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身边 ｜蒲公英青年的人生道路与生育抉择

蒲公英青年的

人生道路与生育抉择

作者 ｜ 于丰杭、赵卓雅

来自东北的小A，是一位00后的北大女生。一次聊天中，笔者偶然了解到了她的生育观念。曾认为不生育便是不孝的她，长期以来把生育当成一种责任。但自从父母有了二胎，在身体健康、未来收入、生活质量等现实考量之下，现在的她已经彻底放下了心里的负担，决心要成为“丁克一族”。

即使国家已于2021年5月31日正式宣布“开放三胎”，鼓励生育，但如今的青年群体中，和小A想法相同的人也并不少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生活压力的增大，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养育二胎三胎的负担变得难以承受。与此同时，由于生育对健康的损害及其伴生的就业歧视，育儿过程中女性付出的代价远高于男性。这也降低了当代青年的总体生育意愿。“多生优育”的政策导向与群众目前普遍低迷的生育意愿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因此，关注少数个体的生育观、育儿观成为应有之义。

在新世纪全国经济腾飞的热潮中，东北是一块失落的土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2010年相比，东北地区人口减少了1101万人，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相比，十年来人口下降最多。为了谋生，这片土地上的80、90后青年们如同蒲公英种子一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迁往异乡，以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如今，这些青年各自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也已到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年龄。因此，关注他们漂泊异乡的过程，并借此分析该过程对于他们生育观、育儿观的影响，便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那时候没想太多，揣着点浮钱就去了省城，在烤肉店当了一名服务生。”

在大多数少年为了自己的大学梦拼搏的年纪，于洋却在为生计苦苦挣扎。21世纪初的哈尔滨，并没有乘上多少经济腾飞的东风，领着600元的月薪勉强度日，算是哈尔滨餐饮业服务生较好的待遇。更多的时候，凭着这点微薄的工资，在月初交一点房租、和伙伴们出去偶尔娱乐一下，饭费便所剩无几了。饭店提供的免费白菜炖豆腐，就是于洋大多数日子里的主食。

在和其他服务生厮混了半年后，于洋终究还是发现了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的家就在哈尔滨市区，吃住不愁。但像于洋这样农村出身的孩子，既然决定出来闯荡，每个月微薄的薪水就是他唯一的底牌和依靠。

“不能当一辈子服务生”，于洋说。当时的于洋有个“很远大”的志向，每天看着店里老板当着甩手掌柜，轻轻松松就挣了自己做一辈子服务生也赚不来的钱，他也梦想着自己能开一个饭店，当一名老板，哪怕只是路边的一个苍蝇馆子。但600元这点仅能糊口的工资，显然不够成为开饭馆的初始资本。节衣缩食一年，却只攒了两三千元之后，于洋发现，仅靠攒钱来积累初始资本，绝对行不通。

可服务生的这份工作固然限制了于洋的经济水平，却也让他接触到了改变人生的机会——一位调酒师食客为他打开了新的大门。“一个是能给开饭店挣本钱，另一个就是单纯的觉得调酒师很帅，没别的想法。”回想起那晚做的决定，于洋坦诚道，“选择拿好不容易攒的两千多块钱去考调酒师证，现在想想还挺心疼的。”

实际上于洋并不是一个冒失莽撞的人，做出决定时，他其实考虑了很多。哈尔滨号称东方小巴黎，调酒师的培养体系以及酒吧行业在哈尔滨根基深厚，若在哈市考取调酒师执业证，并有相关从业经验，放在全国也算是一块金字招牌。无论在哈尔滨落地生根，还是为了他的饭馆梦攒下第一桶金，还是往别处继续发展，这都是一个上佳的选择。

于洋很感谢在哈尔滨的调酒师生涯，不仅是因为这改变了自己的职业道路，更因为在那段日子里，他遇见了生命中那个她。于洋的妻子张琳是哈尔滨本地人，家境虽称不上优渥，但是与于洋相比，还是要好上太多。那是于洋当调酒师的第一年，他们相识了。“当时没想到，她就是相伴自己走过一生的那个人”，说起相识的点点滴滴，三十四岁的于洋眼中荡漾着初恋的甜蜜。

爱情带来的责任感给于洋熊熊燃烧的上进心添了把柴火。但哈尔滨的生活成本在急速上涨，3000元的调酒师月薪显得越来越微薄。与此同时，南方发达地区广阔的发展机遇，让于洋动了南下发展的心思。于洋忐忑地向张琳提出想要往南方闯一闯的念头，“很害怕当时她会因此离开我”，于洋感慨道。但是最终张琳温暖的鼓励和坚定的支持，反倒成了于洋南下最大的动力。

2010年，于洋来到了上海。当时正是世博会期间，于洋本以为自己抓准了求职的好机会，谁知却扑了个空。和于洋设想的不同，世博会期间上海的酒吧非但没有大规模招聘，反而由于大会期间禁止一切娱乐场所营业的规定，处于关店歇业的状态。“一到上海，就失业了”。那时算是于洋离乡以来的最大困境，除去车票钱，当时的他困居于脏乱差的站旁小旅馆里，身上只有一千五百元。可是距离世博会闭会还有三个月，面对如此窘境，头脑活泛的于洋不甘心坐吃山空，他决定去别的地方闯闯。

戏剧性的是，这个后来改变了他的一生的重要决策，居然是以投硬币的方式做出来的。看好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前景，也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车票的费用，“正面杭州，背面宁波”，于洋回忆道，“最后正面朝上，就来了杭州。”

杭州的求职历程也称不上顺利。人生地不熟的于洋既没有门路，也没有人脉推荐，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扫街”。每晚四五点钟，杭州的酒吧刚开始营业，于洋便自我推销，逐店求职。调酒师的工作要求不低，数不清的鸡尾酒配方、频繁的出货记账、与服务员熟练对接等等技能，都必须熟稔于心。加之当时杭州经济景气，同行竞职也很激烈，于洋的求职之路着实遇到不少挫折。但是于洋善于规划、目光长远的优势在此刻得到了回报。漂泊了两周之后，他凭借着哈尔滨调酒师的工作经历以及过硬的技术，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最终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生活也随之相对稳定下来。一年之后，随着张琳来杭，这对伴侣开始正式一同营造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

但人生的转折又一次接踵而至。回首看在杭州当调酒师的两年，于洋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酒吧这个销金窟里见识到的赤裸裸的贫富差距。“那时候就认识到，无论是当服务生，还是当调酒师，打工都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于洋终于决定打破打工人的桎梏，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圆自己七年以来的“老板梦”。

可走出“打工人”这一舒适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彼时的于洋，傍身之技也仅是调酒。为了圆梦，他不再执着于开饭馆，百业来者不拒，只为了攒下一笔大钱，“搞个大产业”。“那时候我也迷茫过”，于洋回忆道，“真的感觉自己被整个城市孤立着。”

于是于洋决定从基础开始做起。得益于义乌小商品产业的加持，摆地摊的利润相当可观，因而于洋将其作为自己职业转换的起点。从调酒师“光鲜亮丽”的职业生活中出走，投入前途未卜、为人鄙夷的摆摊生活，本身就是一道心坎，更别说还要随时躲避城管的突击搜查——摊位被城管没收过多少次，他早已记不得了。但正是在这样的苦日子里，于洋却一点点积累出了“登堂入室”的本钱。

“杭州的吴山夜市是最能成就我的地方”，提到在吴山夜市的那段日子，于洋很是骄傲，“摆了一段时间地摊，加上之前调酒时候攒的钱，也付得起那里的展位费了”。吴山夜市可以说是为于洋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正是在吴山夜市，接触到动漫产业的于洋，通过贩卖手办等周边，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大钱”，并以此为依托，和张琳一起努力，成功进军电商行业。今天，他的店铺拥有上万订阅量、挂牌“金牌卖家”、上榜淘宝“必逛好店”，可以说是圆了自己多年以来的“老板梦”。每月稳定可观的收入，也让他在杭州置办了车子、房产，顺利地和张琳走向了婚姻的殿堂，兑现了当时对她珍爱一生的承诺。

爱情长跑十五年，于洋和张琳不仅在事业观上，在婚姻观和生育观上也非常一致。“虽然我们两个都由内而外地喜欢小孩子，但怎么能让我们的宝宝出生在出租屋里？”先置业，后生育，是于洋和张琳的原则。孩提时代的于洋，父母离异、母亲远嫁，家里也很贫困。继母和同父异母弟弟的出现，更让他感觉自己是个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局外人”。那时候于洋便发愿，一定要给自己的宝贝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小的时候吃的苦、受的罪，绝对不能让我的宝宝再来一遍。”

至于现在政策倡导的二胎三胎，于洋表示自己从没有想过。这并非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出于夫妻间的相互理解和关怀——以于洋现在的经济条件，二胎乃至三胎完全可以承受，但他不愿意让张琳再受一次生育的苦。张琳怀孕期间，于洋尽心尽力地陪护，但他从不喊累。“比起女人生育的痛苦，这都不算什么。女人生孩子真是太遭罪了”，于洋摇头道，“我也没有非要生个男孩，咱没有那种糟粕的观念。”相反，当时张琳刚怀孕的时候，他和张琳都想要一个女孩。“臭小子有什么好，女孩多可爱啊，像我家花花那样可爱。”一提到女儿花花，于洋满是宠溺。

“我们的人生路已经定型了，可她的人生路，才刚刚开始。”抱着可爱的花花，于洋不禁谈起他的育儿观。在吴山夜市时，于洋便看破了“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孩子”这一道理。有的孩子既乖巧礼貌，又聪明可爱——从家长的气质就能看出其家教俨然；而有些骄横无礼、素质低下的顾客，其孩子的素质也可见一斑。那时于洋便想，他的宝宝一定人品要好，一定要教育宝宝走正道。言传身教是于洋的育儿信条，他坚信以身作则是为人父母的头等大事，他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像有些客人家的孩子一样，骄蛮无礼、无法无天。

从小村庄一路走来，于洋端过盘子、摆过地摊，吃过的苦不尽其数。如今的他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她能开心无忧地做一个普通人。“但是弯路也必须要走，毕竟是一种磨练，只是别走偏了、走远了就好。”

回想起在哈尔滨考调酒师证、上海碰壁临时决定来杭、在杭州接触动漫周边并进军电商等奋斗生涯中的明智决策，于洋最后以一句话概括了他对女儿人生的期望。“人生的路是花花自己的，我更希望她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有远见、能做出明智抉择的人。未来的道路要让她自己选择、让她自便自决。”

（本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参考文献：

[1] 高倩.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J].经济研究导刊,2022(03):4-6.

[2] 甄鑫悦.国民生育意愿对三胎政策实施的影响[J].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2(05):42-44.

[3] 刘子绮.人口下降对东北经济的影响[J].中国集体经济,2020(36):8-11.

[4] 张志元,郑吉友.市场经济文化冲击下的“东北现象”透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05):62-67.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年《光影里的百年中国》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重拾身边 ｜ 于丰杭、赵卓雅：蒲公英青年的人生道路与生育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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