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重新发现潘恩”的再讨论——如何理解潘恩与他的时代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是美国著名史学家埃里克·方纳于1976年出版的著作，也是方纳的成名作之一，自出版以来就成为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必读经典。作者深受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以及美国“新劳工史”的影响，试图从潘恩的生平际遇和多本著作出发，将潘恩的思想话语（尤其是社会平等主义和改善经济的激情）与为美国独立而进行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对美国革命时期政治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进行深入探析，有力推动了学界对于潘恩形象及其时代的重新认识。该书采用“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革命史，不仅精彩揭示了潘恩及其思想如何深刻影响革命时期的美国，而且细致考察了英法美三国对潘恩动态且多样的接受情况。2022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本书中译本，译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杨钊副教授。

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组织线上会议，邀请学者围绕《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以下简称《潘恩》）展开讨论。本次圆桌讨论会由世界史所金海研究员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杨钊副教授为主讲人，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卓健、世界史所助理研究员魏涛为与谈人。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

讨论会伊始，杨钊谈了作为译者的感想与体会。他认为，虽然中国对美国的关注颇多，但实际了解不足。中国的美国研究总体上还是以对策研究为主，大部分研究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美关系的研究上，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美国历史关注不够。就国内的美国史领域来说，学者们大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20世纪之后的美国史，相对忽视了对美国早期历史的研究。他指出，美国历史虽然时间不长，但具有很强的延续性，美国当下很多问题的源头其实都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奠基和立国时代。因此，无论从学术积累的自身逻辑，还是从了解美国的现实需要来看，学界都应当加强美国早期史研究。

接着，杨钊阐述了在新社会史冲击下的精英政治人物思想研究现状。他说，美国的美国史学界受到新社会史、新文化史、跨国史的交替引领，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呈现衰落态势。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则更多关注外交史、环境史、城市史、移民史、黑人史等领域，对政治史的研究也非常不够。方纳的这本书既可以看作政治文化史，也可以看作思想史的研究，如何重审政治史研究、如何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揭示观念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方纳的这部著作提供了诸多启示。方纳没有只是对潘恩主要著作的文本本身进行义理上的解读与阐释，而是重点关注潘恩如何把共和主义的思想和价值观普及到普通民众中，并形成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的整个过程。

最后，杨钊论述了该如何看待潘恩共和主义思想的矛盾性与跨国性。方纳在1960年代的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而当时整个美国学术界和思想界都深受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影响，整体呈现出左倾的思想氛围。方纳深受其影响，试图梳理美国激进主义的思想谱系，关于潘恩的这本书就应运而生。到1980年代里根上台之后，保守主义完全主导了之后四十多年中美国政治议题的设定，并且有力地塑造了美国的公共舆论。因此，在一个保守主义占据上风的时代里阅读此书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美国建国之父的谱系中，潘恩不像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和富兰克林那样耀眼，长期受到忽视。直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史学界才兴起了“重新发现潘恩”的热潮，潘恩的著作得到编辑整理，关于他本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方纳的这本书是“重新发现潘恩”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潘恩的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杨老师提到，潘恩的思想并不适合当代的政治分野，左右两派都试图将其引为同道。他主张民主和平等，被左派奉为英雄；他鼓吹自由放任经济，反对政府征收高额税收，则对右派极富吸引力。对潘恩思想的解读本身就构成了当下美国思想论争的一部分，这种矛盾性证明了潘恩不是一位书斋中的学者，而是一位随时能够根据环境调整自己主张的行动者。另外，潘恩作为美英法三个世界的英雄，是跨国思想网络的先行者。他的思想为何在美国大获成功，在英法两国却命运多舛，在跨国史引领史学潮流的当下，值得我们进一步地研究。

托马斯·潘恩

与谈环节，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冯卓健首先提到，方纳写这本书正值美国革命200周年，当时美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研究美国革命的潮流，这是本书的写作背景，值得关注。

方纳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影响，在这部书中论述了当时美国社会与潘恩《常识》之间的互动，强调了下层结构与上层结构的互动关系；方纳并不想单纯地讨论潘恩的文本，而是试图将潘恩放在其时代脉络上去理解他，通过重建当时的社会时代，来重现潘恩的政治社会宗教思想是在怎样的脉络中产生的，以及如何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互动的。这本书在当时的开创之处在于，整合了政治史、思想史，与社会史。而这也是方纳的学术生涯的风格，他后来的一些经典之作，例如他的重建时期的美国史，跟他对奴隶逃亡的所谓的“地下铁路”的研究，以及他对林肯与奴隶制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都延续了这个风格。

方纳在2005年的再版序言中提及了1976年《潘恩》出版之后，学术界在这个议题上的发展。冯卓健在发言中又对此主题作了延伸，谈了2005年以后的几个新方向。首先，是大西洋史研究的取向。他以塞斯·科特拉（Seth Cotlar）的书为例，说明科特拉的Tom Paine’s America一书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潘恩在1802年回到美国时，为何不像他当初离开美国时那样受欢迎了呢？Cotlar用潘恩来谈跨大西洋世界中激进主义的兴起与衰落。另外，也有学者开始以大西洋世界为脉络，细究潘恩写作中所呈现的思想。例如，J. C. D. Clark在2018年出版的Thomas Paine: Britain, America, and Franc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他意图在这本书中重新诠释当代对潘恩的评估。他认为，潘恩有其影响力，但是是作为一个18世纪的人物，而不是因为他预期了或解释了现在被视为是现代性的东西。他认为，潘恩很有影响力是因为他并没有原创性，也是因为他很精明地运用了当时很多人已经十分熟悉的英国式的政治语言。他常常采用那些捍卫英国与美洲的既有秩序的人也一起共有的政治语言。在这一点上，他和方纳的看法非常不同。方纳认为潘恩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语言和政治话语风格。即便潘恩可能开创了新的政治话语的风格，但是Clark认为，潘恩运用的其实还是当时的人已经非常熟悉的政治语言，而这也是他的影响力的来源。

此外，冯卓健也认为，该书主要论述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忽略了当时社会上的保守主义，如果能加入潘恩跟效忠派的对话，则能更完整地呈现潘恩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关系。他建议，可以在本书的基础上与文化史作进一步结合，去分析潘恩是如何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中，突破当时的文化惯习，用旧有的政治语言做出开创性的政治论述。最后，他提醒，我们研究美国史时，应该多思考我们作为外国人去研究美国史的优势，从而探索出与美国史学界不同的视角与方法。

Tom Paine’s America

Thomas Paine: Britain, America, and Franc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魏涛首先谈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的结构体例。他认为《潘恩》在体例上并不一致。正如王希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在从事潘恩研究时，方纳似乎原本计划写一本关于潘恩的传记。但是，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又不完全是以传记形式而写成的。正如他“再版序”中提到的，他写完美国革命部分之后，篇幅已经很长，出版社认为这一部分已经构成了一本书的内容，而且赶在1976年出版也具有特殊的意义——纪念《常识》发表二百周年。也许因为如此，方纳称《潘恩》一书只是一种重构潘恩思想的“早期的企图”。在第二章到第六章，方纳主要讨论潘恩与费城工匠及激进分子之间的联系、对《常识》中所暗含的激进主义思想和共和主义思想进行文本分析和解读、同时围绕价格控制和北美银行而展开。美国革命时期的这部分内容更像是以潘恩为中心来考察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费城的历史。虽然书的标题是讨论革命时期的美国，但第二至第六章的内容基本上讨论的是费城和宾夕法尼亚的政治、社会和商业史。除第一章和结尾是用传记方式写作外，其它内容分别围绕具体的主题而展开，进一步探讨潘恩与美国革命之间的关系。用王希教授的话来说，“这本书不是一本潘恩传记，而是一部用传记的框架写出的潘恩思想演进史”。或许，方纳把标题改为《潘恩与革命时期的费城》会比《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更合适一些。

另外，魏涛重点讨论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方纳试图寻找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潘恩。方纳研究思想意识，但跟伯纳德·贝林和共和修正学派所倡导的专注于历史文本分析的思想意识研究方法明显不同。方纳对思想意识的研究跟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波考克也存在明显区别，波考克尝试从历史语境中理解政治思想。方纳吸收了波考克对政治语言分析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但是，跟波考克不一样的是，方纳试图从费城工匠阶层的视角来解释潘恩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关系。这就是方纳所倡导的观念的社会史。尽管这本书的书名突出强调了“潘恩”，但它并不是一本传统的传记。相反，这是一种尝试，通过分析潘恩和他的时代的关系，通过一种特定类型的激进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来理解美国革命的社会史。

约翰·波考克

在不完全挑战思想意识学派的情况下，方纳用阶级术语来“定位”潘恩。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启发，方纳试图从工匠阶层的视角来切入潘恩所处的费城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在1770年代，费城的男性居民中有一半的职业可以被归类为工匠。方纳认为，潘恩是激进派工匠（radical artisan）的代表人物之一。另外，方纳也把大卫·里滕豪斯当作激进派工匠的代表人物之一。方纳指出：“要全面了解潘恩在北美的职业生涯，必须研究潘恩的工匠观众和其他群体（此前被排除在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之外）突然进入‘政治国家’的过程。这种调查必须借鉴欧洲学者的重要工作，最著名的是爱德华·汤普逊，他们出色地追溯了这个时代英国和法国下层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历史。”这使得方纳的《潘恩》研究带上了典型的“哥伦比亚学派”的特征，在所有研究潘恩的传记或专著中显得独具风格。

但是，魏涛强调，在美国革命前夕以及美国革命时期，潘恩的经历并不像是一个典型的工匠阶层的代表。方纳的工匠在某些情况下是经济上的平等者，是贫穷商人的上层。他指出，方纳的工匠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但事实上，这些工匠阶层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政治群体，且存在多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潘恩在费城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政治和经济精英，这些人包括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以及他在思想意识上的批评者或对手约翰·亚当斯。当然，潘恩的朋友还包括本杰明·拉什、大卫·里滕豪斯以及罗伯特·莫里斯等，他们都来自中上层家庭。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虽然出身于英国的底层阶级，但潘恩一直尝试着挤进这些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阶层。

此外，潘恩参加的一系列政治和外交活动也使得他并不能完全代表费城的工匠阶层。宾州宪法大会召开的时候，潘恩自愿成为宾州民兵中丹尼尔·罗贝多将军的秘书。1777年，潘恩成为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Congress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的秘书。1778年，他在小册子中提到了与法国正在进行的秘密谈判。由于潘恩与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塞拉斯·迪恩（Silas Deane）在政治立场上发生冲突，造成潘恩于1779年被驱逐出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在独立战争初期，潘恩还担任大陆军队将军纳撒尼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的副官。1781年，潘恩陪同前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的儿子约翰·劳伦斯秘密出使法国。在这次旅行中，潘恩陪同约翰·劳伦斯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试图代表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向法国政府寻求额外资金资助，尽管无功而返。需要指出的是，约翰·劳伦斯是华盛顿在大陆军队的陆军副官。约翰·劳伦斯是南卡罗来纳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精英，曾在英国和瑞士接受教育。在革命时期，潘恩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拉斐特侯爵，以及其他大陆会议的议员以及大陆军队的军官维持着密切联系。法国大革命时期，潘恩成为国民公会的议员。后来，在潘恩的多次恳求下，纽约州承认了他为美国的政治服务，并向潘恩提供了位于纽约州新罗谢尔的一处房产。在华盛顿的建议下，潘恩从宾夕法尼亚州和国会获得了相应资金。潘恩于1783年在新泽西州波登敦市（Bordentown City）法恩斯沃思大道和教堂街的拐角处买下了他唯一的房子。他定期住在那里，直到1809年去世。这是世界上潘恩购买房地产的唯一地方。潘恩的财产、潘恩的政治和军事经历以及跨大西洋的政治冒险等说明他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城市工匠。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潘恩并未与费城的工匠生活在一起，并从事工匠的集体生活，尽管方纳试图强调潘恩与这个群体保持了一些密切的联系。对费城工匠感兴趣的读者，或许可以参考一下Donna J. Rilling的相关研究（Making Houses, Crafting Capitalism: Master Builders in Philadelphia, 1790-1850）。

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潘恩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三个国家扮演着一名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政治小册子作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潘恩是一名世界公民或普世公民。正如小杰克·弗鲁希特曼（Jack Fruchtman，Jr.）所指出的，潘恩同时声称自己是“一个致力于维护人类权利的普世公民”（a universal citizen）和一个美国爱国者“并非不相容”。潘恩的跨国或跨大西洋经历，以及潘恩政治思想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传播使得他更适合从大西洋视野或跨国视野来进行研究。但是，在后记中，方纳把潘恩在1787年之后的经历全部放在了一起，显得有些庞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写作《潘恩》这本书的时候，大西洋史并不像今天这般在欧美史学界如此流行，尽管贝林已开始尝试对大西洋史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也正是如此，方纳对潘恩的研究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和新的研究可能。

魏涛进一步指出，从跨大西洋视角或跨国视野研究潘恩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研究潘恩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联系、潘恩与跨大西洋激进主义、潘恩的政治思想与跨大西洋启蒙运动或者潘恩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潘恩与跨大西洋共和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等主题。这些还值得后世学者继续深入的研究。《潘恩》出版后，欧美史学界相继出版了一些研究潘恩的重要专著。2005年，《潘恩》再版，方纳撰写了一篇“再版序”，也简单介绍了从1976至2005年研究潘恩的重要专著。在“再版序”中，方纳也注意到了需要从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潘恩。但是，在写作《潘恩》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方纳并未真正从大西洋的视角来进行尝试。

由于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早期史和大西洋史，魏涛补充了一些从大西洋视角或跨国视野来研究潘恩的学术专著。2005年，伯纳德·文森特（Bernard Vincent）出版了《跨大西洋共和派：潘恩与革命年代》的专著，主要从跨大西洋视野来研究潘恩的共和思想。2006年，克雷格·纳尔逊（Craig Nelson）出版了《潘恩：启蒙、革命与现代国家的诞生》。2011年，塞斯·科特拉（Seth Cotlar）专门从跨大西洋视野研究了潘恩与美国建国初期激进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另外，J. C. D. Clark从启蒙和革命的视角研究潘恩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经历，这也是一部从大西洋视野研究潘恩的重要尝试。而在2001年，J. C. D. Clark编辑了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工作。另外，2018年，卡琳·路易斯西（Carine Lounissi）出版了专门研究《潘恩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这些专著的出版说明从跨国或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潘恩依然很有前景，正好可以弥补方纳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写作《潘恩》时的不足。

《潘恩：启蒙、革命与现代国家的诞生》

在《潘恩》这本书中，方纳简单提到了伦敦激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约翰·威尔克斯在英国国内所发起的激进政治运动，但对在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所引起的“自由之子”的激进政治运动着墨不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读者或许需要参考一下杰克·P.格林和保琳·迈尔的相关研究成果。方纳重点分析了费城人民对《常识》的接受和阅读，也间接提到了英属北美其它殖民地人民对《常识》的反映。不足的是，方纳没有考察同时期英国国内人民对《常识》及潘恩所倡导的激进主义的接受。魏涛指出，如果有学者专门从跨大西洋视角或跨国视角研究《常识》在英国国内的传播及接受情况，或许会对《常识》或潘恩的思想有新的认识。

最后，金海研究员也谈论了自己对潘恩与该书的看法与感想。他通过比较潘恩与海伦·凯勒，指出潘恩的《常识》激发了美国人民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寻求国家独立的激情，为美国的独立做了思想准备，但由于其过于激进的思想，他遭遇了排斥与隐藏。从潘恩的个人经历与悲剧可以看出，时代对个人的约束与限制。潘恩可以被视为时代洪流的缩影，对大西洋两岸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金海说，将跨大西洋的角度放到长时段中来考虑，不仅对潘恩、对美国革命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乃至于整个美国革命与大西洋历史，或许会产生新的视角与看法。