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乡村｜宁舟浩分享会实录

原创 宁舟浩 蚂蚁摄影

蚂 | 蚁 | 摄 | 影 |

批评若不自由 赞美则毫无意义

海报设计：人自在

蚂蚁隔壁班--宁舟浩在线分享会声音版

语音整理：玫瑰之上

各位影友：大家好！这里是蚂蚁隔壁班分享会第59期，我是摄影师宁舟浩。今晚我们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乡村》—— 一个区域流变进程记录的工作方法。

我们说到的区域就是一个叫做毛家村的典型中国小村庄。这个毛家村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北郊,黄河北岸的大桥镇。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个不到500居民的小村庄在八百多亩贫瘠的土地上发展了一百多个家具工作作坊。原来只依靠农业为生的毛家村，变成了当地72个自然村中最富裕的一个。由于现代农业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如今一年两季的农作物，每亩土地的总收入还不到工人在工厂打工大约一个月的收入。我所看到、记录的就是毛家村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从农村生活到城镇生活转变过程中的无数细节。村里人们财富的多少取决于一个家庭拥有多少家工厂，拥有多少间厂房，以及是否有住房出租。

巩胜利开着自己的奇瑞轿车下地干农活。在毛家村，超过半数家庭拥有轿车，轿车早已不是奢侈品。2012年6月

2017年5月，当地政府选择了加快城市化进程，该区域被济南市政府确定为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2019年12月毛家村已经全部拆除。2020年，拆迁后的村民失去原有的工厂和作坊，大部分面临失业的窘境。在这一年中，他们想依靠拆迁补偿金开始创业或者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但是由于缺乏技能，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多以失败而告终。大约两三年后，村民将搬回三公里外由政府修建的高层住宅区。根据规划，毛家村所在的区域将成为新的城区。政府决心发展环境友好的新型、高效经济增长模式。这个即将转型为工业园区的小村子，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毛家村是中国众多乡村的一个缩影，这些村庄也正面临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合力。毛家村的故事象征着农村到城市，生活现代化、全球化的一个实现过程。从2010年开始到今天，我的项目已经开展了十多年。我想今天非常荣幸地借蚂蚁隔壁班的这次交流活动，和大家一起来交流我拍摄的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我记得那是2020年4月30号的一个晚上，他家是毛家村最后一个拆迁户，他叫孙家全——老二。他在村里和自己的老屋子过了最后的一夜。为了记录他在村子里最后一夜的过程，我从白天就跟他一起，当天上午老二把妻子和两个孩子安置在租来的屋子里，能用的家具基本上也都在我们的帮助下搬走了。到了夜里十点，孙家全请帮他搬家的朋友们吃过晚饭，独自回到了老屋。家里空空如也，整个村子就剩下他这一栋房子没有拆，由于家里还有两个空调，他得提防晚上会有拾荒人给偷走，于是，他就准备一个人在这个老屋子里睡最后一个晚上。

2020年4月30号,老二孙家全在村里和自己的老屋子里过了最后的一夜。

由于我觉得这是毛家村村民离开村子最后一间房子的最后一夜，还挺有纪念意义的，于是我就和他约了拍摄。村子在大约三四个月以前已经推平了，我站在旁边2米多高的瓦砾上，支开三脚架。在夜幕下，用一只17毫米的镜头拍摄村子里最后一栋房子的灯光。我记得当时的测光是20秒，刚拍了没几张，灯就关了。我知道这时候老二已经睡了，那天的月亮特别亮，济南的春天风也大，呼呼地响。

我环顾四周，整个村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早已经记不清我有多少次深夜独自离开村子了。我就从村子那条南北路上径直走到我停车的地方，就是村委会的地方。还路过了几个坟头，别人都说那几个坟头挺灵验的，有好多醉汉会在那几个坟头那儿转一晚上转不出来。但是我不仅没有感到一点点恐惧，我还觉得很亲切，我很顺利地走到我的车边儿，然后开车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回到了城区。

我觉得毛家村对我来说已经太亲切了。从2010年开始，我第一次来到毛家村，到现在已经呆了整整的11个年头，承蒙村民的眷顾，我觉得毛家村的风气或者说村风特别好，大家都很诚恳，也都很热情。我有幸一次又一次地和大家分享着夏播秋收的辛劳和欢喜，一起为反常的天气和家具行情的起落不定而焦虑。我甚至开始关心农历的节气气候，关心柴油的价格。我一次又一次和这些后来成为我朋友的年轻人迎娶穿着白色婚纱，左手拿着隐身草，右手拿着玫瑰花的新娘。没多久，他们就生下了自己的孩子，我就一次又一次地把崭新的百元钞票按照当地的风俗塞到新生儿枕头下边。

村民早已接受婚礼上的白色婚纱,但还是要求新娘按照传统披上红色盖头。按照当地风俗，在婚礼上响亮的锣声和新娘手持稻草能够避免未来的灾祸。2011年3月

我也记不清多少次，曾经站在苍老的祭司身后，看着他念念有词地把接骨草（稻草有结的那个位置）撒入装着骨灰的棺木。按照当地的习俗，送走村里的老人还是有用棺木下葬的习惯，但是政府的法定要求火葬，所以说他们会把骨灰放到棺木里边再行安葬。

第一次拍摄过程中，很多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了1.9米多的精神小伙；鲁家的房子已经翻盖了两次，从平房变成了三层小楼；村西侧的大酒店变换了店主，好在它的两位店主，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好多朋友已经成了成功的企业家，也有人刚刚把自己开了十多年的别克牌凯越轿车换成了最新款的奔驰越野车。过去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现在都已经成了我的老朋友。经过了11年的浸入式拍摄，毛家村村民说我在村子里拥有“一庄子的家人，半庄子的亲戚”。我也有幸在这十多年里，用我的照相机记录了毛家村村民成为市民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坐火车的过程一样。我们坐在火车里，其实看不到自己身下的那个火车。只有当火车转弯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很有幸能够生活在当代中国，在现在这种高速发展下，当前中国用几十年就走过了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发展的历程。而且我们所处的阶段正好是一段历史的加速拐弯儿时期。让我这个坐在时代火车里的摄影师有幸能够看到自己身下的这一列火车。

通过2019年在毛家村的航拍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毛家村就在济南的黄河北岸，旁边有一个巨大的水库，济南北部居民的生活用水都是从这个鹊山水库里来的。其实毛家村和城市的隔阂基本上就取决于跨越黄河的交通能力。

毛家村位于济南市区北侧，济南黄河公路大桥北首西侧1.5公里，大桥镇政府西南方向2公路处，东、西分别与大王村、大刘村接壤，南邻鹊山水库，北邻本镇马店村。2017年有135户，462口人，耕地面积658亩。2019年6月

在2016年到2019年这三年里，村子的建筑密度有了些许的改变，但是村子的土地规模已经被限定死了。在村子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村民所采用的生产方式是相对落后的，直接导致了村子的发展必须要不断地依靠简单的扩张和重复来实现增值。于是村子的发展就遇到了巨大的瓶颈。一直到了2019年的12月，村子接到了正式拆迁的通知。这就意味着毛家村将在这片土地上消失，甚至连名字都留不下，他将成为济南市最新的一片城区。

当初我到毛家村拍摄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情，是我跟着一个开发商的朋友。他到毛家村看上了一片土地，要在那儿搞绿色作物的种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生意失败了。但是我却发现毛家村是一个非常能够表现中国城镇化过程的一个样本：它的规模不大，村民又很热情、淳朴。毛家村现存着包含有传统的农业和基本的工业生产。而且最大的好处是它距离济南市区非常近，交通也相对方便。从济南市区直接开车到毛家村，直线距离只有12千米，如果不堵车的话，大约就是45分钟的时间。于是我决定在毛家村进行拍摄。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我的拍摄计划能够继续十多年之久。我想第一个题目就是一组拍了十年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我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所得。这些照片都是副产品，是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和被摄对象互相信任，长期相处所进行的真实、准确、严格、系统观察和体验的副产品。如果我们在过程中只是为了获得所谓的影像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舍本求末的过程。

大家可能以为一个摄影师在乡村拍摄，应该是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温和，拿着精致时髦的相机漫步在乡间。但其实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浪漫。好多的时候是酷热严寒，更多的时候，我疲惫至极。我清楚地记得在无数个寒冬的傍晚，拍了一整天的相机和三脚架几乎被冻成了冰疙瘩，人也完全冻透了。在冷风中待一整天，不管穿的多么厚，寒风就像长了牙一样，从衣服里的每一个小缝隙钻进来咬你。脚很疼，脊椎、腰也很累，甚至五脏六腑都会累得生疼。但是比这个更痛苦的是内心的迷茫。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拍，我不断的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今天到底拍了什么？如果你下次再来拍的话，你为什么要来？你今后将如何继续？”

我在拍摄的最初几年，秉承的思路是文献拍摄的做法，也就是当年张祖道先生为费孝通先生的《乡村经济》做插图的一类照片。但是我失望地发现，曾经那些经验，完全无法支撑起庞大的或者是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些就包括我幼稚的人生观，我的情绪化，我的一些难以控制的技术上的瑕疵，甚至是因为我是一个业余摄影师，我捉襟见肘的时间和日渐衰弱的体力。有的时候上班特别累，周末想休息一下，但我还是有拍摄的欲望。这些东西其实不断地阻挠我按下快门，但是我一直相信勤能补拙。总有一种力量告诉我说，需要一种正确的工作方式来获得这种拍摄的通途。拍摄的数量和时间并不是获得接纳和尊重的必要条件，并不是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待的越久，给别人拍的数量越多，我们就距离成功越近、一组照片就越优秀，不是的！面对这个四、五百人的村庄，我发现时间久、拍的多，和我能够了解这个事物的本质，了解这个村子的本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看，刚开始我拍了好多的照片，我认为这些照片在几十年后会成为经典的纪实摄影，成为难得的宝贵文献。但其实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下的时代和张祖道先生的时代不一样了。张祖道先生的时代是摄影师稀缺资源的时代，但是现在我们有了数字相机，甚至有了可以拍照的手机。我们的时代普及了移动互联网，每一个人都可以拍照，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把照片发出去分享。这个时候摄影其实是改变的。

我在这时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看和如何想的问题。我发现即使这样一个500人的小村子，800亩地。它有这么多事儿，每天日出日落，一年四季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纵然我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子，我发现我的拍摄精力严重的不足。前面还有一系列更加严肃的问题在等着我：“我为什么要拍这个村子？到底拍什么？我怎样去拍？我的拍摄目标是什么？”每一个问题都容不得丝毫的躲闪、耍小聪明。必须极为认真诚恳地回答。这时候我作为一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作为一个铁杆的摄影器材发烧友，突然开始怕拿起相机。每次我开车到村子里的时候，特别怕我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因为在此之前很长时间我就开始焦虑——到底我要拍什么？像这样的状况，我大约持续了得有三四年的时间。我找不到内心的焦点，自然我的镜头没有办法对准它的物理焦点。所有的照片都是“虚”的，我说的“虚”并不是照片拍得不清楚，而是它的主题不清楚了。一时间我非常痛苦，就陷入了对自己的全部否定。与其说这组照片是为时代，为社会留影，不如说先解决我内心自白的问题。一张照片如果解决不了个人的社会疑问和生存疑问的话，其实它的公众价值更无从谈起。因此只有先解决了自己认知的焦虑，并在这个基础上发掘出与公众和时代密切相关的普遍意义，才会形成个人观察和时代主题同步的共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路。

照亮自己，自拍图

其实我是身体里流着一半儿农民血液的人，我的父亲曾是农民，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姑姑、叔叔婶子现在都在农村。我妈是城市人，我爸是从农村当兵，到了城市和我妈结婚。我从小能记事开始，一直到我的青年时代，对于农村和城市的矛盾或者说关联，贯穿了我整个的这段记忆，有着切肤之痛。因为我家的家庭里有很多矛盾都是源自于城乡之间的关系。

如今。中国农村的不断消逝和城市的兴起，或者说中国不断的城镇化，其实已经成为了当前社会不断前行的必然趋势。于是我想我应该在毛家村拍摄下去，把这个距离市中心直线不到12公里的普通小村作为我的切入点，我试图从小村子的变迁中找到痕迹，找到我对这一段时光，或者对这个时代的独特认识和态度。

毛家村其实距离城市很近，外出的务工人口很少。有很多外来人在这打工，并不是典型的存在。但是毛家村正经历着从农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传统文化习俗不断地被削弱，甚至是崩塌。这和当下无数正在消失的村子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完全吻合的。那么转变就成了这组照片的核心，于是我找到了主题。

之前我忽略了一件事儿，其实题材并不等于主题，主题是可见之物的不可见性，是中心思想。而题材只是内容所能用到的材料，在主题确定的基础上，我确认毛家村的主题应该是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不可调和的矛盾，它的主题就是矛盾。我们把这个矛盾再进行分解。

如何展开我的拍摄维度呢？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第一个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人和土地关系的变化，土地的归属，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农业生产向着工业生产、信息化时代的转变；从种植业到加工、销售业，甚至是创意行业；由个体生产向协作生产，从生产的闲适到紧张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生活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小农意识、小富即安、自给自足到现在的财富的不断积累，逐渐有了更多的剩余财富；从过去的大家庭，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到现在，一家四口甚至是三口的小家庭的转变。还有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发生了具体的转变，话语权由长辈向年轻人转移，家庭成员取得经济收入的能力决定了其在家庭中的具体权力和地位；再就是由于妇女直接参与家庭的生产，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就是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崩塌：生活习俗的改变，婚丧嫁娶、人际关系、男女关系，甚至是离婚，都成了现在村子里边一个主要的话题，并不成为一个过去摆不上台面的事情。从这三个方面体现生产生活、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改变方面，我们就可以再现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确定主题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地确定了切入点，“嬗变”的切入点。我们明确了主题，理清了思路，找到了切入点。从故事化、具体化、人物化、戏剧化这样一个具体而直接的切入点中进行拍摄的话，就不再迷茫和疲惫了。于是我再次体验到了久违的拍摄乐趣。

我还会在不同的阶段做出自己的拍摄计划，让思路更加清晰。通过长期细致地观察和思考，把计划书中抽象的想法和观念在现实中和具体的场景、细节、情节建立起合理的关联。关键点在于通过思考和观察，透过事件表象和画面，围绕主题，从深度、广度上不断的拓展。用照片作为整个主题的论据，让每一张照片成为这一组专题主题的论据，让读者通过一张照片在视觉和叙事的双重主题中享受乐趣。在视频和多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摄影其实已经不是表现事物或者讲故事的最佳手段。因为照相机本身是一个对客观世界精确记录的工具，让摄影不再限于对现实的精确记录，让照片突破对主题、内容、细节的表述，更进一步地建立起对现实的诠释和转译，才是摄影表现方式，是走向自由王国的通途。

这儿我想插一句题外话，在学习艺术史的时候，著名的摄影家安德烈·柯特兹和荷兰的画家蒙德里·安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的作品也深受蒙德里·安的影响，蒙德里·安的创作心得中提出：“客观世界的任何一种事物都是一种无限多样而又特殊存在的，具体存在，那么单纯如果通过绘画去复制现实，只能让绘画成为现实的奴隶。绘画自然不能成为一种独立自在之物。绘画的尊严和高贵也就丧失了。”这个道理对摄影是同样有效。于是我觉得现在的摄影应该由隐喻性替代情节性，是对当代专题摄影更高的要求，过去的视觉叙事也应该转化为视觉评价。对于现在这个时代，在数字相机、移动互联网极度发达的情况下，对于纪实摄影师的要求，更应该是从真相的见证者——在现场证明真相的见证者——逐渐过渡为一种观点的提供者。

我们刚才说到了切入点，我认为专题摄影就应该像做社会的切片一样。专题摄影报道选题的切入点，可以从人类学、社会学、视觉好奇心、历史的文化意义、视觉表达的新突破，甚至是新闻价值和政治、经济层面进行解读。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从蒙德里·安的那个艺术理论中获得的一些启示。好照片的三条基本要素总结：好照片不局限于对主题、内容、细节的表述，它必须建立起和现实有着密切联系，对现实的诠释和转译，而不是对现实的复制，摄影注定要从现实走向超越现实的目标。

当照片超越了对主题内容、细节、情节，以及风格形式的表现和记载之后，我认为最好的照片应该具备和大多数人都密切相关的普遍性主题。能够为人们所解读的情绪、诗意、隐喻性和象征性，每一个人读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能读到更多自己所理解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拍到了非常过瘾的照片，我逐渐享受到了摄影的乐趣。

迎亲车队驶向毛家村，带头的悍马车小心地穿过水泥路障。这些路障是为了阻止大型卡车驶入保护村路而建。2012年3月 倪家村

每个村子头上都修着一条路，因为村子里的路是村民自己花钱修的，所以在村头都设置了路障，它限制着外来超重车辆的驶入，以防损坏道路。但是，当村民举办婚礼的时候，他们会打开路障，使能够彰显他们社会关系和财富的汽车开进村子，显示村民的财富和品味。

村民试图搬开路边堆放的砖块，以方便卡车通过。由于村内建设缺乏规划，导致村路曲折狭小，稍大的车辆无法在村中行驶。2012年5月

由这个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村民普遍具有的小农意识，只关心自己，并不关心集体利益。

雾霾中的迎亲车队头车。人们按照传统习俗，在迎亲的路上鸣锣开道。2013年1月

这张照片已经脱离了对现实叙事的表述，人们看到的有自己的了解，也就是从叙述的一级语言逐渐上升到了二级语言。人们都知道所指是什么。不只是现实婚礼中的一张照片，人们用着最先进的城市交通工具走进了一个浓雾弥漫的乡村。他们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徐春茂家是村里唯一的养牛户。他说：等以后拆迁住了楼，牛就再也没有地方养了。2016年6月巩爱华家之前是做家具的，后来改行作了板材生产，为了运输板材方便，只得把原有的厂房的大门拆得更宽一些。2016年6月

在我熟悉的这些乡村周围的景象中，经过了上述理论和意识的改变之后，很多影像已经脱离了它本质的含义，而有了更丰富的、可以被解读的可能性。比如说村子里最后两头牛被赶进简陋的农舍，再比如最简陋的农村家庭作坊，不断地改变生产产品的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作出改变，而这一切似乎是被迫产生的，也是最低成本的结果。

我和丹麦一位叫乐思的记者，大约在2013年，来到毛家村看村民怎样过圣诞节，其实村子里极少有人过圣诞节。这时候乐思见到了当时只有三岁的鲁潇逸，乐思在国际地图前面抱起了孩子，鲁潇逸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吓得大哭。这些都可以读出更多的引申的含义。

当丹麦记者乐思试图抱一下鲁潇逸时，孩子吓得大哭。这是两岁的小潇逸第一次见到外国人。2013年12月

我还可以看到，在除夕下午，年迈的婆婆看着儿媳妇包饺子，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媳妇熬成了婆。

除夕的下午，68岁的刘家芳在家陪着90岁的婆婆包饺子。2018年2月

随着这个拍摄过程的不断深入，我也获得了很多日常难以想象的拍摄线索，超越我们想象的生活的细节。比如我拍摄的一对情侣，他们通过QQ刷附近人的方式相识，他们都是孤独寂寞的外乡打工人，认识第十五天之后，在国道边的小旅馆开了间房，共同度过他们第一个七夕情人节之夜。我在拍摄过后，曾问过他们是否打算带对方回老家。他们说没有这个想法，彼此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差异，并不想和对方长期的生活。

在毛家村打工的19岁男孩T，半个月前通过QQ认识了在附近打工的18岁的女孩X。七夕那天，T给X买了毛熊和玫瑰，在国道旁边的旅馆里共度他们的第一个七夕之夜。2014年8月

我的好朋友大冰，他有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也和农村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有着爱玩的心。他养了很多鸽子，因为工厂越来越忙，他没有心思和精力照顾，用他的话说：“鸽子只能当鸡一样养着。”

大冰的新工厂开业之后，他却比开业前更忙了。他喜欢的信鸽也无暇打理，只能“当鸡养着”。2015年7月

在长期的交往中，我也获得了村民的友谊和信任，我经常应邀参加各种家庭式的集体活动及观看村里的选举。我还跟着村民到过平遥古城参加中国巩氏家族的大聚会。因为巩姓在毛家村是一个大姓，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大面积保存完整的城墙时，他们很兴奋。

巩和平、巩平斗、巩在海三人去山西平遥参加全国巩氏家族宗族大会。2018年10月

我的朋友鲁芝明的爸爸看到儿子已经安家立业后，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太多的生活负担，便开始了独特的晨练方式。他拿起儿子青春期玩过的废弃吉他，即使不会弹奏，也会每天在村头晨练，他弹的吉他没有调，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高兴地生活，这时候他已经不再关心别人怎样看他了。

鲁爱有清晨在村口自弹自唱，这是他特有的晨练方式。2018年9月

一个穿着黄袍的小男孩，名字叫做孙远伦，他正度过自己的一周岁生日。他的爸爸妈妈是非常时髦的人，他们在网上给他租了“金榜题名”的生日套装。这是专门给孩子拍照的道具，给孩子穿上黄袍，戴上乌纱帽，拿着毛笔，孩子的父母心里一定有一个美好的祝福。但是当我拍照的时候，孩子妈妈叫我等一等，忘了把铜制的酒杯给孩子，这个酒杯寓意着加官进爵。一切都体现了年轻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期望。

年轻的爸妈为孙远纶庆祝满月，在网上买了各种有趣的衣服拍照留念。2018年11月

他们希望自己像城里人一样，甚至比城里人生活的还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第一代即将踏入城市里的毛家村村民。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城里人来看待了，他们和村里的土地已经没有太多的联系和情感，他们关心的是城市里的房价，他们只关心拆迁补偿金和这一片土地究竟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既得利益。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拆迁补偿款变成生产启动资金的时候，其巨大数字背后，却做不了太多和生产经营相关的努力。

在拍了这些照片之后，经过了大约十年，村子传出了要拆迁的消息。这时候我想，我能拿什么来奉献给我的乡村呢？如果我请村民吃顿饭的话，村里的村民好多都比我富裕，他们对吃饭也不感兴趣。于是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些年拍的照片集结成一本书呢？其实这里还有个故事，记得那是2015年的夏天，村子里请来了放电影的人，我突然被两个绰号叫“经理”的人拦下，一位是村里第一批富裕起来的农民徐春喜，还有一位是村子里开超市，生意挺好的孙诗玉，他们被村民们戏称为“经理”。我闻到了老经理身上有好大的白酒味，他非常生气，大声地质问我，为什么在发表的文章中，把1982年村民孙家祥到黄河大桥北头捡西瓜皮回家腌咸菜的事情写到文章里，并发表在网上。他怒气冲冲地跟我说：“就算这是真事，你也不能再提，这会让外人看不起毛家村！”我安抚他说自己并没有恶意，只想表明那个年代完全依靠土地来生活的毛家村村民的生活艰难。

在成为72个自然村中最富裕的村子之前，毛家村依靠人均不到1.3亩的盐碱地生活，农作物的产量非常低，村民过得非常艰难。虽说徐春喜是借酒发脾气，其实也是酒后吐真言。我突然意识到对毛家村历史的书写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如今的孙家祥在毛家村遇到“环保风暴”之后，第一个全身而退，用贷款带来的资金和合法的环评证书在这片土地上建起工厂的第一个人，当年穷到家里揭不开锅，穷到捡西瓜皮腌咸菜的孙家祥，如今已经是毛家村数一数二的大老板了。

“环保风暴”之后，孙家祥斥巨资在二十里之外有合法工业用地规划的正规工业园买了厂房。他的理想是把家具出口到盛产高档家具的意大利。2017年12月

虽然很多村民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美名在外的毛家村人已经不愿意面对这段难堪的过去。但是在大桥镇镇志中，官方关于毛家村的历史介绍，只有不到600个字，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选择性忘记很多事情。我觉得如果不进行历史整理，毛家村将永远是一幅残缺的拼图。于是在2017年开始，我在拍摄之中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整理毛家村的村史。

在整理村史的过程中，本来我觉得把老物件和老故事收集齐了，口述历史就出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首先拜访了村里年龄最大的两位老太太，时年91岁的马振美和93岁的王红英。两位老人身体非常好，耳不聋，眼不花，但记性不好。我去拜访她们之前，做了充分地准备：我带了礼物，还准备了好多问题，二十多个问题都记在本上。出乎我意料的是，和她们谈话没有进行到一刻钟，便无话可说了。因为绝大部分问题的答案都是不知道或者是忘了，我非常失望。

在这期间我收集了很多老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因为从摄影的角度而言，那个年代的傻瓜相机使用彩色胶卷被人们广泛接受，摄影才开始走进普通人的家庭。收集的照片中有他们到城里逛公园的留影，他们提着皮包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也有村民买了村里第一台机动三轮，也有村民家里有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有村里最早的组合家具，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都有记录。这样的照片我收集了很多，还有一些婚礼场景照片。我们会发现在当时的毛家村，录音机、摩托车都是奢侈品，甚至连婚礼上吃一桌丰盛的酒菜，都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更别说孩子们出去和大人们逛公园，只是村里几户非常富裕的人才可以做的事情。年轻人的婚礼从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坐着借来的红色桑塔纳嫁到村子里来，到后来他们花七块钱到城里拍摄一张婚纱照。再到90年代初，村民已经开始组团出去旅游。还有村里有财力的老板赞助村里的文化活动——春节舞龙。

老照片

我感觉（觉得）仅收集照片还远远不足，从两位九十多岁高龄老太太开始，我就降低标准，把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再降十岁，于是找到了1932年出生的巩振文。我们从抗日战争一直聊到改革开放，录音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我从巩振文开始找到了可行的调查方法。我把受访者的年龄差控制在十岁左右，陆续找到了1941年出生、世代做木工的巩振童老人；马老太的儿子、1948年出生曾经担任毛家村党支部书记的张学海。与他们的交流，使我对毛家村的历史有了一个基本构架。我逐渐发现了一个寻找口述历史对象的规律：尽量找些年龄长、身体状况比较好，最关键的是要受过一定教育，具备一定表达能力并且没有顾虑的寻访对象才能有收获。譬如，1940年出生的孙守和在村委当了大约30年的文书，他是村里很多事情的经历者，而且他有文化，记忆力也很好。但由于在过去的“四清运动”中受过冲击和刺激，他绝口不提往事。前文中提到的两位年龄最长的老太太——91岁的马振美和93岁的王红英，她们虽然身体好，但由于在旧社会女性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不参加集体中重大事情的决策。所以在回忆面前，很难成体系地回忆些什么。

再往后，我们找到了90年代末，这个村子里发展家具副业的带头人和亲历者，他们是巩万荣、孙传志，孙传柱、徐春喜和徐春江这些企业家，他们现在正值壮年，当年在村子里面绝对是风云人物。正是由于他们带动，让整个村子里的人开始摆脱贫困。毛家村的人有这样一个好处，他们不会自己独守财富，他们会让大家一起富裕起来。这些人大部分上过初中，走南闯北做生意，寻访起来就顺利多了。再往后，就是他们的家族企业的接班人了。像巩万荣的儿子巩荣坤、孙传志的儿子孙家俊、孙传柱的儿子孙家强、徐春喜的儿子徐光亭。

2021年春节正月初二，我在村里和村里的朋友们合影。他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企业。2021年2月

这张照片是我在今年春节的年初二到毛家村拍摄的，我和村里的年轻人都成了好朋友，他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企业。我和这些年龄相仿，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年轻人交流比较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们交流 并不限于一问一答的形式。我还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巩荣坤、孙家俊做了长期的专题拍摄。在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孙传荣老人给我特别多的帮助。2019年春节之后，我登门拜访了平时出门非常少的孙传荣老人。1943年出生的孙传荣老人的经历非常丰富，而且为人和善，在十里八乡中，初中毕业的他在当时算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他当过四年兵，复员后回家当过小学老师，公社水利技术员，改革开放后还办过食用菌养殖场，在镇上的建筑公司当过工程师。由于他曾经当过公社的水利技术员，他对大桥镇周围的人文、地理、历史都格外熟悉。

2018年7月，在我的建议下，孙传荣老人根据童年的记忆，参照我给他的卫星地图绘制了1：1300比例尺的毛家村建国初期状况平面图。2019年，他还撰写了一篇从1948年到2018年，大约5000字的关于毛家村近代变革的文章。孙传荣老大爷给我的这三份资料是我梳理毛家村历史的一个重要基础。他的记忆非常清晰，考据也是相对比较结实的。

大事记手绘地图

毛家村的历史都是口口相传的，毛家村并没有毛姓的人，为什么叫毛家村？这些都是传说，没有一个确切的文字记载。后来我通过寻访村民，竟然找到了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的一份地契，我们把毛家村的历史通过寻找实物的方式不断地往前推进。

到了2018年年底，毛家村整体拆迁的消息就越发明确了。2019年5月，我的毛家村影像档案收集展示项目也获得了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的项目支持。而且，为即将拆迁的毛家村办一个影展，为村民出一本记录毛家村历史的书的想法，也在中国文联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了。寻访的工作节奏也随之开始加快了。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寻找毛家村的老物件，试图探究毛家村的过去。毛家村南头孙家胡同里的一块石碑，它是清朝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石碑。由于越来越多的村民知道，我平时要想看一看老照片，找一下古物，就有越来越多的村民悄悄地带我去拍。到后来我也学乖了，我去了以后就只是看，只是拍，只是记录，我从来不刨根问底去打听出处。越来越多的那些只是在村民中口口相传的传说，逐渐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2019年6月10日的下午，我的好朋友巩建平打电话说，要我到巩万荣家看熟人收藏的好东西。他在我面前打开了一张揉得非常皱的棉纸。好容易看出来这件破损严重的绵纸是张地契，被装在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盒子里。我们小心地展平一看，发现落款的时间竟然是嘉庆十九年，就是公元1814年。我抑制住内心的惊喜继续看，上面写着：“立卖契人毛文亮因无钱使用，今将自家西南北第一段计数一亩一分九厘七毫情愿卖于徐光銮名下永远为业……”后面还说了好多。这份土地契约给我带来了两大收获：第一个是毛家村有实物可考的历史上溯到了1814年；更为重要的一件事儿是，这份契约记述了当年村里一位姓毛的人士，因为经济窘迫，把土地卖给了村里如今还有后裔的徐氏家族的行为，这和村里老人传说中的古时候，毛家村有毛姓家族，后家族落败是完全吻合的。我终于找到了可以证明传说中的实物！在巩万荣家拍摄完，就立刻赶到了孙传荣老人家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在数码相机的液晶屏上把刚刚拍摄的照片放大了给他看，我们两人四手相握，开怀大笑。我们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巩万荣收藏嘉庆19（1814年）年地契文本摘抄：

立卖契人毛文亮因为无钱使用， 今将自己家西南北地一段，计数一亩一分九厘七毫。其地东至丁芳，西致王福太，南至大道，北至大道。四至分明，今凭中人巩礼等说妥，情愿卖于徐光鸾名下，永远为业。言定每亩地钱贰拾千正，共合钱贰拾叁仟九百四十又（文），其钱当日交足，毫不欠少，两家情愿，各不反悔。恐后无凭，立卖契存证。

每亩地每亩*

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一日 立

中人 马兆瑞 巩礼

代字 刘盛功

长可五十二步五卜

南横可十二步六卜

北横可十一步

添可

对于寻访的内容，从寻找老物件开始，到对寻访内容的文字整理和考据阶段。在这期间我秉承一个原则：重要的事件，要尽量找到更多的当事人，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反复考证；有条件的要争取找到实物或者有说服力的档案证据作为物证。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毛家村之前是隶属于德州地区，济南市的档案馆、天桥区的档案馆、济南的方志馆、济南的城建档案馆，甚至是济南黄河河务局的档案馆，都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到了2019年5月，我开始在山东省图书馆期刊阅览室查阅过往期刊，试图找到和毛家村相关的历史文献。我在那儿查了很久，到了6月20日下午，我在一摞泛黄发脆的《济南日报》合订本中查阅到1960年2月25日第一版刊登的名为《黄河泺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的新闻稿和新闻照片。并且在第三版，有一篇《气势黄河，气势磅礴，战黄河泺口枢纽工程散记》的通讯报道。这是当时在苏联援建下的一项重要的黄河水利发电灌溉的水利工程的报道。这些报道和孙传荣老人撰写的《毛家村近代变革》中有关洛北水利工程上午记述：在毛家村南侧、东侧展开修建临时铁路线的细节是相印证的。有幸找到这些资料，让我非常兴奋，我迅速地将这些版面翻拍留存。

考据照片李岩在做田野调查，采访巩振童老人。2019年7月

到了2019年7月底，我邀请了我的项目合作伙伴，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李岩来到村里做一个社会学的调查，用了大约一周时间。在他访问之前，我把所有的寻访对象、拍摄、收集整理的图文录音全部都提交给他，请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毛家村的历史发展进行归集和整理。我们在此期间也收集了好多的资料，李岩的工作非常严谨，他寻访时几乎和每一位受访者都要录音，都要记笔记。有的受访者甚至反复的采访了三四遍。四周之后，我们就形成了一篇大约8000字的调查文章《在历史中观看现在》。

《毛家村时间》这个展览的名字是我的好朋友“日越”给取的，他叫杨明，是一个很优秀的摄影师，也是我们这本书的编辑。起初我请日越帮我做图书编辑和视觉的总策划，没想到他竟然做主，连书和展览的名字也帮我改了。他帮我改了以后，还有个很大的麻烦。因为我当时给中国文联申请的项目的名称不同，就需要专门的写申请做修改，把名字修改成《毛家村时间》。这本书还是很有趣的，他从我十年来拍摄的大约四万张照片中挑选了一部分，按照毛家村人口语中一天从清晨到子夜的时辰：露头明（清晨）、头午（上午）、正晌午（中午）、过午（下午）、蚂蚱眼子（傍晚）、后晌（上半夜）、起更（后半夜）的时辰线索进行编辑。这个编辑线索后来得到了村民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著名的摄影评论家杨浪先生对此的评价是：这本书策划概念很清晰，编辑思路非常高明。

如今，《毛家村时间》这本书放在村委荣誉室的架子上，和毛家村获得的众多奖状并列在一起。

《毛家村时间》这本书，记录了毛家村历史上最后的十年，这其中的一年四季，夏种秋收，在这里，我们专门提到了，不是“春种秋收”，因为华北农村是一年种两季的，在夏天种一季玉米，秋天会收，种完了玉米之后，马上再种上冬小麦，第二年阳历六月份收。十年弹指一挥间，世间其实并无新鲜事。村民的日子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下来的。

《毛家村时间》翻书视频

一年四季，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我们把最普通村民的影像印在书页上，并用村民不同时代的老照片作为微观的史料，按照时间顺序分门别类地记录在书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为了记录村中几大姓氏的发展，在村委会的帮助下，我们替村民整理了家谱，抢救了当年“破四旧”期间损毁的巩、孙、徐、张、王、陈、鲁七个姓氏的15个家族的家谱，并附录于书中，虽然不甚完整，但聊胜于无。根据村委会的要求，我们还在书中批出了专页，把历届村委会领导的名字都列于其中，而且把这个村子里在世的554人的姓名和现有的联系方式都一一附录，供村子拆迁之后联系村民使用。

为了对书的内容进行升华，我还邀请了只有几面之缘的著名学者、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清津先生为书作序。没想到张先生竟然爽快答应了，他在看了书稿和照片之后，不到一周，就把文章《照片中的沧桑》发给了我，洋洋洒洒将近5000字。这篇序言从整个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让毛家村历史演进的具体社会现象跳出了地域的局限，让整个的拍摄工作和社会调查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

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这本书如愿在2019年10月27日，作为拆迁的礼物，送给每户村民一本。

说到赠送书活动，就得介绍当天为村民量身定做的展览。在2019年9月27日，我才鼓起勇气给只见过一面的时任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任的刘宇老师打了一个电话。我请他作为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并且把我们这个展览的基本构想做了一个非常简陋的草图发给了他。出乎我想象的是，9月27号打的电话。刘宇老师紧接着就订了9月28号来济南的火车票， 28号晚上我就见到了他。第二天我们就来到了毛家村。

布展准备工作日程表

布展前，在基石影像做照片的耐久性测试的过程中，所有的照片都是直接打印在毛家村制作家具的板材上面，因为这是毛家村里最多的东西。29日一早，刘宇老师、日越和我三人就来到了毛家村南头的文化广场。村里的文化广场就是两片水泥地面的篮球场，以及一个小主席台组成的小广场，平时供村民们娱乐，兼顾开会。村里听说我请来了北京的大领导，村委会很重视，先行区也专门派人到村里搞接待。那天正好村里收玉米。广场上晒满了玉米穗子，黄澄澄的一大片。面对空旷的广场和满脑子的照片，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只能依靠我的策划人日越，好歹他见多识广，一手拿着卷尺，一手拿着草图，就开始给刘宇老师汇报，这儿有什么东西，那儿有什么构想。

当时构想的就是让这些照片再次回到毛家村，我们的展陈形式是让这些照片永远留在毛家村。把这些照片贴在楼上，贴在矮墙上，贴在篮球球架上，挂在村口的小树林里……而且这些照片基本上采取的都是无害的形式。这些照片以后会随着时间自然降解，而不会给村子造成不可降解的垃圾。我们还把照片贴在村子广场的乒乓球台上和篮球架上，尽量让展览和村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融为一体。刘宇老师了解了我们的创想以后，也来了兴趣，他说：“你可以把盖房子的土吊车也放到展场上去，钢栏底下挂一个吊笼，用吊笼变做一个农民盖房子的专题摄影展，效果一定很不错！”很快我们就确定了展览方案。

因为下午他还要赶回北京，于是我们看过场地之后，就开车往城里赶。车刚过黄河，村主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他还问我：“北京来的大领导，到底什么时候到，一共要几位陪客，村里好给安排午饭。”我说北京来的大领导已经工作完了，我们已经离开村子了，我们午饭是在基石影像的工作室里叫了外卖，一人一盘饺子。刘宇老师看了一下手机的日历，用平稳而略显坚决的语气跟我说：“这个展览我看着还行，就按照你们今天上午说的准备，开幕式的时间就定在10月27号，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展览我一定来！”当时我一听，心里暗暗叫苦，我的天！还有特殊情况！他有可能还来不了，但是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不到一个月了。

在国庆节期间，我在家里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布展、打印、印刷，包括安排来宾的食宿、接送、开幕式。无数的头绪都在等着我们确定，每一项似乎都是一个看不见底的无底洞，随时吞掉我所有的时间，带给我无限的焦虑。我甚至觉得无论多艰苦的拍摄，都比这种备展工作要有趣。所以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做这样的展览。发完牢骚，我也只能继续做计划，把所有的工作日程都倒排一个工期，做一个详细的计划表，逐字逐个逐项落实，如蚂蚁啃骨头一般地把它挨个完成。

日越老师作为展陈的策划，是我最好的朋友，但这时候却成了我最强硬的敌人。开展前三天，他说，为了突显现场的农家气氛，他要求在现场所有的椅子都要换成村民各家各户使用家具、板材下脚料做成的半旧的小板凳，摆满两个篮球场需要两百多个。在土吊车的吊笼下边，为了展示和安全的需要，要用玉米穗和玉米摆成表盘的形状。而且还要在开幕前的一小时、半小时、十分钟、五分钟、前十秒钟都要播放，模仿广播电台标准报时的效果：“刚才最后一响是毛家村时间”的录音。展览那一天，我们按照这个标准的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就播放毛家村标准时间，提示来看展览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嘉宾集中到广场来。

毛家村时间报时

在这布展的过程中，我到哪儿去找这么多小板凳，到哪儿去找这些玉米呢？在毛家村的微信群里，我发布了借板凳的求助信息之后，村民纷纷在群里晒出自家小板凳，而且@我，问我是否能用，村主任孙传明无偿提供了自己刚刚晒好的玉米供我们展览用。在此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我的好朋友李彬和张琦玲两位大姐，得知我正在布展忙得不可开交，她们竟主动提出帮我接管了布展，真是活菩萨，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李彬（中）和张琦玲（左）两位大姐在帮我布展。2019年10月

小树林的展区，需要租用大量的桁架。市场价格很贵，而且运费比租金还高。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村委会的徐光勇大哥告诉我说，有个庆典公司的仓库就租了村里的厂房。等联系到公司负责人，打开仓库大门的一瞬间，我就觉得像进了阿里巴巴宝库一样。我们需要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更巧的是，仓库距离我们的展场不到100米的距离，连运费都省下了。庆典公司尹经理看到我们的展览内容，还有意晚回收了三天桁架，等于给我们的租金打了折扣。在我们制作过程中，由于好多照片都是由宣纸打印的，我们预算不够，基石影像的杜国营经理说，你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我们全力支持。当时这些展览的一个个难题，真把我急得够呛，但在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所有的问题都在最后一刻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毛家村时间摄影展海报

2019年10月27日一早，村里为这个开幕式组织了锣鼓队，这是过年时才有的阵势。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盛希贵先生来了，著名摄影家杨延康先生也来了，南方周末的李楠女士来了，让我倍感荣幸和意外。开幕式之前，孙传荣老人和巩振童大爷也来了，而且巩振童大爷还带着他的数码相机。

我和巩振童大爷合影

刘宇老师来了，并在研讨会上发言。我的摄影启蒙老师谷永威、也是现在的山东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也来了。在拍摄过程中，给我帮助最大的孙京涛老师来了，序言作者张清津老师来了，我的合作伙伴李岩也从北京赶来了。十里八乡的村民来了，全省的三百多位影友也来了，好多久未谋面的朋友不知道在哪得到的消息，通通都来了。在开幕式上，我特意请我的母亲上台发表感言。是我的母亲一直支持我学习摄影，我想把这个展览作为礼物送给她，我想那天她一定是最高兴的人。

展览开幕式那天

因为在展览那一天，有好多事情要做，我没能拍照，我第二天专程跑回到毛家村，把展览的现场都记录了下来。人们对这种新颖的展览形式感到无比的兴奋，也感到非常的恰当。孙京涛老师就对当天人们熟悉而奇特的观展感受进行了一个学术上的阐释，他说这种特殊感受就是所谓的剧场性。格林·伯格的学生迈克尔·弗雷德于1967年写了一本书《艺术与物性》，提出了剧场性这个概念。剧场性是视觉的陌生感和体验代入感的融合。当照片在一个空间展示的时候，会把观众带入其中的情境，并和作品之间形成一种互动。那么这种互动关系随着时间和距离的发展变化，就产生了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就被称为剧场性。

在展览之中，那些毛家村拍摄的照片终于返回了当初拍摄的地方，悬挂在村民最熟悉的打谷场、小树林，观众和村民很快就认出了这些照片和现实中的场景或人物。但是在拍摄和展示时间差异的作用下，又发现照片和现实似乎又是截然不同的，形成了特有的视觉陌生感、情境的代入感和融入感，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所谓的剧场感。而日越老师设计的《毛家村时间》展览中的作品和展示空间融合的方式，正是巧妙利用了或者说创造了剧场感，让毛家村的变化重新成为观察和审视的对象。让观众重新思考照片和现实的关系，增加了影展的显示效果，进一步凸显了主题。

接下来我们举办了“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毛家村时间》宁舟浩摄影展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包括刘宇先生，谷永威主席、李楠女士、张清津先生、孙京涛先生，还有从远道而来的杨延康先生，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曹旭女士，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的李文敏处长，今日头条的陈黎明先生，人民大学的盛希贵先生，还有中国摄影报的李倩女士，大众摄影的尤文虎先生，还有专门在北京赶来的、我的合作伙伴李岩，还有村里的孙传荣老人，都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研讨会合影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完成了十年的照片拍摄，一本送给村民的书和一个给村民的展览之后，我并不认为这个项目已经是一个终结或一个结束，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在研讨会的中间，有好多专家、学者和师长给我提出了这种拍摄的优势和局限性，也为我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觉得毛家村的拍摄最终对于我个人而言，归结为是一个对自己的寻找和认知的过程。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年拍摄的成果做一个个人总结。于是我就请孙京涛老师对我的照片进行编辑，策划出版《毛家工业园》。孙京涛老师是国内著名的摄影家、图片编辑和策展人。孙老师是在他的办公室给我编辑的照片。编辑过程中，他让我先做的就是筛选照片。在11年间，大约500次拍摄的七八万张照片中选了大约1000张照片。第一次挑出了800张照片，主要任务就是对主题的阐释。第二次又挑选出了300张照片，其主要任务是在阐释的基础上提供更丰富的视觉多样性和隐喻性，为编辑工作提供更加多样的选择和可能性。第一次选择的照片，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整组照片的骨和肉，第二次挑选的照片就把它称为皮和筋。

《毛家工业园》编辑思路

孙老师在编辑《毛家工业园》的时候，有一个工作的笔记，这里，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它的主要线索就是野蛮生长——夭折，最后关于土地的隐喻，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觉线索，红色和蓝色作为最主要的视觉线索和视觉符号，从野蛮生长到工厂的原始生产。在编辑的过程中把整组照片分为四部分，分别是：第一是乡村的古体土地的变性；第二是乡村的集体生产方式的变形，也就是传统环境秩序、生活风俗和人的面貌的改变；第三是精神与传统的改变；第四是下一代的命运。由此推导出物理性的消失和精神性的消亡，从老到新以及无限的可能性。

选照片的过程经历了大约三周的时间，作为一个摄影师，必须要在摄影师本人认为的好照片和图片编辑需要的对的照片之间保持头脑的高度清醒。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他说要做到果断的舍弃，其实是非常难的。要将摄影师自身的眼光转化到读者的眼光是这个环节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但这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以正确的方式建立起主题和视觉的双重秩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看着曾经在孙京涛老师办公室地板上最终展示出的127张照片，手拉手、肩并肩整整齐齐地站在属于自己的书页中，以一组专题摄影最庄严、最完整的形象示人。这种感觉就像看到自己稚气未脱的孩子忽然有一天穿上礼服，满脸自豪地站在舞台上，最熟悉的身形忽然又是那么陌生。她终于站在了舞台上，这是属于她的时刻了。曾经的焦虑、辛劳在这一瞬间得到了释放和回报。

在孙京涛老师的编辑下，村里最为普遍的红色和蓝色成了整组照片互相交织的视觉线索。红色的房契、红色的轿车、红色的大门、红色的鲜血和晨曦中蓝色的田野、冬天结着冰凌的蓝色湖水、家家户户房顶上蓝色的彩钢瓦，这些都形成了整组照片互相交织的视觉线索，引导读者去见证一个从传说中走来的村子，在经历了萌动发展夭折，最终产生了无数的可能性的隐喻。

此时，毛家村在历史转折时期，第一次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它比毛家村历史上任何时刻都充满了生机和不确定性。在这本书印制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孙京涛老师的编辑思路，逐渐实现在了我的书中，照片中左右两张明确的并置关系和强大的隐喻性。这本《毛家工业园》前后编了六七个版本，最终版是由浙江摄影出版社，郑友友工作室推出的。这本书的封面是非常特殊的，它以毛家村的航拍图片为基准，在毛家工业园这几个汉字周围的经线和纬线，其实就是毛家村周围交错的道路，乡村的道路。这本书很多专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孙京涛老师说：“这是教科书一般的纪实摄影，不少人都在纠结纪实摄影的定义，甚至引经据典，驳斥纪实摄影的真实性，是一种构建的幻觉。岂不知罗兰·巴特早就说过，你只有把一个词汇原来的所指掏空了，才能借壳填进全新的隐喻。对于摄影家而言，只有把纪实摄影的本意甩在一边，才能够赋予它全新的含义。一方面，你可以展示自我的观点和态度，另一方面可以不断地突破纪实摄影的常规，拓展其疆域，使之面貌一新。朋友们不妨看一看宁舟浩是如何用他的方式重新定义纪实摄影的。”

《南方周末》李楠女士作为著名的摄影理论家、图片编辑和南方周末的图片总监，她的推荐语是：“在跨越十年间两度登上南方周末的摄影作品并不多见。每一个巨大的变革之后，一定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重构，我能感觉舟浩在努力实现现实和精神两个维度去揭示这个村庄的嬗变。这种嬗变也不再是一种单一的评价体系可以去定论的，其实这就意味着，不能再用以前拍摄农民的方式去拍摄农民。因为这个群体本身已经不一样了。”

李楠老师所说的：“你的影像语言必须要与你的拍摄对象保持同步，而你的思想至少要比你的眼睛走得更远一点”。我想也是这个道理。这些老师的话让我想到了我之前说过的摄影之乐。我们学了摄影之后，拥有了获得瞬间的乐趣，体味不同生活的乐趣，我们的作品可以影响周围的环境乃至事件进程的乐趣之后，所谓的无用之乐，是找到自己内心那些早已蒙尘和磨灭的想法，擦擦亮，重新上路。而摄影的最终目标是让自己实现从另外一条道路上重新超越和发现自我。

这个项目，未来我还要继续拍摄。到了2020年，毛家村全部被拆掉了，村民每人拿到1到2套的回迁房和政府提供的拆迁补偿，但他们几乎整体失业了，或者说他们要面临重新创业，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在这一年里，我的拍摄还在继续，我发现了村子里各种各样的变化。有很多老年人说，非常担心这些钱会毁了这些年轻人。

2021年的2月11日是除夕，那天下午，我照例来到了毛家村。村子里空无一人。往常的祭祀也因为疫情少了很多。临走的时候，我看到了村民王平，他正站在他的电瓶车上，跨过毛家村的围栏，试图再看一看自己的家在拆迁之前的情景。我看到了这个情况，就迅速地按下了快门，留下的这影像——故土难离。

除夕傍晚，王平祭过“家前”（祭祖）后，找到自己家拆迁前的位置，小心翼翼地踩着电瓶车，探过护栏，试图再看一眼那片土地。2021年2月

其实我的这一本《毛家工业园》，这一组拍了十年的照片，以及我举办的这场专门为村民量身定做的展览，都是作为送给毛家村村民的礼物，都是送给2010年到2021年之中，我身边的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的礼物，都是送给我不断探索，认识世界，认知自我的一个礼物。我觉得摄影给我太多了。我们有幸生活在当代，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在很多国家要上百年才能走过的历程，我们都很幸运。

分享会现场问答

Q1：在拍摄一个项目的时候，是先形成自己的想法，有框架之后再去拍摄，还是进入场景，然后慢慢梳理？

宁舟浩：其实摄影作为现实世界和个人内心的探索，我们是不可能先入为主地带着想法进入的。肯定是我们在进入这个项目之后，进行深入细致地观察和思考之后，才能有自己的认知，才能梳理出观点，才能逐渐地在现实中找到这些照片，作为论据来证明你的主题或者观点。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一个场景之后，慢慢地梳理，让我们脑海中的那些抽象的想法和现实中经过我们日常深入细致观察所形成的现实的画面，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且把它拍摄和记录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我整个拍摄的过程了。

Q2：你是如何挑选《毛家村时间》影展的照片，如何能让村民能接受展览中的照片？

宁舟浩：您问的这个问题很细致。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会分两个步骤进行操作。第一个部分，我在这个村子里拍摄的时间挺长，我对这个村子的掌故基本上是相对了解的。我们在村子里展示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选择村民愿意被展示出来的影像。然后我们会有意地回避那些会给村民带来不悦，甚至是有歧义的照片；第二部分就是有一个技巧的问题，我们在做这个影展之前，会有意地在村民的群里把影展准备使用的照片先发出来（我有在参加毛家村村民微信群里的特权）。这个特权就使我第一时间知道村民有什么事情。这就有点像美国的摄影师维嘉，他在汽车里装有警察的电台一样，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到达所谓的犯罪现场。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内知道，村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办影展之前，我不仅是做一个展示，而是想试验一下这些照片会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村民就会在微信中提出来，虽然会造成一点儿龃龉或者不愉快，但总比把照片洗成一两米见方，甚至是8乘5米挂在小树林里给人带来的不便，要更好处理一些。

Q3：五六年前就关注这个事儿了，现在村子也拆了，画册也出了。但是我还会感觉这个项目没有结束，有大量的影像没有用上。会不会从文献影像资料的角度去重新编辑和梳理画册？

宁舟浩：我这一组选题拍摄的照片的量肯定比较多。但是我们之所以用这么大的气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用拍这么久，不用拍这么多，一样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阐释提供了更加结实的影像和更加精彩的可能性；第二点，会不会从文献影像资料的角度去重新编辑和梳理画册。我觉得我不会从文献影像的角度。如果说当代的纪实摄影，沦为影像和文献的话，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它更多的功能应该是表达作者的主观的观点和看法。但是这一张照片的作用，或者说它的功能可以划分成好多层级，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作为影像的文献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功能，更多的功能是表达隐喻性和象征性，是作者的观点。如果仅仅从文献影像的角度去来出画册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本优秀的画册，这不是优秀的影像。这个选题还没有做完，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选题我只做了一部分，接下来我还会努力地争取持续下去。把村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他们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他们如何真正地融入城市，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似乎比前一个阶段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挑战性。

Q4：在毛家村拍摄的同时，整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样的项目最终会成为一个传记类图文。如果是这样，是不是视频更具优势呢？

宁舟浩：其实有可能您注意到了，我们在这次交流中有两本书，第一本书叫《毛家村时间》，这本书里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因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送给毛家村的村民，帮他们记录这一段历史，梳理这段历史。但毛家村在整个的中国社会中，它的历史也并不是特别的悠久，也不是特别完整，也许就只对村民有意义。但是，除此之外，毛家村的意义在哪儿呢？毛家村其实是中国无数村庄正在消失的历史，是记录不完备，甚至连记忆都不完备的千千万万的村子之一。我认为照片和视频是各有所长的，尤其是在移动数字终端时代，在海量图片的时代，真正能够让人们记住的照片并不多，尤其是在这种影像创作空前普及，非常简单的普及，非常容易的状态下，一张好的照片并不是用来浏览，而是用来凝视的。如果把照片和视频进行一个对比，我认为，照片是视觉深度上的一种延申，而视频是时间维度上的延续，各有所长。我们都知道在视频多媒体发展的今天，摄影不是记录最佳的手段。我最后这一本书叫《毛家工业园》，并没有简单的记录，我的目标是用摄影，用毛家村这一个题材作为我个人表达主题的一个内容，我只有让摄影不局限于精确复制，让照片突破对主题内容细节的表述。通过这样的题材，用我独特的摄影语言建立起对现实的诠释和转译，让摄影脱离对现实精确地一比一复制，才是我的摄影，我的表现，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走向自由王国的途径。在摄影的记录和表现这两个手段中，隐喻性代替了情节性。我觉得其实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我并不局限于对于现实的记录和描述。你可以从这些照片中得到对于现实记录的信息。但这并不是我的重点。

Q5：当数码时代达到一定高潮的时候，会不会返回胶片时代呢？

宁舟浩：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从胶片时代走过来的摄影师。我觉得首先数码时代还远未达到高潮。很多技术问题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个暂时的解决，但是还没有得到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虽然说数码相机的速度很快，记录能力很强，但是它的体积，它的工作方式和过去的胶片相机并没有本质的太多的差别，我觉得还远未到高潮的时代。还有我觉得返回到胶片时代，就像我们现在都在用电脑打字，都在用手机打字的时候，还会有人用毛笔写字，有人用刻刀在石头上写字一样，但是整体的返回，大量的返回，我觉得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Q6：今年的乡村振兴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拍？

宁舟浩：今年，我们政府已经宣布脱贫攻坚实现了胜利，其实我们乡村振兴的道路也是方兴未艾，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面对的题材。在圣经旧约上就有这样一句话：“日光之下并无心事。”虽然说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是一个新题材，但如果在全中国千千万万的摄影师镜头下，它就似乎不算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情。有点儿像不同的厨师都在同一个超市，同一个自由市场购买原材料，肉、蔬菜、鱼、豆腐。这些厨师用相同的材料，甚至是相同的锅灶，相同的调料，但是由于他们有着对食物不同的认识，有着他们不同的偏好，他们做出来的菜肴也是不同的。比如说一只鸡在我们山东德州，就会变成德州扒鸡；这只鸡如果到了杭州，就会成为叫花鸡；这只鸡如果是到了肯德基，麦当劳，就会变成炸鸡块、炸鸡排；如果到了四川，就会变成宫保鸡丁。其实都是这样一只鸡，鸡的历史很长了，人类吃鸡的历史估计也有几千年。但是对于鸡这样一个普通的食材，不同的厨师会有不同的演绎。我觉得这也正是人们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对于乡村振兴的题材有了所谓统一的答案，我们有了所谓应该怎样拍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大家都不要去拍了？正是由于大家对这种问题的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表达之处，才是摄影可以如此兴旺，有这么多人追随摄影的核心动力和永远创新的源泉之一。

Q7：有关照片的隐喻性，我们为什么在说摄影的时候专门提出它的隐喻性呢？

宁舟浩：就是因为摄影对于现实的关系太过于密切了。因为摄影术和摄影机发明之初，它就是为了方便、准确地记录现实为目标的。但是当摄影成为一种艺术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最大的敌人，或者说我们最大的朋友正是现实。我们如何处理好现实，或者说客观和主观的这种关系，其实我认为就是作品的隐喻性。我们从照片的隐喻性的解读层面，如何让个人的认知的隐喻性成为更多人能够解读的隐喻性。我刚才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提到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千个哈姆雷特并不是最棒的那个哈姆雷特，这就是作者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隐喻和象征是有一个指向范围之内的。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你怎样做，怎样把隐喻发挥到最大的可能性，我觉得才是一个方向。

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反过来想一想，我们过的日子普通吗？我们的一生每一天都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和时代的每一天，对于我们而言，都是最后的一天。我们现在普普通通的日子，其实是整个时代大潮中的一天，一个点滴。那么说我们如何把自己的个人的观察和时代的精神脉搏发生共振？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做出来，就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觉得是一个优秀的作品。它有时代的印记，也有个人的观察。而摄影的目标就是让我们从一条新的道路，重新发现和超越自我。我觉得有摄影真的非常幸福。

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蚂蚁摄影和蚂蚁隔壁班的分享活动，让我们一起来交流我的摄影和感受。让我们一起拍照吧！让我们在摄影中遇到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我是摄影师宁舟浩，感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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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乡村》- 宁舟浩分享会实录（22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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