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华语自叙式民族志：“我”的新冠感染与自愈

新冠病毒的不同变异病株有不同的感染率、重病率和致死率。虽然需要一定的实证研究时间，基于实证数据而采取相应的医学诊疗措施，是相对容易理解的。高传染率、低重病和低致死率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株（以下简称奥密克戎）于2021年11月9日在波札那被首次发现，2022年在全球流行。某种程度上，它是全球防控新冠疫情的转折点：一方面，医学研究对新冠病毒已经有成熟的认知和应对方案，有效的疫苗和药物已经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在普及疫苗和奥密克戎的重病率和致死率低的前提下，许多国家已经事实上实践着群体免疫和完全开放的措施，我身处的瑞典是最早提出群体免疫政策设想并进行实践的国家。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9日，韩国首尔，疫情下，人们在地铁站路过提醒佩戴口罩的海报。

但流行病控制还涉及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医疗政策的实施，需考虑具体个人和群体的生存体验，毕竟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创伤性的生存经验，无论经历时间长短，个体可能承受长远的影响，群体的心理预期和应对模式调整也因此受冲击。关于疾病的隐喻、流行病的心理文化适应、政府实验性的疫情防控政策与实施后果的情感反应 (Liu 2018)，并不容易在公共层面沟通。流行病防控的社会沟通障碍，起源于一种情感政治 (Nussbaum 2015)，对疾病的厌恶和禁忌 (Susan Sontag 2013; Liu 2018)，被用于正当化对特定人群（不仅仅是传染病患者）的歧视和排斥 (Goffman 1986; Jones and Corrigan 2014)。桑塔格从自身作为病患的角度揭示了疾病的隐喻，在病患关怀和自我关怀方面实现了一种解放——包括病患与照料者的痛苦缓解与关怀 (2013)。本文简要地从自叙式民族志（auto-ethnography）方法来讨论跨国流动的华语第一人称叙事，围绕着“我”的新冠感染与自愈经历主题，理解不同政治、文化处境下新冠应对的自我关照（the care of self）策略 (Foucault 1990)、情感表达以及医疗政策背景。

在社交媒体上跟踪真人用户（通过阅读其网络发言塑造的网络身份“生命故事”）关于新冠隔离、染疫、自/治愈的个人经验分享后，本文选取和报告了具有公共身份和公开发表的三篇“我”（和家人）新冠感染与自愈自述（免疫学者商周 [德国]、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沈睿[墨西哥、美国]、资深媒体人与从政者刘澜昌[中国香港]），同时报告了我自己母女新冠感染和自愈[瑞典]的自述、一位北欧华人女士全家三口感染与自愈视频自述、一位匿名旅居日本的华人女士母子感染与自愈的微信群组自述。这些自述，虽有不同之处，但基本经验相互印证：如，成人有症状且检测阳性时间为一周左右，未使用治疗性药物而自愈，采取补液、补充维生素和营养、吃退烧药等方式来缓解病痛和支持自身免疫康复，强调病患的平静、平和和正常化对待新冠的心理状态对自愈的积极作用，所有当事人所在地未实施封锁或普检的防疫政策，既有人口密度高的东亚城市，也有人口密度相对稀疏的欧洲城市，都依靠当事人自我管理完成所有自愈过程。所有涉及孩子的症状报告都相对同屋成人轻微，康复周期也比成人的短。商周、刘澜昌（及家人）和北欧华人女士（及家人）强调疫苗的保护作用，我（母女，2021年夏天接种第一、第二针复必泰疫苗）和旅居日本的华人女士（母子）则默认染病时身体已经无疫苗保护。我认为本文报告的自述表达，藉由“自愈”的叙事，有一定的自我关照技术分享、反歧视、心理舒缓和社会疗愈效果。商周、沈睿、刘澜昌与我的自述，因我们公开的职业身份而具有位置性和受位置性影响的自叙式民族志的特征。但考虑到一般公众阅读和字数限制，我选择保留文本的开放阐释，优先考虑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自愈者视角的启发。期待更多的新冠感染者提供自/治愈自述，同时介绍所在地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医疗政策，丰富患者角度的疗愈资料和经验。

从第一人称叙事到自叙式民族志

自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以来，各国各语种社交媒体上流传了大量的第一人称自述，涵盖图文影音等多种媒介。自述围绕着的主题聚焦于如何应对疫情的医疗实践、个人护理技术 、自我关照策略、生存处境描述与表达、关于病痛的思虑情感分享和对逝者的哀悼。其中名人自爆染病与自愈，也起到驱除公众恐惧心理、消除对新冠病患的歧视的功能。在疫情中广泛出现的第一人称叙事（first-person narrative），可以用两种框架来解读：一种是自传性的（auto-biographic），传统的第一人称记录与叙事 (Yu 2019)，主要考虑“我”在个人处境中的描述，发展出新的视野和洞见。它可能是政治的，也可能是非政治的。可以作为资料收集的一部分，呈现集体处境的其中一个面向。另一种解读框架 (Ettorre 2017)，是自叙式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即本文提倡的在批判性的自传体写作与研究脉络下，将“我”置于文化处境及其实践中，去描述、分析个人所面对、对抗的文化张力。自叙式民族志研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已经有广泛运用，尤其在涉及个人/集体创伤的社会工作、家庭研究、边缘人群或亚文化研究、文本研究等领域的文献日渐丰富 (Adams, Jones, and Ellis 2015; Ettorre 2017; Brooke 2017; Fletcher 2018; Gildea 2021)。自叙式民族志面临的体制挑战是，其写作和论述方式突破传统学术关于客观、中立、普遍化的既有认识，承认研究者是所研究人群中积极影响着研究过程和报告的一份子，同时要求研究者具备情感中立的辨识，在多意识层面进行自反分析。通过这种训练，自叙式民族志在诸多研究领域，比起传统的站在精英立场（如决策者或知识精英）、未有亲历经验（如病患、性侵、家暴、战争）立场、主导者立场（如：殖民者 vs. 被殖民者、白人 vs. 非白人种族、男性 vs. 非男性气质者、医生 vs. 病患、多数 vs. 少数）的学术研究，更能忠实地呈现所研究群体自身出发的经验、情感、认知、文化和应对策略，呈现出在不确定性中的疑虑、矛盾和多面向，批判纯粹运用理性和在分类分析过程中信息减损的学术方式，实践中抵制全球化过程中帝国逻辑的单一规则面向。

新冠疫情中，这些第一人称叙事（包括基于个人感染、隔离、重病等需求求助的叙事）为公众和研究者提供了理解疫情演变、应对以及防控的详实资料，承载着丰富的、不同阶段变化着的、渴望得到承认与认可的情感，包括无助、悲伤、愤怒、丧失、释怀、谅解、喜悦等感受。社会学和传媒学学者杨国斌对疫情日记叙事的研究（Yang 2022）看到人的能动性——普通人在特殊时期和处境下的非凡表现，以及公众自组织参与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则可以看到，许多可以促进信息流通，改善、帮助疫情应对和控制，舒缓公众焦虑的批评性意见，因其或其评论者以情感化的反省与自反方式呈现（Holmes 2010），在具有激化情感功能的社交媒体上被推到风尖浪口。多数人在应激状态下的情感表达，容易导致当事人要么选择沉默，要么不得不进行谨慎的或激烈的自辩，进而消解了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洞见和意义。但自叙式民族志研究与第一人称叙事不同，它要求作者进行基于研究的自反分析。本文主要面对一般公众读者，我不再赘述理论，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参考文献作深入了解。

跨国华语自述：“我”的新冠感染与自愈

2021年秋冬，陆续出现了“我”新冠感染和自愈的简体中文华语叙事。文章作者身居大陆以外地区（本文讨论的新冠染病和自愈自述涵盖日本、德国、墨西哥、美国、中国香港、瑞典、北欧——详细国家信息未知），目标读者是华人尤其简体中文使用者，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针对简体中文世界疫情防控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身份意识表达和自我型塑的叙述。此外，作者的职业身份带来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也影响了其新冠感染和自愈的自述。这些自述都表达了“平静”“平和”“没什么关系”以及类似感冒/流感经历、正常化新冠感染经验的感受和态度。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25日，日本东京，为婴儿和幼儿接种新冠疫苗的场所。

《知识分子》微信公号在2021年9月30日发表了旅德免疫学学者商周的第一人称自述“接种两剂疫苗后，我感染了新冠”。[1]文章记录了作者发现感染新冠病毒（作者估计是德尔塔病株）、自我采样检测和医院采样进行核酸检测的过程，在流调意义上追述了出现症状前后的个人接触史，以及所在工作单位与所在地公共卫生机构的官方反应。商周介绍居住地疫情状况：

截至9月26日，这个二十万左右人口的小城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有6810人，其中康复6619人，还在进行中的病例91人，死亡100人。

自我采样的记录本身是详尽的自测操作说明书，在尚未普及自我采样检测的简体中文世界，具有公共教育作用。作者发现感染后进行居家隔离，他还记录，在出现症状后的七天，虽然依旧居家隔离，已经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作为免疫学者，商周在自述中进行了自我观察和分析，行文一开始就将新冠与流感相提并论，在自测感染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报告结果出来前后，他所在工作单位（实验室）也是采取流感应对措施外加自测和单位额外出资进行的核酸检测来评判具体应对措施（虽然有接触史，但接种过疫苗的实验室同事全部未感染），同时强调这些措施的运用条件：作为德国市民，都已经获得两针疫苗的免疫，且有效率高。德国公共卫生机构的官方反应和流调非常严谨，在时间节奏上却相对缓慢。从作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家庭医生（出现症状第四天时来电）、类似城管功能的工作人员（核酸检测结果确认后上门）、卫生局工作人员电话回访，为作为病患的作者编织了心理安全网络。作者并未在文中提及任何用药的情况，我的猜测是，在西方医疗语境下，流感、轻症新冠感染者都采取自愈措施，无须用处方药。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我的感染与自愈经历中详述。商周的科普性文字本身具有社会疗愈的效果。商周在文章中总结道：

就是我自己，能够在整个患病期间如此平静，也同样应该归功于疫苗。高效的疫苗不仅能有效地防止感染的发生，还能把新冠病毒对人带来的损害（重症和死亡）降低到类似普通流感的水平。面对普通的流感，我没有理由紧张和害怕。实际上，刚开始我猜想的是普通感冒，后来出现全身性症状才怀疑是流感，就是最后确诊是新冠病毒的感染，我个人身体上的感受依然是和一般流感没有分别。要说和流感的不同，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应该是需要十分地小心避免传给他人。

毫无疑问，假设这次感染是发生在去年，我不可能这样轻松淡定，家人和同事也不能依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导致这一改变的，正是疫苗的使用。[2]

在多个微信群组流传的自拍视频中（视频显示了居家环境和一家三口的日常活动），一位华人女性自述“那像我住在北欧这边呢，很早就已经开放了，像我这里周围的亲朋好友啊，基本上都已经得过了，那这次真的轮到我们（全）家（三人染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态还是非常平和的”。她已经打了第二针疫苗，介绍了孩子在两天内康复、成人在四五天左右症状消失的经验，以及使用退烧药缓解病痛不适感，依靠自身免疫反应、通过服用维生素C泡腾片、混合维生素片等增强免疫的应对措施。她还报告了周边孩子的症状：发烧、咳嗽、嗓子疼，“恢复的非常的快”。

2022年3月21日，微信公号《新锐评》发表了美国墨好思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沈睿的自述文章“沈睿：我感染了新冠”。[3]自述涉及染疫和自愈的两个国家——墨西哥与美国，以及两个人——作者本人及其伴侣。沈睿的文章追述了2020年3月8日美国大学里的春假起的见闻，疫情封锁政策使其有机会敏感地觉察到所在的亚特兰大邻里社区发生“绅士化（gentrification）”以及种族构成的变化（街区翻新、房价物价上涨导致更多黑人居民搬走仅一户黑人居民搬入）——为了应对新冠封锁隔离政策和远程工作趋势，特别是有孩子、老人的家庭城市公寓换近郊大屋引发的房地产市场变化在美国尤其突出。沈睿的自述文章，呈现了其理解、观察、处理新冠染疫的优势位置（on a position of privilege）和心理认同：作为美国高校教授的社会地位和医疗资源的优势，在贫“穷”“美”丽的墨西哥观光度假时染疫、返回发达国家美国（也是公民身份所在国）自愈经验上的优势。

墨西哥城非常有特色，比我想得要美，比我想得要穷，一个紧邻美国的国家，为什么这么穷？我看资料，每天生活在五美元之下的人占整个国家人口的70%。汽车不用出城，只要离开中心地区，你就看到无边无际，色彩鲜艳的棚户区，垃圾遍地。

离开墨西哥城，我们飞去墨西哥西南部的小城瓦哈卡，这里好像才真正到了我心目中的拉美小城……

观光途中如何染上新冠病毒难以进行实证论证。沈睿根据对新冠病毒传播途径的理解形成自述判断并描述了忧虑的心理过程：

墨西哥不是干净的地方，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眼睛痒，不经意用手去揉眼睛，揉了一两下，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有洗手，也忘了在揉眼睛之前用酒精擦手，我突然全身都绷起来了：天，新冠病毒！

我能想象新冠病毒从我的手上到了眼睛里，我像烫着了似的，拿出酒精，洗手，恨不得用酒精洗眼睛，可是，我不敢这么做，就安慰自己，不至于吧，就揉了这么一两下，可是我还是很担心，匆匆地跑起来，跑回饭店，老伴在饭店里等我，其实他也刚到，我赶快洗手，彻底地洗手，洗眼睛，我安慰自己，不至于，不至于，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没洗手就揉眼睛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返回美国的前夜，沈睿已经出现感染症状。她一边自我怀疑，一边用尽方法确保自己顺利返回美国。返美当天在墨西哥的机场和返美后第一天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沈睿事后分析，墨西哥哈瓦卡机场快速检测是旅客承担高额费用的外包服务，腐败造成了检测的阴性结果；返美后第一天由其伴侣“主持”的采样自测结果是阴性，沈睿认为是因为其伴侣的操作顺序出错。

入美国过海关的时候，没有任何人问我们是否有测试结果，我除了发烧之外，嗓子还是很疼，头也疼。美国入关手续简单，没有人问你做过什么，去哪儿了，没有人追查……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无组织乱糟糟的地方，我庆幸这种无组织，也习惯了这种无组织，你必须对自己负责，没人对你负责，没有人关心你的事情，你得自己关心自己，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和商周在自述中类似的是，在不确定性面前，所有当事人都（包括沈睿的伴侣）认为是感冒/流感。“我（沈睿）也这么认为，我觉得可能真是感冒了，因为症状很简单，就是发烧，嗓子疼，头疼，没有任何其他症状。”商周认为应对新冠感染与流感唯一不同的一点“应该是需要十分地小心避免传给他人”。沈睿一边自我监测（停/吃退烧药、“让烧发出来”、测量血氧浓度）、补液（喝水喝茶喝汤）、吃维生素吃饭补充营养，一边取消与学生同事的会面来避免疾病传播。直到返美第四天（即出现症状第五天），沈睿才自测阳性，在学校监测确认阳性后，当天学校护士通知其居家休息、隔离，文中也并未提到医药治疗方案（除了一共吃了五片退烧药）。

周六了，算起来我一共病了六天了（作者注：实为出现症状第七天），这六天的感觉过程是这样的：嗓子疼痒，发烧，头疼，嗓子突然好了，烧退了，就是没力气，彻底的没力气，说话都费劲儿，出汗，没有缘由地大汗淋漓，突然力气回来了，今天从早上开始我就有力气了，说话回归正常了，底气也回来了。

老伴在周四开始有症状，跟我很相似，他今天是第三天，我已经走出了深林，我感染并经历了病毒发作的整个过程，六天之后，瘦了一圈，虽然我猛吃猛喝着，似乎也无法抵抗瘦身的趋势……

沈睿在染病自述文章中，以社会观察者的眼光记录了墨西哥的见闻经历、自愈期间身体状况的变化以及坚持进行的教研工作。她的自述记录、评论了美国海关现阶段对疫情无监控、民众处于“无组织”依靠个人自觉进行防疫的政治文化特色。她的自述着重描述了染病和自愈过程中的感受（“感觉”），在感受中形成对疾病的认知，同时呈现了一位职业知识女性应对新冠病毒感染和自愈的策略，“我今天记录下来我的感觉，在这场影响全世界的大流行病里的我的一个病例”。在染疫和自愈期间，沈睿依旧进行高强度的日常工作。一位与就读于幼儿园的独子两人身在日本的华人女性，在某微信群（引用获得当事人知情同意）也分享了在没有注射疫苗的情况下母子感染与自愈的体验，“（孩子）就发烧了两天就好了，”她说，“在这里确诊真的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在中国的）妈就特别担心，特地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国内太恐慌了。”沈睿和商周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学者针对简体中文读者的公开自述，可以贡献于消解公众对疫病的恐慌和歧视的作用，并将染病和自愈分解为自我关照的福柯意义上的技术（technique）过程。

2022年3月8日，微信公号《新三届》发表了一篇文章“疫中丨刘澜昌：全家感染新冠！我的香港居家抗疫实录”。[4]刘澜昌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同时身兼现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其自述具有政治身份自觉和政策建议的立场，批评香港老人群体中低疫苗覆盖率、围楼强检、方舱医院的政府政策责任，并提出普及疫苗实现保护、轻症居家抗疫、中西药并用缓解病痛感受、情绪管理、争取香港尽早达成“群体免疫”等建议。2022年2月起是香港奥密克戎疫情高峰期，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4月1日期间，政府登记新冠患者人数为：725257（核酸检测） 和425350（快速抗原检测），累计死亡个案为7732人。[5]香港面临前所未有的感染数字飙升压力和全球记录在册的最高致死率，其中一个原因是老年人群中的低疫苗普及率。香港和旅居日本的华人女性所在城市一样，具有人口密度高、居家空间狭小的特征。当时香港社会正在辩论是否进行全民检测。2月26日刘澜昌出现症状后由护士身份的女儿协助自测，结果是阴性，直到3月1日再次自测才报告为阳性。他认为“就是因为在家里多留了三天，结果太太、儿子，还有工人姐姐，也都中招了……值得一说的是，她们仨，在我阳性时自测都是阴性，到了有症状出现时也还是阴性。”他以病人的亲历，甚至总结出他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和传媒都没有公开宣传的奥密克戎染病和自愈“规律”：

1、感染奥密克戎轻症患者，一般在接触到病毒的第4天开始出现病症，也是这时才有可能自我检测到。

2、出现“两条线”最明显，已是第6天。

3、第9天起，不再会传染他人。

4、有些人感到不适，连日自我检测都是阴性，直至开始退烧，才验出是阳性，证实之前已中招。

5、 从检测结果阳性(第4天)，到不会传染他人(第9天)，共为期六天。家居检疫者若已打两针疫苗，连续两天自我检测都是阴性，就毋须再检疫了。

这篇以全家（除女儿和孙子二人）染病和自愈经历来进行直接的疫情防控政策评论的自述，也着重论述了染病和自愈的感受。首先是刘澜昌的“愧疚”，未在第一次检测到阳性结果耽误了阻断传播给家人的机会。其次是家人对其作为感染源不“埋怨”，家庭团结的情绪氛围、“信心很重要”，都成为刘澜昌自述里自愈过程中增强的“免疫”功能。同时，刘澜昌和旅居日本的华人女性都直接表达了染病也是获得/加强免疫的认知。染疫患者对自身身体感知的理解和信心，在疾病应对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刘澜昌说：

自己的身体自己体会，自己治。

我的经验两条：一是，一定要用中药给自己发几次汗。发一次汗，免疫力提高一档。二是，为了睡好觉，一定要吃西药，镇咳、止痛，加入定，睡个好觉。

身处瑞典的经验：我的新冠感染与自愈

瑞典政府的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最早提出群体免疫并促使瑞典实施该政策。但是，当时的病株致重病率和致死率高，疫苗也并未研发出来，各国对此持观望态度。现在作事后回顾，群体免疫政策虽然是长远来看的必然路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保护高危人群、减少重病率和死亡率，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有待流行病学家进一步研究和阐述。我作自述的位置基于多重身份交织：社科背景（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的博士学位训练），人文关怀取径（艺术创作与学术发表），多重创伤幸存经验（散见于公开发表的文章、纪录片电影、诗歌和小说），以及高校教育者身份意识（分别在瑞典与香港完成高等教育教师资格课程）。在2021年7月抵达瑞典之前，我在以色列已经经历了隔离（2周）、多次封锁（不可离家、不可离家100米等不同规模的封锁），在香港也经历了隔离（2周）和严格的社交疏离，同时于4月在香港完成第二针复必泰疫苗接种。抵达瑞典时第一感受是非常少人戴口罩，室内空间地面有社交疏离保持1.5米距离的划线指示。我的居住地是大学城，在暑假季已经人口稀疏，除了入境第一周作自我隔离管理、进入超市购物时戴口罩外，其他时间都不再戴口罩了。8月中下旬开学后大学新冠防疫的政策有过变化，大部分时间是远程办公和线上教学，日常我也保持几乎是隐居避世的状态，因而平安、平静地度过了整个秋季。

当地时间2022年2月9日，瑞典哥德堡，瑞典当日解除所有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恢复完全开放。

12月30日，考虑到根据研究报告疫苗保护效果已经在半年后消失，我去社区诊所打疫苗第三针（也是复必泰），到了诊所取诊所的口罩戴上。打完针在诊所休息了15分钟并多停留了十几分钟。返家后入夜开始感觉不适，发烧。我当时并不在意，因为第一针我经历了发烧、恶心、肌肉疼痛的疫苗反应（前后三天）；第二针的疫苗反应比第一针更强、持续时间也略长（前后四天）；第三针据亲历者报告和我对自身体质的理解，预估疫苗反应会超过前两针。也有同事、朋友分享在同样类型的三针疫苗接种的全过程中完全无反应、无感觉的。

虽然发烧日均40℃，除了困了就睡、补液（果汁、汤、茶、水）、吃维生素、努力进食补充营养以外，我并没有多做其他。这也是我一贯应对感冒、流感的方法。在国内生活时，出现感冒或流感症状，我做谨慎自我观察进行风险防范，有时就医但不用医生开的抗生素，依靠自身免疫来进行自愈并逐渐有意识地进行增强免疫力的活动。初到香港以及后来搬家到香港生活的重要一课，就是看见公共卫生间的洗手指南：包括清洁手部的细节步骤、使用清洁剂的方法。在感冒/流感时戴口罩出行，许多香港（还有日本）朋友在感冒/流感时在家也戴口罩不传染给家人。这是SARS之后香港公共卫生政策的遗产，对公众的卫生行为进行塑造。新冠流行期间，香港特区政府执行了严格的口罩令，我自身经历和在港有孩子的多个朋友分享，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戴口罩事实上减少了甚至完全避免了当事人的上呼吸道感染。我因在2000年代末期参与了本体感觉疗法的学习和实践，也相信人的身体作为动物性的一面，在适宜条件下具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宁可多花时间让免疫系统对身体进行修复，在可控情况下避免外力（药物）介入。此外，2019年我曾经在出差瑞典时突然呕吐，急诊护士判断是初来乍到感染了身体无免疫的病毒。他给出的方案是回宾馆睡觉休息，补液，靠自身免疫康复，在床头放一个桶来接收呕吐物，免得突然起身导致昏厥或来不及去卫生间。“如果实在不放心，你也可以选择在医院躺着过夜，我们会监测你的情况，但我们不会给你用药”，护士补充说。最后我选择回宾馆自愈。结果也是如此。

发高烧持续到第三天，咳嗽已经比较厉害，咳嗽会引发胸口疼痛，除了发烧、咳嗽没有其他症状，但人已经很辛苦了，浑身无力。家里存了自测试剂盒，当时是女儿的中学若同学向学校报告感染新冠（匿名），学校做流调通知密接者，女儿若在密接者范围，就必须自测，若是阴性且无症状，可以继续上学，若出现症状哪怕检测阴性也要自我隔离。我自测是阳性，女儿无症状且自测是阴性。我给当地社区诊所电话，希望住院，可以避免女儿感染。护士听见我的咳嗽声，马上安排当天下午见医生。医生做快检的结果是新冠阳性，核酸检查（两天后出结果）也是阳性但未告知何种病毒。关于我住院的请求，看诊医生与传染科医生交流后，当时给我做了两次呼吸测试，结果是不符合入院指标。于是开了退烧药、止咳糖水（含激素），以及一种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喷剂（Bufomix Easyhaler），让我回家隔离自愈，他在核酸检查报告结果出来后电话回访。在药房取药时，我发现药剂师根本不戴口罩，我的接诊医生刚好经过药房，也没有戴口罩。瑞典也没有强制戴口罩的政策要求。

回家后我待在卧室自我隔离，靠外卖获得食物。考虑到使用喷剂有真菌感染的风险以及我的易感体质，我除了高烧和咳嗽没有其他症状，就没有使用喷剂，仅使用退烧药和止咳糖水。我在医生回访电话中沟通了这一点，医生表示无异议。这次感染是我入境瑞典后唯一一次瑞典公共卫生机构与我的联系，其他日常仅按照女儿学校发布的新冠管理指南和大学所在部门的指导原则行事。高烧日均40℃持续了七天，就突然消失了，力气也开始回来了。自测我已经是阴性但女儿的是阳性，她第二针复必泰疫苗是2021年7月初注射的，她几乎无感（无症状），圣诞新年假期结束后还继续在家开心地玩了一周不上学。我也没有再为她预定注射第三针疫苗。她在1月17号返校后，因已经向学校报告感染及自愈后自测阴性且无症状，再有同学感染新冠，就免除了自测和隔离的措施，可以如常上学。多次自测阴性以后，我还会在受凉或说话多的情况下咳嗽，以及有时感觉疲惫，体重下降了约五公斤（女儿的体重从2021年夏天一直增长，即使在2022年1月染疫，也共增长了约五公斤）。大约从出现症状算起一个月后，就感觉身体状况与健康时无任何差别了，于是专注于摄取营养增加体重，以及日常超过一小时户外冷空气中的活动（其实就是骑自行车爬坡或远距离快走）来锻炼身体。

2022年2月，北欧国家陆续全面开放。女儿所在中学发通告给家长，2月9日开始，若出现症状或自检时怀疑得了新冠，须在家自主隔离自愈，政府卫生机构不再提供核酸检测，（怀疑）染疫当事人若联系诊所、医院，有可能会获得检测（未声明是否核酸检测），家中有人染疫但家人若无症状，无须隔离，学校不再记录、报告、通告新冠感染病例。我联系本地的卫生机构希望给女儿注射第三针疫苗以备她在暑期期间国际旅行使用，得到的回复是政策规定青少年不必注射第三针因而就不了了之。大学我所在部门在延续了一周网络授课的过渡期后，也进入了面授和无须保持社交距离的日常。

在染疫和自愈的过程中，女儿在几乎是无感以及不用上学的快乐中度过。我虽然承受了身体的不适，但心理上没有因病痛而感到额外焦虑。虽然当时因其他事出现情绪波动，但仅对感染新冠而言，并无额外忧虑。在社工、咨询师相关的工作训练和禅修练习中，我习得情绪处理的一种路径：自我观察-觉察情绪-理解情绪出现的缘由，认可情绪-情绪消散/若无法处理困扰性情绪就通过自我表达（创作）、求助外部专业力量或封存未来处理-完成该次情绪处理。我当时已经明白，两针复必泰疫苗是半年前注射的，有可能已经对我无保护，第三针在出现症状当天注射的，按照疫苗说明应该还没有产生效果。后来，旅居日本的华人女性在2022年3月29日分享染病与自愈经历时，提到她与孩子是没有注射疫苗的情况下感染和自愈的。1月份染病时，我心理上的安全感，主要还是基于阅读关于奥密克戎高传染低重病和致死率的研究报道、染疫者在社交媒体的分享、在瑞典日常生活中大家不戴口罩以及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轻松感，以及在瑞典对医疗系统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虽然独自在瑞典举目无亲，医生和护士反复嘱咐，若自我感觉病况紧急，马上呼叫急救车。

在自愈后，我才开始告知在香港和内地的家人，母女曾经染疫并自愈。起初我的解释是应该在诊所打第三针疫苗时感染的，但其实也有可能是在咖啡馆感染的——我虽然选择了社交疏离的生活，但也去过几次咖啡馆并在咖啡馆长时间停留、进食、写作，还去过几次超市购物，只是在超市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我虽然在海外的朋友圈简单分享，却没有马上对国内的其他人讲自己感染和自愈的经历，因为在华语社交媒体上看到对新冠感染者的恐惧和歧视、排斥态度。国内地方性新冠感染病例报告后，在防疫政策制定、实施以及公众反应方面，地域性歧视也十分明显。我略有被歧视的担忧（与旅居日本的华人女士所表达其母亲的担忧一样）。3月初，受社交媒体上香港朋友们分享感染和“自愈”经历的启发，“自愈”让我找到了自述的切入口和分享的公共性——疗愈。于是，3月12日，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自己的新冠感染和自愈的过程，希望亲友读到后，可以在亲历新冠防疫时缓解紧张心态，并藉此机会更新应对感冒、流感、新冠疫情的自我关照技术和认识。本篇文章的写作出发点也基于此——一种自我关怀和关怀他人的情感与公共伦理，同时也希望把自叙式民族志研究方法介绍给同仁，总结、反思从病患角度提供的自我关照技术、情感表达和疗愈经验。

结语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方法上作一个简单的示范，运用自叙式民族志为探讨新冠防疫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角度。通过跨国华语叙事中“我”的新冠感染和自愈，提供一种患者视角进行生命政治的思考，承认自我和肉身的脆弱，激活人的能动性，回归“人”的生存状态和“运用理性”的常态 (Zeng 2020)。同时冀望当下公众与防疫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考虑新冠疫情及防控带来的个人与集体创伤，消解传统、主流文化对“瘟疫”“疾病”的恐惧与抗拒排斥，摒弃因疫情控制带来的人的工具化（非人化）、人际关系疏离甚至割裂。从而使具体的个人和公众可以在具有关怀品质的日常互动中，疗愈新冠流行带来的创伤 (Zeng and Liu 2020)。

参考目录：

Adams, Tony E., Stacy Linn Holman Jones, and Carolyn Ellis. 2015. Autoethnography. Understand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oke, Jenna. 2017. ‘Following the Aesthetic Impuls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a Poetics of Trauma’.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44 (2): 298–316.

Ettorre, Elizabeth. 2017. Autoethnography as Feminist Method: Sensitising the Feminist ‘I’. Routledge. 

Fletcher, Megan Alyssa. 2018. ‘We to Me: An Autoethnographic Discovery of Self, In and Out of Domestic Abuse’.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41 (1): 42–59. 

Foucault, Michel. 1990. The Care of The Self.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Vol. 3. 3 vols.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Gildea, Iris. J. Brooke. 2021. ‘The Poetry of Forgiveness: Poetic Inquiry, Forgiveness and Autoethnography in the Context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CSA) Recovery’. Journal of Spirituality in Mental Health 23 (1): 77–97. 

Goffman, Erving. 1986.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Holmes, Mary. 2010. ‘The Emotionalization of Reflexivity’. Sociology 44 (1): 139–54. 

Jones, N., and P. W. Corrigan. 2014. ‘Understanding Stigma’. In The Stigma of Disease and Disability: Understanding Causes and Overcoming Injustices, 9–34.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Liu, Shao-Hua. 2018. 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 [Leprosy doctors in China’s post-imperial experimentation : metaphors of a disease and its control]. E-Book. Taipei: Acropolis.

Nussbaum, Martha Craven. 2015.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san Sontag. 2013.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Kindle. Onlin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Yang, Guobin. 2022. The Wuhan Lockdown. E-Boo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Yu, Tianqi. 2019. ʹMyʹ Self on Camera: First Person Documentary Practice in an Individualising China. Edinburgh Studies in East Asian Fil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Zeng, Jinyan. 2020. ‘东亚与全球抗疫：对韩炳哲数位化生命政治的误解与补充 [A Critique of Byung-Chul Han’s Digital Biopolitics theory in Comparing the Epidemic Control of Eastern Asian and the World]’. 思想 [Reflexion], no. 41: 305–14.

Zeng, Jinyan, and Shao-Hua Liu. 2020. ‘对话刘绍华：“防疫”中国 [Epidemic Control in the Post-Imperial China: A Conversation with Liu Shao-Hua]’. 思想 [Reflexion], no. 40: 211–31.

注释：

[1] 见：商周，2021年9月30日，接种两剂疫苗后，我感染了新冠，《知识分子》 https://mp.weixin.qq.com/s/IDWRFsA3im2VTx-gkIYvUw

[2] 本文作者将引用的文字加粗表达，以下同。

[3] 见：沈睿，2022年3月21日，沈睿：我感染了新冠，《新锐评》 https://mp.weixin.qq.com/s/DA6urLc-7PmMFoaxk9iwPw

[4] 见：刘澜昌，2022年3月8日，疫中 | 刘澜昌：全家感染新冠！我的香港居家抗疫实录，《新三届》https://mp.weixin.qq.com/s/5DT2saNkSzsOgs1K8Mgefg

[5] 见：香港特区政府，2019冠状病毒病第五波数据（2021年12月30日至2022年4月1日00：00）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5th_wave_statistic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