁的年轻姑娘雷切尔·温雷克的一段未竟的南美航程。通过雷切尔，伍尔夫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她的创伤，呈现了女性因性侵犯而使其自然生理反应受到冰结的方式，而且还进一步探索了自己对两性和婚姻焦虑不安的根源。

在《奥兰多》中，伍尔夫则以自己对薇塔的爱慕与理解为基础，通过对英国都铎王朝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俊美倜傥的青年贵族奥兰多在近400年的漫漫历史中由男性变为女性的玄幻经历的虚构，探索了女性艺术家追求丰厚的人生体验并不断获得精神发展的艰辛历程，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其独特的“双性同体”观思想。

在晚年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岁月》中，曾经那段性侵记忆再一次浮现在了作家的脑海中，并在其笔下转化为了萝丝的童年噩梦，透过萝丝的成长，伍尔夫将生活与艺术在一个女人的性恐惧中融合了起来，传达出了性恐惧对妇女生命发育的严重阻碍。

最终通过《岁月》中的埃莉诺之口，伍尔夫发出了：“什么时候我们才会自由？什么时候我们才会过上富有进取心的完完整整的生活，而不像洞穴里的跛足动物……她感觉到的不仅是一段新时间，而且是一股新力量，她身上的一种未知的东西。”

由此可见，早年的性侵阴影贯穿且笼罩了伍尔夫的一生。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所奉行的虚伪道德习俗中，性是禁忌，是不能说出口的，但是在走出性侵阴影的道路上，伍尔夫却大胆地选择以一种勇敢的、赤诚的态度将那些过往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以艺术化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从而向施暴—被害的闭环外走去。

在伍尔夫一生孜孜不倦、力透纸背的生命书写中，她不仅将摆脱性侵阴影与探究性别、婚姻、两性关系、女性困境等问题结合在一起，而且随着其女性精神的成长和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她还逐渐把曾经的性侵经历作为独立于自身的事件，进行理性的批判与思考，发展并形成其独特的女性主义观，从而使女性话语真正地从喑哑无声的文化荒漠中浮出历史地表。

本文节选自：《弗吉尼亚·伍尔夫：永恒的英伦百合》

作者：杨莉馨 焦红乐

本文配图 |《嘉年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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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治愈童年阴影与创伤，她花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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